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陈小手文学评论
第一篇：汪曾祺陈小手文学评论
汪曾祺评论
汪曾祺
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 2
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绝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即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 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随意漫谈
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 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第二篇：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712 ]
考试科目名称：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本试卷分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两大部分
(1) 文学理论(100分) 文学本质论
约25分
文学作品论
约25分 文学创作论
约20分 文学接受论
约20分 文学发生发展论
约10分 (2) 文学评论(50分)
4、题型结构
第一部分：文学理论(100分) 填空题：
5小题，10个空，每空1分，共10分 名词解释题：4小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简答题：
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分析论述题：2小题，每小题 20分，共40分
1 第二部分：文学评论(50分) 文学评论题：要求考生阅读试卷提供的材料，写一篇评论文章。评论角度自选，可整体上谈，也可就内容或形式的某一方面立论。50分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要求
文学理论
(一)考试目标与要求：
1、系统掌握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2、能运用文学理论的基本理论和观念来解决文学领域的现实问题，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文学理论
1、文学的本质与社会功能 ①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②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③ 文学是人类掌握世纪的一种方式 ④ 文学的社会作用
2、文学形象及其审美形态 ① 文学形象
② 文学形象的审美形态
3、文学作品的构成
①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② 文学作品的内容 ③ 文学作品的形式
4、文学体裁
① 文学体裁的涵义、区分、特点与意义 ② 诗歌、小说、散文
2 ③ 戏剧文学、影视文学
5、文学的创作
① 文学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 ② 文学的创作过程 ③ 文学创作与文学传统 ④ 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思维
6、文学的创作方法、风格和流派 ① 创作方法的涵义和原型
②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 ③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与方法 ④ 社会主义文学及其创作方法 ⑤ 文学风格 ⑥ 文学流派
7、文学的接受 ① 文学的接受活动 ② 文学鉴赏 ③ 文学批评
8、文学的生产、消费与传播 ① 文学生产
② 文学消费 ③ 文学传播 ④ 文学与文化产业
9、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① 文艺的起源 ② 文学的发展
③ 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的文学 第二部分：文学评论
根据试卷提供的文章，写一篇文学评论文章。要求：
1、要体现评论文章的体裁特点，不可写成抒情散文或泛泛而谈的读后感。
2、要扣住所给材料进行评 3 论，不能抛开材料另起炉灶。
3、要求有一定的理论背景，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
4、字数控制在900字到1100字之间。
三、主要参考书
1、文学理论：赵炎秋主编：《文学原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文学评论：赵炎秋主编：《文学批评实践教程》(修订版)，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2011年第2次印刷。(注：此书只供考生写作文学评论参考，不进入文学理论的考试内容。)
第三篇：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谄媚的奢华
------电影《红高粱》的后殖民主义色彩
【摘要】：后殖民主义是90 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国际文化思潮，其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从三个方面探究了影片《 红高粱》 的后殖民特性。在张艺谋改编自莫言《红高粱》《高粱酒》的电影《红高粱》里，就保存着这种后殖民主义的特性。并近乎于谄媚的表现出民族的劣根性。
关键词：《红高粱》 张艺谋 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爱德华· 赛义德在《 东方主义》 一书中认为：在西方学人的视界中，“东方”被憧憬为一个从远古以来就洋溢着异国情调与传奇色彩的浪漫国度，而且这种憧憬是一种文化猎奇。虽然我们中国并没有真正地沦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可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却遭受着殖民化的统治。
在莫言的小说中，并没有这些在电影中表现的这些意象元素，在经过张艺谋的改编之后，凸显了我们中华民族在一些问题上的是是非非。张艺谋作的电影作品《 红高粱》首先是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轰动，特别是猎奇心理支配下的西方观众，可是在国内对于影片却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影片《 红高粱》 折
1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射的落后文明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但是相应地迎合了西方东方主义者的欣赏品味。可是在这其中也暗含着许多实际中并不存在的东西。
一、“伪民俗”迎合了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家莫言所描写的是在山东高密的事情，张艺谋导演有意的将这故事背景挪用到了陕北的高原之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所承载的中华文化，才是最原始的的最富有激情的，也是最能够满足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猎奇心理的。可是《 红高粱》 这部影片对民俗文化的阐述却带有很强的虚构性，即“伪民俗”性。
首先，在故事的层面上将故事的发生地移植到陕北那是合情合理的，但从史实的角度出发，这未免就太牵强了。影片将地点改在了边远的宁夏地区而不是原作中的高密东北乡。很显然，这是一种错误。因为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并没有深入到边远的宁夏一带。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会让东方主义者认为当年的中国非常弱小，连偏僻的内陆深处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和蹂踊。
其次，影片中我奶奶要嫁过去的十八里坡是除了烧酒作坊一家人外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村庄是如此荒凉、人丁稀少的。
