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论坛文章分析
第一篇：人民日报论坛文章分析
人民论坛文章精选6
志愿者的世界很阳光
今天的中国，志愿者已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名字，成为爱与奉献的象征，成为一个感动社会又净化了自己灵魂的群体。
回望2008年，千万志愿者以他们美好鲜活的形象，储存到社会的记忆里，铭刻在公众的心坎上。
年初抗击南方冰雪灾害中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心系灾区，运送物资、疏导交通、安抚民众，为灾区人民提供了精神和物质双重支持;
五月汶川抗震救灾中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抢救伤员，辅导心灵，捐款捐物，各尽所能，许多人至今仍坚持在灾区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也有他们的身影。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认为，北京志愿者大军对全世界发出了中国形象的最强烈信息：年轻、有期望、自豪、爱国。国际奥委会首次增加了向志愿者代表献花的仪式，感谢志愿者为奥运会和残奥会作出的突出贡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致信充分肯定北京奥运志愿者的杰出表现。
环顾四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志愿者的笑脸、多少志愿者的善举——帮助老人，照顾儿童，维持秩序，参与环保……目前，全国累计已有2.68亿人次为社会提供了超过61亿小时的志愿服务，经过规范注册的志愿者达到2511万人。志愿者用热情和无私，展示了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诠释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
以自愿和不图报酬的方式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这是一种奉献。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人的价值取向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人们在追求物质需要的同时，将更多地追求精神的需要和满足。志愿精神既传承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志愿服务恰逢其时，正在各个领域起着积极的作用。志愿精神大行其道，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志愿服务对于很多人来说，逐步从一种生活时尚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变为生存习惯和生存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志愿精神，青少年成长需要志愿精神，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志愿精神，提倡公民道德需要志愿精神。“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志愿者在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净化了自己的心灵，提升了自己的素质，同时增强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这些，都为社会的和谐与时代的进步增添了新意。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没有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的纯粹。”这是两次参加扶贫支教的青年志愿者冯艾在服务日记中写下的感受。志愿者的感受，我们理解、我们感动、我们共享。愿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列中来!
矛盾不上交
“5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到诸暨市的集体上访事件。”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负责人告诉前来调研的领导。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这是45年前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45年后，枫桥仍然凭借“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模式，赢得社会广泛关注。
枫桥经验历久弥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矛盾不上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持了高速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新起点上我们也面临新矛盾，特别是今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严峻挑战，社会生活中不稳定因素增多，矛盾多发、易发，维护稳定的任务依然繁重。
矛盾如何才能不上交?稳定的基石在哪里?关键在专群结合，发动和依靠基层群众。突发、偶发的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近年来，一些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往往是基层的小事、个别性事件。如果抓早、抓小，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就不会酿成大事。只有广泛发动群众，才能做到这点。枫桥的干部说，不怕有矛盾，就怕信息不灵。枫桥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综合治理网络和平台，把群众调动起来，人人都是维稳的信息员、协管员、建设者、维护者。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是我们的最大优势。毛泽东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对干部说：“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矛盾不上交，必须实事求是解决矛盾。枫桥经验发源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融入了以人为本、民主、法治的新鲜内容。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枫桥镇通过召开民主座谈会、群众测评会、施政演讲会，使竞选工作透明，选出村民信任的当家人。通过制定村规自治章程，有效化解处于政策法规边缘的农村管理矛盾。他们推行村级事务“三上三下”民主议事规范制度，决策充分发扬民主，征求村民意见，减少因决策失误导致的矛盾。
