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公主的事迹总结

平阳公主的事迹总结 第一篇

平阳公主去世后，李渊准备给她办一场特别的葬礼，却遭到反对。太常说：

但实际上，唐朝以前的妇人不仅能有鼓吹，还能领将职。陈朝中郎将——冼夫人就有鼓吹。而且是在生前：

就是在生前赐予鼓吹也无问题。而且这也是早有先例，于史有据的事。

且鼓吹也并非只有女将军才能拥有，刘宋的山阴公主也有：

李渊说：

一锤定音，任何人不敢再有异议。

周之文母一般认为是周武王之母——太姒，一说为周武王之妻邑姜（此为朱熹观点。朱熹觉得“九人治外，邑姜治内。”）。但无论是谁，性别为女是毫无疑问的。（除了文母，其他九位能臣分别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

《太誓》中，周武王曾说：

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乱本作“乿”，而“乿”正是古代的“治”字。乱臣是治世能臣的意思。

可以看出，周武王时期，贬抑女性的传统还未形成。他也并未因文母只承担“主内”之责，就用歧视的眼光看待。能正确认识“主内”的作用，即便在现在，也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李渊等于直接将女儿在大唐的地位与太姒在周朝开国时的地位相提并论了。但遗憾的是，后来，鼓吹的意义便被淡化，不再具有军事意涵。施厚羽博士说：

可知在当时，许多士子看不惯平阳公主拥有鼓吹，却又不敢对李渊有异议，便通过消除鼓吹的军事意涵，达到让“女性绝不可以碰触与军事文化有关的物件”的目的。

事实上，平阳公主葬礼规格之高，不止体现在鼓吹上，还体现在“薨”字上。

在《御批通鉴纲目》中，编写《考异》部分的汪克宽对“薨”提出异议，认为公主不能用此字：

但编写《书法》部分的刘友益认为既然《旧唐书》原文为“薨”，那就是史有明载的特恩，应该沿用。

然而，在《旧唐书》问世之前，平阳公主的光芒却要黯淡许多。

比较了解初唐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本书。

平阳公主的事迹总结 第二篇

平阳昭公主作为女性楷模，一千余年以来，受到的夸赞数不胜数。然而，那些来自封建时代士子的夸赞，在现在看来，几乎都有其局限性，即出于偏见有意淡化。他们的着眼点几乎都是孝道、妇德等利他品质，即便夸其忠勇，也多用来砥砺男性，或是讽刺当代的无能男性。至于军功，反而需要避讳，因为女子“以名为尚”，“以功称于世”是与封建妇德规范相悖的。

而来自明清女性的夸赞，也有其局限性。女性的局限性表现在缺乏科学性，掺杂过多感性因素。比如，以平阳昭公主一生的军功，是否真的够资格名列凌烟阁第一？如果只因她是女性，就要破例将她抬到那个位置，实际上是矫枉过正（当然，如果平阳公主的兵权不曾被剥夺，武德元年后，又还有机会继续打仗，且活的久些，那当然是有可能到那个位置的）。又比如，在夸奖女性楷模的同时，将男性豪杰一笔带过：

秋瑾生活在女性受到深重压迫的年代，出于唤醒社会女权意识的需要，对女性楷模大力宣传，是正确的。但生在新中国的我们要意识到，既然古代士子淡化女性是错误的行为，那么，在现代的书写中淡化男性，同样也是不对的。虽然目前男女仍未真正平等，但平等，绝不可能通过淡化男性得来。还有些时候，女性书写者书写的平阳公主，只是她们脑海中英姿飒爽、恣意洒脱的幻象，是那个自己想成为却没能成为的自己，而非真人。如果游瑜仔细读过相关史书，知道真实的平阳公主不仅没能实现抱负，反而被抹杀淡化，她还会那样羡慕吗？

即便是在现在，能够公正评价平阳公主的人也很少。有些人并不能完整说出平阳公主生平功绩，却每每拿她拉踩其他男性将领，嘲笑他们无能；还有些人觉得，平阳公主已经足够受宠了，一提平阳公主，便拿区区鼓吹来证明“皇恩浩荡”，觉得“在封建社会，这个待遇已经够好了”。但实际上，即便封建社会“就是如此”，也仍有很多女性表达过不满，只是她们的话语权被剥夺了。若当时有全民公投，社会规则一定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样子。无论平阳公主本人持何种态度，至少我们要清楚认识到她所遭遇的不公，并为之不平。

而尤其不可理喻的是，当今的某些编剧，居然编出如下剧情：

某些网络写手居然写出这样的文字：

古代士子尚且对平阳公主持夸赞态度，这些编剧、写手却对历史人物毫无敬畏之心，实在是应该批判。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在评价杰出女性时，应该有新的书写方式——真正“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方式。夸赞平阳公主，只要严格按照史书记载，遵循“实事求是”这一原则，便已足够。仔细阅读本文便可明白，她的军事能力，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也一样可圈可点。

很多人因为李世民的总军功远多于平阳公主，就断言平阳公主的军事能力远逊于李世民，这么比，其实并不公平。公主在武德年间从未参与军事，而李世民一生中绝大部分军功，都是在武德年间立下。如果一定要比较，自太原起兵起，到长安城破止，看这一时间段内谁的军功多，谁的作用大，才是比较公平的比法。这种比法对李建成、李元吉或者其他人也一样适用。许多人说平阳公主“打下半个大唐”，这种说法，从某种角度上是欠妥的，因为，在武德六年（六二三年）的版图中，她曾打下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片。但从另一种角度上，这种说法又是正确的。事实上，截至六一七年长安城破时，相对于李家占领的所有地盘，平阳公主所控制的地盘确实就接近一半。只是，之后的她就失去兵权，不再有出征的机会了。

