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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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篇1：
2013-2017中印农产品出口结构比较研究
摘 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和世界农业大国，两国地理位置毗鄰，资源禀赋条件相近，近年来，我国农业贸易总额不断扩大，总体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但是从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来看，农业部门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还需进一步增强。相比之下，印度的农产品出口结构较我国而言更加合理，因此对比研究两国农业出口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中印农产品出口概况、农产品出口结构指数分析、影响力因素和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四方面进行阐述。通过对比研究，来为推动我国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中国;印度;农产品出口
引言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两国地理位置毗邻，资源禀赋条件相近。因此，对比研究两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对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印农产品出口概况
首先是中印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和贸易顺逆差。从中国方面看，2013年农产品出口总额为701.59亿美元，2017年则为784.38亿美元，涨幅近12%，但是五年间连年涨幅逐渐趋于缓和，从6.15%逐渐下降至3.92%;从印度方面看，2013年农产品出口总额为469.54亿美元，2017年则为388.33亿美元，农产品出口总额有所下降，且从2013年至2016年间农产品出口总额都出现了连年下降的情况，2016年至2017年农产品出口总额才又有所回升。因此仅从出口总额来看，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优势要高于印度。（见图一）但是进一步考察两国贸易顺逆差发现，从中国方面看，2013年至2017年间，中国农产品贸易始终呈现逆差态势，且逆差总额总体呈扩大趋势，2013年为953.17亿美元，2017年则为1024.63亿美元，其数值远高于进口总额;从印度方面看，2013年至2017年间，印度农产品贸易呈现顺差态势，2013年为225.36亿美元，2017年则为58.42亿美元，虽然总额有所下降，但其数值仍处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以内，所以从两国贸易顺逆差来看，印度的农产品出口结构要优于中国（见表一）。
其次是中印农产品出口主要国家。从中国方面看，亚洲国家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尤其是日本，原因在于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其农作物基本依靠进口，而中国则依据地理优势成为其首选目标。有相关数据显示，亚洲地区占中国出口主要国家的65%左右，其次则是欧洲。整个欧洲地区对农产品的需求较强，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英国、丹麦、挪威和芬兰等国。从印度方面看，印度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多集中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根据印度商务部资料显示，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常出现在其农产品出口主要国家的名单之中。除此以外，美国、瑞士和德国也是印度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因此，由于中印两国农产品出口对象侧重略有所不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两国农产品出口的竞争性。
最后是中印两国出口的主要农产品种类。从中国方面看，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出口前五名大体是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制品、蔬菜水果、杂项食品、纺织纤维以及咖啡茶和调料制品，由此按照农产品的传统分类习惯可知，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类别是园艺产品、水产品和其他农副产品。从印度方面来看，近年来印度农产品出口前五名大体是谷物及谷物制品、鱼和甲壳软体类动物及制品、肉及肉制品、乳制品和蛋品以及杂项食品，由此可知，印度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类别则是粮油产品、水产品和畜禽类产品，对比发现，除水产品以外，两国农产品出口种类具有较为明显的互补性。两国农产品出口之所以会出现较大的不同，从中国一方看，一部分原因在于，相比印度，中国具有更加多元化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因此种植的蔬果产量丰富、种类繁多;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相比于印度，近年来中国农业可耕种土地较为稀缺，普遍存在等级、质量较低等问题，因此粮油类产品出口较少，另外，考察两国农产品进口结构可知，近年来，中印两国都对动植物油脂表现出极大的需求渴望，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可知，2013年至2017年间，在中国和印度的农产品进口名单中，油籽果实和动植物油脂都名列前茅，由此可知，两国对油料作物的需求都非常高。
通过对中印两国农产品出口概况的大致考察，可以发现，第一，虽然仅从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来看，中国比印度更具国际竞争力，但是对比两国贸易顺逆差情况，发现印度的整体农产品出口结构比中国更加优化;第二，由于中印两国优质农产品出口种类和农产品出口国家有所不同，因此两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
二、中印农产品出口结构指数分析
进一步量化研究中印两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可以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贸易竞争力指数（TC）和显示性比较指数（RCA）来分析。
首先是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一国某产品或服务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
MSij=Xij/Xwj×100%
其中，Xij表示i国农产品的出口总额，Xwj表示全球农产品的出口总额，MS取值在[0，1]之间，MS数值越高，则表明该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越强。由表二可知，2013年至2017年间，中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都维持在4%以上，2013年为4.05%，2017年则为4.52%，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中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呈现较为良好的态势。从印度方面来看，五年间印度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都保持在2%以上，其均值约为2.34%，但是近年来其国际市场占有率略有所有所下滑，2017年才有所回升。中印作为世界农业大国，两国出口农产品占据世界农产品市场份额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水平，并且横向对比两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发现中国农产品总体更具国际竞争力。
其次是贸易竞争力指数（TC）。贸易竞争力指数表示一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差额同该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通过比较一国的农产品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来衡量农产品的净出口竞争力。用公式表示为：
TCij=（Xij-Mij）/（Xij+Mij）
Xij表示该国农产品的出口总额，Mij则表示农产品的进口总额。TC指数取值在[-1，1]之间，取值若在（-1，-0.6）之间，则表明该国的农产品劣势极大，取值在（-0.6，-0.3）之间，则表明该国的农产品竞争劣势较大，取值在（-0.3，0）之间，则表明竞争劣势微弱，取值在（0，0.3）之间，则表明竞争优势微弱，取值在（0.3，0.6）之间，则表明农产品竞争优势较强，取值在（0.6，1）之间，则表明农产品的竞争优势极强。由表三可知，2013至2017年间，中国农产品的TC指数均为负值，且长期处于（-0.6，-0.3）的区间范围内，表明中国的农产品竞争劣势较大，农产品进口远胜于出口，而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之所以如此严重，主要是由于中国农产品出口种类少于进口种类，出口集中度较高，且出口数量也少于进口数量。此外，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进口价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较为严重。总体来看，中国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颇深，相较之下，印度农产品的TC指数均为正值，说明印度农产品具有竞争优势，出口大于进口，表明印度的农产品进出口结构相比于中国而言更加合理，但是TC指数长期在（0，0.3）的区间范围内，均值约为0.16，由此可知印度的农产品生产效率接近国际水平，具有微弱的竞争优势，并且近年来TC指数不断下降，表明这一竞争优势总体呈下降趋势。
