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唐朝文学作品
总结唐朝文学作品 第一篇
【关键词】菅原道真 日本 平安朝文学 唐文学
据史书记载，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日本多次派遣隋史和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这些使节将唐时的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先进文化带回日本，经过吸收理解与融合终于形成大和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
作为唐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唐文学，尤其是唐诗对日本汉文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日本的平安朝（七九四-一一九二）和唐朝有着频繁的往来，据藤原佐世写的日本最古的汉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八九一）记载，遣唐使曾把白居易的诗文集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nhk每天都有汉诗的相关节目，内容上几乎都是唐诗。并且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唐诗爱好者。本文主要从日本平安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菅原道真入手，浅显地探讨一下唐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
菅原道真（八四五-九零三）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深受宇多、醍醐_的赏识。作为政治家能力超群，曾经抵制过藤原氏集团的专政，当唐朝国势日渐衰微之时，是他上奏_，建议停派遣唐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不仅和歌写得好，还精通汉文学。“传题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这样的诗句放在唐诗中也令人拍案叫绝。其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他编纂的《类聚国史》《日本三代实录》成为日本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能鲜为人知，但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人们都遵奉他为“天神”、“学问之神”。
菅原道真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文学造诣与唐文学有很深的渊源。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日本古代特有官职）家庭，菅原道真的祖父曾于八零四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石川道益前来中国，在遣唐使团中任判官职，次年回日本后，他大力提倡引进唐朝的宫廷服饰、礼仪等，向日本人讲读唐文学，参加了《凌云集》、《文化秀丽集》的编纂。菅原道真的伯父菅原善主于八三八年随遣唐使藤原常嗣到过中国。其父菅原是善的时代是唐文学传入日本的全盛时代，菅原是善的诗被称为“藻思华瞻，声价尤高”。这一切使得菅原道真从小就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施展文学才华的基础。
菅原道真师从岛田忠臣（八二八-八九二），而岛田忠臣受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风影响最大，加之平安朝时期，朗咏诗文是贵族们的风雅，白居易的诗文曾一度受到他们的顶礼膜拜。“日本诗文集锦《和汉朗咏集》（一零一三）中刊载了二六名唐朝诗人的诗，其中白居易的诗达一三五首之多。”平易的世风，易于理解；从底层上升的生涯；具有百科事典性质的《白氏文集》；白诗中雪月花的题材较多，和日本的诗歌主题基本一致；白居易诗中充满着一种佛教的无常观，符合日本“もののあわれ”的审美观点等因素导致白诗在平安朝的一度流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菅原道真，其汉诗文也就深深打上白诗风格的烙印。
白居易的前期作品以体验民间疾苦的题材为主，如《卖炭翁》中的“心忧炭贱愿天寒”，《路遇白头翁》中的“无妻无子独身穷三间茅屋南山下”等。而菅原道真在讚岐府任职期间，写下《寒早》十首，分别是咏“走环人”(因困难生活而逃亡他乡，却在他乡也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重新回到故土的人)、“浪来人”(从他乡流浪到讚岐来的人)、“老鳏人”、“夙孤人”、“药圃人”、“驿亭入”“赁船人”、“钓鱼人”、“卖盐人”、“采樵人”的，反映了道真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间疾苦的创作风格。《行春词》一诗中写到：“过雨经营修府库，临烟刻缕辨沟塍。遍开草褥冤囚录，轻举蒲鞭宿恶惩。尊长思教卑幼顺，卑贫恐被富强凌。安存耄迈飧非肉，账恤孤茕饿曲肱。楼家门留门主，耦耕田畔立寻朋。”进一步深入了解民情，诗中处理政务的情形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道真还模仿白居易的《路遇白头翁》，“贞观末年元庆始，政无慈爱法多偏。虽有旱实不言上，虽有疫死不哀怜。四万余户生荆棘，十有一县无炊烟。”反映了讚岐民生凋敝的状况。
菅原道真除在诗风上具备白诗风格之外，在人生经历上与白居易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八一五年，白居易因首上书请急捕贼以雪国耻而受到谗毁，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既是他一生仕途的转捩点，也是白居易诗风的转折点。之前白居易的诗多是取材于社会现实的讽喻诗，之后的诗则带有消极避世的色彩。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通过写琵琶女的沦落身世，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琵琶女的形象和诗人的遭遇都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菅原道真在仕途上也有同样的被诬陷被贬的经历，被贬到太宰府后的心境反映在《秋夜》诗中，“黄萎颜色白霜头，况复千余里外投。昔被荣花组缚，今为贬谪草莱囚。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诗中将自己比作萧瑟的秋天，诗人的苍白、愁苦、郁闷无助尽在其中。在收到平安京传来的家信时，写有《读家书》一诗：“消息寂寥三月余，便风吹著一封书。西门树被人移去，北地园教客寄居。纸裹生姜称药种，竹笼昆布记斋储。不言妻子饥寒苦，为是还愁懊恼余。”隐约说出了家中被剥削，生活艰难的凄惨困境。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真和白氏两人在此方面可谓如出一辙。
以上主要从菅原道真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汉文学的主题，内容特色方面探讨了唐文学（以白居易为例）对日本平安文学的意义和影响以及日本平安朝时期如何在接受唐文学的基础上努力确立民族文学风格的特征。在探讨唐文学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关联时，往往容易走入单方面看待或者过分夸大中对日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平安文化是如何摆脱唐文化的影响这一误区。平安前期，汉文学十分盛行，但只限于贵族和僧侣，广大下层民众则很难学习或无条件来学习汉文，假名的出现使得文化知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随着假名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创作的诗歌物语等，到了平安后期，日本文学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日本平安朝从接触唐文化、学习理解唐文化到形成自己的文化过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今后在国际化的世界中，如何吸收异民族文化与发展本国特色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参考文献：
[一]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语知识，二零零三，零一.
