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圣经翻译总结
对西方圣经翻译总结 第一篇
谢灵运在佛经翻译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改治”《大般涅
经》和撰写《十四音训叙》。
《大般涅经》是印度佛教的经典之一,最初由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三五九-四二九)于东晋义熙十三年(四一七)译出,仅初分,定名为《大般泥洹经》,六卷。大体同时,昙无谶(三八五-四三三)于北凉(三九七或四零一-四三九)玄始三年(四)至玄始十年(四)在凉州译出该经的全本(欠荼毗分),定名为《大般涅经》,四零卷,世称大本《涅》。大本《涅》于宋元嘉年中(四二四-四四三)传到南方。据李学勤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典〈佛教志〉》记载,慧严、慧观、谢灵运等人后来依照六卷本《泥洹》对北本《涅》重新核定并增加品目,删定为三六卷本,仍叫《大般涅经》,世称南本,卷首标明:“谢灵运再治”(一九九八:七七)。据《高僧传》“释慧严传”说:“大般涅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厝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度,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又据唐释元康《肇论疏》卷上序里说:“谢灵运文章秀发,超迈古今。如涅元来质朴,本言‘手把脚踏,得到彼岸’,谢公改云:‘运手动足,截流而度’。”这一改,的确胜于原译(马祖毅,:四八)。
《十四音训叙》的撰写则与《大般涅经》有关。“十四音说”的起源在印度,后传入中亚,约在公元四五世纪解释“十四音说”的梵文语法著作《文海》(Kātantra)就已经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广泛流行。谢灵运对“十四音”的理解,主要来自《大般涅经》和乌衣寺的慧睿(三五五-四三九)。记载他撰写《十四音训叙》的梁慧皎的《高僧传》卷七《慧睿传》有录:“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慧)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这段记载表明,谢灵运撰《十四音训叙》是在向慧睿讨教“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之后,慧睿精通梵语,谢灵运向其请教,因而对经文中诸多梵语的读音、意义多能融会贯通。《慧睿传》里所说的“经中诸字”的“经”,指的是《大般涅里经》。经中的.《文字品》一节,就是讲梵文文字和语音的。南本中卷八中的《文字品》,一开端就提到了“十四音”,并且以“十四音”作为“字本”,谢灵运这本书因此而得名。
可惜的是《十四音训叙》早已佚失,今天可知的内容主要来自日本天台宗僧人安然(Bulkwang Fo-Kuang,八四一?-?)转引中国唐代僧人慧均所著《大乘四论玄义记》编纂而成的《悉昙藏》和《悉昙十二例》。安然的两本书抄录了谢灵运原著中的许多段落。《悉昙藏》卷一有录:“宋国谢灵运云:胡书者梵书,道俗共用之也”,此处将胡书、梵书并举,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西域及印度语言文字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另外,该卷还引用了谢灵运写的“若知二国语,又知二国语中之意,然后可得翻译此意”,这实际上表达了谢灵运对翻译的认识。此外,谢灵运在《十四音训叙》中还提到:“胡字一音不得成语。既不成语,不得为物名”,这反映了谢灵运对胡语、梵语语言结构和拼写方法的认识。在《悉昙藏》卷五中还可以发现灵运对梵语辅音元音拼合的理解,他以为字本“牵此就彼,反语成字”,甚至还以舌、唇作为基准,对梵语发音器官做了解释“其三十四字中,二十五字声从内出,转至唇外”,这与现代所说的梵语发音部位依次为喉、腭、顶、齿、唇是比较切合的。谢灵运所著的《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对于当时的译注、读经裨益匪浅,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梵汉对照佛经名词汇编。
五 结语
谢灵运一生的著述多达二一种(吕慧鹃等,一九八六:一二四),除去有关佛教的作品,在他去世后结集出版的至少有一零多种,其中不少长达数十卷甚至上百卷,可惜多数都已失传。侥幸流传至今的只有诗九零余首,文四卷、《大般涅涅经》的译文及散见于其他佛教述著中的《十四音训叙》。国内研究谢灵运的学者多侧重于分析其诗文,对他的佛经翻译很少论及;研究其《十四音训叙》的人更属凤毛麟角。在慧皎(四九七-五五四)所著的《高僧传》“支那著述”中,《十四音训叙》的著作权甚至被归在慧睿名下(梁启超,二零零一:三六四),非常令人遗憾。笔者不揣鄙陋撰写此文,愿之能成为引玉之砖,使学界重新认识、评价谢灵运在佛经翻译上取得的成就。
对西方圣经翻译总结 第二篇
佛经圣经翻译之比较