最后是显示性比较指数（RCA）。显示性比较指数是指一国出口的某类商品（或服务）占该国所有出口商品（或服务）比重与世界该类出口商品（或服务）占世界商品（或服务）总出口额比重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
Xij表示i国j类产品的出口额，Xit表示i国所有商品的出口额，Xwj表示世界j类产品的出口额，Xwt表示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额。RCA指数总体取值大于0，其中，RCA大于2.5则表明该国农产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RCA在（1.25，2.5）的区间范围内，则表明具有强竞争力，RCA在（0.8，1.25）之间，则表明该国农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RCA小于0.8则表明该国农产品的竞争力较弱。由表四可知，2013年至2017年间，中国农产品RCA指数都在0.35上下浮动，表明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弱，并且对比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可以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为制造业大国，农业部门相较于其他部门而言并不具备太大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分析原因，则可能与中国优先发展工业，剥夺农业整体发展战略以及农业生态环境较差有关。相较之下，印度农产品显示性比较指数虽然近年来数值有所下降，但都保持在1.25以上，其均值约为1.41，表明印度农业部门在整个商品贸易出口中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竞争优势。
结合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进一步对分类农产品进行RCA指数比较发现，第一，在食品及活动物这一大类里，中国除活动物、蔬菜水果以及杂项食品这三类产品较印度而言具有明显竞争优势以外，其余类别商品RCA指数几乎都低于印度，而且在这三类商品中活动物这一类RCA指数也并未高于0.8，表明中国的这一类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也较弱。另外，在谷物这一栏里，中国的RCA指数同印度的相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中国的谷物类RCA指数近年来远低于0.8，其均值为0.12，表明中国的粮油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相当薄弱，而印度的谷物类RCA指数五年间都大于2.5，其均值约为3，表明印度谷物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在非食用原料和动植物油脂这两大类产品里，中印两国各类农产品RCA指数近年来近乎都远低于0.8，表明两国这两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都较弱，再结合两国分类农产品的进口情况，从侧面反映出中印都比较依赖农作物原料进口，尤其是油料作物。（见表五）
通过以上三类指数分析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在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方面高于印度，且呈上升趋势，表明我国的确是农业大国，但是在TC指数和RCA指数上，中国均为负值，体现出我国农产品整体是处于竞争劣势地位的。相反，印度这两类指数均为正值，表明我国的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并不如印度合理，因此，我国还不是农业强国。
三、中印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差异的影响因素
分析影响中印农产品竞争力差异的因素可以借鉴波特的钻石理论，并结合现实性条件，主要对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农业生产组织战略以及政府五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生产要素条件。生产要素条件包括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在初级生产要素方面，第一，我国的农业可耕种土地较为稀缺，且农业用地质量不高。根据自然资源部2016年公布的全国耕地质量等别数据成果显示，我国7—13等耕地总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面积的78.37%（全国耕地共有15等，1等最好，15等最差），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9.96等，根据等别进一步划分等地发现，我国的优等地面积和高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面积之和不足30%;第二，我国可利用水资源严重不足，且时空分布严重不平衡，如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耕地只占全国的36%，而水资源量却占全国的80%;黄、淮、海三大流域，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8%，而耕地却占全国的40%，水土资源相差十分悬殊。在高级要素方面，我国曾长期使用过量化肥，达到土地资源承受极限，而且由于化肥施用量过多，还带来了土地污染等问题。相较之下，印度的土地资源则比较丰富，其面积虽然不足300万平方公里，但是耕地面积却高达1.56亿公顷，居世界之首，而且在适宜农业生产的冲积土和热带黑土等条件的配合下，大部分土地肥沃且平整，可直接供农业利用，并且由于该国绝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条件较好，农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长，因而其农业生产大部分一年两熟，部分作物甚至可以一年三熟，这也是两国谷物类产品出口对比非常明显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需求條件。消费者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客观而言，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主要农产品竞争力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对粮食类产品的消费需求总体呈下降趋势，对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等非粮食类产品的需求呈上升趋势，而国内市场需求的这种变化也对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影响，粮食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显著降低，园艺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则有所提高。相较之下，印度国内主要农产品的需求相对旺盛则有助于其粮食类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同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的饮食结构较为特殊，肉类和蔬菜类的食用量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耕地中用于种植粮食的比例较高。在国外需求市场上，一方面国际市场对粮食产品的需求广大;另一方面，国际粮食价格水平又比印度国内更高，因此促使掌握耕地的印度富户努力扩大粮食出口以获得更多利润，从而推动印度主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另外，从其他粮食作物需求方面来看，大规模出口水稻类粮食作物还有利于其换回其他价格更低的作物，以满足其国内的工业化需求和农产品需求。
再次是相关和支柱性产业。农产品出口既需要上游产业的要素投入，如种子、化肥和农机制造等，又需要下游产业的支撑，如物流、销售和农产品加工。在本文中，主要考察的则是同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化程度对一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直接影响。从中国方面看，尽管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经济效益逐步改善，但是农产品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低。具体而言，第一，我国以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农产品加工为主，但是近年来随着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不断上升，导致这一类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第二，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化水平还有待提高，由于科技投入和成果转化还不足，导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农产品加工的增值转化还较低。相较之下，印度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则相对成熟。有数据显示，食品加工行业是印度最大的行业之一，占该国食品总市场的32%，食品加工部门对制造业和农业的贡献分别为GDP的9%和11%，分别占印度出口的13%和工业总投资的6%，而且由于印度已经确立了自身的食品净出口国地位，因此尽管有时会受到相关商品的生产和价格的影响，但是该部门基本能保持8%的年平均增长率。