[二]川口久雄校注本.菅家文草，菅家后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七二册）.岩波书店，一九六六.
总结唐朝文学作品 第二篇
[关键词]渤海国；唐王朝；关系分析
唐朝初年，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高句丽、室韦、契丹等族。其中高句丽最为强大并不断扩充地盘。唐王朝继隋朝之后继续对高句丽用兵，最终于公元六六八年灭亡高句丽，消除了隐患。唐王朝对东北各族采取招抚和怀柔政策，在靺鞨族居住区主要设渤海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在室韦族居住区设室韦都督府，在靺鞨族契丹人居住区设松漠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以世袭”，把东北地区各族纳入唐的有效管辖之下。唐王朝为了达到使东北各族和睦相处、和平发展的目的，一方面调节和消除各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给经常想控制东北各族的突厥人以沉重的打击，使其难以侵扰东北和内地。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并采取了开放政策，所以日本、新罗等都和唐朝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
一、渤海国与唐王朝关系的建立
公元七零七年，渤海高王大祚荣十年（唐中宗李显神龙三年）武则天病危， 其子李显复位， 是为中宗。唐中宗复位后看到， 以往对待边疆各地方民族势力的反叛， 过分强调使用武力， 结果虽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却并不理想。于是， 他决定调整政策， 改一味征剿为剿抚并用， 试图以和平的手段求得边疆的安定。为了缓和唐与东北其他部族的关系， 他派侍御使张行岌前往震国招慰与安抚大祚荣。大祚荣建立震国刚刚十年， 虽说也有了一些基础， 但是， 为了使自己的_稳固发展下去， 他欣然接受唐朝的招慰，“自是每岁遣使朝贡”，为了表示对唐朝的友好和忠顺， 大祚荣派遣自己的儿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到长安入侍， 唐朝将其留为宿卫。至此，震国这个“非法”建立的_得到了唐朝的正式承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唐朝也成功地化敌为友，巩固了对东北边疆的控制。
唐朝和渤海如此顺利的建立起关系是因为双方建立关系对渤海和唐朝都有好处。对唐朝来说：第一，可以不动用武力与渤海建立领属关系，化敌为藩。唐可以依据渤海的地理位置防范契丹的扰乱。解决了东北边疆的动荡局势；第二，唐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军事范围，可在渤海屯兵抵御契丹，也将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先进文化制度传到了东北境内。使我国东北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大大提高。也将“车本书一家”的民族制度发展的更好。唐得到了一个忠诚稳固的藩属。来自渤海国朝贡的方物，满足了皇室的奢侈需求；第三，册封渤海，成为了唐出色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成功典范，封渤海为忽汗州，设忽汗都督，是政策的成功应用，使渤海既不用唐朝过多费心管理，也让渤海成为了唐_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民族自治；第四，渤海与唐建立贡赐关系，客观的成为了唐朝联系日本的纽带。虽然这个好处并没有在最初体现出来，也不是唐的主观愿望。
对渤海来说：第一，大祚荣建立国家，从中原的角度来讲属于非法_，并没有被靺鞨其他各部及东北其他民族的承认，接受唐朝册封以后震国得到了唐朝的承认，变得名正言顺，提高了大祚荣在靺鞨诸部中的地位和声望，从而巩固了_。之后，渤海不断的接受唐朝的册封，其政治地位也不断的提高。留唐宿卫的渤海人也得到了唐的重用；第二，从经济上而言，_的稳固给人民带来的是安定的环境，从而渤海_的农业也有了稳定的发展，虽然渤海_的东北区域仍然以畜牧业和狩猎为主，但是西南地区已经是非常固定的农业区，这离不开唐朝的帮助，由此渤海的经济主体变成了农业和畜牧业及其他产业的复合式经济，使渤海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公元七一三年，大祚荣的_正式改名为渤海国后，便遣使朝贡并请开互市，目的是加强与唐的经济联系。并且通过朝贡得到丰富的回赐。虽然朝贡与回赐的经济意义并不高于其政治意义。但渤海也得到了代表唐朝先进手工业的物品，如丝绸，帛等。满足了宫廷需求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文化；第三，渤海和唐朝建立关系，使渤海逐步的成为了享负盛名的“海东盛国”。渤海不断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和制度，仿效唐朝。可以说是一种毫无保留式的模仿。
二、大祚荣时期与唐朝关系的巩固
渤海国建国后便与唐朝保持密切的联系，接受唐朝的政治影响，实行全面的唐化政策。粟末靺鞨过去曾是尚武善战的民族。建立渤海国后，由于其上层统治者逐渐接受了唐朝奉行的以仁义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从二世王大武艺后期开始实偃武修文的政策，注意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唐王朝对于属于自己管辖下的渤海国，也采取了积极的扶植和开明的开放政策，从高王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并确立隶属关系开始，以后渤海国每个王的更替，都要向唐朝求封。唐朝也都派使前往进行册封新王。同时，唐王朝对渤海目的使臣及学生热情款待，并将本朝的典章制度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使得渤海国能够顺利地实施全旧唐化政策。渤海国对唐王朝也尽忠臣之礼，不断派使臣到唐朝朝贡，派王亲到唐朝宿卫。“考渤海十五王中，朝于唐者凡一百二十二次，朝于梁者儿五次．朝于后盾者凡六次，共一百四十三次”。唐王朝在政治上对渤海国的影响，确保了渤海国长期安定的_面，促进了其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
渤海国虽然是唐管辖下的忽汗州，但唐王朝并不要求渤海国定期缴纳赋税；双方只是采取通贡等形式进行经济交往。渤海国使臣每次朝唐，都要将其当地的虎皮、豹皮、貂皮、熊皮、海东青、马、人参、牛黄、麝香、紫瓷盆、玳瑁杯及玛瑙器等土物特产贡献给唐朝。而唐朝也将渤海国所少有的帛、绢、绵、金银器、粟等赐给渤海国。为了方便渤海国使臣和学生等来往和商业贸易，唐代宗以后还在青州（今山东）设渤海馆以接待渤海使臣和交易船舶。在频繁的经济交往的同时，唐朝先进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不断地传入渤海国，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经济交往的同时，唐朝的封建文化也强烈而深刻地影响了渤海社会。渤海国建立之初就开始派官员和学生到唐朝京城学习中原先进文化。渤海国入唐通使先后达一三零余次。这些使臣和学生来到唐朝，除照例朝贡往来之外，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古今制度及封建文化，以教化渤海的民俗民风。唐朝也有意识地将中原先进的汉文化传给渤海人。