再次，去十八里坡的路上经过的那片高粱地被拍摄成野生的高粱，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没有野高粱会是那么整齐壮观的，更不可能如此的生长在陕北大地上，在那片土地上，是不可能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阴”的美满的。
2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最后，烧酒作坊的人崇拜酒神。但是，我爷爷的恶作剧朝高粱酒里撒了一炮尿，竟然酿成了喷香的好酒一一十八里红。如此多的“伪民俗”客观上无形地迎合了西方世界的观众，为他们呈现了一个神奇的东方国度，从而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引发了他们对东方中国“神秘”的幻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不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在给我们中国，中国认得脸上抹黑，可是对于张艺谋来说，通过这样做他成功了。
二、愚昧和落后引发了西方观众的后殖民情绪
影片刻意在视觉上营构了流动的画面，以最大的信息量来表现东方大陆传统文化的原始荒蛮与愚昧落后，供西方读者猎奇。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开始前后的那段日子里，并没有影片所展示的那般的丑陋不堪。张艺谋有意的将这段传奇刻画成如此直露的对于金钱，物质等的追求实在是有那么点差强人意。
首先，在我奶奶上花轿前后，画外音里的那段“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这些语言信息无非在向我们传达新娘必须在轿子里也规规矩矩，哭和吐等任何动作都是伤风败俗的，新娘没有一丁点的自由，花轿也是一种束缚而不是让人欢喜的地方。
其次，我奶奶在曾祖父的眼里就相当于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曾祖父用她换取了李大头给的一条老骡子。为了让老李家的名气和气派提高自己的声望，穷困的曾祖父把她嫁给了李大头，逼她做了买卖婚姻的牺牲品，并向她隐瞒了未来丈夫的情况：对方五十多岁了而且还
3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是个麻风病。对于这桩婚姻，曾祖父自个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的 女儿高攀了。但她仍然处在父权制和夫权制的夹缝中，她只好把自己屈服给了余占熬。这样的情节塑造使得西方猎奇者认为，中国的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语权力，仅仅缩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夫权主义的反证;她们不仅受到压迫而且通过在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养成的精神驯服来支持对她们自己的压迫即她们已经心甘情愿地适应了男性的压迫。
再次，影片多次向观众展示了我奶奶的金莲小脚的诱惑魅力，也就是展示了中国妇女在身体上所受到的夫权社会的残害。拦路抢劫者掀开轿子的帘子时，注意到的是我奶奶的那双小脚，而不是她那美貌的容颜。我爷爷和我奶奶第一次的肉体接触就是我爷爷对我奶奶伸出轿子外面的金链小脚的抚摸和凝视。缠足似乎还有另一个目的。这种刻意把女性角色塑造成被动客体，营造为男性观赏愉悦对象的做法，使得西方人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来看待东方，对待东方女性群体。
三、对情欲的大肆捕捉强化了西方观众的后殖民情结
在影片中张艺谋刻意的策划了几处具有商业元素的情色场面，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描写两性之间的苟合，但是在在那种大写意的视觉元素下，加上电影蒙太奇剪辑的视觉补偿，在看完这样的段落之后，自然的会在我们的意象里产生这样的错觉。这样的视觉营造，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西方人对于东方女性的视觉上的欣赏。
在迎亲的队伍里，我奶奶的三寸金莲的小脚，对于作为轿把式的
4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我爷爷的迷惑，甚至是对拦路抢劫的假“神枪三炮”的迷惑，这些稍微的流露着“色”，甚至是“性”的暗示，给西方观众传达了东方人含蓄的两性观念。在西方人的好奇心理的后殖民情绪中，似乎也是对于近日的老外对华人女性侵犯的始作俑者。
在我奶奶回娘家的时候，我爷爷将我奶奶捉到高粱地里并踏出了在一些影评人眼里的女性“生殖器”的造型，这无疑是对西方人的猎奇心理的苟合。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存在着生殖崇拜。在那个人口就是生产力的年代，只有人口多了才是强大了，所以会更多的重视女性，重视生殖。可是在这里的生殖崇拜，似乎有点不合乎情理。虽然我们面对的是比我们强大的敌人，可是这样的背景对生殖崇拜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的联系。再者说来，这种穿越式的理念构架，除了满足西方人的欲望之外，尚不若实实在在的好。
总之，这部影片刻意营构了本土传统文化的愚昧和落后以取悦西方大众，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
参考文献
【 1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 】罗钢，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
5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学出版社，19990 【 3 】张京媛《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第四篇：文学评论
《倾城之恋》的时间政治
一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着重评述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借着力捧《金锁记》所留下的言说余地，傅雷不失大度、颇显惋惜地“刻薄”了一番《倾城之恋》：“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吸引，无伤大体的攻守战”，尽管“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如果不以傅雷苛严的、担当“悲剧角色”作标准，上述评价似乎也可反话正解。《倾城之恋》在一般读者中备受欢迎显然与这看来“轻薄”的“喜剧”聚焦和描述不无干系。就知名度和雅俗咸宜而言，《金锁记》明显不能和《倾城之恋》比肩。后者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张氏代表作，这一点连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1944年12月)①、《回顾〈倾城之恋〉》(香港《明报》1984年8月3日)的事后追述中，张爱玲表露的多是应读者之需而写的“被动”和“感激”，个人的喜好和情感并不充分。反讽的是，张爱玲最喜欢的《传奇》中的《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却知音了了②，看来大多数“张迷”并未和“祖师奶奶”③ 心有灵犀。
本文并非要细细品味《倾城之恋》中“华美”的外表或“对话”，而是以此为由头，试图将《倾城之恋》置于一种更大的对话场景中，通过揭示文本间的对话、关联和呼应，一种“文本间性”，来探讨张爱玲的言说及话语策略，并还原其写作《倾城之恋》的真实意图。
有台湾第一张迷之称的水晶先生曾以原型分析之法解读《倾城之恋》，认为就一个无足轻重、穷遗老的女儿来说，白流苏的现代艳遇和胜利不啻为复活了古已有之的“祸国殃民的美人”神话：“流苏不是正面的红颜祸水，但是她一样具有„法术‟，可以助她转危为安，自求多福。”④ 这种“神话结构”的预设和论证虽免不了故求新意的牵强，但出发点却是极为朴素的、基于对作品题目“倾城之恋”的词的联想：所谓“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流苏的容貌尽管不及李夫人、妲己之类，年龄上也分明陷于劣势，但还算得是中等姿色以上的美丽;更重要的，白流苏确实把握住了香港陷落(倾城)的机会，收获了她渴望已久的婚姻。
水晶之后，又有论者提出了“反传奇”、“拆解„倾城‟神话”的解读⑤，虽然观点各异，甚至相互抵牾，但论证的出发点和思路却是一致的。在此不想否定“神话结构”的合理质素，事实上它也正是广义的“文本间性”的内涵之一，但却并非关键，否则张爱玲的反应也不会如此淡然了⑥。如果原型研究不想陷于横向比较间自圆其说的逻辑陶醉的话，那么问题就须更进一步，即张爱玲是在怎样的心态下触及神话这类集体无意识的?
