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与中国的文化差异
第一篇：瑞士与中国的文化差异
中国与瑞士的关系
一、政治关系
瑞士于1950年1月17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9月14日，中国同瑞士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公使。1956年1月和1957年4月，中瑞先后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并互派大使。
1951年11月，瑞士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1962年12月关闭。1995年4月，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重新开馆。2006年10月，瑞士驻广州总领事馆开馆。
1954年4月，中国在日内瓦设立总领事馆。1988年9月，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关闭，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开馆。
瑞士是最早承认并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建交61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平稳。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
(一)重要访问
1954年6月12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顺访瑞士。
1961年5月29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赴瑞士首都伯尔尼拜访瑞士联邦主席瓦伦和外长彼蒂彼爱。
1973年5月，瑞士前外长彼蒂彼爱访华;6月，瑞士前外长施皮勒访华。
1974年8月，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格拉贝尔访华，格是中瑞建交以来第一位正式访华的瑞士国家领导人。
1975年4月，瑞士联邦委员兼交通动力部长里恰德访华。
1978年5月，谷牧副总理访问瑞士。
1979年4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率中国政协代表团访瑞。
1982年6月，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出访途经瑞士，瑞士联邦副主席兼外长奥贝尔会见并宴请。
1985年6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瑞。
1986年11月，瑞士联邦副主席兼外长奥贝尔访华。
1987年3月，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访瑞。
1992年1月，李鹏总理访瑞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1994年1月，乔石委员长访瑞。
1995年1月，朱镕基副总理访瑞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4月，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科蒂访华。5月，瑞士议会国民院议长福莱和联邦院议长屈希勒率瑞士议会代表团访华。这是瑞士两院议长首次联合率团访华。10月，瑞士联邦副主席兼经济部长德拉米拉率经贸代表团访华。
1996年9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瑞;10月，瑞联邦主席德拉米拉访华，这是瑞士联邦主席首次访华。
1997年5月，邹家华副总理访瑞。
1998年1-2月，李岚清副总理访瑞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瑞士，这是中瑞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
2000年1月，吴邦国副总理访问瑞士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6月，温家宝副总理访问瑞士。9月，中瑞建交50周年，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瑞士联邦主席奥吉以及外交部长唐家璇与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戴斯互致贺电。同月，瑞士联邦主席奥吉访华，并出席中瑞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
2002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部长曾庆红访问瑞士，双方签署了《中瑞两国政府管理培训项目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03年4月，瑞士联邦委员兼国防部长施密德访华。5月，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尔米-雷伊访华。6月，胡锦涛主席出席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经停瑞士，并与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举行会晤。11月,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来华进行工作访问。
2004年6月，曾培炎副总理访问瑞士，双方签署《旅游目的地国实施谅解备忘录》。10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访问瑞士。同月，瑞士联邦委员兼内政部长库什潘应邀赴上海出席国际文化政策部长级会议，并访问西藏。
2005年1月，黄菊副总理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会见联邦主席施密德。7月，瑞联邦委员兼经济部长戴斯来华参加WTO小型部长会议并访华。
2006年1月，曾培炎副总理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会见联邦主席洛伊恩贝格。2月，李肇星外长访瑞。同月，瑞联邦委员兼国防部长施密德访华。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瑞。10月，瑞联邦副主席兼外长卡尔米—雷伊访华。
2007年1月，国务委员华建敏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4月，李肇星外长应约与瑞联邦主席兼外长卡尔米-雷伊通话。7月，瑞联邦委员兼经济部长洛伊特哈德访华，
代表瑞政府宣布承认我完全市场经济地位。9月，杨洁篪外长出席第62届联大期间会见瑞联邦主席兼外长卡尔米-雷伊，并与其共同签署《中瑞关于加强对话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10月，瑞前联邦主席奥吉出席上海特奥会开幕式。11月，瑞联邦委员兼司法警察部长布劳赫访华。
2008年1月，曾培炎副总理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会见联邦主席库什潘。5月，瑞联邦委员兼经济部长洛伊特哈德访华，并出席瑞航自苏黎世至上海首航仪式。8-9月，瑞联邦主席兼内政部长库什潘和联邦委员兼国防、民防和体育部长施密德分别来华出席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式。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访瑞。10月，瑞联邦议会国民院议长布永访华。11月，刘延东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分别访瑞。