平阳公主就是平阳公主，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有自己的超凡能力。她的存在，不是用来陪衬哪个男子，不是用来激励哪个男子。她，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实事求是的书写方式，不仅适用于平阳公主，对古代、近代乃至当代的杰出女性，也适用。笔者不敢断言未来如何，但至少在目前的各个领域里，女性一般都不是最高、最快、最强的那一个。难道，若不拿女性中的佼佼者讽刺男性、砥砺男性，她们就没有被夸奖的意义了吗？

答案当然是：不。

如果说速度（v）、力量（F）是男性的优势，那么加速度（a）、力量发展率（RFD）就是女性的优势。我们怎么夸男性群体的“力量”、“速度”，就怎么夸女性群体的“力量发展率”、“加速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先看以下三张图：

女子体育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顶着无数阻力倔强发展。当年，世人认为八零零米便是女性的体能极限，而今天，已经有两位女性，分别参加奥运会、亚运会不分性别组比赛，并战胜所有男子运动员，获得金牌。

请记住这两个名字：张山、徐莉佳。

平阳昭公主若生在今天，就是这般模样。不仅不让须眉，还要战胜须眉。相信在未来，在各行各业，一定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平阳昭公主”进入我们的视线，并一一写进国史。

【完】

平阳公主的事迹总结 第三篇

史书并未记载平阳昭公主的名讳，因为她在李渊的女儿中排行第三，为了叙述方便，在她正式被封为公主之前，我们称她李三娘。

李三娘的出生年月史书亦无记载，只知道早于李世民（即早于五九九年）：

既然李渊第四女高密公主是李世民的姐姐，那么，李三娘必然也是姐姐。至于她的出生时间是否晚于李建成（五八九年），暂时没有史料可供参考。

李三娘长大后，嫁给柴绍。柴绍字嗣昌，临汾人，是遂、梁二州刺史、冠军县公柴烈之孙，隋朝太子右内率、钜鹿郡公柴慎之子。柴绍有勇力，性任侠，后来随侍隋朝元德太子杨昭，官至千牛备身，在长安任职，李三娘也因此长期定居长安。

颇为可惜的是，李三娘在太原起兵之前的事迹于史无载。

六一七年五月，李渊即将在太原起兵，派人传信到长安，让柴绍夫妇速速离开。于是柴绍跟李三娘商量：

其实柴绍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他是走定了，但不可能带三娘一起走。三娘给出如下回答：

结合时代背景，妇人确实“易可藏隐”。隋朝习俗，妇人骑马出门，一般要戴着一种叫“羃离”的东西。

《礼记》云：

羃离本是男子所用，用以阻挡风沙。却因儒家礼教的要求，变成束缚女子的东西。它跟_教的“布卡”很像，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当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当然，有一弊也有一利，李三娘戴上它，隐藏起来肯定是更方便的。

而且据史书记载，李密真的曾用这种方式逃过李渊的追杀：

隋朝宗室杨谅亦曾采用过这一方式：

从以上记载看，当时的人在搜查时，并不会将妇人的幂篱强行掀开。当时，女子的名字也不会广泛流传，“李氏”何其多，就使得搜捕难上加难。而且，大多数人更不会认为一个女子有举兵造反的能力。也有可能，等李三娘的军队都好几万了，隋朝还不知道领军的人是个女子。

所以，柴绍相信李三娘能够藏隐起来，是说得通的。之后，他就离开了，寻小路前往太原。他这一路并不好走，虽然还未被缉捕，但也要穿过许多贼窝。到河东时，他和李三娘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相遇。

李建成害怕万一不能在父亲起事前到达太原，会被朝廷逮捕，便跟柴绍说——

柴绍劝阻道——

李建成听从了柴绍的建议，和他一起去往太原。事实证明柴绍是对的，在李渊起兵的消息传开时，他们已经平安到达雀鼠谷了，再往前不远，就是太原。

柴绍之后还参加许多战斗，但与李三娘无关，故不在此赘述。

柴绍在长安时，李三娘并未表露出要起兵的意愿，亦未显露军事才能。此时，普天之下莫非隋土，“易于藏隐”也不代表就一定能藏隐起来，不然牢里就不会有女犯了。柴绍不可能不知道，李渊起兵后，三娘待在天子脚下有多危险，但他还是离开了。他是害怕一起上路后，保护不了妻子，还是已经决定放弃妻子，希望她在必要时刻，像烈女一样“自觉”，很难说清。

但明确的是，李三娘并没有“藏隐”起来，而是火速变卖家产，招揽部下，为起兵作准备。

“家资”，台湾大学的施厚羽博士认为：

但是笔者觉得，鄠县庄所里的资财也有可能是李三娘的嫁妆，若是嫁妆，就不应被看作是柴家资产。这笔资财究竟是属于柴氏还是李氏，史书并未明说。

招揽亡命一事看似容易，做起来却凶险无比。这数百人里，只要有一个线民出卖她，她“招降纳叛”的罪名就坐实了，无论如何也免不了一死。由此可见，李三娘有过硬的识人之能。

在这期间，李渊起兵的消息就已传到长安，三娘在招兵的同时，还得逃避朝廷的追捕。事实上，即便她什么也不干，也会遭到追捕，谁又敢冒着生命危险窝藏她呢？火速起兵，也算是一种出于无奈的自保方式。