对此问题的解答当不局限于单篇的主题或审美，而应从张爱玲的创作整体来把握。我认为《倾城之恋》中隐含着张爱玲明确的言说与文体自觉;正是《倾城之恋》的出现，标志着张氏风格的确立。对此，倒是为多数张迷不以为然的傅雷的解说，无意间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即张氏文本与左翼文学的关联。
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于1944年5月在《万象》上刊出后，当年张爱玲即以《写什么》(1944年8月)、《〈传奇〉再版的话》(1944年9月)、《自己的文章》(1944年12月)等篇什予以辩驳。文中俨然把傅雷当作了标准的左翼批评家，而张的反诘也一篇比一篇深入、系统。1945年6月，时为张爱玲丈夫的胡兰成写就《张爱玲与左派》为张助阵，越发强化了上述争议的格局。傅、张二人的不同原本只是文人间趣味相左，居然发展至个人与宗派的势不两立，其间颇多值得深思之处。就张爱玲一方来说，左翼文学内涵的模糊(傅雷评判所执的悲剧审美、英雄史观与左翼文学有相通之处)，它与五四新文学结合而成的话语强势，似要负主要责任;亦不能排除胡兰成的影响、煽动。在此暂不详述傅、张之间的深刻误读，单就张爱玲极力撇清她与左翼文学的瓜葛，彰显自身实为另一路数而言，左翼文学(连同五四新文学)恰恰构成了其言说的起点。这较之远山远水的神话溯源应该更贴近张爱玲的言说实际。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当张爱玲经历了创作在美国屡屡受挫的煎熬后，曾不无沉痛地反思自身与新文学的关联。“我自己因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较深，直至作品在国外受到与语言隔阂同样严重的跨国理解障碍，受迫去理论化与解释自己，才发觉中国新文学深植于我的心理背景。”⑦ 这应该算是典型的“苍凉的启示”吧。
《倾城之恋》(1943年9月)是作为一个和左翼文学对抗的文本出现的，张爱玲于此策反、用力的核心是左翼文学中的时间和历史意识。出于对科学、理性的虔诚与乐观，五四新文学奉行带有进化论色彩的、直线演进、不可逆的历史时间观，汪晖曾将这种时间意识作为现代性概念中明确、公认的核心⑧，凸显其意义重大。本文不想就现代性的问题多做展开，简单说，时间意识引发了审美和叙事领域里将传统和现代、旧和新、表面与深刻、现象与本质对立的思维模式：新文学家们否定前者，肯定后者。傅雷所谓的“彻底的悲观主义”，“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与此同调，尽管两者的思想来源并不一致，然而求深探源的科学欲望和理性的强悍却是息息相通的。也难怪张爱玲当初会有“四面楚歌”之感。新文学的历史时间意识为后来的左翼文学所继承，但主导思想已由多元的科学、民主、自由等改弦易辙为一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形式亦从张扬个性的启蒙话语变成了强调集体、阶级的革命话语。写《倾城之恋》时的张爱玲尚不能就此做出区分，张爱玲曾把五四运动比作深宏远大、蓄含阴谋的交响乐，“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自己的声音”(《谈音乐》，1944年11月)，可见她在此问题上的模糊。在张爱玲潜在的抵抗意识中，是将新文学与左翼视为一体来对待的。今天看来，张氏特异独行的言说其实与五四新文学的个性主义话语有颇多共通之处。至于她继承的究竟是鲁迅抑或周作人的衣钵⑨ ，似乎不必过急论定。但张爱玲对市民阴暗心理的揭示，对乱世男女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的逼真刻画，确实让她的作品带上了隐性的启蒙味道而与一般的通俗文学有所区别。在与新文学关联的意义上讲，张氏文本与左翼文学确有同源之亲。只是这种关系在1943年的张爱玲那里浑然不觉。
二
历来研究《倾城之恋》者往往专注于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从神话或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引出种种洞见。相对而言，研究者们对于《倾城之恋》中的时间要素关注不够，鲜有人将时间的感悟作为《倾城之恋》的核心。其实，时间的描述虽然在篇幅上不及白、范二人的情爱，但自始至终，它都是一个有力的、不容忽视的细节枢纽。小说一开始，时间便以一种触目的姿态先行置入了故事的情境：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⑩
这里出现了两种时间的对比和错位，走板的歌唱引发了苍凉的韵致。如果说一般的故事讲述中，时间只是单纯的记述坐标，那么这里恰恰出现了“反串”：既然故事可以“拉过来又拉过去”，“不问也罢”，那么它的新鲜感和独立性便被取消了;是时间的恍惚启动了故事，对时间的感悟成为讲述的动力和故事的灵魂。反过来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不可救药的时间错位意识的展开、反复和验证。
我们能否说《倾城之恋》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寓言呢?就张爱玲的表白来看，她对故事本身的兴趣并不大，只要读者欢喜，她尽可再涂抹些光鲜的细节。重要的是人物的关系与格局，这是无法更动和借以炫人的部分。小说中，流苏自称“过了时的女人”，她的形象是和胡琴故事里的“光艳的伶人”叠合在一起的。这成为叙事的起点。当流苏带着白公馆的时间节奏、记忆入住香港的浅水湾饭店，与自小在英国长大、浪荡油滑的老留学生范柳原调情时，生命的胡琴开始拉起。柳原一心要找个道地的中国女人，流苏则出于她的“婚姻经济”严阵以待。两人的关系像极了旧时的看客和伶人。流苏的戏演得着实不易，看客愈是叫好，她的架子愈是要端足;她越是想唱得中规中矩，就越是跟不上对方的西式节拍，对方也越是不过瘾。一系列的试探、挑逗，张爱玲写得轻松裕如，摇曳生姿。自始至终，流苏的思想和智力没有任何“进步”，就像白公馆堂屋里的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在此，“误会”成为“必须”的结构，把时间的“错位”凝固下来。
在白、范二人的调情攻守中，有一个夜半电话诉衷肠的设置，在老套的“我爱你”的表白中穿插了一句古诗，假柳原之口说出：
“《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讲了!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的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一段经典的时间感悟。让柳原这样一个“中文根本不行”的人突然背诵《诗经》，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与他此前玩世不恭的个性也不甚相符。李欧梵便认为“柳原的突然引用《诗经》确实谜一样难于解释。一个在国外出生在国外受教育的人……如何可能突然记起一句中国古典诗，那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而不是小说叙述和对话所用的现代白话?为什么在无数的诗行中单挑了这一句”(11)。在我看来，这表明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抒写时间感悟的冲动要远远大于对人物、故事的经营。让柳原吟诵古诗而非新诗是为了凸显一种交错迷离的时间感，与小说的开头相呼应。作者感悟时间的这根神经一直紧绷和兴奋着：一个带有西方背景的、时髦的花花公子在施行他的现代勾引术时，蓦然变现出《诗经》里的句子，这遵从的是记忆的法则而非人物写实的原则。重要的不是人物性格的完整、故事的统一，而是要藉着背诵这一动作(或曰情节契机)将往昔和传统呼唤到现场，让过去的幽灵在当下复活。
陈思和曾指出一个重要的细节：柳原的引用与诗经原文相比，改了一个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变成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他认为这是“张爱玲故意让范柳原改的”。“与子成说”含有彼此盟誓之意，对人生和爱情持肯定态度，而“与子相悦”则是你看我我看你，大家觉得很高兴。意思油滑了不少，由此透出张爱玲不可救药的虚无意识(12)。倘若把这虚无解析得再透彻些，我们将触及张爱玲的时间哲学：之所以不愿订立盟约(“成说”)，是出于对未来的惶惑与抗绝，这也即是张思想背景里那难以言喻的“惘惘的威胁”(《〈传奇〉再版的话》)。在张爱玲眼中，遥想未来是没有意义的，像左翼作家那般构造一个指向将来的乌托邦实在既空洞又瘆人，于是她将所有的心力凝注于对当下的耽溺，用记忆的针线将过去和现在缝合、交织起来。一种鬼气阴郁的张氏叙事。葛薇龙在回望梁太太家的瞬间，感到“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便是这种叙事的极为形象化的表述。事实上，张爱玲小说中繁复的譬喻大多萦绕着时间的眩惑，那遍布imagery(13) 的语言奇观不啻为一个复杂幽深、冒险刺激的时间再造工程，在可视性方面堪和现代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媲美：如：