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发生后，瑞方在第一时间向我表示慰问和援助意愿。瑞联邦主席兼内政部长库什潘及外长卡尔米-雷伊对中国发生地震灾害表示同情和慰问。据不完全统计，瑞方向我提供的帐篷总计1046顶，各类援助物资总额约计105万美元。
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 经济论坛年会并正式访问瑞士。2月，中方派采购团赴瑞，与瑞方合作伙伴签署了总额3亿美元的经贸合同。4月，瑞联邦委员兼环境、交通、能源和电信部长洛伊恩贝格访华。6月，科技部长万钢访瑞。10月，瑞联邦委员兼司法警察部长维德默-施鲁姆普夫访华。
2010年1月，李克强副总理赴瑞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正式访瑞。5月，卫生部长陈竺出席世界卫生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在日内瓦与瑞联邦委员兼内政部长布尔克哈尔特举行了工作会谈。6月，瑞联邦委员兼外长卡尔米-雷伊访华。7月，吴邦国委员长访瑞并出席第三次世界议长大会。8月，瑞联邦主席兼经济部长洛伊特哈德访华并出席上海世博会瑞士国家馆日活动。9月，瑞士联邦副主席兼环境、交通、能源、通信部长洛伊恩贝格来华参观上海世博会。12月，中瑞外长通话。
(二)友好省州/市关系
1982年，中国昆明市与瑞士苏黎世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1994年，中国长沙市与瑞士弗里堡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2004年，中国北海市与瑞士卢加诺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2007年，中国上海市与瑞士巴塞尔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
2008年，中国黄山市与瑞士因特拉肯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二、经贸关系
1974年12月，中国同瑞士签订《中瑞贸易协定》并成立了中瑞贸易混合委员会。1979年瑞士政府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2011年1月，商务部长陈德铭在瑞士出席2011年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同瑞士经济部长阿曼共同签署《关于启动中瑞自贸协定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宣布中瑞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
双边贸易：瑞士是中国在欧洲重要的贸易伙伴。2010年中瑞双边贸易额2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10.3%。其中，我出口30.3亿美元，增长14%;进口170.4亿美元，增长147.4%。我进口以机械电子、化工医药等产品为主;出口以初级加工产品和原材料为主，近年来制成品出口比重不断增加，主要有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
对华投资：瑞士1982年开始在华投资，中瑞合资迅达电梯有限公司是中国批准成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工业企业。截至2010年底，我累计批准瑞在华投资项目1301个，实际利用瑞资36.2亿美元。瑞士在华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电气、机械、医药化工、食品等领域，投资区域主要在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
1996年10月，中瑞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建立中瑞合资企业项目融资基金的谅解备忘录》，1998年1月“中瑞合作基金”正式成立，旨在为中瑞中小企业间的合资项目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金融合作：2003年5月，中国证监会与瑞联邦银行委员会签署了《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目前，瑞士共有5家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瑞银集团、瑞士苏黎世银行、瑞士欧洲金融银行集团下属的瑞士有限公司)和3家保险公司(丰泰保险公司、苏黎世保险公司和瑞士再保险公司)在中国共设立了7家代表处和5家营业性分支机构。其中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和丰泰保险公司已分别在上海开设分行。
技术合作：截至2010年底，我累计批准从瑞技术引进合同2040个，金额约为49.2亿美元。
三、文化、教育、科技和旅游领域的合作
(一)文化交流
近年来，中瑞两国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两国的文艺演出团体如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戏剧团体等进行互访演出。双方还举办了旅游、绘画、电影和艺术等交流展览。此外，民间友好组织和学术团体交流日趋活跃。
1999年3月，中瑞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瑞文化合作意向声明》。
1998年11月25日，中瑞首次联合发行邮票。
2005年8月，中国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加瑞士日内瓦节。
2006年起，中瑞已连续三次联合举办卢塞恩中国新春音乐会。
2008年11月，瑞士爱瑞文化基金会与中瑞文化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在两国多个城市举办为期两年的文化推介活动，以进一步深化两国文化交流。
2009年瑞士弗里堡岚德威军乐团赴华巡回演出。
2010年，瑞士在华举办“爱因斯坦展”、“东西合璧的剪纸艺术展”和“幸福60年摄影展”。“文化风景线艺术节·中国主宾国”活动在巴塞尔举行。“感知中国·日内瓦行”活动在日内瓦举行。
(二)教育交流
中国自1978年开始向瑞士派留学人员。截至目前，我在瑞留学生累计约2000人。
1999年3月，中瑞两国政府签署《中瑞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意向书》，双方于2002年将该意向书有效期延长至2005年。
2004年1月，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公共领域进行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技术合作的协议》。
2006年10月，中瑞双方签署《中瑞2006-2008高等教育合作备忘录》。
自1985年以来，瑞士13所大学中有6所先后与我国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签署了校际交流协议或科研合作协议。
(三)科技交流