矛盾不上交，最终依靠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发展滞后，民生不安;百姓不富，矛盾增多。枫桥镇大力发展经济，全镇农民2007年人均收入达到11995元。他们组织镇干部与45个农村特困家庭结对帮扶，全镇5061名农村老人有了社会养老保险。对2万多外来人口，推行子女就学、生产管理的平等政策。改善民生，可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改革开放30年，最大一条经验在加快发展。
郡县治，天下安。对中央来说，县区就是基层，对省市来说，乡镇就是基层，对市县来说，村就是基层。面对矛盾，如果各地都像枫桥这样，千方百计做到矛盾不上交，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为我国在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发展提供保障。
改革开放三十年感言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辉煌30年。30年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喜看今朝，江山如画;展望未来，启迪良多。
享受这30年的成果，庆祝这30年的成就，回望这30年的历程，总结这30年的经验，不由地要发自内心地喊一声：改革开放好，感谢邓小平!邓小平曾讲过，没有毛主席，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也要说，没有邓小平，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可能至今还在贫穷中折腾。
历史镜头推回到30年前。农村吃大锅饭，搞大帮轰，农民终年披星戴月，严寒酷暑，流血流汗，还吃不饱肚子。城里人吃饭穿衣也要凭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蛋票，限量供应。谁要想结婚买个手表、自行车，更要找票证，“走后门”。那是30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情景。
中国人勤劳、聪明，怎么连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因为头脑被禁锢着，手脚被捆绑着。现在讲改革开放，已是一个很普通的词汇了，而在30年前不啻石破天惊。当村里办一个小工厂、搞一点运输、手艺人外出打几天工，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时，当小镇上集贸市场被取消，农村老大妈挎着一篮自家的鸡蛋准备换几个钱而被赶得东躲西藏时，除了等着受穷还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感到莫名其妙，感到不可思议，但那是历史，那是真实，那是当年中国人的困惑和无奈。
如果不搞改革，还是当年的干法，真不知道乡亲们今天怎样过活。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富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要改革开放，就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这也不能动，那也不可行，没办法搞改革开放。于是就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就有了打破“两个凡是”的无畏先声和果敢行动。打破禁锢，放开手脚，才能开启沉重的改革之门。观念一变，机制一变，面貌大变。发展无止境，改革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永无止境。今后还会遇到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问题，那就牢记一条根本的经验——到什么时候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对改革开放有一个朴素的理解：改革，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保护、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为发展创造活力和营造环境;开放，就是最大限度地把别地、别国的要素、资源吸引、整合、配置到自己这地方来，增添自身发展的能力和条件。由此可以想到，要发展，必须改革开放，因为唯有改革开放才能获得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才能融入世界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由此可以想到，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离开了改革和开放，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富民强国的路可走。
对于改革开放，我还有一个直觉的判断：过去30年如果划分一下，前15年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思想观念，后15年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既得利益。改革之初我们更多的是在挣脱固有的思维方式、观念模式的束缚，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直到党的十四大，股票、期货、股份制、市场经济，这些困惑多年、争论多年的问题终于尘埃落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终于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共识，得以确立。
现在，我们需要摆脱的更多的是利益的计较和考虑。观念影响人们对改革的评判，利益决定人们对改革的取舍。为此，改革越深化越艰难。很多改革领域和事项，谁都说不改革不行，可改到谁头上谁都说不行。改革走到今天，可谓进入深水区，实质就是必然涉及权利和利益的
调整，而任何一项改革举措，又不可能给所有人同时同等带来利益，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万全之策。要改革就必然会打破既得利益。谁的利益都不能碰，谁的奶酪都不能动，改革没法进行。改革需要大勇气，大胸怀，大境界。决策改革需要科学民主，需要兼顾各方面利益;参与改革不能屁股指挥脑袋，不能囿于小团体利益甚或一己之利取舍改革。改革会伴生一些问题，不改革会积累更多的问题。支持和参与改革，就要抛舍一些既得利益，放下包袱，才能开动机器。
行文至此，附上最近作的一副对子，作为结语：积30年之经验，早改革早发展，晚改革晚发展，大改革大发展，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不发展，改革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看今日之中国，沿海正在率先，中部志在崛起，东北希图振兴，西部要大开发，各地你追我赶，发展是中国人民的不二选择。
言因人而重
同一句话，从老人嘴里讲出来和从儿童嘴里讲出来，含意是不同的。一位外国哲学家这样说。
同一句话，从百万富翁嘴里讲出来和从乞丐嘴里讲出来，分量是不同的。一位经济学家如是说。
同一句话，从领导干部嘴里讲出来和从平民百姓嘴里讲出来，作用是不同的。社会生活就是这样确定的。领导干部位高权重，正式场合的一句话，往往成为“指示”，甚至他们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也会影响一个地方的发展。
但现实生活中却有这样的现象：一些人在会上深入浅出、有条有理、慷慨激昂作报告，道理说得很透彻，措施讲得很得力，前景描绘很鼓舞人心，但实际上却没多少人听。甚至人们一转身，用鼻子“哼”一声，全成了耳旁风。
为什么?