唐朝一方面对其使臣和学生热情接待，经典古籍，任其带回；另一方面，唐朝派往渤海国的使臣如张行岌、崔沂、张建章等，也是传播中原汉文化的重要使者。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传播中原先进的儒学文化，渤海国仿唐制设立了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育子监。在全国建立了以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为主体，以私学和家学为补充的教育体制，开创了黑龙江地区学校教育的先河。由于全面“宪象”唐朝，大兴教育，广泛使用汉字，流行汉文，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渤海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家的纲、常、礼、教已成为渤海人的思想行为准则，涌现出一批汉文化素质较高的饱学之士，如高元出、乌昭度、乌光赞等到唐朝参加宾贡试，竞考中了进士，可见其文化水平已与汉人无异。另如李居正、裴颋、裴璆、王龟蒙等都是渤海国的饱学之士，其中李居正位列公卿，为渤海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渤海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为黑龙江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写上了光辉的一页。教育的发展使渤海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家和诗人，仅史书记载的就有杨泰师、高景秀、王孝廉、周元伯、王文炬、杨成规、李居正、释贞素、释仁贞、高元固、裴颋、裴璆等。他们不仅在渤海文坛上名气很大，而且在唐朝及日本也小有名气；与此同时，渤海国的书法、绘画以及雕刻艺术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主要是受教于中原地区，同时也保持有渤海的民族特色。如贞惠、贞孝公主墓碑，其中尤其以贞孝公主墓碑最为典型。其墓碑正面携刻墓志，汉字阴刻，楷书真字。碑文的用笔是集大家而成的，既有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的笔法，又融合了魏碑的某些笔法、碑文既集大成又自成一体。贞孝公主墓志是典型的骈体文，与唐初中原地区所流行的骈体文十分相似，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渤海国的文学艺术不仅在唐代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渤海国虽然灭亡了，但渤海遗族依然保持其文化传统和习惯，直到辽金时期，渤海的文学艺术仍然流传不衰。
参考文献：
总结唐朝文学作品 第三篇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三零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四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八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一九九四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一九九六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四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二零零一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四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一九九八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零零零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一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二零零三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二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九八七年第二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九三年第二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二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一九九零年第三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二零零三年第三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_年第三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一九八八第三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_年第三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九二年第四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一九九三年第二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一九九零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九零年第三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三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二零零零年第五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一九九零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二零零零年第六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二零零二年第五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二零零二年第二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一九九八年第五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二零零三年第七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一九九七年第五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一九九六年第三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一九九七年第三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二零零零年第六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二零零零年第三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一九九五年第六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一九九七年第三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零零二年第三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一九九一年第二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九九七年第一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一九九七年第一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三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零零三年第四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二零零一年第六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三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第二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九九八年第四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九二年第三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九一年第二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第三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一九九七年第二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