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金锁记》)
这地方整个的像一支黄色玻璃杯放大了千万倍，特别有那样一种光闪闪的幻丽洁净。电影已开映多时，穿堂里空荡荡的，冷落了下来，便成了宫怨的场面，遥遥听见别殿的箫鼓。(《多少恨》)
完全可用镜头的推进、淡出和特技等将上述文字翻转成电影图像。张爱玲将粘带痛楚的时间迷惘变成了电影的“欣赏”，以此和“自我表现”过度、无病呻吟的职业文人病(《论写作》)撇清干系。用电影的手段捕捉、传达时间的梦魇，传统由之“现代化”了。这在《倾城之恋》里亦不乏其例：
一年又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织出各色人物，爵爷、公主、才子、佳人。(14)
现在不再倏忽即逝，它成为过去(皇陵、怯怯的眼睛)赖以改装、还魂之所，系空间化的过去。现在之中的景致(镜子)、情绪(如爱情、虚无等)、人物，亦应作如是观。由此，范柳原耿耿于怀着《诗经》的句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也是一个时间的装置，仿佛一个会行走、思想的潘多拉盒子，内里寓居着过去的幽灵。过去滋养了他，赋予他意义(一个浪荡子有了出人意表、略嫌深沉的内涵)，同时又嘲弄了他及他所代表的现在。张爱玲曾坦言：“我从她(流苏)的观点写这故事，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15) 这进一步印证了，范柳原形象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结果，不如说是张爱玲倒错的时间综合症的产物。传统/时尚，过去/现在在他身上纠结旋绕，彻底排挤、抹除了“未来”的字样。而将意义和安全感寄予过去而并非现在、未来，则构成了张爱玲虚无意识的核心：
时代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不得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自己的文章》)
三
孟悦曾把张爱玲充满imagery的描写称为“意象化的叙述”，认为它们的意义在于“为转型中的社会提供了„景观‟，使社会生活形态像„本文‟那样具有了„可读性‟”(16)。这固然不错，但从主观上说张的写作并不致力于给出一个如其所是、正在进行的社会图景，而是要给过去招魂。让以往的声腔、色调弥漫以至涵盖现在与未来，成为张的叙事信仰和构思专注。“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是《金锁记》的结局，亦可视为张爱玲历史观的告白。曾有研究者指出：《金锁记》“缺乏故事与历史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情节、人物性格缺乏历史的规定性，不免令人惋惜”(17)，在我看来，这正是张爱玲要达到的效果。“完不了”的过去成为历史的主宰和本质，张爱玲于此着力营造反扑、逾越左翼文学的时间 / 政治力量。
“你碰过它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季泽脸上也变了色……七巧道：“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金锁记》)
曹七巧的历史在她触碰到姜家二少那团“病肉”时已然停滞，此后的疯狂、报复与其说是外部的压抑——如家庭的罪恶，不如说是食了“病肉”后一系列的反刍和呕吐，所谓敛财成癖的“黄金枷”亦渗透着深刻的反刍逻辑。这里延续的是《倾城之恋》的时间历史观，连首尾照应的结构也如出一辙：“完不了”的故事巴巴地回望着“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而白范二人的传奇婚恋最终还是落入了胡琴的老调，“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历史在此打了个回旋，历史的演绎不是前进，而是重复。傅雷讲《金锁记》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18)，殊不知二者形同实异。在狂人“救救孩子”及“难见真的人”的内心呼喊中，不难感觉类似希望、曙色的挣扎、跃动;而狂人最终“清醒”地走出黑屋、“赴某地后补”，亦表明疯癫的“日记”实是指向将来的叙述。而《金锁记》中七巧的疯狂则是源于记忆的沉溺，历史退缩为(女性)身体的内耗而与外界无干。小说末尾有一个细节可视为上述历史感的隐喻表达：七巧“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这是经历了无数呕吐—反刍—呕吐之后的一具干尸。时间丢失了，记忆在身中盘踞。此处不存在丸尾常喜论及《狂人日记》时所讲的“自身的羞耻”(它激发了狂人和鲁迅的行动)(19)，恰恰相反，身体以自我的消磨来忠实、供奉和滋养着恐怖的记忆。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终被女性的肉体阻断，尽管是通过不自知、不识耻的自虐方式。 就此意义而言，曹七巧与白流苏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二者都寄寓着张爱玲对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性时间的抵制与抗衡。《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9月，同年10月，《金锁记》完成。两部前后紧随的作品将张爱玲的记忆美学扯向深入。虽然新文学的批评家对它们一贬一褒，但就张爱玲的写作历史看，二者闪烁着一致的创作兴奋，颠覆历史的快感和犀利让它们成为精神上的“姊妹篇”。作为张氏时间哲学纯粹喻象的曹七巧，其形象构思显然建立在流苏的基础上。较之流苏，七巧在记忆中沉溺得更深、更决绝，以致有了毛骨悚然的惊慑。流苏身上潜伏的破坏时间的火药在七巧这里全面引爆，它炸毁了后者的色身和正常的性欲，余下一具表征女性历史、时间的抽象躯体：
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
上述相貌描绘泯除了性别的痕迹，一个名义上的“女人”，活似僵尸还阳，厉鬼转世。当张爱玲专心致志地经营她的时间颠覆/再造工程时，冷不防撞入了新文学的趣味“误区”：人性窥视的深刻。而这只是张爱玲时间构造中的“副产品”。七巧后来对儿女的报复、摧残，象征地说明过去(世界)的吞噬和生长能力。当长安要跟留学归来的童世舫去过一种新式的生活节奏时，七巧断了她的念想，以致她和哥哥长白驻留在鸦片烟弥漫的旧世界。两人如此轻率地放弃抵抗，让人既惋惜又狐疑。这与其说是因为七巧的强威与专横，不如说系张爱玲的时间“意愿”所致。否则她不会郑重声明：《金锁记》是她创作的“例外”，也不会执拗地改写《金锁记》：从英文的《粉泪》(Pink Tears)、《北地胭脂》(Rouge of the North)，到《怨女》。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0)。《金锁记》，一部被误读的、无心插柳的“杰作”，成为张爱玲难以搁下的审美“异数”，非扭转、改写不能释其心结。由此看小说里“Long,Long Ago”的口琴吹响，就并非偶然。未来的憧憬转化为古老的挽歌被长安消化，一个凄婉与残酷交织的过去，君临现在与未来的世界。它重构了历史。
四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这是《倾城之恋》中的点睛之笔。借用柯灵的评述：“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天造地设。”(21) 流苏的主体性是在和历史的对抗中彰显出来的。当张爱玲煞有介事又不置可否地在香港的陷落(历史)和流苏的幸福之间索问孰因孰果时，即是要在历史的逻辑之外，树立流苏或自我的主体价值和地位。须注意一点，“倾城”并不像作者申明的，是“都市的倾覆”，或者“倾国倾城”的现代翻版，“倾城”的实质乃是对现代性历史时间的颠覆。至于那让水晶先生赞叹不已的踢蚊香盘的动作(22)，不过是处心积虑的时间颠覆的洒脱外化。在此，张爱玲使出了她惯用的声东击西的策略，虽谈不上深沉，却颇受青睐。她太了解人性的弱点，因而提早备下“传奇”与“倾城之恋”的谈资。即使像傅雷样的读者，也曾被吊起“地老天荒情不了”的思维与期待，“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论张爱玲的小说》)便是期待落空后的感慨。而我们的今天的评说又有多少能摆脱张氏预设的“传奇”与“倾城”的轨道呢?
