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供给侧改革总结
煤炭供给侧改革总结 第一篇
一、为什么要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
农业供给侧，说的简单点就是农户种出来的农产品供应给消费者，而农业品生产者就是农业供给的一侧，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农产品消费者也就是消费的一侧。之所以改革就是因为农产品供给的一侧与消费一侧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而生产者还在按部就班的生产，没有发现市场的变化，进而造成某些产品的滞销和臃肿。
例如小麦，普通小麦过剩，几乎每年都有出口，但由于品质不高，价格较低。而优质小麦偏少，许多食品加工企业如饼干厂、面包厂、方便面厂等，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从进口和出口的数量看，差不多是平衡的。所以，在小麦生产方面就应该减少普通小麦的面积和产量，而增加优质小麦的面积和产量。
再比如大豆，我国对非转基因的高蛋白食品大豆需求较旺盛，而农民却种植用来榨油的油豆，国外的价格低、出油率高，自然优势明显，所以我们在大豆生产方面就应该增加非转基因高蛋白食用大豆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每年十一黄金周，很多中国游客到日本去旅游，抢购日本大米，而一斤大米售价高达二零零元!难道中国没有大米吗?中国的农民正在为大米卖不出去而发愁。
为了保证农产品的有效合理供给，尤其是防止产能过剩给生产者带来损失，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把生产结构不合理的区域进行合理安排，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益和本地优势。
近年来，粮食领域出现了“三量齐增”的现象，即产量增、进口量增、储存量增，这是由于最低保护价政策和收储政策相互交织而导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没有正确运用这两个政策工具的结果。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农产品价格是引导生产、调节供求最直接、最管用的杠杆和信号，只有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才能解决农产品供求失衡的现状，提升农业竞争力。
还有就是我国长期追求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为产量的提升发挥了很大的重用，但后果也过度消耗了土壤肥力和地下淡水资源，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农业供给侧改革下，农民该从如何转变、如何经营?
应市场需求，调优、调高、调精农业生产结构，增加适销对路的农产品生产。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日益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向优质、安全农产品的生产上转变也成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变化，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在的需求已经从原来的“量”转变到了现在的“质”上来，重点是抓好质量提升和品牌创建，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监管和追溯体系，打造和培育一批农产品品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或避免传统农产品价格波动对优质、绿色、品牌农产品的价格干扰，实现稳定收益。这样才能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实现“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将发挥重要作用，补贴重点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未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受到更多“关照”。中央已经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推介土地托管方式，让分散农户搭上规模经营的“快车”。
在农产品价格很难提升的背景下，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较于散户更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节本就是增效，就是增收。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当前重点是推广节本增效技术，集成节肥、节药、节水、节种、节油等适用技术，提高农业投入品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在增加产量方面，要积极利用科研院所的新技术成果，利用新技术提升产量和品质， 这也是现阶段农民最直接增加收益的手段。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农业市场的变革正在到来，农民应该充分认识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积极适应这一必然趋势，转变观念，提升自身经营能力和水平，这样才能在未来现代农业发展中分享农业发展成果。
煤炭供给侧改革总结 第二篇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其理论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二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三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四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_主义；五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理论；六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成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萨伊定律所倡导的“供
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宏观经济不需要进行需求管理”等主张，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机理相冲突。从萨伊定律出发，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萨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也显然难以治理当今时代的经济问题。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其理论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二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三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四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_主义；五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理论；六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成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萨伊定律所倡导的“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宏观经济不需要进行需求管理”等主张，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机理相冲突。从萨伊定律出发，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萨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也显然难以治理当今时代的经济问题。
供给经济学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七零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几大问题集中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长动力源变化导致的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以及制度性与机制性问题累积下的结构扭曲等方面。供给学派所开出的减税和削减福利等药方，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结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五零年代，主张用国家干预和大规模投资等措施来突破落后国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临的各种瓶颈性约束。
煤炭供给侧改革总结 第三篇
四月二二日上午，江苏省农委副主任张志坚莅泗作题为《转型发展、提质增效、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讲座。张主任围绕当前农村农业经济形势、粮食生产、农业生产面临三大挑战和两大矛盾、建设农业供给侧政策路径和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路径等五个方面加以阐述，讲座给我县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的农村农业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XX的农业生产也面临着张主任所指出的问题与矛盾，面对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和环境承载超负荷“双重压力”，面临着土地劳力成本高、结构调整难度大的挑战，倒逼着我们必须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依靠科技、适度规模、内涵发展的.新路子，走机械化、省工节本、集约发展的新路子，走清洁生产、生态循环、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不断推动农业实现多元化、特色化高效发展。走新路要引好路，引好路是为避免农业产业指导不当和市场波动所带来的伤农事情频发生，这需要我们结合当地的实际，在调、改、补三个方面和休闲观光农业上多研究，做出文章。在调上，重点是调绿方式、调优品质、调特产业和调响名气。在改上，重点是改产业布局、经营方式、产销模式和定价机制。在补上，重点是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科技支撑和社会组织。在休闲观光农业上，要借助XX“最美县城”、“最宜居县城”、“百家深呼吸小城”的国家级名片，通过优化环境、净化空气、生产绿色食品，并打造具有特色的农耕文化、辅之于劳动休闲的体验来吸引众多宾朋莅泗观光旅游，来达富民增收之效。