她远在河东的庶弟李智云就被抓住，解送长安处死。

堂叔李神符、李孝基和堂兄弟李道宗也被拘捕，囚禁在长安。即便是她的妹夫，身为外姓人的窦诞、赵慈景，也都被下狱。

由此可见，即便是李渊的亲家母也无法幸免（哪怕她身为女性）。否则，赵慈景完全可以放心逃命。

与此同时，李神符的哥哥李神通亦被追捕。他比较幸运，得以成功逃出长安，之后不久，在太平宫宣告起兵。

太平宫坐落于终南山紫盖峰附近。

那么李三娘起兵的“南山”又在哪里呢？可知的是，必不是终南山。若两人在同一个地方起兵，日后也没有必要合兵攻打鄠县了。若是从未分过，便没有谈合的必要。

从地图上看，此地最有可能是首阳山（离司竹较近）。

以司马师招揽死士一事对比，可见李三娘短时间内招募百余亡命的难度：

司马师早就知道自家的计划，这三千死士也养了很久。而李三娘事先并不知道父亲的计划，是突然之间，才接到父亲要起兵造反的消息；而在她接到消息时，李渊极有可能已经行动。所以，她根本没有司马师那样充足的时间。从只招得数百人看，她能支配的资财也相当有限。而这些，已经是她所能借助的，仅有的外力。虽说李神通也有一支军队，但如果她没有招募亡命，而是直接去投奔叔父，她在军事上是无法拥有任何话语权的。

与她相比，李建成、李世民所得到的支持就要多出很多。起事之前，李渊曾明确表示，希望李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希望李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

太原起兵前后，李世民一直身处李渊的势力范围内，“密招豪友”所需的钱财与人脉，自是非常充足。而李渊要求长子“潜结英俊”是何目的，也再明显不过。但如上文所述，李建成并没能拉起自己的队伍，而是直接离开河东，逃回太原。李三娘身在天子脚下，处境比李建成更加危险，却做到了他没能做到的事情。这也可从侧面证明，李三娘的胆识谋略远超常人。

如果坐以待毙，李三娘身为女子，或许不会死，但也是一定会被下狱的。她意识到，几百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便谋划着招揽更多帮手。这时，拥有数万人马的司竹胡商何潘仁引起了她的注意。

为了说降何潘仁，李三娘派出一名机灵善辩的家童——马三宝。

收降何潘仁后，马三宝就在他的邀请下，回到首阳山，接三娘入住司竹园。三娘到达后，何潘仁派出百人做她的护卫。

马三宝对何潘仁等人说了什么，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结合何潘仁造反的动机，以及他所缺乏并渴望的东西，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大致内容。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何潘仁很希望自己可以脱罪并得到重用。而他本人身为商人，出身太低，难以服众，自立家门并走到最后大概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找个世家门阀投靠，在大树底下乘凉。

但当时豪强很多，其中不乏有世家背景的。而何潘仁手下人也不少，选择谁，看起来都比选择麾下只有数百人的李三娘好。此时，李渊麾下只有三万人，还远在太原，并不能对何潘仁造成什么直接威胁。李渊是否能笑到最后，在当时人看来，也是未必。但是，在这时候，李神通的部队离何潘仁很近。

虽然，李神通的人马远少于何潘仁，亦没有足以树立威望的战绩，但马三宝运用口才，吹嘘一下李神通的实力，让何潘仁害怕，还是有可能的。当然，何潘仁未必就觉得李家能笑到最后，也有可能只是存着和李建成一样的心态，暂避锋芒。

在司竹扎根后，李三娘的军队初具规模。下一步，她选择与李神通联合，攻陷鄠县、杜县。

从记载可以看出这场战斗主要是由何潘仁指挥（此时，李三娘的军队几乎可以说就是何潘仁的军队，她和马三宝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嫡系势力）。从史书记载看，何潘仁虽然有“杀行人”的劣迹，但好歹能听长史李纲的谏言，知错能改。

李神通则起到比较次要的作用。此后，李神通也基本上就是在太平宫或者鄠县留守，不曾出征在外。

之后李世民的话亦可作为李神通只是旗帜人物，并不亲自参与军事的证据：

此时，鄠县县令是独孤怀恩，杜县县令不明。

在正式起兵之前，李三娘已经在独孤怀恩眼皮底下做了很多“造反举动”，而独孤怀恩并没能抓住她。从史书记载看，独孤怀恩的军事能力也相当一般，一生没有一场胜仗：

略定鄠、杜后，局势稍稍稳定，但何潘仁麾下数万人马，不能一直“姓何”。对一个集团首领来说，培植嫡系和制衡部下都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李三娘立刻作出决策，让马三宝去游说其他分散在各地的盗贼首领。

其中几位实力较强的分别是丘师利、丘行恭、李仲文、向善志。

丘师利又名丘师，字行则，是隋炀帝时期的千牛卫。

丘行恭是丘师利的弟弟，隋末与哥哥一起在岐、雍一带割据，兄弟俩麾下共有一万人。

从他“吃人心肝”的记录看，他性情暴烈，非常难以驯服。李三娘能收降他，必有过人之处。

在收降丘氏兄弟后，他们所占据的郿县也被李三娘正式纳入势力范围。

李仲文是隋末群雄之一李密的叔叔，在郿县一带割据，麾下有四五千人。

向善志在盩厔一带割据，麾下也有数千人。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小股盗贼首领，也被马三宝一并说降。所有人率部来到戏下，宣告结成同盟。