承接前文的论述，我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倾城之恋》中真正的主角是时间。白公馆的老钟，流苏的记忆，柳原的思古幽情，香港的战事突变……如果将这些时间的暗示和感喟归类的话，前两者可归入女性(记忆)的历史意识，香港陷落则指代左翼或新文学的历史观。柳原的设置在两类之间，构成动态的缓冲和跳板。仿佛一个双方用以争夺、加分的砝码，虽稍嫌游离，但大体是为女性的历史感服务的。从他后来与流苏相濡以沫以及主动缔结婚约来看，柳原新异、西化的时间步调已逐步和流苏趋同了。两种时间意识的胶着、抗衡构成了《倾城之恋》的结构核心，一个与传奇相距甚远的、冷调的理性主题。而流苏主体地位的确立有赖于女性历史意识的胜出，两者互为标记。
最早触动我产生上述想法的是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这也是张爱玲钟爱的影片之一。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费雯??丽的片子，张爱玲的几乎每部必看。“《乱世佳人》那部大戏，她只欣赏费雯??丽和盖博，其他的演员都不在她的眼下。”(23) 张爱玲在谈及苏青时曾说：“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让我想到了„乱世佳人‟。”(《我看苏青》，1945年4月)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美国作家木心便称张爱玲是文学的“乱世佳人”(24)。因战争突发被迫从港大辍学的愤愤难平(“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25))，以及颠簸动荡的经历让张爱玲对“乱世”一词产生了复杂的倾心与认同。只是她所谓的“乱世”是作动词用的，非指淆乱世道人心，而是要旁立“文坛的异数”。这成为她看重费雯??丽和《乱世佳人》的基点。
《飘》的译者傅东华在译序中写道：“今年(指1940年)夏初，由本书拍摄成的电影《乱世佳人》(前曾译作《随风而去》)在上海上映四十余日，上海的居民大起其哄，开了外国影片映演以来未有的记录，同时本书的翻印本也成了轰动一时的读物，甚至有人采用它做英文教科书了。”(26) 张爱玲是1942年夏天由香港回到上海的，一心要当畅销作家的她不大可能对《乱世佳人》的轰动熟视无睹，而且，以她对该片和费雯??丽的喜爱推测，张爱玲十之八九读过《飘》。《乱世佳人》的成功给张爱玲的创作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启示”或灵感?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倾城之恋》的故事情节是从《乱世佳人》的后半部分“平移”过来的。郝思嘉因丈夫阵亡，成了寡妇。为了给塔拉纳地税，她横刀夺爱，与妹妹的未婚夫甘扶澜成亲。白流苏以寡妇的身份出场，在陪妹妹相亲中抢了她的对象范柳原;白瑞德刚露面时“名誉坏得很”，范柳原据说是“年纪轻轻时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白瑞德被郝思嘉独特的个性吸引，称其为“带有爱尔兰脾气的南方娇小美人”，范柳原则对流苏的东方情调一见钟情。白范之间的求爱照搬了白郝之间的模式，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男主人公吐露真情时一个在醉酒中，一个在睡意蒙眬的电话里，都让女主角掂量不定;战争打响后，白瑞德、范柳原不约而同，英雄救美……无论在情节安排、人物关系上，还是性格与对话设计方面，《倾城之恋》与《乱世佳人》都呈现出明显的“对称”，“仿写”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指明这一点并非要取消或贬低《倾城之恋》的意义，而是想探讨如此写作对于张爱玲的意义，如果承认“仿写”亦是一种自我选择与定位的话。
平心而论，张爱玲对《乱世佳人》的倾心并非偶然，影片凸显的战争/历史与女性(佳人)的关联在此充当了纽带的作用。1943年，对刚经历过战争变故而断了英国留学梦的张爱玲来说，其人生行至关键的岔路，此时还有什么比描述战争中的女性(郝思嘉)命运更能吸引她的呢?思嘉的选择和成长、流苏的婚姻赌注、张爱玲的文学抉择在相通的战事背景下形成意味深长的互文。依据傅东华的译序，《乱世佳人》在上海公映后曾被人冠以“和平主义”的帽子，郝思嘉并没有在战争的洗礼中摇身变为革命女性，她保持了自私和恣性。“和平主义”意味着女性逻辑对于战争及历史规范的改写、挑战，郝思嘉、白流苏、张爱玲于此心照不宣。“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自己的文章》)这种试图以恋爱中女性的体悟，一种放恣的身体美学，来归并革命与战争的写作姿态，是颇有些“乱世佳人”的德性的。它让人想起郝思嘉的经典戏言：“战争的结局是什么?赌一个亲嘴。”
《倾城之恋》不仅写到了战争，还发了不小的议论，它与张爱玲“不写革命和战争”的文学宣言看似抵触，内里的精神并不相悖。战争/历史在此是作为一个促发俗人婚姻的道具、而非有机构成进入小说文本的。这也是《倾城之恋》与《乱世佳人》的最大不同。郝思嘉虽然讨厌战争，但战争的因子却深深镌入了她的个性。杀北佬、开木材厂、雇犯人做廉价劳动力……桩桩件件，无不惊世骇俗，令人钦佩之至。从娇滴滴的庄园少女到精明、坚毅的生意人，思嘉在战争中成长，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小说结尾落在“Tomorrow is another day”，虽涤荡不去悲剧的色彩，却敞现了一个人性拓展与开放的时空。郝思嘉以明天的希望来激励和点燃当下的生命，而流苏却是一个幽闭在过去的人物，她的智慧和个性已然定型。在流苏身上，我们感受不到战争的分量。历史被压抑在一个由女性记忆、体悟铸成的扁平单调的时间构造中，显不出期待的延续和变化。这迥异于《乱世佳人》的历史时间观，我以为才是张爱玲推出《倾城之恋》的意图所在。
历来比较《乱世佳人》与《倾城之恋》者，往往为情节、人物的“对位相似”所吸引，于不同处的发掘用心不够。一个显明、公认的结论是：《倾城之恋》以范白二人的喜剧结合改变了《乱世佳人》中白瑞德与郝思嘉的鸳鸯离散。以张爱玲的天分、抱负而言，她决不是平庸的模仿者，局限于内容层次上的改头换面未免低估了她。如果没有拿得出的、足以和《乱世佳人》比肩而立的意识，张爱玲不会冒险推出《倾城之恋》。作为中国版的《乱世佳人》，《倾城之恋》在延承前者情节构架的同时，亦改造、重写了它的精神内髓。说得直截了当些，借着《乱世佳人》的躯壳，《倾城之恋》幽幽地装入了张爱玲的历史与时间政治。然而，这亦是“乱世佳人”的典型气质，不是经由写实的层面流露出来——在勇往直前、颠倒众生方面，流苏不能和思嘉相比——而是体现在张爱玲的叙事姿态和主体意识上。就此而言，《倾城之恋》是张氏作品中少有的具棱角和“攻击性”的一篇，被流苏踢到桌子底下去的不仅是蚊香盘，还有主流的左翼革命叙事与启蒙叙事：“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一笔两面”的写法，既是符合语境的叙述铺陈，又是精妙含蓄的风格宣喻。在此，戏谑战争进而解构历史成为《倾城之恋》的着力点与主题核心。虽说张爱玲并未在“香港的陷落”和流苏的婚姻中明晰因果顺序，但玩世不恭、语带讥诮的提问本身，俨然已暗示战争和历史做了流苏的陪嫁。随着“流苏笑吟吟地站起身来”，一个“乱世佳人”式的女性叙事主体亦傲然确立;凭借对历史的讥嘲和冷漠，张爱玲打造了她“乱世佳人”的主体形象。■
【注释】
① 本文括号中标注的时间如不另加说明，均为作品写作的时间。