他们言行不一。台上讲廉洁奉公，台下却不干不净;会上讲艰苦奋斗，会后挥金如土;人前讲立党为公，人后结党营私;表面上替群众说话，实质上帮大款办事。如此等等。他自己讲的，他自己都不信，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做,有什么理由要求大家对他真诚拥护?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我多年来十分敬重的一位领导，他在同新同事见面大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能做到的，不要求每个同志都做到，因为我是领导，应该是单位里做得最好的;但我要求大家做到的，我一定首先做到，因为我是领导，行动是最好的号召。”在任期间，他对自己严格要求。离开这个岗位已经20多年了，但那里的干部群众至今仍时不时以他在任时的言行来说是非，论短长。
由此，悟出了这篇短文的标题：“言因人而重”。对领导干部来说，这里的“人”，主要是“人格”，有了人格的力量，人格的魅力，说话才能有风，说出来才有人听。
这种人格的力量，来自坚定的信仰，来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实践，来自在大是大非面前和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鲜明立场，来自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的做人品格。有了这种人格的力量，才有领导干部的形象，才有领导干部的威信，干部群众才能真心诚意支持你的工作，才能自觉自愿以你为做人的榜样、做事的楷模。你说的话，才能有权威有分量，才能真正取得领导权主动权，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到了你这里，你才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带领干部群众将宏伟蓝图化为壮丽现实。
是不是这样?各位不妨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平心静气想一想。
想起了许光达的“让衔”
不久前，阅读《许光达传》时，再次被其中一个已经广为人知的情节所感动。
在获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时，许光达几次找长期领导过他的贺龙等老首长走“后门”，提出降衔申请，但均未获同意，无奈之下，他提笔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四星，心安神静吗?……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
言铮铮，情切切。许光达的谦虚品格和风范，在这份“降衔申请书”中表露无遗。在后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高扬起这份“降衔申请书”说：“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虽然许光达大将“自请降衔”的“轶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他的这种品格和风范，这种“德、才、资、功”的自问，值得当下许多党员干部思考。
现在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不讲党性、不重品行，为了个人私利和宦途升迁，热衷于捞资本、做虚功、拉关系、搞奉迎，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造势”和“谋官”上，想自身权势与地位多，思服务国家与人民少，对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对群众利益漠然处之。一旦个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怨天尤人、意志消沉、沮丧堕落，工作打不起精神，创业鼓不起干劲，完全丧失了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品格。像这样的干部，难道不应该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身居高位，心安神静吗?党和国家给予了我这么多，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理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自觉地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应该常思自己之不足，常念百姓之疾苦，多想想该为国家、人民和社会做些什么，而不是局限于一己之私利，只想做官不想干事，老盘算着去索取什么。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信服我们，才会亲近我们，也才能真正干群同心干事业。
许光达大将的让衔，也为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提出了一个标准：德、才、资、功。只有真正将有德、有才、有资、有功的人选拔出来，弘扬务实、清廉、为民之风，去除浮躁、贪腐、利私之气，才能真正实现“不让扎实干事的老实人吃亏，不使投机钻营者得利”的目标，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氛围。
先贤已逝，风范长存。我们的各级党员干部在怀念先辈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用这面“明镜”好好照照自身呢?
“决不让一个员工下岗”
“决不让一个员工下岗!”最近，青岛港董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在一个颁奖会上作出这样的承诺。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扩散、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遇到严峻挑战的时刻，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让人敬佩。
16年前，在国有企业分流下岗的过程中，拥有16000名员工的青岛港实际只有5000人的岗位。时任港务局局长的常德传在全局大会上说：青岛港的职工，只要愿意干、好好干，尽职尽责干，港口就不会让你下岗，决不将一名员工推向社会。16年过去了，青岛港不仅没让一个员工下岗，反而使员工队伍由16000人壮大到现在的23000多人。
减员才能增效，是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但青岛港不让一个员工下岗，不仅没有影响效益的增长，反而带来港口效益的突飞猛进。最近20年来，青岛港的资产由不足5亿元裂变到185亿元，上缴国家税费120多亿元，相当于为国家贡献了24个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青岛港。“十一五”期间，由于客观原因，青岛港没有建设新码头，硬是用1亿吨、225万标准箱的通过能力，实现了3亿吨、1000万标准箱的年吞吐量。20年来，青岛港的员工多次增长了工资。
