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冲击国家论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冲击国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欧元区在启动之时即非最优货币区，但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认为经济趋同会是单一货币区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本文对欧元区成立后成员国的经济趋同进行了实证检验。无论是对欧元区名义趋同还是实际趋同的检验，均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有助于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论点。欧元区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是欧债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冲击国家论文 篇1：
欧元区货币一体化效应研究回顾
摘 要：文章从贸易效应、资本流动效应、财政扩张效应以及欧债危机等四个方面，回顾欧元区货币一体化效应的研究，并对文献进行了述评。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欧债危机的五点反思与启示，包括：缩小欧元区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技术水平；改革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重视欧元区内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缩小欧元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建立财政联盟或希腊等国家退出欧元区。
关键词：欧元区 货币一体化 研究回顾 欧债危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无疑是一大亮点，而货币合作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问题。1999年1月1日，欧元区正式启动，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时间。对于欧元区货币一体化效应的研究，在欧元启动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至今已有大量文献产生。2009年10月，正当全球经济逐步摆脱美国次债危机的冲击，走向复苏之际，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其他国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不安。欧元区的成立早就存在争议，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对欧元区的讨论再次升级。本文主要从贸易效应、资本流动效应、财政扩张效应以及欧债危机等四个方面入手，回顾2000年以来欧元区货币一体化效应的文献，并对文献进行述评。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欧债危机的五点反思与启示。
一、货币一体化的贸易效应
货币联盟一个重要的收益在于增加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很多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联盟的建立对成员国的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Andrew Rose（2000）采用1970—1990年间186个国家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考察了货币联盟对国际贸易的效应，研究表明：使用共同货币的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是非成员国之间贸易量的3倍。小岛清（1967）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采用不同的货币，对贸易来说是一种边界，这一货币边界类似关税边界。关税同盟的建立，消除了关税边界；同样，货币联盟的建立消除了货币边界。Andrew Rose和Wincoop（2001）同样认为国家主权货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障碍，国家主权货币的存在相当于额外施加了26%的贸易关税。他们的研究表明货币一体化使得欧洲地区的贸易量增加了50%，由于贸易量的大幅度增加使得成员国的福利也大幅度增加了，虽然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会带来一定的损失，但是福利的增加是超过损失的。Bun和Klaasen（2002）的研究表明欧元对贸易的增加效应第一年为4%，预计长期效应可能会达到40%。
Marjan Petreski（2007）指出欧元区内部贸易占GDP比重在1998年时为41.1%，2006年时达到54.6%，增长了13.5%，从贸易角度看是支持欧元区是OCA这一观点的。Berger和Nitsch（2008）利用欧盟22个国家1948—2003年间的数据研究了欧盟的贸易增长问题，研究表明欧盟的贸易增长明显，但如果控制了贸易一体化的趋势，那么欧元的贸易效应会消失，同时欧盟的贸易一体化与汇率、机构一体化具有显著的联系。Paul和Ching-Yin Lin（2012）研究了货币联盟对贸易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货币联盟的建立降低了沉没成本或固定但重复的交易成本。另外，也有其他很多文献得出了货币一体化对贸易的正向作用（Barr et al.，2003；De Nardis 和Vicarelli，2003；De Sousa和Lochard，2004；Faruqee，2004；Baldwin et al.，2005）。
对于欧元区建立后会扩大欧元区区内贸易的观点，基本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认可。但事实上，欧元区成员国间的贸易效应并没有像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大。Bernanke（2006）研究发现1999—2001年间，欧元区内部贸易占贸易的比重是一直在下降的。2004年，欧元区区内出口占总出口的50%，低于20世纪90年代57%的最高值。Aurice和Ranc（2007）指出已有的研究认为欧元区货币一体化使贸易增加大体上在5%～40%之间，主要采用标准的面板引力模型进行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导致向上的估计偏差，为纠正这一点，Aurice和Ranc考虑了时间趋势，最终估计结果只有3%。
二、货币一体化的资本流动效应
OECD（1999）指出欧元区成立后，几乎欧元区所有国家的FDI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均是增加的。但是相对于美国，欧元区的金融一体化还是比较低的（Krugman和Obstfled，2003）。Lssing（2000）的研究表明，货币一体化后金融一体化程度加深，利率差异变小，金融市场套利机会下降。而且，货币一体化后货币市场一体化明显，政府债券收益率显著收敛。De Grauwe和Mongelli（2005）认为欧元区金融一体化是加强的，尤其是在货币市场。Marjan Petreski（2007）研究发现，欧元区货币一体化后无论是隔夜拆解利率还是政府债券收益率价差均迅速收敛。
Blanchard和Giavazzi（2002）研究了欧元区国家的储蓄投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欧元区成立之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显著下降，他们把原因归结于单一货币下的金融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使得资本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资本富裕的国家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缺乏的国家。Ahearne，Schmitz和von Hagen（2009）利用截至2006年的数据研究了欧元区内部的资金流向，研究表明资金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低收入国家。Zemanek、Belke和Schabl （2009），Berger和Nitsch （2010）指出欧元区内部的资本流向国内经济扭曲最严重、结构改革最少的国家。相似地，被认为有效率的德国和荷兰处于金融中介过程的中心，他们在全球融资，然后购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债券，通过过度杠杆化追求收益率是非常危险的，归因于倾斜的管理激励、竞争的加剧以及“大而不倒”的预期。Barry Enchigreen（2011）指出德国和荷兰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通过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从全球金融市场融入资金，然后再把融入的资金借给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德国和荷兰等国起到了金融中介的作用，把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和欧元区外的其他国家联系起来，正如Ahearne，Schmitz和von Hagen（2009）所描述的一样。这有些像美国：纽约作为金融中心从海外融入大量资本，然后将其借给低收入的州。主要的不同在于纽约不像德国和荷兰，纽约试图通过赤字融入资本，而欧元区的经常账户基本是平衡的。