1989年2月，中瑞两国政府签署《中瑞科技合作协定》，正式建立了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1995年4月，中国国家科委同瑞士国家科研基金会签署《科技合作备忘录》。2003年11月，中瑞签署《中瑞科研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民间科技合作与交流方面，两国有关对口部门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开展多种合作活动。2007年4月，中瑞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两国将合作实施《2008-2011年科技合作备忘录》。2008年8月，瑞在上海设立其第四个海外“科学中心”。11月，两国签署《中瑞科技合作联合声明》。2009年4月，中瑞签署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自然灾害防治领域的合作协议。
(四)旅游合作
1998年5月，中国国家旅游局在瑞士苏黎世设立旅游办事处。1999年3月，瑞士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成立。
2001年11月，云南玉龙雪山与瑞士马特洪峰结为姊妹峰。
2002年7月，安徽黄山与瑞士少女峰结为姊妹峰。
2004年6月，中国国家旅游局与瑞士联邦经济总局(代表联邦委员会)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瑞士旅游及相关事宜的谅解备忘录(旅游目的地国)》,同年9月1日生效。
第二篇：郭友监事长出席中国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与瑞士苏黎世州银行
业务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
(外部宣传稿)
9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与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在洛桑举行《业务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中国建设银行监事长郭友、营运业务总监牟乃密，以及苏黎世州银行董事长约格•穆勒-刚茨(Jörg Müller-Ganz)出席了签约仪式并见证了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总经理龚伟运代表苏黎世分行、苏黎世州银行机构和跨国业务部主管史蒂凡尼诺•伊瑟勒(Stephanino Isele)代表苏黎世州银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郭友监事长在致辞中表示，瑞士是全球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和国际资产管理业务的领导者，建设银行十分重视瑞士及欧洲市场发展，作为人民银行指定的瑞士人民币清算行，建行希望与苏黎世州银行加强合作，共同助力瑞士和欧洲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服务中瑞两国客户，推动两国经贸金融合作和实体经济发展。苏黎世州银行董事长约格•穆勒-刚茨(Jörg Müller-Ganz)在致辞中回顾了苏黎世州银行与建设银行及苏黎世分行的合作情况，表达了未来进一步加强两行合作的愿望。
苏黎世州银行成立于1870年，为瑞士第一大州立银行，同时也是瑞士第三大银行。该银行由苏黎世州政府控股，信用评级为AAA级，经营稳健，管理完善。
中国建设银行成立于1954年，是一家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及核心指标跻身于世界大银行的前列。建行在中国内地设有分支机构近15,000个，服务于390多万公司客户、3.4亿个人客户，与众多支撑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质企业和大量高端客户保持密切合作关系。近年来，建行海外业务加速发展，目前已在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9家一级机构，境外各级机构总数240余家。 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与苏黎世州银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8月31日，苏黎世州银行与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签署了人民币清算服务协议，正式成为瑞士人民币清算参加行，为两行后续人民币业务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次签署《业务合作备忘录》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在结算清算、金融市场、债券交易、贸易融资及离岸人民币等业务领域开展合作，提升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篇：香港小包中国邮政小包瑞士小包服务特点
香港小包中国邮政小包瑞士小包是众多ebay，敦煌，阿里巴巴平台卖家发货首选香港小包中国邮政小包瑞士小包一级代理-互联易物流为众多互联网卖家提高安全，高效，经济，实惠的服务，上网快，离港时间和价格均好，发达国家正常能在10-15天签收， 为众多卖家节省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受到众多卖家的青睐，
香港小包中国邮政小包瑞士小包服务特点分析
香港邮政小包(香港小包)的优势分析
1、资费低。相对于其它运输方式(如EMS、DHL、UPS、Fedex、TNT等)来说，香港邮政小包(香港小包)服务有绝对的价格优势。采用此种发货方式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升价格竞争力。
2、简便性。香港邮政小包(香港小包)交寄方便，且计费方式全球统一，以重量“克”计算费用，不计首重和续重，大大简化了运费核算与成本控制。
3、全球化。香港邮政小包(香港小包)可以将产品送达全球几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客户手中，只要有邮局的地方都可以到达，大大扩展了外贸卖家的市场空间。
4、通关效率高。由于香港是自由港，从没有发生扣关的情况。
5、敏感产品服务。根据公司的业务状况，可以为客户提供敏感产品的邮递。
6、适用的货物范围广。一般无特别的限制，除了国际违禁品以外
中国邮政小包优势分析
1)价格实惠，中国邮政小包相对于其它运输方式(如DHL、UPS、FedEx、TNT等)来说有绝对的价格优势，同时比香港小包价格也要便宜;
2)邮寄方便，可以寄达全球各地，只要有邮局的地方都可以送到(极少数国家地区除外);
3)中国邮政小包安全、掉包率低;邮包交代理处理完后即可在网站上查询跟踪。
瑞士小包产品优势
1、中转灵活。通过瑞士邮政邮寄的小包，将空运至瑞士邮政处理中心直接处理，然后分发寄往目的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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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
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 压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人更喜欢夹在中间，既不愿领头，当然也不愿意殿后。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给国人带来的影响吧。
和谐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天地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与共生。这里的“天”，可以看做是原始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而这些原则和观念同时也是人心中所固有的。在这个层面上看，“天心”与“人心”是一致的;所以说，“顺天”必“应人”，“应人”即“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