自此，李三娘麾下人马在何潘仁部的基础上，又增加数万。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时，虽然诸贼帅一致宣誓归顺，但李三娘还来不及建立足够的威信。也就是说，此时的戏下联军只是松散联盟的状态，缺乏嫡系部队的李三娘亦只是名义上的主帅，无法有效管束诸贼。若后续处理不好，戏下联军极有可能演变成“各自为政”的状态，最终变成一盘散沙。

贼帅们对隋朝各有各的仇恨。而此时的李三娘大概也已经知道李家祖坟被挖，李智云被杀的事。

三娘的妹夫段纶也在蓝田宣告起兵，麾下有一万余人。

进军长安之前，史书并未记载段纶参加过哪场攻城战，所以，他的军事活动应该是以守御为主。

从上面的地图可知，戏下之盟后，隋都以南已全部成为李三娘等人的势力范围。

而留守隋都的卫玄（字文升）、阴世师、骨仪自然不能容忍李三娘继续坐大，多次派兵征讨。李三娘指挥马三宝、何潘仁，将隋军一次次击退。

由前文已知，马三宝、何潘仁都是总管，率众各成一部，谁也不能号令谁。难道他们各自为政吗？显然，必有一个总主帅坐镇后方，同时指挥他们。这个人，正是“亲执金鼓”的李三娘。

自古以来，金鼓便是三军总帅用以号令全军的器物。

从史书记载看，此时，马三宝应该是丘、李、向等“群盗”的总管，何潘仁仍带领自己的数万人马，而李三娘是马三宝、何潘仁二人的直属上司，也是三军总帅。戏下之盟初期，马三宝并无多少嫡系，故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李仲文、向善志、丘氏兄弟等“群盗”是在马三宝领导下，共同参与抵抗隋军的自卫反击战。

此时，在留守隋都的人里，身份最高的是代王杨侑。但杨侑年纪尚幼（仅有十二岁），能力也非常有限，实际上并不参与具体的军政事务。

实际处理军政要务的是卫玄、阴世师和骨仪。他们和之前的独孤怀恩不同，绝非等闲之辈。

卫玄曾经亲征高丽、平过杨玄感叛乱：

阴世师也曾抵御外敌，并剿灭过很多盗贼：

骨仪担任京兆郡丞，主要负责政事：

而且，他们手中的兵力也不可小觑。按《册府元龟》记载，直到李家合攻长安城的时候，卫玄、阴世师麾下还有十万精兵。十万只是精兵的数量，其他普通士兵与非战斗人员还没有统计在内。

可知，在戏下之盟初期，长安守军的兵力只会更多。那么，在此时，李三娘的实力如何呢？论数量，李三娘麾下所有人还不及长安城内的精兵。她麾下士兵的军事素质良莠不齐，论兵员质量，也远不及长安守军。且此时，李三娘对新招募的贼帅还缺乏有效控制。出乎意料的是，在以多打少，以精打杂的前提下，这样的两位良将，却在李三娘手底下连连落败。由此，可见李三娘知兵善战，颇有军事天赋。通过这些胜绩，李三娘逐步在戏下联军中建立了自己的威信，进一步加强了对各路贼帅的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李三娘并没有与驻守潼关的屈突通交战过。与他先后交战过的是李渊、刘文静、长孙顺德、孙华、史大柰。

李渊父子的对手实力如何呢？据记载，屈突通麾下有数万骁果军，霍邑守将宋老生麾下则有三万精兵（本来有一万，长安又增援两万）：

自太原起兵起，到入关中止，屈突通在李渊父子的对手中，是实力最强劲的一个。但相比于长安守军十万以上的精兵，屈突通麾下人马的数量仍然要少许多。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就已拥有三万以上的士兵：

而直接与长安守军对抗的李三娘，麾下最初只有数百人，基本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所以可知，在李家所有人中，李三娘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是最大的。

经过连连激战，卫玄、阴世师领导的隋军已经从攻势转为守势。李三娘乘胜追击，率众渡过渭水，进一步拿下隋都以西的盩厔、武功、始平：

攻下盩厔后，她还做了一件事情——招抚当地道士岐晖（后改名平定）。

李三娘的屯兵地——宜寿宫位于盩厔县南三十里。

在连下三县之后，李三娘又收编七万人马，威震关中。

需要注意的是，按史书记载，这七万只是新来归附的那批人，而不是李三娘的全部人马。

九月庚申，李渊率军渡过黄河。

李三娘得知后，就派出使者，把自己的战果告诉父亲。

而她和李神通、段纶分别有各自的使者，这可以证明她有独立的领导权，不附属于叔叔。

勒兵七万，威震关中，是李三娘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自此，她在关中已经站稳脚跟。这期间，她还有意识地从麾下所有人中拣择出万余精兵，建立起自己的嫡系部队（后来号称娘子军）。这标志着她已经成为联军中说一不二的人物。此后无论是麾下兵力，还是兵员质量，贼帅中都无一人能超越李三娘。