三、货币一体化的财政扩张效应
对于欧元区内成员国来说，由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决定权已经不在自己手中，所以各成员国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提升竞争力、缓解各成员国的财政压力，只有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A.K.L Milne，2011）。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欧盟的政策自身就存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比如财政监督力度不够、监测指标不够全面等（S.Vehelst，2011）；另一方面，成员国向欧盟上报的数据的可靠性也存在一定问题，很多国家存在隐瞒财政赤字的倾向，这样财政规则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Gonzá-lez-Páramo，2011）。
欧猪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欧元区中排在后列，但是其福利水平向其他欧元区国家看齐，拖垮了本来就不坚实的基础（宿玉海，2011）。而且欧元区的老龄化问题突出，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使得公共养老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增加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带来劳动力不足（王鹏程、王星，2011）。而且，欧元区各国为了抵御危机、刺激经济，实行了扩张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资产负债表（C.Noyer，2010）。同时，美国次贷危机致使欧盟及其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大幅度下降，财政收入收到较大的影响。另外，一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旅游、房地产等行业，在次贷危机中就已经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致使政府财政赤字飙升（S.Verhelst，2011）。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国家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
四、货币一体化与欧债危机
欧元区自成立之前，有关欧元区可行性的争议就一直存在，这种争议一直延续到现在，尤其是欧债危机的爆发，把这一争议推向了高潮。不少经济学家都把欧债危机的根源归因于货币一体化，认为是由于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导致了主权债务的不断攀升，并最终导致欧债危机。
首先，回顾欧元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非对称结构。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财政与货币政策分离（瞿旭等，2012），这就形成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非对称结构。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得欧元区各成员国在面临财政赤字时，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缓解财政负担（Milne，2011），只有采取财政政策（瞿旭等，2012）。当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时，成员国只有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缓解危机、刺激经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不断恶化，最终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欧盟在货币一体化中，财政规则的缺陷也是导致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Vehelst，2011；European Commission，2010；Mora et al.，2007；Zgajewski et al.，2005；González-Páramo，2011）。Vehelst（2011）指出，欧盟在评估成员国的财政状况时，采用的指标较为单一，只采用了财政赤字占GDP不超过3%的标准，无法全面、有效地评估成员国的财政状况。他认为对成员国的财政评估，还应当加强对中长期目标的重视。而且，收入过渡依赖于某些资源也没有受到监管的重视。另外，对于成员国向欧盟提供的数据质量也存在问题，自律意识较弱的成员国修改了原有的数据（European Commission，2010），如果欧盟要实施制裁时需要的时间则更长（Zgajewski et al.，2005）。若要对违反财政纪律的国家进行处罚，无疑会使已经处于财政困境中的国家情况更加糟糕，所以欧盟并不倾向于对违反该纪律的国家实施制裁（González-Páramo，2011）。因为可以相对容易的逃避制裁，使得这一问题在欧元区国家比较普遍，基于错误的数据进行评估时，得出的结论可靠性也值得怀疑（Mora et al.，2007）。
五、研究述评
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总体看，关于欧元区货币一体化效应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一方面，欧元区的成立与发展为学者提供了研究素材，学术界持续有大量文献涌现，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提升。另一方面，大量研究文献的出现，也为欧元区的实际发展提供了研究支撑。第二，从研究内容而言，现有的文献多数局限于局部而非全面。现有的文献多涉及货币一体化某一方面的效应，如货币一体化的贸易效应，或只分析货币一体化某一方面的效应对欧债危机的影响，较少同时涉及货币一体化多方面效应的研究，缺乏全面的研究。第三，从研究结论而言，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上述文献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不尽相同，但大部分得出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观点，如货币一体化后欧元区的贸易增加、资本流动加剧、货币一体化是导致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等。但同时也存在争议，如Aurice和Ranc（2007）指出已有的研究认为欧元区货币一体化使贸易增加的效应偏大，他们考虑了时间趋势，最终估计结果只有3%。第四，从研究方法而言。在欧元区成立之前，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欧元区成立后，逐渐转向实证研究。另外，从欧债危机爆发后的文献看，定量研究较少。
参考文献：
[1] 王鹏程、王星.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老龄化问题探析[J].银行家，2011（7）
[2] 宿玉海.欧猪五国主权债务危机：原因、影响与启示[J].宏观经济研究，2011（12）
[3] 瞿旭、王隆隆、苏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根源研究：综述与启示[J].经济学动态，2012（2）.