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
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
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
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又圆满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因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益,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
但是，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带来进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和、化解掉。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便是这个“化”字，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
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似乎是马马虎虎把事情处理完毕，有草率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是透过良好的协议，先把事情分解成若干症结，然后逐一化解，才可能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就是中国人的“求和”思想。“求和”包括着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待人和气等几方面,性格上也就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依赖等特征。
另一方面，就中国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性格气质上历来都表现出求和的一面,“以和为贵”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所恪守的信条。所以世所公认，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民讲究谦恭礼让，从不好勇斗狠，时时刻刻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忘了一团和气。
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体现,一方面,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而西方人则推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是敌对力量。
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往而不利。《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和”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
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2)
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
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教徒，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
通权变达
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十分推崇“权变”精神，而反对偏执迂腐、头脑僵化的做法。他举了如下的例子：中国虽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有“嫂溺叔援，权也”的说法。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和自己的嫂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不合礼仪伦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水、即将溺毙的紧急情况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而应果断地施以援手。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权变”观念。
中国人把这一套权变的理念归纳为四个字，即“执经达权”。这里的“经”指的是惯常的原则和制度，而“权”自然就是权变。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字之中。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变，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不敢稍加变达，也不能遇事毫无章法,甚至进行无原则的妥协。
乐天知命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风暴肆虐祖国大江南北，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过从这场危机中中国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态来看，多少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这场风波中并没有显得惊惶失措、人人自危，他们的心态倒是显得很乐观，并不认为非典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随便找个网上论坛看看上面的言论，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典型论调，正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人对这种心态大加贬斥，认为是一种消极蒙昧的“侥幸心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豁达开通的乐观主义精神。
多数中国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安排。这样一来，似乎很多人的主观努力，在天命面前，都是徒劳的。人们只要心安理得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义，上天就一定会善待你。这样的天命观，多少有些消极无为，常被人指责为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一些中国人遭到了打击以后，总喜欢首先把责任推到“天”的头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国人对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富贵、荣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还要争什么呢?
