汪曾祺创作风格总结

汪曾祺创作风格总结 第一篇

余光中散文以其新奇而富有变化的语言，奇特而缤纷的意象，丰富而深刻的理趣，诗化的写作技巧，继承和发扬了“五四”幽默散文的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幽默特色，在文坛独树一帜，推动了当代散文创作观念的革新和写作技巧的发展。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生于南京，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又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其创作量之多，名列台湾作家前茅；作品质量之优，亦为台湾文坛所共誉。著名文学家梁实秋曾评之曰：“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为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余光中散文可用“阳刚美”三个字概括。他的散文汪洋恣肆、雄健豪放，但又不乏柔丽。品读他的散文，那种荡漾在字里行间的机智微笑，随处可见。仔细分析起来，便可以看出幽默是余光中散文的主要特色之一。

一、幽默是一个属于喜剧范畴的美学概念。

“幽默”一词来源于拉丁文humour，在汉语中古已有之。“五四”以后，林语堂最先根据humour的英语译音，定为“幽默”，并于三十年代加以大力提倡，“幽默”才引起文坛的瞩目关注。目前，一般的认为幽默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一种轻快，诙谐，而意味深长的特殊笔调，一种风趣而机智的思考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法；它的本质是通过“神形倒错”等方法来表现人们生活或思维中的矛盾，给人以美感享受；其表现效果是一种轻松而有深意的笑。

在现代语义上，幽默和诙谐、滑稽、讽刺很相近，但又有层次上的区别。鲁迅对此就区别的很清楚。他认为幽默决不是一种“单单的玩笑”，如果把它看成“说笑话”、“讨便宜”，那是一种堕落。幽默也不是滑稽，二者“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可知滑稽在感情上的不足。幽默和讽刺紧密相连，但又有其独特本领。讽刺是对可笑性事物的一种否定性的审美评价、一种嘲笑，多用于批评否定。幽默除此之外，还可

用于赞成肯定。特别是讽刺味道较为辛辣，方式比较直接；幽默则较为温和，方式比较迂回。幽默和诙谐确为接近，但前者显得更为高雅些，后者有时不免沾上油气。总之，幽默和诙谐、滑稽、讽刺都有笑的效果，但幽默层次更高一些，更为机智、含蓄，分寸合度。所以，在艺术的世界里，一直把“幽默”推崇为较高的境界。

余光中先生自己也曾说，依他的理解，真正的幽默背后是正面的价值观，真正的幽默并不远离严肃。幽默是一个作家用一颗诚恳的心，比较敏感地观察事物，看出事物的荒谬性。余光中又说，幽默的界限是很难掌握的，太过活泼，就易流向油滑；太过严肃，就易流向刻毒。历史上的幽默大师，都不仅讽嘲他人，也要反讽自己，对自己的荒谬看不到的人，决不是幽默文学家。对于历史上的幽默大师，余光中认为古人以苏东坡为代表，现代文学家以林语堂、梁实秋、老舍为楷模。谈到外国文学的幽默，余光中极力推荐王尔德。综观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则是继承和发扬了林语堂、梁实秋一路幽默散文的传统，同时在语言、意象、技巧的运用上较之前人又有了巨大的进步。

二、余光中在语言的创新中创造幽默。

“余学”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梁说，“余光中”这三个字，代表的就是光彩夺目、光华四射的中文。余光中提出散文语言要有“弹性，密度，质料”的理论，“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拼拢，折来又叠去??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呼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而正是在这种散文语言的现代化中，余光中或是巧妙地、出人意料地推出新意，或是在开放与继承的矛盾过程中，打破习惯的成规，从而获得丰富的幽默感。读余光中的散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描景造像、写意抒情上运用的手法之多样和多变，而这些手法的千变万化，正是文章幽默感涌喷的无数泉眼。

（一）、新奇而机智的比喻太多，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一般说来，大部分比喻并不一定幽默，只有那些由超常态的联想和超常态的关系组合成、并置于一定语流和语境中的比喻，才具幽默。余光中散文中的比喻多出奇想，多处动态，多置超常态的语法结构中，所以令人莞尔。如把自己的书房比作“书城”，