② 参见《〈传奇〉集评茶会记》，见《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陈子善编，8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张爱玲称《传奇》中“自己最欢喜的倒是《年青的时候》，可是很少人欢喜它。自己最不惬意的是《琉璃瓦》和《心经》，前者有点浅薄，后者则是晦涩”。
③ “祖师奶奶”的称谓出自王德威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详见该书的序言：《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代序)》。
④ 水晶：《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见《替张爱玲补妆》，3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⑤ 艾小明：《反传奇——重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9期;刘峰杰：《拆解“倾城”的神话——张爱玲〈倾城之恋〉创作意图辨》，载《江淮论坛》1998年第5期。
⑥ 水晶：《蝉——夜访张爱玲》，见《替张爱玲补妆》，1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倾城之恋》难为你看得这样仔细，不过当年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她(张爱玲)停了停又说，仿佛每个人身上都带有mythical elements似的。”
⑦ 高全之：《张爱玲学：批评??考证??钩沉》，345页，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年版。张爱玲的原文如下：“I myself am more influenced by our old novels and have never realized how much of the new literature is in my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until I am forced to theorize and explain, have encountered barriers as definite as the language barrier. ”
⑧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见《汪晖自选集》，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原文如下：“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含繁复、诉讼不已的西方概念。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
⑨ 关于张爱玲与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可分别参见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刘锋杰：《想像张爱玲》，308~31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⑩ 本文所引的张爱玲小说和散文，如不另加说明，均出自《张爱玲文集》(四卷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1) 李欧梵：《上海摩登》，3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 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3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 “imagery”语出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当被问及意象的功用时，张爱玲说：“我感到故事的成份不够，想用imagery来加强故事的力量。”见《替张爱玲补妆》，1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4) 这是张爱玲甚为自得一段话，也是她对《倾城之恋》记忆最为恒久一部分。在《回顾〈倾城之恋〉》一文中她说道：“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今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
(15) 张爱玲：《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见《张看》，陈子善编，38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16) 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见《批评空间的开创》，王晓明编，34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7) 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见《镜像缤纷》，金宏达主编，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18)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载《万象》月刊1944年5月。
(19) 〔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257~2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 1956年张爱玲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撰写英文长篇Pink Tears，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屡遭退稿的《金锁记》改写之路。1967年，Rouge of the North终于在英国出版，此时张爱玲已基本放弃了英文创作。1968年，改译自Rouge of the North的《怨女》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
(21) 柯灵：《遥寄张爱玲》，见《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子通、亦清主编，383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
(22) 水晶：《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原文如下：“„将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这一姿势极其流丽潇洒!”见《替张爱玲补妆》，3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23)(25) 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96~9