这期间，李三娘的部将丘行恭还取下了扶风：

根据这段记载，丘行恭是在取下扶风后才去参见李世民的。所以在取扶风时，他仍算李三娘麾下一员。从“谒太宗于渭北”看，早在李世民渡河前，扶风城便已被丘行恭取下。

扶风亦是战略要地，相对周边地势较高，易守难攻。三国时期，郭淮就建议防守北原（扶风附近），以防诸葛亮断陇（切断关中与陇西的联系）：

而在李渊占领长安后一个月，薛举之子薛仁杲也曾率众攻打扶风：

若之前李三娘部没有攻下扶风，长安以西就缺了重要屏障，薛举很有可能直逼长安。《旧唐书》云：

自此，关中势力除孙华（直接归顺李渊）外，均被李三娘纳入麾下。关中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项羽就是因为放弃关中，才招致失败的结局。李唐之所以能立国，乃至于统一天下，定都关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上文可以看出，薛举到扶风的时间和李渊入长安的时间只差一个月，如果李三娘没有拿下关中，李家军进入长安的速度就会变慢很多，有可能，长安就会被薛举率先抢下。所以，李唐基业，李三娘居功至伟。

但很快，她麾下的绝大多数军队就都被李渊转拨他人。

在李渊渡河之前，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的所有军队就都被他拨给了李世民：

在由守转攻后，李、向等盗贼分别找李渊请降，正式归降之后，他们就不再听从马三宝调遣，具有相对独立性。

其他军队则在姐弟渭北会师后，由李世民分拨给柴绍和马三宝：

最初，何潘仁麾下有数万人，到了此时，却只剩数千人。究其原因，应该是在和隋军的战斗中损失不少，而李三娘应该也在其中有意识地拣择过精兵，以充实自己的嫡系势力。

可知，何潘仁是李三娘赖以攻城略地的主力悍将，在攻打盩厔、武功、始平的战斗中，应该也是由他担任先锋。

李渊渡河之后，让柴绍在华阴迎接李三娘。此时，法理上仍归李三娘统辖的，就只有万余精兵了。这万余精兵，就是后来的“娘子军”。而其他的，实际上都已归他人所有，只是因为他们还未到达司竹，才仍由李三娘“代替”统率。

之后，李三娘率领一万精兵到达渭北，与李世民会师。会师后，她组建了自己的幕府，并与李世民一起参加接下来的所有军事行动。

以下是从渭北会师到长安城破，李世民参与的所有战斗：

李世民定渭北，平泾阳、云阳，攻打长安，李三娘与麾下一万精兵皆有参与。

前文已经说明，盩厔、武功、鄠县已被李三娘先行攻克。所以，李世民前来，只是代表李渊，对这些地方正式宣告接管而已。

李三娘带着李世民前往司竹，接收驻扎在司竹的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部：

那么，是否在此时，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麾下人马已增至十三万？

《册府元龟》叙李世民“趣司竹”事如下：

《资治通鉴》云：

从《册府元龟》看，李世民一直都是带着兵行进的，并没有脱离大军独自行动。结合前文史料，李、何、向在受李渊命令，正式归附李世民时，麾下部曲分别只有数千。所以，当时的真实情况应该比较符合《资治通鉴》的记载，即十三万是李世民麾下兵士数量（破刘鹞子后）和李、何、向麾下兵士数量的的总和。“趣司竹”一事大致如下：李世民在到达泾阳的时候，麾下有九万人，破刘鹞子后，麾下又增加一些人（具体数目不明），再然后到达司竹，他麾下便有了十三万兵。由前文可知，丘氏兄弟在李世民到渭北时，便已率部谒见，宣告投诚。所以在李世民“师次於泾阳，胜兵九万”时，这九万是包含丘氏兄弟与窦璡的人马的，从李三娘与柴绍对置幕府看，实际上，就连李三娘本人也已成为李世民的下属。其一万嫡系，自然也包含在李世民的九万人马之中。

如此，李三娘麾下到底有多少人，便也豁然开朗：

在攻破盩厔、武功、始平之前，李三娘麾下兵力构成主要是何潘仁的数万、丘家的一万、李仲文的数千、向善志的数千。虽然李三娘和马三宝均有嫡系，但数量不多。而在攻破三县后，何潘仁部锐减到数千，李仲文、向善志部人马数没有显著变化，新增的七万，则大多由马三宝直接统辖，驻扎在司竹竹林宫，亦有小部分被李三娘充作嫡系。马三宝、何潘仁、丘氏兄弟、李仲文、向善志及其他关中群盗的人马再加上李三娘的一万嫡系（即后来的娘子军），便是李三娘全部的人马。何、李、向部加在一起大约两万，丘氏兄弟共有一万，且在攻略扶风后，收降窦璡部。窦璡部在扶风城破前，便已有数千人归降丘行恭，城破后，归入李三娘麾下的人马必然更多。以上人马再加上马三宝麾下数万、李三娘嫡系一万，便是李三娘全部的人马，大概有十万左右。

综上可知，早在李世民渡河前，李三娘麾下全部人马就已有十万左右，比李世民破刘鹞子后的直属兵力多出较多。那么，李世民的队伍里，有多少是他自己招的呢？已知到达泾阳时，李世民麾下共有九万人。而在此之前，丘氏兄弟、窦璡的人马与李三娘的一万嫡系都已归入李世民的麾下。据此计算，李世民自己所收的部曲约有六万余人。何、李、向的两万部曲则是在李世民到达司竹后，方才正式归入李世民麾下。