于是书籍便成了书城中的固定“居民”，而各种零星刊物则成了书城中的“流动户口”（《书斋书灾》）；把名作家喻为空心的、纸糊的蹩脚狮子（《如何谋杀名作家》）；用“一串串彼此引爆了的地雷、水雷”来形容蛙鸣之响（《牛蛙记》）；用“鸡同鸭讲”来戏谑外江人于香港佬的交谈（《鸡同鸭讲》）；用“天蓝蓝、发蓝蓝、眼蓝蓝，记忆亦蓝蓝，乡愁亦复蓝蓝??且蓝发而死，连蓝遗嘱也来不及留下”（《呵咦西部》）来比喻天蓝海蓝，博喻兼通感，都令人忍俊不禁。文中那比喻之诙谐生动，让人不由得去佩服这位老先生的才智。

在余光中《论朱自清散文》一文中，余光中评价朱自清散文“朴素、忠厚、平淡，可以说是朱自清散文的本色，但是风华、幽默、腴厚的一面似乎并不平衡。朱文的风格，论腴厚也许有七八分，论风华不见得怎么突出，至于幽默、则更非他的特色。”余光中这一观点的依据就是以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春》为例，找出其中数十个比喻，然后总体评价是轻易，阴柔，在想象上都不出色。余光中认为《春》的末段有这么一句，“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这句活的文字不但肤浅，浮泛，里面的明喻也不贴切。一般说来，小姑娘是朴素天真的，不宜状为“花枝招展”，还有朱自清把春雨比作牛毛、比作细针都不贴切。当然一部文学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我们对余光中给朱自清的评价也不是顶礼膜拜的，但是这其中可以看出，余光中的散文创作理念、审美观念之一，就是构成散文“幽默”的特质之一就是比喻，但是散文之中的明喻必须贴切、自然，隐喻必须曲折、含蓄。

（二）、突破传统的语言文字的限制。

我们知道不但中国古代语言有着自己的传统，当代欧化的语言也有着自己的规范。“五四”以后，中国语言口语化了，这是一大进步；然而几十年后又有了新的限制。所谓对“病句”的挑剔和修改正是这一要求的表现。文学语言要更真实更多姿多彩地反映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又必须要突破。这是一种新的矛盾。许多作家在这个矛盾前却步了，而余光中却大胆地向这个矛盾挑战。语法的森严壁垒被他打破，却又只破坏到原来人们还能理解的界限。如：

将大量非原来习惯的词语，异端想象，新奇形象引入。像“韵本身并不足以成为诗的商标”（《新诗与传统》），“艺术的联合国，正如政治的联合国一样，是要先取得一个国籍，始能加入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目光尽处，落矶山

峰已把它重吨的沉雄和苍古羽化为两重的一盘奶油蛋糕，好像花猫一舔就可以舔掉一样。”（《丹佛城─新西域的阳关》）

改造古文句法。如“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利斯坦；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猛虎与蔷薇》）这是对“微管仲，吾其批发左衽”的改造。“何必白吾白以及人之白，文吾文以及人之文”，这是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改造。

俗俚语和口语的采用。如写美国西部荒凉又兼野气是“兼盲兼聋兼哑会装死”，“说它不毛，他突然就毛几丛给你看”。（《呵咦西部》）

对欧式句子，标点符号的突破。如写在洛杉矶见天上突然下雪：“降落在洛杉矶的蛋糕上那边教堂的钟楼上降落在人家的天线上最后降落在我没戴帽子的发上当我冲上街去张开双臂几乎想大喊一声结果只喃喃说：冬啊冬你真的来了我要抱一大捧回去装在航空信封里寄给她一种温柔的思念美丽的求救信号说我已经成为山之囚白色正将我围困。”《丹佛城-新西域的阳关》

汪曾祺创作风格总结 第二篇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

一、和谐的风俗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在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中，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与之交流、与之沟通，形成了亲切优美的共存关系。