然后是农业生产组织战略。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促进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一方面，它可以通过集约化经营来获得规模效益;另一方面也能通过促进农业机械化和生产科技化等影响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从中国方面来看，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仍比较落后，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规模化程度较低，而这种经营方式使得小型生产者在原料采购、生产管理以及收获后管理等方面难以实现规模效益，使得投入品成本较高，而且受劳动分工缺乏的制约，使得农户在市场信息流通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相较之下，印度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战略则显得更加高效。印度在农业生产规划方面，形成了以农业合作社为主体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几乎每一个印度农户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将生产资料供给、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储存及运输等各环节紧密相连，在加强商品流通和增强乡村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是政府。政府在产业发展中起着导向作用。虽然近年来我国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及振兴乡村经济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规章，例如2017年农业部与财政部共同出台的强农惠农政策就在给予农民直接补贴、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结构调整、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是总体来看，我国政府在农业立法和农业资金投入方面的力度还不够。具体而言，第一，我国政府在农产品质量监管上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有待完善。当前，我国的食品标准、食品质量监管制度同国际标准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导致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和加工食品时常会受到SPS和TBT措施的限制，因此检疫标准的不达标也成为了阻碍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第二，我国政府在引导农业科技研发与创新技术方面的财政预算不够。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企业还缺少有实践经验的创新性人才，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较少;第三，我国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还须进一步加强。目前，我国农户有时受市场信息流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并不能有效地对接市场，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农产品产销脱节的现象较为严重。相较之下，印度在扶持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产品出口方面的政策则显得相对成熟稳定。例如，印度政府利用本国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自1988年起就在全国开展农业信息化建设，逐渐形成了一个地区性与全国性交互联系的农业信息化技术网络，并建立农业信息数据库，从而帮助农民了解国内外市场信息等。
通过以上五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农业生产要素质量不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程度不够、农产品质量监管力度不够、农产品精加工力度不够以及农产品市场信息化建设力度不够是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因此改进应从这几方面入手。
四、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首先是改善我国现有的农业生产要素条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近年来，我国一直倡导“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应当继续深化土地资源修复，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治理，整体统筹土地利用与管护。在农业用水方面，政府应鼓励支持节水省肥，例如从国外引进高效用水的灌溉系统和技术。同时，政府也应当利用财政预算鼓励与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引导农产品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对接，自主创新开发高校节能的农业生产技术，切实贯彻“科技支农”的战略。
其次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程度。政府可以扶持和壮大农业生产合作社体系，通过土地、生产规模化经营，一方面可以推广农业机械化生产，节省生产时间，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相关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将生产、加工、销售、物流与服务等进行一体化联系，从而实现产业集群，最终提高整个农产品价值链的水平。另外，推动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组织化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遏制国内部分小型农产品生產经营者的恶性竞争与遏制部分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简化生产流程，加入违规添加剂现象的发生。
再次是提升我国农产品质量检疫标准与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具体而言，第一，政府应当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并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与引导农产品企业采用绿色化生产方式，加强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与水平;第二，政府应当在农产品质量审核等方面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制度，同时也应加强对农产品从生产到出口等环节的质量监管，明确落实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对于出现安全问题的农、食产品，严格追溯问题源头，并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严肃处理;第三，加强食品安全科技体系建设。我国政府可以效仿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食品安全预警系统建设，效仿国外经验，例如组建相关机构，多部门联合，明确责任分工，对国内外食品安全信息进行追踪与研究，从而为我国企业和相关部门提供有效信息。
然后是调整升级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方式。政府应当加大财政预算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具体而言，政府应当鼓励支持企业在农产品加工技术上的创新，对这类企业予以适当的物质奖励或政策支持，并对其知识产权给予保护。同时，政府还可以适度扩大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投资，鼓励这类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进行农产品项目的创新。