[4] 杨晓龙.基于技术效率视角的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原因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2（12）
[5] Ahearne， Schmitz and von Hagen（2009）.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the Euro Are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ruegel and University of Bonn
[6] Alesina，Alberto and Barro，Robert J.（2000）. Currency Un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7927
[7] Berger， Helge & Nitsch， Volker（2008）. Zooming out： The trade effect of the euro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Elsevier， vol. 27（8）， pages 1244-1260， December.
[8] Blanchard， Olivier and Francesco Giavazzi （2002）.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in the Euro Area： The End of the Feldstein-Horioka Puzzl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pp.148-186.
[9] De Grauwe，P.and Mongelli， F.P. （2005）. Endogenities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What Brings Countries Sharing a Single Currency Closer Together ECB Working Paper Series， 468， p.1-38.
[10] Frankel，Jeffrey A.and Rose，Andrew K.（2000）.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urrency Union on Trade and Output."NBER Working Paper， No.7857.
[11] González-Páramo，José Manuel（2011）.The ECB and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BIS central bankers’ speeches， at the XXIV Moneda y Crédito Symposium.
[12] Milne，A.K.L.（2011）.Limited Liability Government Debt for the Eurozone，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Vol.57.
[13] Rose，Andrew K.and van Wincoop，Eric.（2001）. National Money as a Barrier to International Trade：The Real Case for Currency Un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issue 2，pages 386-390
[14] Un， Aurice and Laassen， Ranc（2007）. The Euro Effect on Trade is Not as Large as Commonly Though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9， Issue 4， pp. 473-496.
[15] Zemanek， Holger， Ansgar Belke and Gunther Schnabl （2009）.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the Euro Area： How to Rebalance Competitiveness. Policy Paper no.7， IZA Bonn （April）.
（作者单位：1.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2.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 100032；3.嘉浩盈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100044；作者简介：杨晓龙，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方向：商业银行与宏观经济；岳海峰，经济学博士，嘉浩盈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总监，研究方向：产融结合、泛资产管理、私募股权投资）
（责编：若佳）
作者：杨晓龙 岳海峰
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冲击国家论文 篇2：
单一货币区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与欧债危机的内在逻辑
摘要：欧元区在启动之时即非最优货币区，但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认为经济趋同会是单一货币区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本文对欧元区成立后成员国的经济趋同进行了实证检验。无论是对欧元区名义趋同还是实际趋同的检验，均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有助于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论点。欧元区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是欧债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统一货币政策下，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异持续放大，经济失衡日益加重。目前，各种紧急纾困措施只能解决短期的流动性问题。欧元区要继续生存发展下去，需要实现成员国间的基础性趋同。
关键词：经济趋同 最优货币 欧元区 欧债危机
理论上的支持、制度上的约束以及欧元区初期的平稳运行，共同构筑了货币联盟支持者对单一货币区成员国长期经济趋同的信心。然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并未如预期那样实现经济趋同。欧洲债务危机的扩散，将欧元区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诸多问题集中地呈现出来。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因是部分国家不稳健的财政和宏观经济，还是欧元区内部基础性的失衡？单一货币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经济的趋同抑或是趋异？欧元区经济趋同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层面上看，欧元区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是对区域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检验；从实践层面上看，欧洲货币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一体化促进区域内经济体的协调发展，为政治一体化构造经济基础，对欧元区的经济趋同进行研究，有助于评估单一货币区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经济趋同标准与欧洲单一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OCA）的思想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石。20世纪70年代，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以及美元信心与清偿力的“特里芬难题”，蒙代尔提出了建立欧洲统一金融市场和欧洲单一货币的计划。1992年，爱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理念，为欧洲统一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单一货币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与加快实现欧洲统一进程这一政治意愿相适应，OCA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新的进展。在传统OCA理论中，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被视作外生变量。1998年，弗兰克尔与罗斯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认为最优货币区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即使成员国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事前标准”，在单一货币区建立之后，经济趋同也将成为货币区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货币一体化能够自然推动一个“事后”最优货币区的出现。