前文已述，李三娘麾下军队除娘子军与丘、何、李、向部仍由原主统辖外，其余均在李世民到达渭北后，被他下令分拨给柴绍、马三宝二人。李世民到达竹林宫后，马三宝的数万人正式宣告归顺：

而柴绍一直以来也是李世民的部下：

至此，李三娘部所有人均正式归入李世民麾下。

在李家二十余万军队对长安形成合围后，长安城已是四面楚歌。此时卫玄已经下野，只有阴世师、骨仪还在率众做最后的抵抗。起初，骨仪并不干预军事。但在卫玄称病引退后，他毅然决然地扛起了守城重任，协助阴世师处理防务。

诸史书也都详细记载了李家军合破长安的过程。

由《册府元龟》的记载可知，此时长安守军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精兵便有十万。李世民部屯兵金城坊，李三娘也率娘子军一同来此，共攻长安。在诸营同修攻战之具时，娘子军必然也有所参与。长安攻城战并不是一场可以轻易取胜的战斗，足足打了一个月，关中义军首领孙华便在此战中流矢而死。

长安城破后，卫玄免于一死，被放归家，但在同月病逝。阴世师、骨仪被处斩。

长安既破，必定是粮草已绝。之前，李三娘多次击败长安守军，定使他们消耗了许多本不必消耗的军需物品，一定程度上，也将李家军攻陷长安所需的时间缩短许多。

之后，李渊拥立新天子，为将来登基做准备。

次年五月，李渊接受杨侑禅让，正式登基。

大唐开国后，李三娘被封为平阳公主，因为独有军功，日后每次接受赏赐，都与其他公主不同。

而在攻破长安后，史书上就再也没有李三娘参与战事的记录。可知在此后不久，娘子军就彻底收归国有，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武德二年，李渊置十二军，对现存的所有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其中应该就包括娘子军：

马三宝先后受封左光禄大夫、太子监门率，并成为其中一军平道军的主将，之后也继续为大唐征战：

何潘仁先后受封左屯卫将军、上柱国、盩厔县公，于武德二年战死在司竹。

何潘仁在平阳公主领导下势如破竹，从无败绩，后来却死在起兵地司竹，死在一伙小贼手里。可见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比将才更重要的，是帅才。

平阳公主亲自驻扎关中时，“远近咸附”，“威震关中”。率娘子军带李世民部到盩厔时，

可在长安平定，平阳公主解去兵权后，她所攻下的旧地却立刻乱了起来。武德元年，韦云起上书说：

这说明，关中诸地的太平并非自然而然。盗贼们是慑于平阳公主的威名，才不敢有非分之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平阳公主解去兵权后，关中的动乱也曾束住李世民的手脚，让他无法一鼓作气剿灭薛举。由下文可知，在发生于六一七年一二月的那场扶风之战中，薛举于陇坻战败后，已有投降打算。

李仲文先后受封太常少卿、并州总管、真乡公，直接受李渊指挥，武德四年去世。

丘师利先后受封左光禄大夫、郿城县公、扶风道招慰大使，以后跟随李世民作战。贞观十四年去世。

丘行恭受封光禄大夫，以后跟随李世民作战。

平阳公主麾下诸将各有各的去处，她就是想继续领兵作战，也只能做个光杆司令了。李渊多次赏赐她，也可以证明武德年间的她就在长安。

但据最近出土的《大唐平阳公主典府故王相贵之铭》，虽然平阳公主在武德年间已无军权，其幕府依然得到保留。

唐朝公主一般无权开府，只能有邑司：

由上文可知按唐朝定制，公主是不应该拥有典府的。事实上，只有亲王才有此权利。

可以看出，平阳公主在大唐开国后确实得到了超出其他公主的待遇。六二三年，平阳公主去世，并开了妇人下葬使用卤簿的先例。六二三年二月一二日，平阳公主的葬礼正式举行。

平阳公主的一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后人对她的评价。

平阳公主的事迹总结 第四篇

下文我们论述与平阳公主有关的若干谜团。

一直以来，娘子关得名由来都有“妒女说”与“平阳公主说”两种说法。

平阳公主驻军娘子关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清朝乾隆时期：

虽然从前文李东阳、王世贞的诗来看，平阳公主驻守娘子关一事在明朝已有流传，但在明朝，此事并没有相关史料记载。而“妒女说”，最早可追溯至明朝永乐时期：

“妒女说”比“平阳公主说”早了数百年，应当优先采信。而结合前文，我们也可知道，武德年间，平阳公主实际上已经失去军权，李渊的多次赏赐亦可证明武德年间，平阳公主就在长安。

所以，平阳公主镇守娘子关一事，当不存在。

在网上，“李世民阴谋论”大行其道，笔者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

史书上有这么一段记载：

结合尉迟乙僧的生卒年与动向，此画应是在李世民在位时期完成。

如果没有皇帝许可，尉迟乙僧是绝不敢画这么一张画的。前文已述，即便到了李治时期，出门时用幂篱遮盖全身仍是社会对妇女的普遍要求。所以，在唐初画女子戎装画，实际上是件惊世骇俗的事。有一件事可以与之类比，就是至今仍未废除头巾法的伊朗，数年前，在本国女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米尔扎哈尼去世后，在媒体上公然刊登了一张她不戴头巾的照片。