最后是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一站式”服务平台。我国政府可以建立一个地区性与全国性交互联系的农业信息数据库系统，数据库内容包括天气与自然灾害预警、生产原料市场定价、农产品销售渠道、国内外农产品需求市场更新等，农户与农产品企业都可以通过该平台第一时间了解相关信息动态，实现资源共享与流通。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内容，由于中印两国农产品的互补性较强，因此对两国而言，还可以加强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例如相互降低关税、建立自贸区等，发挥各自农产品出口优势，进行互补。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总额虽然高于印度，市场占有率近几年同印度相比也呈上升趋势，但是农产品贸易逆差却相当严重，且呈持续恶化状态，并且由于我国出口农产品集中度较高，因此从各类出口农产品来看，大部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都需进一步提高。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农业部门的绿色健康发展，但是由于生产要素的改善周期较长，以及农业部门的相关和支柱性产业仍处于一种“粗加工”的初级状态，而且各环节之间的联动效应并没有充分显现，现代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要素并没有充分融合。因此，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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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蔚菡 1995 女 汉 籍贯：四川成都
学历：硕士研究生（研二在读）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关系
单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作者：李蔚菡
欧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篇2：
关于汉语国别化教材研发的几点新思考
摘 要：国际中文教材除应实现立体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外，还应走向多元化和国别化。通用汉语教材相对于国别化汉语教材和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具有不同涵义。单凭通用汉语教材无法满足海外学习者需求，开发国别化教材势在必行。英语变成国际通用语言具有特殊原因，国际中文教育借鉴英语推广经验时需采取灵活态度。开发国别化教材应遵循中外人文交流中“以我为主”原则，除个别发达国家外，开发汉语国别化教材这一任务在当前应由我国负责。开发国别化教材与传播中华文化并不矛盾。语言对比研究是国别化教材开发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汉语教材;文化传播;国别化;多元化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国别化教材的建设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学界就国别化教材的内涵、理据、策略、影响等进行了热烈讨论。现今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围绕相关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质疑，主要集中在：国别化教材和通用教材的内涵及关系，开发国别化教材的主要理据和编写主体，文化传播和语言对比的重要性等。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消除误解，对促进相关工作也具有一定意义。
一、汉语国别化教材和通用教材的内涵及关系
所谓国别化的汉语教材，主要是指针对不同国家，并且根据当地语言文化背景和教学对象需求所编写的汉语教材。但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不少国家同时使用多种语言，包含多个民族，所以广义的国别化教材还应包含面向不同语种和民族所编写的教材，或曰“语别化”或“族别化”教材。有关汉语教材国别化，学界已有很多论述。李如龙认为：“为了更具概括性和针对性，把‘国别化’改称‘本土化’或‘在地化’也许会更加准确。当然，如果我们把一国之内的各种具体的地区差异和人群差异包含在内，扩大‘国别化’的内涵，继续使用国别化这个术语也是可以的。”[1]姜丽萍指出：“凡是符合国别语言、文化、教育体制、学时安排等国别内容，符合‘三贴近’的汉语教材都可以称作国别化教材或本土化教材。”[2]李禄兴、王瑞认为，国别化的说法并不限于严格意义的国家，它可以指“泛国别化”，如“英语圈国
家”“汉字文化圈国家”“以华人华侨为主体学习汉语的国家圈”等，并不意味着每个主权国家都要编写自己的教材[3]。
其实，“国别化”不过是个概称，称为本土化、本地化等也未尝不可。汉语国别化教材主要面向海外，历届相关主题的研讨会也以此为前提，在这个语境下讨论国别化，不存在所谓“一型独大”之说。“化”字的语义中不含所谓的“一家独大”之意，正如李宇明、施春宏所说：“‘绿
化’并非使没有绿色的地方全都变绿。”[4]我们常说书籍、报刊、博物馆、展览馆等要实现数字化、电子化，但并不否定纸质报刊、书籍以及实体博物馆、展览馆的存在价值。
那么，应如何理解汉语国别化教材与通用教材的关系？“通用教材”的内涵有两层。在“通用汉语教材——国别化汉语教材”和“通用汉语教材——专门用途汉语教材”这两组概念当中，“通用汉语教材”一词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在相对于国别化教材时，“通用汉语教材”意为“非国别化汉语教材”，即不分国别、族别和语别的汉语教材，如《成功之路》。而“通用汉语教材”的另外一层含义，是相对于专门用途汉语来说的，指不以专门某一領域汉语（如法律汉语、商务汉语、旅游汉语、科技汉语）为对象所编写的教材，也可称为“非专门用途汉语教材”，例如：《汉语会话301句》属于非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区别于《实用中医汉语》这样的专门用途汉语教材。
由以上分析可知，两个“通用”涵义不同，此“通用”非彼“通用”。换句话说，不管是国别化汉语教材还是非国别化汉语教材，与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及非专门用途汉语教材都必然会出现交叉，而这正是多元化的体现方式之一。 例如：《汉语教学直通车》《泰国人学汉语》就属于国别化的非专门用途汉语教材，《汉教口语速成·酒店篇》就是针对泰国编写的国别化的专门用途汉语教材。本文所讲的通用性教材主要是相对于国别化教材来说的。如不能正确区分这两种通用性，就可能产生一些误解。有人说：“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汉语教材编写多元化的过程，不仅要有国别型，还要有其他类型的教材;不仅要有通用汉语教材，还要有专门用途汉语教材;不仅要有成人使用的教材，还要有青少年使用的教材，等等。”[5]其实，汉语国别化教材与成人教材、青少年教材、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并不存在矛盾，与后三者之间更不处在同一维度。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有国别化的青少年汉语教材及成人汉语教材，同时也完全可以有国别化的专门用途汉语教材。多元化与国别化之间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二者更不是同一维度上的问题。“国别化”一词本身就包含着多元化的内涵，并且多元化有多种体现方式，不管是通用性教材还是国别化教材都应努力做到多元化。
二、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的主要理据
1.汉语国别化教材的针对性
我们所习惯的传统教材可能会与一些海外学生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状况等相冲突，通用性教材主要适用于来华留学生，拿到海外常常会“水土不服”，对此我们需正视[6]。海外情况复杂，对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
我们需要开发主要面向海外学习者的国别化汉语教材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最主要的理据为：单凭通用性教材难以满足海外学习者需求，因而针对不同的国家、民族、语种以及文化圈，有必要开发相应的、适合当地使用的教学材料，从而推动汉语教学的多元化、立体化、电子化和网络化，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国际中文教育。我们提倡开发主要面向海外的国别化教材，绝非否定现有通用性教材编写者所做的大量工作，否定通用性教材的价值，而是说通用性教材更适合在国内使用，在国外使用则受到限制，甚至经常产生种种问题。具体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采取灵活方式，两种教材配合使用，通用性教材的缺憾可通过国别化教材来进行弥补。吴应辉指出：“‘本土化’汉语教材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是提高各国汉语教材针对性的现实出路。”[7]对国别化进行强调正是因为当前这类教材缺乏，并不是厚此薄彼。相对而言，国别化教材本来就在较小范围内使用，使用范围相对不广也很正常。国别化教材计划实施时间不长，总体上还不成熟，所以某种教材出现使用时间相对较短、更新较快的情况也可以理解。
以“现有海外教材主要为通用型”来证明通用性教材才最适用并否定开发国别化教材的必要性，逻辑上站不住脚。我们所说的通用性教材主要是指国内编写并且供来华留学生使用的汉语教材，其中虽不乏精品，有些甚至在海外“较为广泛使用”，但这往往是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不能据此推定这就是最佳状况。也就是说，在缺乏较为合适的国别化教材的条件下，常常暂时以通用的代替。这两种教材都非常重要，不是非此即彼和水火不容的关系，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所交叉。主要适用于国内的通用性汉语教材和主要适用于海外的国别化汉语教材都应视为国际中文教育结出的并蒂莲花，同时在汉语教学的大家庭当中相映成辉[8]。