在中西翻译史上，宗教文本的翻译占有重要的地位。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的开端，圣经翻译给西方翻译理论带来了深远影响。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对目的语文化有深远的意义。由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及翻译实践也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分析对比佛经翻译及圣经翻译，试图研究社会文化体系对翻译理论形成于发展的影响。
一、佛经翻译的形成与发展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高潮，可分为四个时期。始于东汉末年至西晋，发展于北晋至隋朝，唐朝达到全盛时期，结束于北宋。尽管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佛经的翻译有不同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有三个方面：统治阶层，社会环境和人们对佛经的接受程度。佛经的翻译经历的三个阶段：外国人主译，外国人和本国人共同合作，本国人主译。这三阶段反映了对外国文化的形态是从被动接收到主动接纳的过程。
西汉末年，随着封建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加剧，税收负担加重，人民饱受磨难。这时宗教给人民了希望和精神寄托。同时统治阶级想扰乱民众的认知，摧毁他们反抗的'意识以延长自己的统治。再加上佛经的内容主要都宣传“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净土极乐，如愿往生”等思想。这些教义与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致，所以佛教很容易被中国人民接受。
唐朝时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也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隋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后，唐朝统治者吸取教训，意识到劳动人民的强大力量。为了巩固统治者的特权，他们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人民压力，并利用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来统治人们的意识。佛教包括儒家思想和道教的一些思想，因此成为国教。
二、圣经翻译的形成与发展
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的过程形成和特点不同。因为中西方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佛经翻译始于国家发展的动机，并且它的翻译与交流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在西方，圣经翻译之前就已经存在各种翻译活动。公元前四世纪末，希腊奴隶社会开始分裂。罗马帝国从原始社会变为奴隶社会，替代了希腊在政治和军队上的强大地位。罗马认识到了希腊文化的繁荣，因此开始大规模翻译希腊作品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一六钦定《圣经》英译本的出现对现代英语的形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也深受民众的支持，在欧洲圣经被译为很多国家的语言。圣经翻译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翻译策略，该时期的圣经被译为散文形式，简洁优美，对当时西方文化和圣经翻译质量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文化影响下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的区别
佛经与圣经的翻译进程、形成和特点上都是存在差别的。
由于起源不同，圣经翻译历史很长，现在仍在进行。而在中国佛经翻译终止于北宋。圣经翻译主要依靠信徒信仰。而当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时，多数佛经已经有中文版本，所以人们更倾向读中文版而不选择外文原版。这样佛经翻译随着它在社会文化环境中需求的减少而淡化了。
不同于佛经翻译，圣经翻译的动因不仅是宗教信仰，而且有对希腊文化精髓的吸收。此外，圣经是有很高文学价值的文学著作。所有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都投入了大量的劳力在圣经相关的工作上。事实上，圣经被译为各种欧洲语言的同时，欧洲国家书面语的形成也深受其影响。甚至圣经译本成为一些欧洲国家的第一本书面文学著作。在欧洲，宗教著作翻译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此可见翻译的发展是受相关社会文化需求与发展控制的。