李世民对姐姐的态度，还能从他对马三宝的优待看出来：

从司竹起兵起，马三宝立功无数。他说降了何潘仁，说降了李仲文、向善志、丘氏兄弟，多次击退卫玄、阴世师的军队，参加长安攻城战，在北山之战取得大胜，参与平定薛仁杲，在岷州大破吐谷浑。武德年间，他有这么多功劳，才勉强封了男，贞观年间，只是上奏一次，如何就连进数级，直接封公呢？只能说是李世民觉得马三宝之前被亏待了，即位后予以补偿。

李世民对柴绍也是很不错的：

如果说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部是李渊拨给李世民的，李世民是奉父命接管，那剩余部曲的归属权，难道不是李世民自己能够决定的吗？他可以“却之不恭”，但必须“受之有愧”。即便这支军队是姐姐心甘情愿送给他的，也应如此。若妇人领兵真是那么忌讳的事情，那直接让平阳公主退出军队，跟姐妹们待在一起就可以了，为何还要保留一万娘子军，让她继续参战呢？明朝士子贺复征在《文章辨体汇选》中说：

平阳公主对李世民有大恩，这是史有明载的事情，而史书并未记载李世民对姐姐本人有什么优宠。

李世民对生母太穆皇后感情很深，甚至在父亲面前都毫不隐藏自己的哀伤之色，不惜得罪父亲，进而被父亲的妃子恶意中伤：

如此，他与同母姐姐平阳公主的感情应该也是很深的。所以，平阳公主对父母的态度，大概也与李世民相似，母女关系亲厚，父女关系则要疏离一些。太穆皇后多年来相夫教子，扛起伺候难缠婆婆的重任：

到头来，李渊却忘却故人，多有新欢。从以上记载看，李渊对太穆皇后几乎全无思念。李世民既能为母亲不平，也该设身处地，站在姐姐的角度想想，她是否得到了公平待遇。

太穆皇后曾恨自己不为男子：

平阳公主在得知兵权被解的那一刻，或许也有和母亲一样的想法。

李世民曾对李渊的不公非常愤怒：

其因是李渊偏信李建成、李元吉的谗言，意欲无故贬黜李世民：

李渊只是说说，并未真的贬黜，李世民便难以忍受。那么在姐姐被夺兵权，无罪受罚的时候，李世民又是否问过姐姐，她是否也“本性刚烈”呢？

平定长安后，李世民一直坚持论功行赏：

但他什么也没有给姐姐，所以他对姐姐，终究还是有亏欠的。

当然，这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的看法。而在那个时代，女性不被认为具有独立的人格。很多时候，若女性立功，奖励了她的丈夫、儿子或其他男性亲眷，就等于奖励了她们本人。在当时人看来，厚待柴绍等人就等于是厚待平阳公主本人。如果一个人具备超越时代的观念，可以说他伟大，但若不具备，也只能说是正常。施厚羽博士在《巾帼入戎事：晋唐之间的战争与性别》中说：

当然，在初唐的时候，已经有了妇女因本人立功得官封爵的先例（冼夫人）。然而平阳公主已经是公主了，还有什么爵位比郡公主更高呢？虽然在后世，有了一个更高的位份——国公主：

但这种先例在初唐还是不存在的。所以，即便李世民想追赠姐姐，也没有可以操作的空间，只能通过厚待柴绍、马三宝来表达对姐姐的感激。而这些他都做到了，所以他对姐姐，已经足够有情有义。

而平阳公主对李世民亦是情义深重。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看，若欲争霸，至亲亦可为敌。如果平阳公主有争霸之心，完全可以割据关中与李家相抗。且不论谁输谁赢，至少，李家绝不可能轻易得到她麾下十万左右的人马。然而，平阳公主并没有这么做。李世民去司竹收兵时，双方完全没有任何冲突，当地更未发生任何流血事件。而平阳公主“为太宗典军”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提前左右了玄武门之变的结局。虽然，平阳公主没能活到玄武门时期，但从大唐开国之前她的抉择来看，她会站在哪一边，其实已经相当明显。

女儿容易在史书上缺载，但儿子一般不会。柴绍准备与平阳公主离别时，如果已有儿子，他应该会提及，史书上也会记上一笔。所以柴哲威兄弟很可能在六一七年前并未出生。

从柴哲威墓志铭可看出，他必为平阳公主所生：

柴令武是否也为平阳公主所生，史无明载。但在唐初，尚公主者均为嫡子，并无庶子。史书并无柴绍纳妾的记载，平阳公主去世后，柴绍也再无别的儿子，所以，柴令武为嫡出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杨坚六零四年去世，太子杨昭六零六年八月去世。柴绍夫妇圆房时间肯定要在六零八年九月以后（丧期首尾三年）。头胎无论如何也得在六零九年以后出生。若六零九——六一七年之间里公主生育，应该都是女儿。

平定长安后，柴绍留在长安的时间十分短暂。第一段时间是从进入长安后（六一七年十一月）到出发参与浅水原之战前（六一八年六月）：

出发后，柴绍还参与多场战争，直到虎牢关之战得胜后（六二一年七月），才再回到长安：

如此便可推测，柴哲威约于六一八或六一九年出生，柴令武约于六二二或六二三年出生。

柴令武之妻巴陵公主是李世民第七女，那么，就一定比第五女李丽质小，比十一女（一说第十二女，一说第十女）李孟姜大，生年只能是在六二一——六二三年之间。

史书并未记载柴令武娶过别的妻子，那么尚巴陵公主当是初婚，其年龄跟巴陵公主应当不会相差太多。

当然，以上只是推测，并无确切史料支撑。若笔者推测属实，那么平阳公主在武德年间失去军权的原因就应是怀孕。而她的死因，也很有可能是难产或产后并发症。若平阳公主是因必须担负怀孕生子之责失去军权，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只是，《大唐创业起居注》抹杀其存在一事，即便在封建社会，也是十分恶劣的行为。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平阳公主立下奇功，却远未得到本该得到的奖赏。