自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后，欧洲统一货币的设想就被不断提及，直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峰会最终确定了统一货币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关于欧盟是否已经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被争论不休。事实上，在1999年欧元区启动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就存在诸多差异。为了保持欧洲统一货币目标的实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均设立了看似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以保证“只有那些实际行为、货币政策信念和价格稳定程度高度符合趋同标准的国家才可以加入货币联盟”。传统的弱币国政府为了获得欧元区的入场券，也显示出向共同目标靠拢的诚意。单一货币启动之初，区内通货膨胀水平远低于《马约》设立的准入门槛。低通胀水平有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体现了各成员国在货币联盟准备阶段对以稳定为导向的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各国的预算赤字大幅减少，多数成员国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趋同标准”，尽管其中部分数字借助了“创造性的”技术方法而取得。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对此心知肚明，但却给予了充分的容忍。事实上，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从一开始就承认，即便是首批加入欧元区的11个国家集团，也仍然不能代表最优货币区。但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使他们相信，单一货币的引入，能够消除成员国间的经济差异，实现成员国的经济趋同。鉴于《马约》设立的“趋同指标”只是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敲门砖”，“达标”只能反映成员国在当时经济的静态表现。为了避免一次性“突击达标”对统一货币区稳定可能造成的威胁，货币联盟的设计者制定了更具长远约束力的政策限制，即《稳定与增长公约》。《马约》趋同标准、《关于过渡赤字程序议定书》（《马约》的附件），以及《稳定与增长公约》共同从制度层面上构筑了对成员国的严格约束。
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经济趋同的实证检验
（一）欧元区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
鉴于统计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的考虑，对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选择2002年以前加入欧元区的12国作为考察对象，分组研究1995-2011年期间欧元区成立前后，单一货币区成员国在通货膨胀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率等经济指标的趋同情况。
由分组样本数据观察可知，加人统一货币区前后对比，EU-12国通货膨胀水平的“趋同”状况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德国与希腊分别代表了统计期间内通货膨胀控制最优与最差水平。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2000年以后有较大提高，但始终位于货币区平均水平之下。希腊总体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通货膨胀率大幅回落，此后便迅速回升。此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通胀率水平在加入欧元区后至2005年左右均有显著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元区的通胀水平出现较大波动。2009年严重经济衰退导致通货紧缩，但随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及救助债务危机的欧版量化宽松，使通胀趋势再度抬头。
从数据上看，20世纪90年代各国的财政赤字均有大幅减少（忽略“创造性”会计手段的作用）。卢森堡的财政状况一直比较稳健，也是欧元内唯一在样本区间内指标均低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界线的国家。希腊仅在加入欧元区之前的1999年实现3.1%的财政赤字率，勉强接近“趋同标准”，在此前后财政赤字率始终位于最高水平。2001年，德国和意大利两大“核心国”率先打破“红线”，迫使欧洲货币联盟于2002年启动超额预算赤字程序。
1 通货膨胀水平
2 财政赤字状况
此后，欧元区财政赤字状况每况愈下，多数成员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甚至连财政最为稳健的卢森堡，也由财政盈余转向赤字。受惠于单一货币区成立后内部贸易的加强，德国经济从2005年开始复苏，财政状况也随之有明显改善。希腊的财政状况则持续恶化。从标准差来看，加入欧元区不仅没能实现各国财政状况的趋同，反而使成员国间的财政趋异日益加强。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均显著恶化，财政趋异也进一步加强，2010年标准差高达7.9。
3 公共负债状况
从分组数据上看，2000年后欧元区政府债务率的标准差较单一货币区成立前略有下降，但并未反映出显著的趋同态势。与相对稳健的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卢森堡是区内债务控制最好的国家，其次是芬兰。货币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水平堪忧，德国、法国的负债率早已在2003年后跨过60%的参考水平。意大利与比利时在1999年以前，债务率就一直与《马约》的“趋同标准”相去甚远。上述两国最终由于债务率“有足够的降低并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趋近参考值”而被获准进入货币联盟。但是加入欧元区后，其债务率始终处于高位。希腊依然是区内债务状况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之一。只有爱尔兰与荷兰的债务状况在加入欧元区后略为改善。2008年后，几乎区内所有国家的债务水平均大幅提升。
（二）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检验
1 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绝对β检验
参照巴罗（Barro）和萨拉·马丁（Sala-i-Martin）提出的收敛模型构造简化的线性回归方程：
其中，yiT是期末各国人均GDP值；yin是期初各国人均GDP值；μir为误差项。
对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B检验同样以1995-2010年的数据为统计样本，并分别考察欧元区成立前后的经济趋同情况。经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EU-12国的绝对β收敛结果如下：
各组回归结果的R2均在95%以上，反映出模型较高的拟合优度。考虑到2008年以后欧元区经济状况存在明显的波动，为客观反映成员国实际趋同情况，本研究分别进行了2000年-2008年、2000年-2009年、2000年-2010年期间成员国间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了2000-2009期间的β值略低于1以外，其它各组的趋同系数均略大于1，反映出成员国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态势。但是在欧元间成立前后，各组间的β值并未有太大差异，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促进成员国间“经济趋同”的结论。
2 成员国经济趋同的α检验
本文以1995年为基期测算EU-12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得到相应的变异系数，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统计结果显示，成员国人均产出的离散程度从1995年至2008年间基本处于上升态势，反映出成员国间并未呈现出α收敛。显然，α收敛检验也没有对单一货币区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经济假设提供充分的证据。
三、单一货币区内的经济趋异与欧债危机的内在逻辑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对欧元区名义趋同还是实际趋同的检验，均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有助于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论点。各种证据表明，单一货币不仅未能抹平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反而使核心国与外围国间的不平衡日益加剧。
首先，单一货币区加速了成员国之间资本的流动，直接孕育区内的金融风险。统一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趋同，使得货币风险溢价消失，降低了外围国的融资成本，助长大量外债的形成。当利率水平较低时，债务负担尚能控制。一旦利率飙升，债务则难以为继。此外，欧元区成立后市场对其前景的乐观预期也刺激了大量外来资本的流入；而流入外围国的资金又大量进入非实体经济领域，催生潜在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出口驱动的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受益于单一货币区极大提振，累积的出口盈余和低水平的国内消费，产生大量资本盈余。这些超额资金，又以低利率借贷给外围国家，直接助长了外围国的信贷增长。外围国的信贷增长持续转换为债务堆积，增加了其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当危机来临时，逐利性的风险资本不愿再继续流入外围国，为其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资本流向的逆转进一步恶化了危机。
其次，单一货币区加剧内部成员国间的国际收支失衡。德国等核心国家在欧元区成立后逐渐摆脱低迷的经济走势，成员国身份使德国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货币区内施行重商主义政策。依赖平稳的欧元汇率，德国增强了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尤其是区内贸易额持续增长。自加入欧元区以来，德国的出口额几近翻倍。与此相对应的是，外围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规模几乎与德国的贸易盈余相当。而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成员国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又被大大削弱。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经常项目的失衡只能依赖于资本金融项目来弥补，再加上原本就不甚稳健的财政制度，双赤字的格局日益恶化。在2008年以前，资本流入带来外围国资本金融项下的大量盈余，部分隐藏了欧元区内部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当资本从热闹的资本市场撤离时，外围国的经济困境就暴露在日光之下。