7、107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24) 转引自若江：《张爱玲的“红楼情结”》，载《太湖》2003年4期。
(26)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译序》，1页，傅东华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第五篇：文学评论
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是運用文學理論現象進行研究，探討，揭示文學的發展規律，以指導文學創作的實踐活動。
文學評論包括詩歌評論、小說評論、散文評論、戲劇評論、影視評論等。《我的父親母親》是電影。電影是集編劇，導演、演員、攝影、音樂、美工、剪輯、服裝、道具、化妝、燈光、特技等于壹身的壹種集體創作的綜合藝術，影視評論既可對諸多方面做綜合評論，亦可對某壹方面做重點評論。
文學評論與壹般的思想評論是不同的。思想評論的對象是社會生活和人們在其生活，工作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思想問題，目的是幫助人們提高思想認識，分清是非;它可以通過各種各樣，各方面的材料予以論證，只要緊扣妳所要闡明的觀點就行。
文學評論的對象是文學作品(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繪畫、影視等);評論的目的是通過對其思想內容，創作風格，藝術特點等方面議論、評價，提高閱讀，鑒賞水平，評論時當然可以旁征博引，引用各種材料論證，但這旁征博引的各種材料，應是與文學作品有關的，而文學評論所用的材料基本上是來自所評文學作品本身。
另外文學評論與壹般的作品分析也不同。當然從某壹角度講，文學評論首先要基于對作品的分析，沒有分析何來評論;而分析本身也自然含有對作品的評價。但之間仍是有區別的，分析作品側重是談作品“是這樣”;而評論側重是談作品“爲什麽是這樣”，“這樣好不好”。文學評論必須對作品有總的評價，並且對妳這個評價有壹定論證過程，但作品分析就未必對作品要有總評價。
另外在寫文學評論時，不必大段引述原材料，那樣會用原材料擠掉妳的論述;評論點要集中，鮮明。評論角度不要過大，比如妳寫“評《紅樓夢》”如此宏大的古典巨著，妳從何處下手評?很難寫，如果妳把它縮爲“評《紅樓夢》中人物的對話”，進而再縮小角度爲“評《紅樓夢》鳳辣子的語言特征”就容易下筆了。
觀點要鮮明，要用確鑿的材料的闡析去支持觀點，引證的材料首先要來自作品本身，當然還可旁征博引，材料分析和觀點要始終保持壹致。對讀者不太了解的作品，評論前要對其有關方面作壹定的交代。
文學評論的標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文學評論的兩個標准即：壹個是政治標准，壹個是藝術標准。政治標准是爲了解決文學爲什麽人服務的問題，藝術標准則是爲了解決文學如何服務好的問題。這兩個標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壹直堅持的文學藝術工作的指導思想。
編輯本段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大型學術刊物。
文學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2月22日，原屬北京大學，1956年撥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1977年5月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是《文學評論》的主辦和主管單位。
《文學評論》原名《文學研究》，1956年下半年籌辦，1957年3月12日創刊號出版，爲季刊。1959年2月定名爲《文學評論》，由季刊改爲雙月刊。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刊物出至當年第三期被迫停刊。
刊物重視對新時期文學成果的研究和評論，注意扶植中青年文學研究工作者，爲繁榮文藝，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
編輯本段寫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的寫作大致有四個步驟：閱讀——定題——評論——寫作。
(壹)閱讀閱讀對于文學評論來說，是占有材料、調查研究的過程。只有通過閱讀，才
能爲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1.閱讀範圍。從文學評論的寫作要求看，閱讀既要做到點面結合，又要做到深淺結合。
所謂點面結合的“點”，是指作品。所謂“面”是指作家生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在這裏，作品的閱讀是最重要的，這是獲得評論權的最重要的依據。只有閱讀作品，才能使自己對評論的對象了如指掌，評論時說到點子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所謂深淺結合，是指作品的閱讀要深壹點，鑽得透壹點，深到能産生真知灼見爲止。爲了深，就要多讀幾遍。恩格斯爲了對拉薩爾的《弗蘭茨·馮·濟金根》壹劇本進行評論，先後將作品至少讀了四遍，他在《致斐迪南·拉薩爾》中說：“爲了有壹個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態度’”，爲了“在讀了之後提出詳細的評價、明確的意見”，所以需要壹個“比較長的時間我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再如，列甯爲了對小說《怎麽辦》進行評論，在壹個夏天把這部小說讀了五遍，“每壹次都在這個作品裏發現了壹些新的令人激動的思想。”(《列甯論文學藝術》第897頁)毛澤東也說過，《紅樓夢》要讀五遍，不讀五遍就沒有發言權。
這說明，浮光掠影、晴蜓點水式的閱讀是不行的。對于被評論的對象，壹定要研究得透徹壹些，對作品象對人壹樣，要知心、知音。對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閱讀不妨淺壹點，浏覽壹遍，有壹個直覺印象即可，否則，不能保證“點”的深。2.閱讀方法。壹般采取“總體——部分——總體”的步驟。壹、總體，就是從頭至尾通讀。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
二、部分，是要對重要部分仔細地讀，分析研究，加深印象，發現特色(或發現問題)，初步形成觀點。
三、總體，是要獲得完整的本質的認識，對作品的傾向和藝術性作出自己的判斷。在閱讀過程中，要及時做好摘記工作。有壹種“評點法”的評論，就是壹手拿筆，壹邊閱讀，壹邊評點的。如金聖歎評點《水浒》、《三國演義》。還要通過閱讀培養複述節錄作品內容的能力。這是因爲評論中常要概述作品內容，以作評論的依據。
(二)定題所謂定題，就是在讀書、搜集材料的基礎上，選擇並確定評論的題旨(中心)。定題也稱爲“選題”。
初學寫作文學評論的人在定題時常犯以下幾種毛病：第壹種，爲評而評，無的放矢。評論者隨便拿壹篇作品，自己沒有明確的目標，未經過認真思考，就去評論。第二種，貪大求全，面面俱到。壹開始就寫《論×××的小說創作》這樣大的題目，往往無從下筆而流于壹般、平庸、膚淺。第三種，缺乏新意，老生常談，步別人的後塵，拾人牙慧。應該怎樣定題呢?首先要選准作品。應該選擇什麽人的哪壹篇作品，這是有標准的。標准就是：