大唐建国后，她虽封了公主，但即便她什么也不做，到了这个时候，也是公主。所以爵位上的额外封赐，是没有的。至于官职，她也没有得到。其实，如果李渊想要给女儿一个将职，是有先例可循的。担任过陈朝中郎将的冼太夫人此时还并未故去多久。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最终，平阳公主所得到的，只是相比其他公主而言，多一点点的赏赐罢了。赏赐无非就是钱财，或者是其他可以变卖的物品。然而，作为皇帝的女儿，她最不缺的就是这些了。

更何况，那些功勋不如她的男性将领，也都得到了赏赐。

既然赏了这么多官，会没有巨额的俸禄吗？

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她做了这么多，地位却依然不如一个什么也不做的皇子。她只获得一个郡的封邑，但即便是她早夭的庶弟李智云，在李渊即位之后，也被追封为楚王，享有封国。虽然开元时期，公主也可以有封国了，但平阳公主没能得到封国，仍是巨大的遗憾。事实上，她比唐朝任何一个公主都有资格拥有封国。

从上文也可看出，只要是个皇子，便可拥有谥号。而平阳公主必须得立下大功，才能破格拥有谥号。

如果说李元吉等人是无功受禄，那么，平阳公主被夺去兵权，就是无罪受罚。试问，如果何潘仁、李仲文等人是李世民招抚的，李渊会让他们跟随别人吗？李渊这么做，也绝不会是因为平阳公主怀孕。因为平阳公主实力虽被削减，麾下军队也从十万左右变成一万，但至少在平定长安之前，从未离开过战场。若公主怀孕了，怎能还在战场上呢？有说法说，李渊是为避免柴家做大，方才有意识削减女儿的势力，这一切，不是因为女儿的性别。可是这也说不通。平阳公主就是因为她的性别，才会被算作外人。她虽然有建立嫡系、强化集权的意识，却无意与娘家为敌，也终敌不过“孝”这一礼法要求与“妇人无武事”的社会偏见，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势力被削弱，最终尽归父亲和弟弟。而此时，对她本人而言，无论她内心深处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都无法改变她既定的命运。她的心理活动甚至没有办法被记载在史书上，让后人知晓。

这还没有结束，对公主来说，死后的抹杀比生前的剥夺还要残忍百倍。也许，大多数情况下，在封建社会生为女性，就已经是最大的“原罪”。从某种意义上说，哪怕是名列奴籍、处于男性中最底层的马三宝，也比身为公主、处于女性中最高层的李三娘要幸运许多。

施博士还提到：

可见，很多时候，女性想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去“克顺天经”，孝顺父母，都被剥夺资格。即便是后来，女子行孝不再是男子的替代了，她们也往往得不到和“孝廉”相当的待遇。滚钉板救父、重伤身亡的明朝孝女褚娥，便没有得到朝廷的任何追封：

虽然其他孝女的事迹很少能有褚娥这么壮烈，但对她们的剥削仍是普遍存在的。古代女子一出嫁，就必须看重公婆过于父母。而这是违背人性的，因为公婆对她们并没有养育之恩。孝顺对应慈育，实际上，这就是对孝顺权的剥夺。女子连孝的权利都不配拥有，何况是其他更多的呢？在初唐，平阳公主作为已经出嫁的女儿，在兄弟都在的情况下，哪怕只是做出为父尽孝，为父族奉献的举动，事实上都是超越时代的行为。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女子行孝不再是男子的替代，而能有其独立性，显然也跟平阳公主的奉献密切相关。

联合国对性别歧视的定义如下：

按照这个定义，在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群体的性别歧视，是显然存在的。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女性的生产力落后。个体差异是远大于性别差异的，论劳动能力，并不是所有男性都在前百分之五十，所有女性都在后百分之五十。强大的女性个体能比弱小的男性个体地位高吗？显然是不能的。平阳公主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性个体，但她的耀眼为社会所不容。其根本原因，还是社会必须依靠女性的生育能力，才能存续和发展。要提高生育率，就必须限制女性的社会活动。

但这些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审视古代得出的结论。在中国古代，甚至是全世界的古代，都没有性别歧视这个定义。男尊女卑，就是遵循“天道”，如何能叫歧视呢？具体到平阳公主个人，李渊等人也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有意识地，因为她的性别而歧视她。至于将职，若李渊给了，可以算是破格；若没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只能说是一件寻常的事情。李渊觉得，自己允许女儿建立幕府，给予鼓吹，赐予谥号，不仅不是歧视，还是荣宠。至于为什么通常情况下，女性不可建立幕府，不可得到鼓吹？这是超越时代的命题，身处封建社会的人是很难想明白的。

虽然，李渊等人的行为有其必然性，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我们作为现代人，还是应该批判他的行为。甚至于到了数百年后，那时候的人批判现在的一些事情，也是应该的。“以今非古”不能算是错误的行为，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在历史上产生的必将在历史上灭亡。事物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灭亡，而现存的一切事物，将来都会被定义为旧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