最后，统一的货币政策助推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异。从其他成员国大量涌入的外来资本，刺激了外围国的投机需求。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财政膨胀，导致外围国经济的竞争力减弱。而同期，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缓慢，出口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一方面，由于统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各国经济指标的趋同性密切相关，成员国间显著的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了统一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如在相同的政策利率水平下，高通胀水平的成员国，其实际利率显著低于低通胀国家，进一步助长外围国不稳健的投资与支出倾向。另一方面，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与不同的宏观调控需求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协调困境，而最终的决策在成员国的利益博弈中往往是向占据主要话语权的核心国倾斜。偏离外围国实际经济需求的宏观政策，势必影响其经济增长，导致外围国与核心国经济指标的进一步趋异。于是核心国的相对繁荣与外围国经济的相对停滞便最终形成单一货币区经济的晴雨两面。因此，经济迥异的成员国加入单一货币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暗藏风险。如果德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不能改变其增长与支出模式，其他国家要保持长期繁荣的唯一途径便只能是被动适应德国模式。否则，一旦不对称的外部冲击出现，危机的触动便在所难免。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欧元区在启动之时就不是最优货币区，经过十年的运行，成员国间经济趋同的效应仍然没有显现。原本增长路径、速度、财务能力迥异的经济体被绑定于同一个货币区内之后，经济依然呈现出离散的态势。加入欧元区时的“突击达标”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各国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今天看来，不少国家当初为加入欧元区而采取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为了赢得单一货币区“入场券”的投机行为，导致成员国间经济趋同的不稳定性。虽然外围国不谨慎的财政与债务累积是引爆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欧元区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则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内因。在统一货币政策下，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异持续放大，经济失衡日益加重。要实现经济的基础性趋同，需要外围国改变原有的支出倾向，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德国坚持外围国必须进行内部改革、削减政府开支、改变经济发展路径的观点不无道理。然而，要求外围国承担货币区经济复苏的主要成本，在实践中显然困难重重。一方面，已经陷入疲软的经济体根本无力完成承担债务削减或结构性改革的成本；另一方面，财政紧缩将使外围国的经济前景更加黯淡，经济陷入“增长乏力——债务扩张——强制性财政紧缩——经济更加低迷”的恶性循环中。欧元区的危机救助最终不得不依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行欧版的量化宽松。而货币流动性的加大，可能引发潜在的通胀风险，这又是德国所不想见到的结果。因此，欧债危机爆发至今，成员国间在国家利益的纠缠与矛盾间博弈，始终未能形成有效的危机救助框架。对于外围国而言，摆脱危机最好的方式是经济增长。长期而言，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势在必行。而作为单一货币区最大的受益者，欧元区的存续与稳定也符合德国的经济利益，适当分担相应的调整成本在所难免。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的危机，需要成员国共同分担经济改革成本，并推动货币区向实质性经济趋同的道路迈进。
作者：杨力 任嘉
欧元作为共同货币冲击国家论文 篇3：
信用本位、对称竞争与国际货币多元化
摘要：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的稳定性问题可知，在信用本位的背景下，建立在对称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具有内生的稳定性。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虽在其背后均存在不同形式的发展障碍，但其均具有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的可能性。
关键词：信用本位；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博弈
一、研究综述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普遍认为，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单一国际货币格局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正是由于缺少对美元的有效制约，美国在享受到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了依据世界经济增长状态稳定国际货币供给的责任。为了弥补美国自身的储蓄赤字、财政赤字，不断扩张的美元供给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流动性过剩，同时催生了美国国内的金融资产泡沫，金融泡沫的破灭最终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因此，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就必须要改革建立在信用本位上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单一国际货币格局。
世界各国学者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基本达成一致，现在的关键是要选择适当的改革方案。事实上，自从金本位体系无法维持之后，经济学家们就不断地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寻找方案。目前，可供选择的主要有两种思路：超主权单一货币和国际货币多元化。超主权单一货币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目标，早在二战结束之际，凯恩斯在其“国际清算同盟计划”中就提出了建立超主权单一国际货币单位的设想[1]，之后的学者们（如Cooper，1984[2]；周小川，2009[3]，等等）继承并发展了建立超主权单一货币的构想，欧元的诞生更被认为是从实践角度证实了建立超主权单一货币的可行性。然而，世界经济毕竟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欧元区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也暴露了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之间的内在矛盾，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政治层面和技术层面在内的一系列困难，都成为短期内实现全球超主权单一货币难以克服的障碍。
相对于超主权单一货币的改革目标，国际货币多元化则是一个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因此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蒙代尔（Mundell，2000）提出“货币稳定性三岛”（Three Islands of Monetary Stability）的概念，他认为包含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多元国际货币格局具有稳定性[4]。罗格夫（Rogoff，2001）认为，即使消除了实现更高程度货币协调（甚至是单一世界货币）的政治障碍，多种国际货币并存也不失为是一种优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元国际货币并存条件下的竞争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单一国际货币带来的自然垄断[5]。艾奇格林（Eichengreen，2009）指出，以多种货币为基础的国际储备体系，可以减少单一国际货币发行国所受到的来自急需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的冲击，同时由于存在具有替代性的多个中央银行和多种国际投资资产，政策制定者们就会更加谨慎地采取措施来维护投资者信心[6]。