二、散文化的结构

在《汪曾祺小说选》的自序中，汪曾祺发表了一些对于小说的独特看法：“我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线。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都明显地存在着的。……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气氛即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汪曾祺的小说，摆脱了传统小说观念里强调情节，注重人物的塑造，铺设悬念，突出矛盾等结构特点，而是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没有任何的悬念、冲突和高潮，形成了他散漫舒朗的结构风格。

三、诗化的语言

汪曾祺说自己属于“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的气质类型，因此他是用诗人的诗性来感受世界，也是用如诗般极美的语言来书写世界。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的诗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小说形式的诗歌化，内容上则是将现代诗歌意象与中国生活图像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如《受戒》中的二段描写：“屋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裸桅子花，都齐屋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桅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乡村风光!一棵石榴树，一棵桅子花，一花一果，一红一白。我们不由得想到，在这样的花前月下，两个朝夕相伴的少年男女那种爱恋之情的自然发生，以及爱隋的美妙无比。

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是这样写大淖的四季景物变化的：“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幅大淖四季景物变化图的语言都是很常用的，没有生僻古怪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充满了大淖乡土的气息，它扑面吹来，带来大地的清香与芬芳。这些语句就是一首五彩的诗，一首用日常平凡的语言抒写出的诗意盎然的美丽篇章。

“诗者，人之性情。”灵秀笔触与诗意语言的统一，构成了汪曾祺独特的审美世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卓然神韵。

四、健康的人性

汪曾祺创作风格总结 第三篇

汪曾祺散文的写作选材

汪曾祺散文的写作选材

散文最大的特点是“形散神聚”，也就是说在组织材料的方面看似非常随便，但是这些材料却又能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表达一个鲜明的中心。在实际的写作中，我们怎样才能让那些看似散的材料紧密地围绕着自己想要表达的中心呢?这就需要我们掌握散文的选材及材料使用的一些规律。

一、选材

一.确定中心。要说选材，首先得确定文章的中心。因为“材料”是文章的外衣，是载体，而“中心”才是文章的灵魂，是本质。只有先确定了文章要表什么情，达什么意，我们才能选择相关的材料。这就如同做衣服，只有先知道要做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才能选布料，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裁剪制作。

散文的中心，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的强。”郁达夫这里说的“个性”即散文的情和意，也就是散文要突出的中心。因为散文的种类很多，所以这个中心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确定不同的中心。例如，叙事性散文的中心一般是揭示人物的品质，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议论性散文以阐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为主，如鲁迅的《拿来主义》;写景散文以描绘景色的特点和自己的内心感受为主，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哲理性散文以谈自己从生活中获得的人生启迪为主，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二.放开思维。在这里，笔者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确定的那个中心是从哪里得来的?可能答案有多种，但是所有的答案都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生活中受到了触动，想把要说的话表达出来。因此，让我们受触动的那则材料就是写作时的最好选择。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用一则材料还不能够说明问题，这时我们就要打开思维，从多个角度来寻找合适的材料。比如下面的这两个角度。

二、材料使用原则

二.详略得当。当我们确定了那些和中心密切相关的材料后，我们还要根据材料间的“主次”关系，安排好材料的详略，否则文章的中心就不会鲜明、突出。

(一)“点”要详写，“面”要略写。“点”是指文章的重点，直接体现中心思想的内容;“面”是指渲染气氛，交代背景，起烘托作用的内容。例如，叙事性散文中，事情的发展过程是整个事情、整篇文章的主体部分，具体体现中心思想，需要详写;而事情的开始阶段，往往只交代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基本内容，它们是“面”就应该略写。

(二)根据不同性质的文本确定详略。写人记事的散文，常有对景物的描绘，写人记事部分就详，写景部分则略写;以写景状物为主的散文，情景交融，但情是由于景和物而生发的，所以描写景物是基础，应详写，抒情部分是“点睛”之笔，应略写;以说理为主的散文，目的在阐明某种道理、宣扬某种主张，所以，议论部分应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