不让一个员工下岗，得益于不让一个员工混时光。青岛港始终坚持在全体员工中开展“无缝隙覆盖”的“五学”活动。20年前，青岛港的员工中，77%为初中以下学历，没有一名工人技师，现在76%的技术工人成为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远高于发达国家30%的水平。
不让一个员工下岗，生动诠释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在青岛港管理层眼里，“管理者的责任就是发现每个人的长处，做到人尽其才”;“员工进港时素质不高，不是我们的过错;员工进港后素质不提高，就是我们的责任”;“没有不成才的员工，只有不识才的领导”;“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尊重员工，发现发掘每个员工的发展潜力，让他们的各种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不让一个员工下岗，不仅展现着企业领头人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责任意识，而且展现着一个企业的雄厚实力和发展潜力。在我们国家，不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业单位，义不容辞的一项责任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衡量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应该是为多少人提供了就业岗位，而不是让多少员工下岗。多一个人就业，多一个家庭的和谐，多一分社会的稳定。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就业和再就业，也是政绩。
第二篇：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章(2015年5月-8月)
没有“假如”，哪来真知
历史上有“杞人忧天”的故事，用以形容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担心。但从科学角度看，它不仅不是庸人自扰，而且还提出了古代天文学领域的一个大问题——天为何掉不下来?几百年来，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万有引力定律，终于弄清了这个“假如”。由是观之，没有“假如”，何来真知?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说杞人忧天是傻问题，其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这样做中止了探索和发现。当初，“骨诱导功能”欲把无生命的生物材料变成有生命的组织，被称为“怪异想法”，但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兴栋没有动摇，潜心探索18年终于修成正果，用新型陶瓷仿制骨头植入人体受损部位，诱导断骨自动生长愈合，被誉为“划时代的医学材料发现”。事实上，“假如”在没有成真知前，差不多都是“怪异想法”。但“怪异”不等于谬误，许多时候“怪异”恰恰是“见人所未见”。
“急匆匆地生活，来不及感受”，正成为今天不少人的生存状态。忙、急、快、躁的生活节奏，令“异想”“假如”的空气日渐稀薄。“很勤奋，但缺少想法;会考试，但不会提问”，成为不少学生的写照。科研领域有过之而无不及，项目申请也好，立项评审也好，都对“马上成功”更感兴趣。
今人不愿“杞人忧天”，无非是被眼前利益所困。在科研领域中，片面追求高成功率已是个通病。“假如”有着诸多不确定性，势必有损成功率，加之越是“划时代成果”，越需要长时间沉淀和考验，而当前科技项目周期短，要追赶时间进程，“杞人忧天”只能让位于效率优先。于是，不少研究成果沦为功利主义的衍生品，原始创新越加受阻于科研低端化和山寨化趋势。
科学研究是探索和创造，失败具有天然合理性，如果怕失败，研究只会原地踏步。当务之急，是从忙、急、快、躁中解脱出来，不被眼前功利所困。当然，“假如”不是主观臆想，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归纳和抽象基础上，大胆突破已知束缚，提出有待验证的问题，然后深入实践中寻求答案，打开另一个新天地。宽容和激励“假如”，应把握好这个基本点，以免伪科学和妄想干扰了真科学探索。
从“假如”到真知，离不开反复实证，就得多些“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求索精神。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都离不开实证，没有实证，就没有科学，“假如”也就毫无意义。法拉第提出“磁能转化为电能”的假设之后，10年间做了无数次实验，才发现和证实了电磁感应背后的规律。有些人或是因为惧怕求证过程耗时费力，或是抵制不住眼前利益的诱惑而放弃学术操守，篡改和修饰数据以证明伪假设，这不仅会大大伤害学术声誉，也为社会埋下了巨大隐患。正因为这样，越要激励“假如”，就越需要严惩造假。
老子有言：“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处理好“有之之利”和“无之之用”的关系，激励“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严谨精神，人才的苗子才能在肥沃土壤顺利成长为科学巨匠，我们这个科技大国也才能真正崛起为科学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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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苦劲”有余甘
放假回家，父母准备了丰盛的晚饭，但面对满桌的鸡鸭鱼肉，真正印象深刻的却是一道清淡的拌苦菜。这菜入口苦涩，再品则转香，细嚼之后苦味散去，居然还透出一丝甘甜，口中清爽不已。
想起《新唐书》中的一个故事。唐朝开元年间丞相张九龄与严挺之、萧诚二人关系很好，但严挺之非常厌恶萧诚的巧言谄媚，于是劝张九龄不要跟他来往。而张九龄却认为“严太苦劲，然萧软美可喜。”此时李泌提醒张九龄：您恰是靠正直敢言才从一介布衣官至宰相，现在怎么却喜欢“软美”之人呢?张九龄才如梦方醒。
品人之道犹如品佳肴，“软美”好似大鱼大肉，一口固是可喜，但多食必会厌腻，甚至有害;而“苦劲”却如一道清口的素菜，苦一瞬、甘满口，后劲悠扬、久而不散，使人回味悠长。
菜苦清口，人苦清心。作风要清正廉明，干部就必须吃得住“苦劲”。尤其是领导干部，接触的人免不了鱼龙混杂、苦甜各异，要抵御“软美”的糖衣炮弹，就得多听逆耳话、常走泥泞路，用坚强的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克服近“软美”远“苦劲”的人性弱点。古人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总书记强调：“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有意见，应该欢迎他们批评指出。”作为干部，就应有“吃苦”“品苦”的自觉，经常用群众和现实的“苦劲”清心自警，避免“软美”的陷阱。
现实中，一些干部迷信左右逢源的“驭人之术”，挖空心思修炼“软美”功，对领导揣摩逢迎、阿谀拍马，处处顺着茬说、捋着毛干，而全然不顾工作如何做、群众如何想;对同事则你好我好大家好，遇事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企图用含混态度塑造“好人缘”。可在政治大环境日益风清气正的当下，如果翻来覆去还总是“软美”的那一套，又怎能不让人看穿、看腻?