笔者认为，国际货币多元化目标又可分为两类具体目标：一主多元和对称多元。一主多元就是指以一种中心货币为主导，多种国际货币并存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对称多元又可以被称为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是指多种势均力敌的国际货币以竞争形式并存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一主多元实际上只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简单修补，并不能真正克服建立在信用本位上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专门考察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问题，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第二部分，主要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探讨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的稳定性问题；第三部分，对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等几种主要货币进行分别考察，讨论这些货币发展成为具有与美元对称竞争能力的货币的可能性；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
二、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
所谓对称竞争，是指建立在势均力敌基础上的竞争。如果竞争双方的实力具有明显差距，那么这样的竞争就是非对称的。如果竞争是非对称的，那么占据优势的一方对于竞争的结果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一般来说，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经济实力大体接近，决策过程相互独立。基于此，可以运用博弈的方法来分析这种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为了简化过程，我们的分析只包括两个国际货币发行主体，但是由于多个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具有对称特征，本文的结论可以推广到包括更多国际货币发行主体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
博弈参与者：具备对称竞争实力的国际货币发行国A和国际货币发行国B。
策略空间：假定两个国家都只有货币政策一种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其中，货币政策工具又包括扩张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和紧缩货币供给三种具体策略。扩张货币供给是指特定国际货币的供给水平超过了世界经济增长对该货币的正常需求水平。稳定货币供给并不是保持货币的绝对不变，而是指特定国际货币的供给水平与世界经济增长对该货币的正常需求水平相适应。紧缩货币供给是指特定国际货币的供给水平不足以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对该货币的正常需求水平。
策略收益：作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参与者，国际货币发行国实施特定的货币政策时，不仅要依据自己的政策目标，更要充分考虑竞争对手的策略选择。国际货币发行国不同的策略选择组合决定了不同的收益组合。如图1所示：
（一）策略组合：稳定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
其中，前者为国际货币发行国A的策略，后者为国际货币发行国B的策略，后面同理。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对称竞争性，此时两国的收益相同。
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稳定货币供给是指特定国际货币的供给水平与世界经济增长对该货币的正常需求水平相适应，也就是说，此时国际货币的供求处于平衡状态，在没有其他政策工具影响的情况下，稳定货币供给必将促使宏观经济实现内外均衡发展。具体而言，从内部来看，两个国际货币发行国均能保持均衡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从外部来看，两个国际货币发行国继续共同分享国际货币地位并获得稳定的铸币税收益，同时保持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相对平衡。之所以强调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是因为为了满足因世界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对国际货币需求，国际货币发行国总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国际收支逆差，当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数量较多时，对单个国际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从而能保持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
（二）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扩张货币供给
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对称竞争性，此时两国的收益相同。从内部来看：由于短期价格粘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经济出现扩张性增长并保持充分就业状态，但是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从外部来看：在没有新的具有对称性竞争能力的国际货币之前，两个国家的国际货币地位不会受到影响。由于国际货币供给量增加，两个国际货币发行国都将获得更多的铸币税收益，但是由于接下来国际货币相对于非国际货币的贬值过程，以及非国际货币发行国从国际货币发行国被迫输入的通货膨胀，会逐渐抵消这种暂时性增加的铸币税。同时，由于名义货币供给增加具有刺激进口进而恶化国际收支的作用，如果马歇尔—勒纳条件[7]成立，汇率贬值又具有刺激出口进而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①，因此总体而言，国际收支的波动程度会进一步增加，但是波动的方向并不确定。
（三）策略组合：紧缩货币供给，紧缩货币供给
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对称竞争性，此时两国的收益相同。从内部来看：由于短期价格粘性，紧缩货币供给政策将导致经济出现收缩，失业增加，通货紧缩压力增大。从外部来看：在没有新的具有对称性竞争能力的国际货币之前，两个国家的国际货币地位不会受到影响。由于国际货币供给量减少，两个国际货币发行国都将获得更少的铸币税收益，但是由于接下来国际货币相对于非国际货币的升值过程，会逐渐抵消这种暂时性减少的铸币税。同时，由于名义货币供给减少具有抑制进口进而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如果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汇率升值又具有抑制出口进而恶化国际收支的作用，因此总体而言，国际收支的波动程度会进一步增加，但是波动的方向并不确定。
（四）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
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从内部来看：在短期价格粘性的条件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刺激经济实现扩张性增长，并保持充分就业，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将会加大。从外部来看：在很短的时期内，国际货币发行国A获得更多的铸币税收益，接下来，由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国际货币A相对于国际货币B和非国际货币发生贬值。为了维护外汇储备的有效购买力，非国际货币发行国会减少持有国际货币A，增加持有国际货币B，这又会导致国际货币B进一步贬值，国际货币A的信用水平随之降低，从而动摇国际货币A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如此不断循环，国际货币A将逐渐失去其国际货币地位，铸币税收益会随之永久性减少。国际收支会随着扩张的货币供给和货币贬值而出现波动，一方面由于名义货币供给增加具有刺激进口进而恶化国际收支的作用，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汇率贬值又具有刺激出口进而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因此总体而言，国际收支的波动程度会进一步增加，但是波动的方向并不确定。
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B，从内部来看：根据世界经济需要而适时调整货币供给的稳定货币政策，有利于国际货币发行国B保持经济均衡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从外部来看：与国际货币发行国A相对应的是，国际货币B将升值并逐渐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其铸币税收益也会永久性增加。同时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在逐渐失去国际货币地位的过程中，需要有国际货币B进行补充，在这一阶段，国际货币发行国B将会出现国际收支的暂时性恶化。
同理，当国际货币发行国A实施稳定货币供给政策，而国际货币发行国B实施扩张货币供给政策时，两国的收益也正好相反。
（五）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紧缩货币供给
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其策略收益与在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但是收益程度有所加强。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B，从内部来看：紧缩货币供给的政策将导致经济收缩、失业增加和通货紧缩。从外部来看，国际货币发行国B的策略收益与在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但是收益程度有所加强。
同理，当国际货币发行国A实施紧缩货币供给政策，而国际货币发行国B实施扩张货币供给政策时，两国的收益也正好相反。
（六）策略组合：稳定货币供给，紧缩货币供给