2.英汉推广差异与国别化教材开发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地区最广的语言以及许多国际组织和英联邦国家的官方语言，其传播对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借鉴意义，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须把握灵活原则，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假象所迷惑。有种观点认为，英语不靠大力发展国别化教材也能在全球传播，因此汉语也理应效仿[9]。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探讨一下英语和汉语的语言推广差异。
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了解一下“英语流通全世界的历史背景”对说清这一问题是有利的。从英美等国的发展历史可知，正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综合因素决定了英语能够拥有当前的国际地位。英语能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有五个有利条件：“人口众、流通广、科技高、出版多、使用便。”[10]跨越欧、美、亚、非、大洋洲等五大洲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从萌芽到结束总共历时近四百年。在其众多殖民地中，英语都被用作行政语言用来强化统治。美国脱离英帝国而独立，却使英语的传播范围更加扩大。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其80%的原始文件都用英文书写，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美国的电视节目和计算机技术都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影响。互联网上90%多的文字使用英文书写。以上诸多因素都极大地推动了英语的传播。
由此可见，以“某些英语母语国家并未大力开发英语国别化教材”为由反对开发汉语国别化教材是不恰当的。若将英语传播的情况直接套用到汉语上面，那更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即使不开发国别化教材，英语也照样可以通過多种方式来传播。因此，“许多国家都在进行英语扫盲”，主动进行英语学习的现象大量出现，这确实符合客观现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见，英语推广的成功经验并不宜生硬照搬，借鉴和运用时需要把握灵活原则，充分结合我国的国情来制定相应的战略。
不仅如此，《新概念英语》《走遍美国》等通用性精品教材的作用虽不可小觑，但使用时还需大量本土化教材加以配合。所以，上述教材得到广泛使用与各国研发本土化教材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英语的本土化（或本地化）教材主要由各国自己主动开发，这也是由英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而传播汉语却主要得靠我们自己。汉语当前的通行程度相对还很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使用人数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还比较小，尽管学习人数有所上升，但与英语等强势语言相比仍处于弱势，距离成为国际语言的状态还较远，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11]。
英语和汉语的推广虽有相似之处，如建立语言推广机构、政府财政支持等，但由于国情等原因，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汉语的国际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我们不宜盲目乐观。主要面向海外的汉语国别化教材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则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国际和国内的战略格局所决定的。
三、汉语国别化教材的编写主体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别化汉语教材应主要由谁来编写呢？当前情况下，除一些发达国家（如英、法、美、日等国）之外，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独立进行本土化汉语教材开发的能力，一些亚非拉小国全国都找不出几个精通汉语的本地人士。我们应看到，经过各方努力未来有能力独立开发本土化教材的国家数量一定会有所上升，但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还无法看出猛增的趋势，我们还是应面对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开发汉语国别化教材这一任务在当前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由中国来主导，由我国的专家学者和一线的外派教师经充分调查研究之后来进行。等将来条件成熟之时，还可考虑中外合作或支持当地学者独立研发本土化汉语教材[12]。诚如赵金铭所说：“目前，要想在针对性上有所突破，应改变一下教材的编写方式，走一条‘我编—中外合编—我编’的道路。”[13]当然，国别化教材任务完成之前，暂用国内优秀的通用性教材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国别化教材开发没有必要。
从历史上看，早在17—19世纪西方汉学家编写的汉语教材就有了国别化（或语别化）的特征，例如，卫匡国的《中国文法》（[意]1653）、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西]1703）、艾约瑟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英]1857）、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德]1881）。由于它们使用其本国语言作为载体，考虑了本国人的学习特点、习惯、困难，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语言和文化的对比，因而也可视为具备了国别化教材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有条件编写此类教材的汉学家基本上来自当时的发达国家，这一点同今天的情况大体一致。通过历史看现实，今天如果想在贫困国家或弱小国家传播汉语，进行国别化教材的开发，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以我为主”原则是在实践层面上，基于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所做出的选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把握宝贵的历史机遇，以开放的心态、宏大的视野和强烈的时代敏感性来满足时代对我们的要求。陈荣岚指出：“作为汉语教学的母语国，不能仅仅依赖于对外来模式的借鉴，我们必须具有国际领先和模式输出意识，必须首先建立自己的有说服力的品牌。我们责无旁贷地应当占领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领域的制高点，在汉语教学国际化进程中，掌握制定规则、输出规则的主动权。”[14]如果存在“等这些小国将来发展起来之后，再让他们独立开发自己的本土化汉语教材”的思想，采取这种“袖手旁观”的被动态度，就等于放弃大好的历史机遇。时不我待，莫让后人“掩卷而长叹息”。
当今形势下，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不能等到多年以后，待有关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且外语教育成熟时再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越位实施”是必要的，而且很多学校早已开始了这项工作。1994年，暨南大学组织编写的华文教材《中文》经柬埔寨王国教育部审查通过，在该国50多所中文学校发行使用，受到当地师生好评。近年来，厦门大学的国别化汉语教材研发也成效显著：陈荣岚主编的印尼国民高中《华语》教材出版后反响强烈;郑通涛主编的《缅甸初级汉语教程》和朱芳华主编的《老挝汉语教程》也都各具特色，受到了当地师生欢迎。国内相关的国别化教学材料还有很多，如《泰国人学汉语》《越南人学汉语》《新汉泰词典》等，这些教学材料大都特色鲜明，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提倡编写国别化教材绝不意味着打压和否定通用性教材，通用性教材的开发也得到了相关高校重视。例如，李如龙主编的综合性基础汉语培训系列教材《卓越汉语轻松入门》就是典型代表，具有对比教学、常用先学、字词直通、练习丰富等特点，受到广泛好评。
至于中外合作，操作起来会遇到一些困难，更加需要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有关这个问题，卢伟提出的建议很值得参考：“外方编者（专家和/或教师）主要提供汉语学习的需求分析及结果，与中方编者（专家和/或教师）共同制定教材的编写大纲，进行汉外對比，预测学习者可能出现的错误。中方编者侧重对语言点进行处理与监控（选择、编排、复现、讲解、练习等），侧重对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进行把握。外方编者主要进行教材的试用与评估，收集反馈信息，评估包括使用前评估（pre-use evaluation）、使用中评估（whilst-use evaluation）、使用后评估（post-use evaluation）。中方编者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教材的修订工作。”[15]