煤炭供给侧改革总结 第四篇
创新驱动与供给侧改革，是今年各主流媒体曝光最多的字眼，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抓手，但说实话，创新驱动与供给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改革，真是没有完全弄明白，平时看到这个字眼，我还是很留意的，想从中学到点什么，但解说的还是看不懂，一知半解。但回忆黄教授的讲课，教授运用大量理论知识、事例和数据分析，就供给侧结构改革、创新驱动与供给侧改革核心内涵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讲解，使我对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确实做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我国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供过于求，供过于实际量的需求，另一方面供不应“质量”需求，产品在低层次上徘徊，没有高附加质，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所以，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作为基层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意图是政治素质要求，在具体工作中落实中央精神是基本要求，农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建设、脱贫攻坚、民生为本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具体表现。
煤炭供给侧改革总结 第五篇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经过三零多年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大增，GDP年平均九%左右的高速增长已经不现实，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发展速度放缓的新常态。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以往过度强调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理论体系和改革路径已难以实现适应当前国情，一方面长期以来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策略带来了产能严重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失衡等不良
反应。另一方面，对于需求侧的过度强调与干预，造成了民众“刚需”难以被满足的社会问题，同时对经济调整与提振的效果也并未达到预期。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至少会带来三大后果：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二是由于老龄人口增加，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会下降，推高资金成本;三是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带来“民工荒”等用工短缺现象。这三大后果直接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要素资源的供给约束日益加剧，过去三十多年，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据统计，目前我国淡水、一次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资源的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九零%，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石油、铁矿石、铜精矿、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五零%，进口压力不断增大。可以说，资源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
资源紧缺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自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世界经济增长已经经历过了两次探底。各个经济体增速分化加剧，政治、经济、地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加深，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当前，世界经济仍将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复苏道路依然曲折，大幅回暖的概率较小，使得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
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分化严重。
发展中国家在摆脱贫困时，往往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忽视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以致出现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失衡和分配不公，结果出现社会危机或经济负增长、失业率提高、收入差距扩大等。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进行制度变迁和政策转化，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那就可能出现增长停滞，导致经济和社会问题丛生。此外，在低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的两面夹击下，中等收入经济体极易被挤出国际分工体系，这种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会加剧经济增长的困境。
纵观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存在在巨大的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转型升级发展，完成经济的又一次腾飞，要实现这个目标，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之路，如何做好供给侧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
过去，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政府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过去中国的发展更注重需求端，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
组成。主要靠出口、投资、基础建设等需求方面拉动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动力的不足，国家的一些经济刺激政策也着力于需求端，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主要包括钢铁、煤炭、房地产、纺织等能源、基础建设和出口类工业上。新一届政府意识到了靠经济刺激已经无法继续使得经济快速发展，必须寻求产业转型升级。
是真正意义的去产能元年，中央施政重心从需求侧向供给侧倾斜，产能调整从控制增量向清理存量过渡。可能采取的措施：财政直接或间接补贴;清理不良资产;加快兼并重组;提高环保能耗等行业标准;打破刚性兑付;完善破产清算制度;建立产能检测体系等。通过这些措施，将过剩产能消化吸收，不给国家经济和社会造成大的不良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去产能会给经济带来一些影响，一是关注相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相关政策提振市场情绪带来的交易性机会，二是相关出清较快行业由于业绩改善带来的结构性机会，三是在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时，改良后的旧经济与新经济共振带来的新增长周期催生的系统性行情。
第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去产能、去库存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很多的资金和就业等问题，必须合理的疏通，更重要的是为资金和劳动力找到更好的方向。 一是通过改革加快培育各种创新主体，如创业者、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二是通过改革(如保障产权、减税、简政放权、放开价格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通过改革痛下决心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四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
很多的产业都处于模仿和探索的阶段，缺乏更多的原创和高品质的产业。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为创业创新提供支持。
完善创新创业体系。创新创业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不但有助于提升供给侧参与主体“质与量”，同时还对供给侧模式的完善和丰富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双创中涌现出一波又一波活跃的市场主体，让供给侧参与主体的数量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创新创业催生出的新技术新思路，也在不断帮助供给的改善和质量的提升。此外，创新创业所带动的商业模式迭代，也为供给侧改革不断提供借鉴和参考：以打车软件为例，在通过效率提升改善了供给，同时还挖掘了市场中新的需求。