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从内部来看：根据世界经济需要而适时调整货币供给的稳定货币政策，有利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保持经济均衡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从外部来看，其策略收益与在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B，其策略收益与在策略组合（扩张货币供给，紧缩货币供给）中的基本收益保持一致，但是收益程度有所减弱。
同理，策略组合（紧缩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的收益与此正好相反。
占优策略纳什均衡：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A而言，当国际货币发行国B的策略是扩张货币供给时，通过比较国际货币发行国A在不同策略选择下的收益，可以发现稳定货币供给是一个占优策略。同理，当国际货币发行国B的策略是稳定货币供给和紧缩货币供给时，国际货币发行国A的占优策略依然是稳定货币供给。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B而言，无论国际货币发行国A的策略是扩张货币供给，还是稳定货币供给，又或者是紧缩货币供给，国际货币发行国B都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占优策略——稳定货币供给。综上可得，图1所展示的国际货币双对称非合作静态博弈具有一个占优策略纳什均衡——（稳定货币供给，稳定货币供给），此时，占优策略纳什均衡不仅符合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利益要求，也符合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要求。同样的结论可以推广到更多具有对称竞争特征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
上述博弈分析表明，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具有内生稳定性。除此之外，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还可以大大弱化特里芬（Triffin，1960[8]）所提出的特里芬难题②，由多个具有对称竞争实力的国际货币发行主体来共同提供新增的国际货币需求，则单一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和货币币值受到的影响就会小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的稳定性。
三、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的形成
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在信用本位的背景下，建立在对称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具有内生稳定性，稳定货币供给是每一个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占优策略，占优策略纳什均衡不仅符合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利益要求，也符合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要求。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下，哪些货币有可能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
正如上文的讨论所指出，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发行主体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经济实力大体接近，决策过程相互独立。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除了美元这一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外，欧元、日元和英镑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具体如表1所示。除了上述三种已有的国际货币之外，随着中国经济越发强劲的发展势头，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上升显著，虽然还没有成为国际货币，但其对于世界经济也已经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欧元
从经济实力来看，欧元区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如图2所示，2008年欧元区GDP总量大约是同期美国GDP的95.5%。从决策过程来看，欧洲中央银行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由于具备上述先天优势，欧元自1999年诞生起，就表现出了十分强劲的发展势头，如表1所示，欧元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一开始就达到了17.9%，之后更是一路上升，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了27.3%。同期，美元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却一路下降，从1999年的71%降至2009年的62.2%。除此之外，IMF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也在不断上调，从2001年的29%上调至2006年的34%，再到2011年的37.4%。同期，美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略有下降，从2001年的45%下调到2006年的44%，再到2011年的41.9%。以上数据表明，欧元正在对美元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
然而，欧元虽然冲劲十足，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欧元即将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具有对称竞争力的国际货币。相反，欧元区接连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为欧元的进一步发展蒙上了阴影。欧洲中央银行网站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第三季度的短短三年间，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约上升了17%，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82.7%，成为欧元产生以来的最高负债水平。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些主权债务危机背后的制度性障碍：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相对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欧元区各国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过度依赖，才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最终发生，而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又必将进一步影响到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信用水平和竞争力。
综上所述，欧元表面上的强势并不能掩盖其背后的发展障碍，要最终解决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相对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深化欧元区的政治改革，实现欧元区真正的统一是一条必由之路，也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因此，可以预见，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欧元还是无法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具有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
（二）日元
日本的国土面积虽然狭小，但其经济实力却异常强大，在2008年全球GDP排名中，日本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不过，日本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如图2所示，2008年日本的GDP大约是同期美国GDP的35%。与日本经济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表现却相对平常，如表1所示，日元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9年的6.4%一路下滑至2009年的3%，除此之外，IMF公布的数据显示，日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也有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15%下调至2006年的11%，再到2011年的9.4%，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完全不能对美元形成对称的竞争力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经济总量上的绝对差距之外，日本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无法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是一个更重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附庸于美国。在美国的帮助扶持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即便如此，日本的经济政策依然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最显著的事件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为了扭转对日本长期巨额的国际贸易逆差，美国公开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元在短期内实现了大幅度升值，激化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泡沫，为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及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埋下了种子。