四、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与中华文化传播
国际中文教育是国家的顶层设计，汉语国别化教材开发则是这一战略下的具体策略。那么，开发国别化教材与传播中华文化是否存在矛盾？
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国际汉语教学跟国内的语文教学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国内的语文教学是否要“文以载道”可以商榷，国际汉语教学则应无此悬念。我们虽不主张把汉语课上成政治课，但绝不等于放弃文化传播这项长期的任务，对此应有清晰的认识。对汉语教学持认真态度是正确的，但推广汉语的最终目的却一定要弄清楚。汉语教学并非单纯的语言教学，孔子学院不使用“汉语学院”的名称，也明确说明了文化传播在汉语推广中的分量。国际中文教育不能脱离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只关心语言教学不关心文化交流的教师，不是合格的国际中文教育者。
每个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都是中华文化传播的开路先锋，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的神圣历史使命，那种“教好汉语就万事大吉”的想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应着眼长远，除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教学内容外，需要考虑的东西还太多太多。重要的是通过汉语的学习，使国外学生更多了解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深刻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入了解和热爱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客观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16]。正如陈采岚所说：“汉语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需要高瞻远瞩的文化传播策略。与那些依靠殖民和强迫政策而成为‘国际化’的语言不同，汉语要成为强势语言，只有依赖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依赖于中国影响力的扩散和魅力的吸引……中国向外传播汉语是立足于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立足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14]
因此，国别化教材开发跟中华文化传播并不矛盾，关照学习者自己的文化、习俗无疑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化交流，使学习者更好地学习汉语和理解中国文化。在当前的国际语境中，传播中华文化很多情况下甚至应更加重视。我们应加强相关工作的主动性，而非被动地去等待机遇。当然，“以我为主”并非是提倡文化中心主义，而是在实践层面上，基于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所做出的选择。或许将来条件成熟时，我们可以期望大量外国人在掌握汉语之后，能够“润物细无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亲近中国文化，但现在还不行。我们对此还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应该不是培养一个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但是对中国充满很多偏见的‘有用人才’。”[17]
五、语言对比：开发汉语国别化教材的客观要求
与国别化教材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汉语教学是否需要进行语言对比？语言对比研究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将对比语言学研究与国际汉语教学相结合是完全可能的，也符合科学规律。“如果能充分利用这种对比，汉语学习者的学习速度和效率可以大大提高。”[3]当然，语言对比研究并非易事，但“难”不是不做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迎难而上的精神。
语言对比研究是国别化教材开发者的必备功课之一。实际上，语言对比研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除我们熟知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对比外，还可进行语篇、语用、文体、修辞对比;除微观研究外，还可进行宏观研究，包括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相结合进行的对比;除理论研究外，在应用上还可以同翻译、词典编纂、第二语言教学相结合。对比研究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如：表层、中层和深层的层次对比，从微观、宏观、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理论、应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等方面进行，其结果也会多种多样。潘文国提出了包括四个层级（哲学、理论、应用、实践）、三个层面（结构层、交际层、认知层）的对比语言学体系[18]。当然，任何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关键在于活学活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发国别化教材是语言对比研究的成果转化手段之一，而语言对比研究则是开发国别化教材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
陆俭明指出：“鉴于事实上存在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区别，鉴于汉语跟国外各个语言的差异性，汉语教材‘国别化’这一理念可取。再说，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学总原则。”[19]汉语国际教育是“搭建金桥的工程”，一端是独特的汉语汉字，另一端是当地的语文，引导外国人从他们的母语出发走到汉语这一端来。由于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字本位”原则在针对海外教学时，特别是在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的汉语教材中更应得到重视。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绝大多数汉字为有意义的语素，不少汉字都能够单独成词造句，因而国际汉语词汇教学说到底关键还是汉字的教学，“字本位”的教学法和“字本位”原则的教材编写具有重要意义。赵元任、徐通锵、杨自俭、吕必松等语言学家对此已有充分论述，汉语教学专家潘文国、白乐桑、张朋朋、王骏等亦有专门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在内容方面，单调的教材不易引起海外学习者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有些编写者偏好古汉语和书面语，为初学者编写的教材未能突显口语特征，在海外使用时影响了使用效果。面向日、韩学习者的教材跟欧美学习者的教材在选择口语和书面语的量上显然需要有不同考虑。某些教材存在的问题，如“阅读材料和练习太少”等，在国内尚有其他方式弥补，在国外缺乏汉语语言环境的情况下问题就十分突出。如不考虑充分，则会带来更大的困难。我们主张本着务实的态度，在面向海外的教材中应对这些问题加以特别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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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汉语国际教育视阈下17—19世纪英文载体汉语教育文献翻译研究”（编号：19BYY039）的阶段性成果，撰写过程中得到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的指导，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陈立民]
于海阔，重庆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作者：于海阔
欧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篇3：
关于以新型智库建设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摘要：[目的/意义]新型智库建设对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以晋江为例，晋江新型智库在汇聚资源、搭建平台、提高效率方面促进了晋江高质量发展。但是，还要看到晋江智库的规模和专业化水平不高、运转模式欠佳等问题。加大晋江智库机构的建设力度、完善晋江智库机构整合的体制机制对晋江发展极具现实意义。[方法/过程]基于对晋江以及同级别百强县智库的对比研究，对晋江现存智库进行调研分析。[结果/结论]晋江智库快速发展应采取如下措施：承办高端品牌论坛；研究方向向集成改革转型；向智库建设领先的地区学习，进而建立专业化智库体系。
关键词：晋江智库 高质量发展 机构 机制 专业化
分类号：G120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5.08
1 引言
当前智库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各地以地方社会实践为基础，以研究地方问题为目标，智库建设蓬勃兴起，为推动区域发展和提升竞争力起到了探照灯作用。