佛经与圣经翻译理论形成过程中都产生了直译、意译之争。
翻译佛经时，译者将“性空”翻译为“本无”就是老子、孔子文化对中国翻译思想与理论影响的好的例证。这实质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
圣经翻译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始于罗马时期后面愈演愈烈。西方翻译史上语言学的鼻祖斐洛主张直译，他认为懂外语和宗教的神学家可以参与到圣经翻译中来这样能更好展现出上帝的仁慈。古罗马后期的著名翻译家奥古斯汀支持斐洛的观点，说翻译针对不同的读者应该朴素、典雅、庄严。一六世纪威廉莱尔赫认为翻译与宗教没有联系。他倡导意译，认为译本应采用符合目的语的人们的语言习惯。德国的圣经翻译家卢瑟也持有同样观点。
中国佛经的翻译强调实用性的翻译方法与技巧。佛经翻译家支谦“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陈福康，：八)的说法实质上就是倡导直译法。东晋时的道安总结的“五失本，三不易”阐述了翻译中的困难以及建议采取的方法。
翻译是文化的传送。翻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受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些翻译理论同时也会影响未来的社会文化。随着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西方的翻译理论也会彼此借鉴。
对西方圣经翻译总结 第三篇
古代文化之美佛经美学
佛经装帧形式的演变，取决于制作材料的进步和阅读者对翻阅方便的要求。佛典读者多是僧侣及佛_，基于对佛法的尊重，诵经时端坐正念。因此，“易翻便诵”成为佛经装帧形式演进的最大因素之一，并与世俗书籍装帧交互影响，形成中国书籍装帧史重要的内容。
卷轴装：卷轴装又称卷子，早期的佛经都是卷轴装。沿袭古代帛书形式，把纸张接成长条，在卷尾黏上木轴，以便于展收。
叶子：文字多的，装成长卷；简短的咒语，则使用单叶纸张，称为叶子。叶子方便、廉价，在印刷术发展初期，颇为流行。
经折装：卷轴装诵经不便，唐代后期，佛_将长卷的经纸，按一定行数，连续左右折叠，前后加上硬板封面，称经折装。其在清代以前，一直是佛经最主要的形式。
册装：至五代初期，由于经折装的折处易断裂，遂发展出册装形式，依序有蝴蝶装、包背装与线装的演变。
蝴蝶装：所谓“蝴蝶装”，是以书叶的版心为中心，将印有文字一面朝内对折叠起，再将各叶折缝对齐，黏在包背厚纸上。此种形式在翻阅时，叶的两端有如蝴蝶展翅，故称为“蝴蝶装”。
包背装：因蝴蝶装的书叶与书叶间有完全空白的一面，翻阅不便，后来就将向内对折的书叶改为外折，以书叶两边的余幅固定，外面再加上一整张纸黏连书背，包裹书的前后，即为“包背装”。
线装：将包背装黏连书背的方式改为对齐打孔穿线，即为“线装”。
线装有四眼﹙孔﹚、六眼、八眼的穿线之别。佛经以线装订起源甚早，在出土的辽代﹙九-一一二六年﹚佛经中就有；然而正式的线装，是出现于约明代中叶（一五世纪）以后。
方册褶装：这是一种采书画册叶对折的装帧形式，每半叶略成正方形，佛经中比较少见。
佛经装帧形式的演变，取决于制作材料的.进步和阅读者对翻阅方便的要求。佛典读者多是僧侣及佛_，基于对佛法的尊重，诵经时端坐正念。因此，“易翻便诵”成为佛经装帧形式演进的最大因素之一，并与世俗书籍装帧交互影响，形成中国书籍装帧史重要的内容。
卷轴装：卷轴装又称卷子，早期的佛经都是卷轴装。沿袭古代帛书形式，把纸张接成长条，在卷尾黏上木轴，以便于展收。
叶子：文字多的，装成长卷；简短的咒语，则使用单叶纸张，称为叶子。叶子方便、廉价，在印刷术发展初期，颇为流行。经折装：卷轴装诵经不便，唐代后期，佛_将长卷的经纸，按一定行数，连续左右折叠，前后加上硬板封面，称经折装。其在清代以前，一直是佛经最主要的形式。
册装：至五代初期，由于经折装的折处易断裂，遂发展出册装形式，依序有蝴蝶装、包背装与线装的演变。
蝴蝶装：所谓“蝴蝶装”，是以书叶的版心为中心，将印有文字一面朝内对折叠起，再将各叶折缝对齐，黏在包背厚纸上。此种形式在翻阅时，叶的两端有如蝴蝶展翅，故称为“蝴蝶装”。
包背装：因蝴蝶装的书叶与书叶间有完全空白的一面，翻阅不便，后来就将向内对折的书叶改为外折，以书叶两边的余幅固定，外面再加上一整张纸黏连书背，包裹书的前后，即为“包背装”。
线装：将包背装黏连书背的方式改为对齐打孔穿线，即为“线装”。
线装有四眼﹙孔﹚、六眼、八眼的穿线之别。佛经以线装订起源甚早，在出土的辽代﹙九零七年-一一二六年﹚佛经中就有；然而正式的线装，是出现于约明代中叶（一五世纪）以后。
方册褶装：这是一种采书画册叶对折的装帧形式，每半叶略成正方形，佛经中比较少见。
佛经一开始主要靠手写流传，后来有了刻本大量印刷流通，随着装帧的演变及不同时代独特工艺及艺术风格等因素，佛经内容的形式与版式逐渐走向规范化、艺术化，除了宗教上实用的目的，也因着刊写佛经的功德目的，同时要求内容的华丽美观，特别是宫廷版本，极其精致庄严。
书衣：又称封皮、夹板；质料有木板、厚纸、织锦等；包在佛经或古书最外层，较厚，用以保护全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