(1)作品的價值。壹篇作品拿到手，要掂壹掂份量，權衡壹下，問問自己：這作品有沒有價值?值不值得評?俄國文藝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假使妳要做壹個徹底的人，那麽就應該特別注意作品的價值，而不必拘泥于妳以前覺得這同壹位作家的作品是好還是壞。”(《談批評中的坦率精神》)這說明：文學評論要評的是文學作品，作品本身的價值才是我們確定評論與否的重要依據。所謂作品的價值，指的是它的美學價值，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達到的水平應是很高的，或比較高的;另外，是某壹種作品代表著壹種值得注意的傾向，或者就是壞作品。這兩類作品都是值得評論的。因爲，評論好的，可提高讀者的審美水平，使讀者獲得美的享受，也可使作者認識到自己的特色，向好的方面發展，提高壹步;評論壞的，可以防微杜漸，給作者敲警鍾，使讀者也能認識假、惡、醜。
(2)現實的需要。現實的需要指的是：國家事業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社會發展的需要。凡是現實需要評論的作品，我們作爲評論者，就應該負起評論的責任。
(3)個人的專長。選作品要根據自己的愛好、專長來定。也就是說，要選自己有所研究的，有把握的，有心得的，能評論的來評。尤其是初學評論寫作的，更要揚長避短，否則評起來困難，也不容易評好。其次要定好中心。要確定評的論中心，有兩個原則要遵守：第壹、不同體裁，區別對待。體裁不同，確立評論中心的角度也應有所不同。如：敘事文學的評論，評論的角度應信箋于人物塑造、矛盾沖突等方面。抒情文學的評論，評論的角度應偏
重于藝術意境、感情抒發等方面。第
二、應有真知，貴在創新。評論的中心，必須從自己對作品的獨到見解、真知灼見出發來確立。由于是自己的真知灼見，就可避免雷同，就能創新，評出新水平。對壹篇作品，是評人物形象，還是評情節安排，是評某壹細節，還是評全篇結構，是評思想意義，還是評語言風格，都需要評論者具有壹雙慧眼。培養“眼力”，可以采取兩個辦法：壹是選取。選取作品有意義之點來評。因爲作者在寫作時就是這樣選材的。魯迅說：“選取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應該使自己能夠熟練地從評論的作品中選取有意義之點。在開始時，可以選擇壹些名篇，自己確定壹個具體的範圍，選取壹些有意義之點。如評價魯迅的小說《祝福》，可以確定壹個範圍：評論祥林嫂的形象塑造技巧。這樣，既可以從總的方面——祥林嫂是壹個什麽樣的典型，成功在哪裏等方面來選取;也可以從局部的方面——魯迅怎樣刻劃祥林嫂的眼睛、語言、性格等方面來選取。二是甄別。主要從三方面鍛煉自己的甄別能力：壹，作品中什麽是應選取的有意義之點，什麽是要舍棄的無意義之點;二，什麽是自己對于作品的真知灼見，什麽是拾人牙慧的舊調重彈、老生常談;三，哪些是自己評論時能夠駕馭的，而哪些是偏大偏難自己力不勝任的。總之，定題是在閱讀作品的基礎上，通過評論者的思考，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過程”。要順利完成這個“飛躍”過程，需要花大力氣、下深功夫。壹些批評家能定題定得准，不是壹朝壹夕之功，“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
(三)評論多數評論是基于以下五個問題：
1.這部作品說些什麽?
2.這部作品意味著什麽?
3.這部作品是如何表達的?
4.這部作品表達得好不好?
5.這部作品值得創作嗎?
第壹個評論的問題，只涉及到作品的壹些表面現象。主要應對“誰”、“什麽”、“何處”、“何時”、“爲何”和“如何”給予正確的答案。目的在于明確作品所反映的具體內容，並且把作者所經驗的與自己所經驗的聯系起來。
第二個評論的問題，在于闡明作品的主題。這種能力只有在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有了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具備。要正確評論作品的主題，壹般要從：壹、內容釋義;
二、感覺感情;
三、語言調整;
四、作者意圖等四個方面去理解作品。
第三個評論的問題，涉及到作者爲了在讀者中得到預期反應所運用的技巧。技巧是作者要達到他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工具，作爲文學作品來說，除非能夠注意並運用這些特殊的技巧，否則，讀者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和評價它。評價作品的表達技巧是讀者和作者都會感興趣的。
第四個評論的問題，是建立在對前三個問題的刻苦研究之上的，是爲了公平、正確地評價壹部文學作品與讀者進行思想感情交流的能力。這種評價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評論者對這部文學作品的個人感受。但是他如果能正確判斷作者藝術手法表達的成功程度，對作品的技巧的運用作出應有的評價，將會得到作者和許多讀者的贊同。
第五個評論的問題是關于作品的價值的。壹篇文學評論只有正確地指出作品的認識價值和藝術價值，才稱得上是壹篇好的文學評論。“使文學作品獲得寫作價值的，除了帶來愉快，擴大知識領域，提供新的見識，促進積極行動，促進對生活有更正確的態度等等以外，還有語言的描繪(通過色彩、形狀、明暗、場景的描寫)，思想、結構或語言的宏偉，曆史性(對于另壹時間的描述)，以及存在于許多散文和詩歌中的韻律。”(威廉·W·韋斯特《提高寫作技能》)
在《文學評論》、《文藝報》等報刊上發表的評論作品，爲我們學習評論提供了範文，我
們可以從這些評論中學習到有益的評論方法。
(四)寫作文學評論屬于議論文。它必須具有議論文的壹般特點，這是它與其它議論文相同的共性。但是由于它是對文學作品發表的評論，所以又不同于其它的議論文，而要有點文學色彩，這是它的個性。因此，壹篇好的文學評論，既要具有壹般論說文的特點，又要講究文學性。
1.要有正確而鮮明的觀點(論點)。我們對壹篇文學作品發表議論，總要有個基本看法：是好還是壞?是基本上好的還有缺點，還是基本上不好但尚有某些可取之處?這個基本看法就是文章的中心論點，而這個論點必須是正確的、鮮明的。
2.要有准確、充分而有說服力的論據。文學評論的論據，主要應從作品的人物、情節和藝術描寫中去找，也就是說，要對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藝術描寫和語言運用等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的具體的分析。從而引用足以說明自己論點的材料來作爲論據。這些論據壹定要准確可靠，不能想當然，更不可曲解，甚或斷章取義，攻其壹點不及其余。
3.要運用科學的符合邏輯推理的論證方法。是用歸納法，還是用演繹法，或者是類比法，應深思熟慮。而且，是寫成壹篇立論的評論，還是壹篇駁論的評論，也需要根據寫作目的，從作品實際和讀者需要出發來確定。
4.要具有文學批評的當代意識，能按照文學規律和特性結合作品實際進行寫作。必須運用學過的文學理論知識、文學史知識、美學知識、語言學和修辭學知識，針對具體作品進行具體分析。否則，在文章中盡講外行話，或者對文藝作品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這樣的評論肯定難以服人。
5.在創作上文學觀念在不斷更新，因此文學評論的理論和術語也隨之不斷更新。爲此，就要努力使評論的語言既准確、嚴密、有科學性、理論性，又要鮮明、新穎、有文學性、形象性。要通過語言的運用將評論的理、情、文三者完美地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