2019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的审议时，再次提到了“‘晋江经验’仍有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晋江的关心充分体现了重要的智库思维，作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先进县，晋江有必要强化探索新型智库建设之路，提升智库整体建设水平，成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县域典范。为此，对照自身与发达地区智库建设的差距，探寻晋江新型智库建设可操作的改进方案。
2 晋江智库建设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2.1 智庫专家是催生“晋江经验”，推动晋江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福建晋江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前10名，连续26年被评为福建省第一县。在发展动力源上，智库力量是推动晋江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80年代，沈吉庆、罗涵先、费孝通等众多专家学者就深入晋江调研，研究提出“晋江模式”，使之成为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四大模式”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2002年总结提炼了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主要内涵的“晋江经验”。多年来，专家学者对“晋江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意见建议，成为晋江持续转型升级的“导航仪”，使得晋江经济社会逐步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2.2 晋江新型智库的实践探索取得初步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党委政府十分重视专家智库建设。一是构建多元智库方阵。目前已经设立60多个不同类型的智库，建有15个院士工作站，9个公共研发平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高端智库长期与晋江密切联系。晋江充分发挥智库“咨政”“启智”“聚才”“强市”等新型智库功能，紧紧围绕热点重点难点问题，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把脉晋江，一大批智库研究成果转化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文件。二是构建智慧交流平台。相继举办“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中国县域现代化（晋江）研讨会”“中国（晋江）新型城镇化高端研讨会暨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交流会”“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等几十个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智慧交流平台，有效推动晋江新型智库的建设发展。三是构建智库运行机制。晋江将加强人才梯队培育作为智库建设的基础保证，努力把智库建设成为吸引人才的洼地、用好人才的高地、培养人才的基地。持续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按照“竞争入选、动态管理、分类考核、以评促建”的原则，以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率、研究活动的社会影响力、研究团队的核心竞争力等作为重要评价标准，加强智库管理工作。
3 晋江智库与发达地区智库建设存在差距
3.1 智库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不够大
晋江虽然在海外人才交流和协会、联合会组建上有智库咨询通道，成立了“三创园”等人才引进基地，出台了全国县级首份优秀人才和集成电路产业认定标准，以及“1+N”人才政策体系，但人才总体引进力度不大。相比较而言，张家港市在2016年就启动了千人智库计划，从全国各地邀请各行业优秀人才，为张家港市建设出谋划策，自主引进培育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12名，省“双创计划”82名，苏州“姑苏计划”122名；吸引80多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前来创新创业[1]。465个领军人才团队中，有300多个具有海外背景，近250人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在智库人才引入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上，晋江市落后于张家港等市县，大规模、常态化引进人才的时间较晚，有较大拓展空间。
3.2 智库运转模式不够成熟
一是研究成果转化模式不够畅通。不少智库的研究成果在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效益时，出现断裂或承接不顺畅的问题。如晋江市统计智库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服务，而忽视对产业发展、企业转型的引导作用，课题成果传播面较窄，产生的社会效益有限。二是扶持保障模式不够多元。智库经费的筹集渠道较为单一，政府投入是智库主要的经济来源和课题研究经费的主要支撑，社会、企业和民众对智库的投入较少。三是智库评估模式不够健全。尚无正式确定智库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全过程的制度安排，对专家咨询的激励和责任约束等制度规范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决策咨询的质量难以得到制度性保障。四是智库合作程度不够高。不同类型的智库之间合作的频率较低，与跨区域、跨国别等高端智库主动融合较少。如晋江市虽率先成立了全国首家县级人力资源产业园，但运营方多停留于机构招引、场地运营等浅层功能，机构交流、推广、扶持以及交易平台建设、人力资源服务联盟等缺乏竞争力。
3.3 智库“大数据”支撑能力有待提高
一是大数据分析研究能力不强。没有意识到数据的采集、储存和处理能够更好地掌握晋江动态和社会热点，促进智库研究。面对规模巨大、类型复杂的大数据，缺乏必要的分析方法和模型以及相关性研究经验，难以把本土大数据资源与符合决策需要的具体政策相衔接。二是大数据平台建设存在短板。大数据采集分析系统有待完善，符合决策咨询需要、彰显决策分析水平的大数据平台有待建设。三是大数据专业人才缺乏。缺少大数据方面的工程师、架构师、研究员、分析师和首席数据官等人才，也没有制定大数据人才培养的机制和方案。
4 整合优化晋江智库建设对策思考
4.1 加强智库机构建设
4.1.1 推进晋江市党政智库机构的建设 健全晋江党政机关内部的智库机构。根据智库建设需要，组建晋江党政部门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健全党政内部决策中专家决策委员会、专家库等非常设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加强人员配备，防止职能交叉重叠。推进党政智库人才队伍的优化，调整党政智库人才的年龄结构，合理配置党政智库人才中的专业结构，促进党政智库中官员、学者、民意代表的结合，提高政策研究能力。
4.1.2 加强半官方智库机构建设 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工商联的配合与联动，多向这些机构委托课题，促进半官方智库多元化发展，切实发挥合力。改革学术考核评估机制，不仅看科研成果的数量，更要看机构输出政策产品的被采纳率，促进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4.1.3 鼓励和支持晋江市民间智库机构建设 构建晋江市民间草根智库。政府主导牵头、媒体和社会公众参与，成立民间智库理事会，从各镇、各社区选举代表组成理事会会员，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讨论，要举办各项汇聚民智的咨询活动。可以借鉴温州市民间智库采用“视频专访”、热线拨打、BBS讨论等形式来汇聚民智的做法，切实发挥民间智库“取智于民，用智于民”的桥梁作用[2]。
4.2 优化智库运作机制
4.2.1 完善晋江智库机构整合的领导机制 一是成立市委直接领导的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领导及市四套班子研究室、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负责对智库的总体研究方向、公共资源配置、项目协作配合等事宜进行统筹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市委政研室牵头，对全市的智库机构和工作实施统一管理，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渠道和事务性问题解决会商机制，实现相关政策、信息和资源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全市智库统筹协调专门机构，对全市智库进行统筹管理，帮助智库搭建信息获取平台，组织智库活动，落实智库分工，确保智库取得实效。二是组建智库联盟。成立由市委、市政府牵头，市委党校具体负责，吸收统战、科技、社团、统计、企业等智库乃至公民个人积极参与的智库联盟[3]。