习惯“苦劲”，更需涵养“苦劲”。对干部来说，身上有一点直爽清新的“苦头儿”，就如画龙点睛之笔，可以提振精气神、激发正能量。所谓“苦劲”，“苦”必不可少，“劲”更是其中要义，它代表着力道，让人回味无穷，尤其需要干部久久为功的修为。“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余甘。”干部要走得更远，就必须有坚守耿直正派的“劲道”。
一些腐败分子落马后感叹，自己当初也是“钢板一块”，如果有坚持的劲头就走不到这一步。休畏流言嫌己“苦”，莫羡一时得意人，万不能因为名利的诱惑、不良的现象，就藏起了“苦”、泄掉了“劲”，偏离了正道。正如李泌所说，张九龄能成为一代贤相，也是因为始终坚持正直敢言，只有“苦劲”足，后劲才能足。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苦涩还是甘甜，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什么样的心境就有什么样的味道。体味世间万物，同样也是甘苦各异，有的人抱着私欲尝，稍有苦口便退避三舍，难免陷入“软美”的泥潭;有的人怀着公心品，再苦涩也能坚守不弃，终能收获“苦劲”的余甘，成就有味道、有意义的人生。----《人民日报》( 2015年05月05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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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与“种福”
祈福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以祈福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虔诚向往，无可厚非。然而，令人警惕的是，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却痴迷于此，竟将福运寄托于“神灵”的恩赐上。
君不见，“公堂”摆放佛像者有之，家里供着“财神爷”者有之，卧榻内藏“转运石”者有之，请算命先生祈福者有之„„把本应清朗的家风政风弄得乌烟瘴气。前些年落马的官员中，有沉溺此道者竟为抢烧名寺的“头炷香”而挥霍公款数十万元。此类官员边贪边求神、边腐边拜佛，终逃不过“其信也妄焉，其倒也必焉”的结局，令人深思和警醒。
与这种祈神赐福判然有别的，是为公“种福”。为他人、为人民、为社会谋福，功在行善举、利百姓、泽后人，德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为官者的天职。回望历史，举凡有抱负、走正道的清官贤臣，皆为民谋利、种福于民。唐代柳宗元于柳州任刺史时，实施为民凿百井、释奴婢、办学堂、兴文化等一系列种福德政，清正廉明，颇得民心民爱。其故后，百姓感恩而修“柳侯祠”。造福于民、福泽后世者，后人藏之于心。
对领导干部来说，为己谋福与为民种福，是两种从政价值观的选择，亦是对两种为官境界的评判。前者，折射出作威作福的卑劣官品;后者，彰显的是“天下为公”的从政品德。北宋名臣范仲淹“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入仕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福民信仰和忧民情怀，虽历千载而仍闪耀不灭，不知激励着多少志士仁人，匡正了几多官风世风。
善不由外来，福不可虚作。那些贪赃枉法又拜倒在佛下以求得心灵慰藉者，最终亦不过“一时惊富贵，转眼即云烟”，神灵庇佑不了他。那些为自己祈福、谋福而不为民干实事的官员，最终亦不得福来光顾。惟有那些为民种福者，把自己的幸福建立于为百姓谋利益的过程中，却是一直生活在福中。从“焦桐福民”的焦裕禄，到百姓“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的谷文昌，生动诠释了优秀共产党人的幸福观。
发人深省的是，也有一些官员一边在“为民种福”，一边却在攫取横财，此谓“能人腐败”。有一位腐败落马的交通厅长，曾以“九进深山解路难”的故事而流传甚广，山民们想不到这个心目中的活菩萨会是个大贪官，善良地为他祈福。然而，在道德的天空里，善与恶尚不能一笔勾销。在法律的天平里，功与过更不能相抵。惟有那些始终以百姓福祉为念、为百姓谋福利者，才会福照一生，也才会真正得到百姓的祝福。
马克思说：“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为民是领导干部必须的价值取向，当把“千万人的幸福”作为信仰和追求。居官谋公、为民造福、奉献社会、利在千秋，这不正是我们党得民心、赢天下的大道所在，不正是共产党人为政的无上幸福吗?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06日 04 版)
--3-- 不负“青山”，方得“金山”