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乐天知命、顺乎自然之道，是他们人生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现实现象和现实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的一切活动，当然最好要遵从天命。
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相当浓厚，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每当事情遇到挫折，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计困住司马懿的大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天降一场大雨，顿时浇灭了进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希望。这个时候，孔明只得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话说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长叹一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天保佑;如果不幸失败了呢，还是要怪罪到老天头上，反正没自己什么事,让人觉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没成功的好借口。即使到现在，有些中国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往往也会大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挂在口头的“My God”似的。可是，就是老天再对不住你，你又能怎么样呢?还能把天捅个窟窿不成?要是真的触动了老天，那可不是好玩的。传说中倒是有一位神话人物共工，一气之下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地陷，结果引来了旷世浩劫，这就是人与天作对的结果。
但如果人们过于遵从天命,或者认为,反正一切都会有上天安排,自己的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的摆布的话,无疑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态度。而传统的中国人中,持这种心态者大有人在。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平或制度的黑暗,很少主动站起来要求改变(只有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爆发农民起义,这是特例,也是极端);只要不直接威胁生命,一切都可以忍受并屈从,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中国的老百姓当惯了“顺民”或“良民”,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祈祷上天能给他们带来一两个青天大老爷。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样的;或者期盼上天能降生一个好皇帝,能勤勉政务、体恤万民;或者又期望能出现豪侠义士主持公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总之,他们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总希望能发现什么“救世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中国的老百姓,最顶礼膜拜的,不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不是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可见他们的精神寄托何在。
第五篇：中国茶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整合
摘要：中国文化是经过数千年发展演变而成的独特的文化模式和规范，是民族，社会结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茶文化更显深沉，更显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的丰富性面前，我们难以估量出那沉甸甸的分量。中国茶文化是各国茶文化的摇篮，颇受国内外友人推崇。茶文化之核心为茶道，茶道是茶与道的融合和升华。现企业不仅是一经济活动，也应该成为一种审美的茶文化活动。本文从茶文化的历史出发，说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把茶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中，通过对茶文化意识的自觉和深化，开设自己的茶室，同时推动企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向发展。“苏茗茶行”旨在给企业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同时，帮助企业提升文化品味，使苏茗这个品牌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关键词：茶文化
企业文化
苏茗茶
整合
发展
我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采茶和饮茶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之国粹。古时，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说法。多少年来，中国茶文化吸取了民族优秀传统中无比丰盛的营养，容宗教哲学、绘画、美学等各家之长，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极其珍贵的遗产，在历史的长廊中熠熠生辉。
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历史悠久。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的规模。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叶昌盛，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中国的茶文化带着东方农业民族的生活气息艺术情调，追求清雅，向往和谐，基于儒家的治世机缘，倚于佛家的淡泊节操，洋溢道家的浪漫理想，借品茗贯彻普及清和、俭约、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
我的家乡——宜兴，有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区茶文化，这些都和历史有关。据《宜兴县志》记载，宜兴在夏商周时期，属扬州，名荆溪。春秋时属吴;战国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勾践灭吴，隶越;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楚宣王灭越，属楚;吴、越、楚时，宜兴由荆溪改成荆邑，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荆邑更名为阳羡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废义兴郡，改阳羡县为义兴县，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避王室讳，始改义兴为宜兴县。