综上所述，日本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其经济总量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其经济决策过程无法与美国保持独立，日本与美国更多时候是一种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合作博弈，如果日本能够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附，那么，日元完全有可能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
（三）英镑
英国是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大大削弱，如图2所示，2008年英国的GDP大约只有同期美国GDP的18.6%。曾经占据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地位的英镑，也渐渐地开始边缘化。从表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自1999年以来，英镑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表现出微弱的上升趋势，从1999年的2.9%上升到2009年的4.3%，但是总体水平依然很低。另外，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开始英镑在SDR中的比重也只有美元比重的1/4左右，根本无法与美元形成对称的竞争力。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当前英国的经济实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第二，英国与美国长期的同盟关系促使两国在决策时都会充分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在国际货币问题上，英镑不会主动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这意味着在国际货币问题上，英国与美国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性博弈。
综上所述，英镑要重新回到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要走的路还很长。
（四）人民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如图2所示，就经济总量而言，2008年中国GDP大约是同期美国GDP的30.5%，位居世界第三。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日本内阁府的初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由于中国与美国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有关两国利益的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竞争总是多于合作，因此就决策过程而言，中美之间可以保持很高的相互独立性。总体而言，如果人民币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必将大大增强现有建立在信用本位上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在表1的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我们还看不到人民币的身影。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人民币尚未国际化。显然，人民币要最终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除了要努力增强经济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国际化在带给货币发行国很多额外的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在中国宏观经济还不够均衡、金融体系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中国政府一向坚持谨慎推进的态度。因此，当前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准备：一方面，要加强调控引导宏观经济实现内外均衡发展；另一方面，要深化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这两方面工作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同时推进。
四、结论与展望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本文分析了建立在对称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多元化问题。研究发现：在信用本位的背景下，建立在对称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具有内生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了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的可能性。总的来说，虽然每种货币背后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发展障碍，但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都具有成为与美元并重的对称竞争性国际货币的潜力。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基本结束，但其对于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却仍将持续。即使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并且这样的国际货币格局在短期内仍将持续。所幸的是，随着欧元等货币的异军突起，国际货币多元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无法形成与美元对称竞争的实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约束美元的作用。对于人民币而言，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走向国际化将是人民币的必然发展方向。
注释：
①基于马歇尔的基础性研究，勒纳（1944）研究发现，汇率贬值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依赖于一定的弹性条件：当出口的汇率弹性与进口的汇率弹性之和大于1时，汇率贬值会改善国际收支；当出口的汇率弹性与进口的汇率弹性之和小于1时，汇率贬值会恶化国际收支。
②特里芬（Triffin，1960）指出，单一国际货币主要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为了保证国际货币供给，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就不得不面对逆差，长期的逆差又会给国际货币造成贬值压力，从而影响到人们对国际货币的信心；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发行国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无法提供足够的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主要是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提出的，但问题同样存在于当前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③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参考文献：
[1]de Vegh I. The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3，33（3）：534-556.
[2]Richard N Cooper. A Monetary System for the Future[J]. Foreign Affairs，1984，63（1）：166-184.
[3]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9，（7）：8-9.
[4]Robert A Mundell.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3）：327-340.
[5]Kenneth Rogoff. Why Not a Global Currenc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2）：243-247.
[6]Barry Eichengreen. The Dollar Dilemma[J]. Foreign Affairs，2009，88（5）：53-68.
[7]Lerner A P.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M]. London： Macmillan，1944. 377-379.
[8]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M].陈尚霖，雷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5-75.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作者：张见 刘力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