4.2.2 构建晋江市智库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建立以资源共享为目标的资源库。一是需求库。反映全市短期决策咨询研究需求及中长期发展研究计划，为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活动提供方向性指引。由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揽，汇总各单位上报的研究需求或建议课题，拟定决策咨询研究计划及重点课题，报经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通过后多种途径对外发布。二是信息库。汇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及各区域、各行业相关信息，为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活动提供信息支持。由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参与协调、市统计局和市信息中心负责具体运作，建立统一的智库信息共享平台，以适当形式载体供咨询研究机构查询使用。三是专家库。形成完善的人才汇聚机制，综合反映各领域专家学者、业界精英等基本信息。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协调，市人才办及相关部门共同参与，设立智库专家总库。四是成果库。在已有的全市党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评审跟踪工作基础上，进一步集中汇总已完成的咨询研究成果，并依据成果所属领域、重要程度、涉密情况等因素，分送市领导或相关部门决策参考，必要时对外发布[4]。
4.2.3 构建晋江市智库间常态化沟通机制 建立“政府—智库”协作会议制度。以月、季度、年度为周期，定期召开“党委政府—智库联盟”协作会议，由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向智库提供决策需求信息，各专业领域的智库联盟通过协作会议向党委政府提供预期成果信息和决策咨询服务；针对党委政府中心任務、重大决策或者突发性群体事件，不定期召开协作会议，实现党委政府与智库联盟的双向交流，由智库对党委政府提出的重大问题方针进行探讨，促进政策思想的迸发。注重智库相关刊物、微信及国际网站的编办，为智库提供国际发声平台。
4.3 支持晋江建设地方新型高端智库的具体对策建议
4.3.1 针对晋江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支持晋江建立专业化智库体系 一是面对“加快高质量发展实现赶超”的任务，建立高质量经济发展智库。以晋江市委发展战略咨询库牵头，由“三创园”、统计智库、院士工作站、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等智库中涉及经济发展领域的专家协作组成，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和智力支持。还可与义乌市政府智库、厦门经济学院、阿里研究院等不同性质的智库联合，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信息与资源[5]。
二是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的任务，成立民生智库联盟。借鉴张家港市的做法，成立医学、教育、商会、法律、就业与创业指导等智库，为市民提供最优质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提供一系列智慧、思想和信息支撑。
三是面对“办好重大赛事”的任务，成立顾问委员会。邀请多次参与筹划中学生运动会的专家学者来晋江，全面指导2020年第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筹备工作，邀请具有国际大赛筹办经验的专家指导国际大体联世界杯等重大国际赛事。发挥智库专家顾问委员会的经验优势，深入晋江实地调研，做好各项工作的细节筹划，力争把各项重大赛事办出高水平。
4.3.2 支持晋江智库承办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等高端品牌论坛 总结论坛成功举办的经验，结合晋江市创新发展规划，在造好“产业生态、营商环境、城市平台”和统筹做好“产、城、人、新”4篇文章等方面，聚集民营企业家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党政官员等参与讨论，形成可操作的改革方案，汇总成帮助政府决策施政的建议，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帮助民营企业在创新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4.3.3 支持晉江智库研究方向向集成改革转型 一是为晋江经济体制集成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探索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抓住福厦泉科技创新走廊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战略机遇，研究完善的科技管理服务体系。帮助晋江市政府探索建立工业用地保护制度、村级工业企业聚集区改造提升模式、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二是为晋江城乡融合发展改革提供决策咨询。由晋江智库派出专家帮助政府推进“多规合一”的试点工作。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选派专家到农村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学习同级别县域改革成功经验，为政府提供科学的调研报告。
三是为晋江社会事业的机制改革提供研究方案。帮助晋江探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分担的制度设计和相关实施细则，协助卫生部门探索制定“三医”联动和“服务价格调整备案制”等相关制度的实施细则。
四是为晋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人才支撑。智库当中的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制度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共同为晋江市打破“信息孤岛”、落实“四个到”“四个办”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具体施政细则。
4.3.4 支持晋江向智库建设领先的地区学习，进入县级智库建设第一方阵 一是善于借鉴智库建设领先地区的先进经验。充分借鉴义乌、嘉善、安吉等地先进经验，补齐短板、发挥优势、形成特色。比如紧紧抓住和用好“民营经济”“实体经济”“体育产业”“侨乡特色”“共享发展”“传统文化”等自身优势特点，围绕特点抓重点，围绕重点造亮点。义乌主打国际牌，嘉善主打县域经济牌，安吉主打绿色发展牌，晋江也应做好顶层设计，以智库建设思维组织、打造和运营好特色品牌活动，充分释放晋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和正效应。
二是推动优势资源适度向晋江智库倾斜。一方面，争取省里支持晋江与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家高端智库建立广泛联系，柔性引进智库人才，开展项目合作，提升晋江发展的智力支撑水平。另一方面，推动省内智库，如省委党校、社科院以及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围绕晋江发展开展专项研究和专题调研，系统总结晋江发展优势与劣势、历程与前景、经济与民生等，源源不断形成对晋江乃至全省都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启示和意见建议，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参考文献：
[1] 吴集， 杨筱， 刘书雷. 推进区域高端科技智库建设的若干思考[J]. 科技中国， 2019（11）： 31-33.
[2] 许婷. 浙江探索统一战线智库建设的实践与思考[N].团结报， 2019-11-12（008）.
[3] 赵鲁晋. 新型智库建设与管理研究： 基于南京、苏州、广州和深圳四城市的经验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 41（S2）： 6-7， 26.
[4] 陆敏行， 徐宏， 李韬， 等. 决策咨询委员会在地方新型智库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研究[J]. 决策咨询， 2019（5）： 1-5.
[5] 陈孝文， 齐延生. 加强地方政府“智库”建设研究： 以福建泉州市为例[J]. 中国林业经济， 2016（6）： 39-41.
作者贡献说明：
黄相怀：负责资料收集、观点提炼和理论指导；
杨 磊：负责论文撰写和论文修改；
洪荣福：负责执笔论文修改、参与资料收集；
吴 扬：负责资料收集、参与论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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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Xianghuai1 Yang Lei2 Hong Rongfu3 Wu Yang3
1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National Academy of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91 2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3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ffice of Jinjia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Jinjiang 362200
作者：黄相怀 杨磊 洪荣福 吴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