宜兴的茶文化，在紫砂文化中有着主要的位置，或者说，茶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篇章。宜兴的自然条件很好，不仅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也是我国产茶名区之一。根据古书所说的宜兴汉时即有“阳羡买茶”，汉王到茗岭“课童艺茶”的传说，以及邻近地区和《桐君录》“晋陵皆出好茗”的相关记载，宜兴至迟在三国和东晋时，其地便以产茶和饮茶。被后世尊为茶神的唐朝人陆羽，晚年隐居浙江苕溪，写作《茶经》，书中就有了关于宜兴产茶的记叙。“陆羽名荒旧茶舍，却教阳羡置邮忙”。卢仝曰：“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他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 平生不平事， 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 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的咏茶名句。晚唐杜牧在《题宜兴茶山》一诗中，开篇就说“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称冠于唐的“阳羡茶”到了宋代，仍为文人雅士所好，所产“雪芽”在宋代久负盛名。大文豪苏东坡曾担任湖州刺史，与宜兴联系较多，后又被贬，居住在宜兴，与宜兴的茶和紫砂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宜兴的茶文化和紫砂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次韵完夫再赠之什，某已卜居毗邻与完夫有庐里之约》诗中写道：“雪芽为我求阳羡，乱水君应响惠山”。 明末至整个清代的数百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宜兴茶的生产和经营逐步成为南部山区的特色。另外，宜兴的紫砂壶闻名世界，它不仅具有实用性能，更具艺术鉴赏价值，深得历代收藏家和好茶者所珍爱。随着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彩与创作工艺的日益提升，紫砂陶艺已臻妙境。好茶配好壶，可以更好的体现茶的韵味和品茶的情趣。
说到底，茶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物质文明和建设文明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茶文化内涵及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的茶文化融进现代科学技术、现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
以茶会友是茶文化最广泛的社会功能之一。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化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身养德。茶文化是高雅文化，社会名流和文人雅士都愿参加;茶文化也是大众文化，影响到社会。
因为一生爱茶，我一手创办了宜兴苏茗茶行。苏茗，顾名思义，就是指江苏名茶。以苏茗为品牌，一是因为该茶的原产地在江苏宜兴，而宜兴又是江苏产茶最早、知名最早、产量最多的地区。二是宜兴产茶的企业多、品牌杂，与全国其它茶区相比，知名度低，而苏茗茶行正要独树一帜，以茶文化为突破口，与企业文化相连，成为一个有地方特色的茶业品牌。在我看来，宜兴的的确确是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地方，企业非常多，来宜兴考察的文人墨客，商贾雅士很多，几载岁月流转，我极力全心打造“苏茗”诚信品牌，同时躬耕茶文化的研究与推广，更希望通过企业来搭建一个稳固的平台，使企业文化因茶文化而锦上添花。
目前，企业经营活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也是审美活动，因为当今的时代生活正在迅速的被艺术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讲利益，重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激烈，紧张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致使依附在企业家身上的压力不轻。我认为现在有许多企业经营者尚未清醒地意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们经营的注意力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硬性竞争的水准之上，企业家的审美修养和审美水平亟待提高。如果说美好的企业形象能使企业“秀于外”，那么深厚蕴藉的企业文化则能使企业“慧于中”。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企业与一个文化修养浅薄的企业相比，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图腾，它像基因一样，深深植根于企业的生命之中，使企业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永久的魅力。一个企业，参与茶文化，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儒雅脱俗的经营气质，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范等去“以茶会友”。我的理念是，不管与谁参与茶事活动，一定要融入哲理、伦理、道德，享受生命的乐趣。我认为，企业家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中枢神经和指挥系统，在企业的整个经营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应该尽善尽美，不善不美只会导致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恶性循环，毫无人性可言，也毫无美和效益可言。在古代，茶总是和风雅相关，天下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不厌其烦地对其颂扬过。作为一名出色的企业家，完全可以开辟一间属于自己企业的茶室，装修得古典一些，比如墙上挂有装裱好的字画，放置竹制的桌子，藤编的坐椅，精致的茶具，几盆兰花，将企业的宣传资料分门别类，有条理的放在壁橱里，古色古香，文化气息扑面开来，耳目为之一新，身心为之一爽。客户来访，先进茶室，在咿咿呀呀的古琴声中坐下来，沏上一杯茶，静静地嗅着袅袅茶香，望着清澈晶莹的茶汤，一小口一小口地细品，此时，茶香弥漫全身，直润到心底。喝茶不是解渴，而是悠然雅兴，“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然后找出话题的切入口，岂不乐哉!品茶的时候品性情，企业家在这样的物镜、情境下，向客户传授一些茶文化知识，调动客户的审美眼光与心灵之光，不仅能通信息，交流感情，增进了解，沟通友谊，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即使人情再冷漠，也会因您这位企业掌舵人的文化品味所折服。偶尔，约公司员工，在茶室里小坐，轻呷一口茶，谈谈工作上的遇到的实际问题，可以使精神和身心放松一番，以更饱满的激情去应对人生的挑战，这样能使企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不仅经济上了新台阶，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何乐而不为呢?茶，是友谊的桥梁，社会和谐的载体，是企业发展的文明窗口。在企业的茶室品茶，使陌路人能与你同行，使同行者与你并肩，“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企业文化的美才是企业深层次的美。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企业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