从供给侧进行改革遏制了之前投资拉动产能扩张的恶性循环，供给侧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一个过程，有些工作已经开展过一段时间了，影响改革进程的因素很多。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把困难考虑到前面，做好度过经济困难时期，迎接未来经济良性发展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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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供给侧改革总结 第六篇
第一，土地制度改革。
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落实;二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三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四是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
极性，避免土地掠夺式经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第二，农业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的基本要点在于“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结构调整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通过结构调整，促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联动，能够减轻国内耕地、水等自然资源的压力，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由以数量为主转向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效益，注重市场导向，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这次结构调整的主体是近年来新型经营主体，即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他们是商品农产品供给的主体，也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
第三，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确保粮食供给包括粮食最低保护价格的改革以及现有粮食收储制度的改革。近年来，粮食领域出现了“三量齐增”的现象，即产量增、进口量增、储存量增，这是由于最低保护价政策和收储政策相互交织而导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没有正确运用这两个政策工具的结果。因此，让粮食价格回归市场和让粮食储备回归市场是这次改革的中心任务。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方向为“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扭转粮食安全对产量、数量的片面强调，转为数量、质量、效益并重。具体来说，去库存，就是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加快粮食加工转化;降成本，就是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途径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补短板，就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那么，，农民该怎么做? 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农民朋友不能为了自身的利益，投机取巧，生产品质差甚至假冒伪劣产品，而应当把控好自己生产的质量和规模，使改革达到预期目标。
农民朋友要转变发展观念。咱们老说农产品卖难，但是一些优质、安全、有机的农产品，依旧供不应求。所以过去通过施化肥、打农药、单纯追求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农民朋友还要调整种植结构，多生产绿色有机食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升经济效益。
煤炭供给侧改革总结 第七篇
有关供给侧结构性的学习心得
出供给侧改革表明我们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转向供给学派的主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根子在于有些人习惯于照搬套用别人的理论来分析自己的实践、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勇气也不善于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显然，我国以前实行的经济政策并非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属于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时通过扩大投资刺激经济，但投资可以是组织工人挖沟再填上这样的无效投资。而我国前些年的扩大投资，主要是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等，既有利于当期扩大需求，又有利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这已经超越了凯恩斯主义。因为我国作为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各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投资远未饱和。现在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明显不同于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张从供给角度分析经济、稳定经济，主张减税，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产业政策。这与我们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产业政策要准”根本不同。还应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依然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这也与“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供给学派”不搭界。
可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而不是对别人理论、做法的模仿翻新。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误读中央决策部署，就会误导社会公众，造成不良后果。这表明，立足自己的实践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多么重要。
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国情使然。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五千年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同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搞建设、搞改革、搞发展，照搬任何人的理论、模式、经验都是行不通的，必须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作出自己的创新性理论概括。
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问题倒逼。今天，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发展变化之快远超以往。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大潮奔涌向前；从国内看，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齐头并进。应对这种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解决全新的经济社会问题，老理论不管用，别人的理论不适用，必须作出自己的创新性理论概括。
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时代呼唤。当今时代，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技术信息每两年增加一倍，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所学的知识到三年级就有一半会过时。三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云计算……这些新技术新发明必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但仍有专家认为，二零年后最伟大的产品现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处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快速更替的年代，只有不断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才能赶上时代、走向未来。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并非闭门造车、另起炉灶，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对新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作出时代化、本土化解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创新就包含前人探索的成果，但同时，它又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创新性理论概括、前瞻性政策安排。它找准了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病根，即产能过剩严重，存在大量无效供给，而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占用着有效供给的资源；开出了对症的药方，即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实现优胜劣汰、市场出清，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煤炭供给侧改革总结 第八篇
二零XX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重大的创新性理论概括，总结了中外发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更建立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上，是为了解决我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提出来的。因此，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套用教科书中的理论，也不能简单比照别国的发展历程，而应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出发。
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直接的变化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但不能认为仅仅经济增速发生变化就是进入了新常态。一些深层次的、趋势性的变化，是判断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依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疲弱、需求不振。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趋势日益明显。过去多年形成的生产能力不适应变化了的需求，一些行业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我国过去依靠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中低端环节的国际分工，既是由我国工业化的基础、空间、任务决定的，也是由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国际市场的机会造就的。现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快，传统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发达国家依靠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锻造新的竞争优势。同时，过去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不强，现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些变化既表明我国国际分工地位逐步提升，也表明主要靠资源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
进入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经过多年努力，服务业的地位不断上升，对外投资迅速发展，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逐步增强。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表现。同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等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这里面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但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矛盾既出现在需求侧，也出现在供给侧，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些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矛盾，很多是体制性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因此，保持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抓住经济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是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背景和逻辑前提。既然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就不能沿用过时的发展思路、体制、政策、措施。尤其是现在我国经济体量增大，如果不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就会错过经济转型升级的最佳窗口期，增加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因此，必须顺应新常态趋势性变化的要求，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激发市场主体
二零XX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重大的创新性理论概括，总结了中外发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更建立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上，是为了解决我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提出来的。因此，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套用教科书中的理论，也不能简单比照别国的发展历程，而应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出发。
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直接的变化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但不能认为仅仅经济增速发生变化就是进入了新常态。一些深层次的、趋势性的变化，是判断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依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疲弱、需求不振。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趋势日益明显。过去多年形成的生产能力不适应变化了的需求，一些行业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我国过去依靠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中低端环节的国际分工，既是由我国工业化的基础、空间、任务决定的，也是由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国际市场的机会造就的。现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快，传统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发达国家依靠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锻造新的竞争优势。同时，过去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不强，现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些变化既表明我国国际分工地位逐步提升，也表明主要靠资源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
进入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经过多年努力，服务业的地位不断上升，对外投资迅速发展，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逐步增强。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表现。同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等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这里面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但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矛盾既出现在需求侧，也出现在供给侧，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些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矛盾，很多是体制性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因此，保持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抓住经济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是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背景和逻辑前提。既然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就不能沿用过时的发展思路、体制、政策、措施。尤其是现在我国经济体量增大，如果不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就会错过经济转型升级的最佳窗口期，增加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因此，必须顺应新常态趋势性变化的要求，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激发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