有这样一个故事。十多年前，一个开矿炮声隆隆的村庄，毅然关停了每年能带来三百万元效益的石灰矿，选择了保护生态、发展旅游的路子。如今，这个村竹林如海、景色如画，每年旅游收入上千万元。越来越鼓的腰包，让当地村民深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个研究团队对世界上133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二者的耦合度普遍很高，其中有76个国家的耦合度超过0.9。这说明环境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具有同向协同效应。在中国，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故事正在多起来，不断触发人们对“青山”与“金山”关系的思考。
一位领导干部形象地比喻，每个地方的口袋里都有两张卡：一张是经济总量储蓄卡，数字总在不断刷新;另一张则是生态环境信用卡，不少地方“赤字”严重，欠账不少。但如果第二张卡刷“爆”了，第一张卡就会被“冻结”。换言之，青山留不住，金山最终也保不住。君不见，一些地方污染频发，百姓生活大受影响，治污成本居高不下，“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一方发展埋下了定时炸弹。
两张“卡”不可偏废，“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也必须兼得。“绿水青山”是底线，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发展资源。同时，需要千方百计把生态效应放大，转化成金山银山的经济效益，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
当下，绿色化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比如，有的地方舍不得眼前的那一点GDP和税收，对于落后产能、污染企业投鼠忌器，不能痛下决心整治，导致转型动力不足，步子也不够快。有的地方深受环境破坏之害，痛定思痛之际，旧的发展路子难以为继，但新的发展方式却还未上路，陷入了转型迷惘。
所谓十年树木，建设生态文明，最需要长远眼光。以往，“傻大粗黑”大干快上、污染企业大行其道的背后，常常是急功近利心态在作祟。现在，人们痛切地认识到“有毒GDP不能要”，绿色GDP才是真正的财富。计利当计天下利，创业当创长青业，这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就像那个关停矿山的村子，有壮士断腕、挥别过去的勇气，更需有革故鼎新、开创未来的远略。
乱砍滥伐、竭泽而渔不可取，“守着青山绿水苦熬”的穷路也走不下去。兼得“青山”与“金山”，关乎谋划发展的智慧。在某山区，20年前，农民砍一棵树翻几座山，一天只赚20元钱，一年只有万把元钱收入。现在，搞起了现代农业，经济作物绿满山谷，游客纷至沓来，一年收入上十万。眼中是绿水青山，口袋里是“流金淌银”，“靠山吃山”的深刻变化，说明生态与发展要做到比翼齐飞，离不开用好绿色化这把钥匙，在观念上、方式上打开通往发展新境界的大门。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有敬畏自然的文化基因。“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不负“青山”，方得“金山”，方有未来。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07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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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矢志改革者用起来
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进入“跳起来才能摘到桃子”的阶段。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呼唤坚定的改革者，越是需要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真正用起来，这是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的点睛之笔。
选人用人是风向标、导航仪。选什么人用什么人，其深刻的意义在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崇尚什么、远离什么，褒奖什么、罢黜什么，特别是在特定的阶段，更传递出一种强烈的信号和清晰的取向。把矢志改革者用起来，就是要“造成一种空气”，形成一种导向，继续“树立起改革开放的形象”，营造和形成一种支持改革、崇尚改革、褒奖改革、推进改革的浓厚氛围。
应当看到，在新一轮改革千帆竞发的大势下，也仍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的不思改革，习惯把自己关在改革的门外，顽固地守住自己那点利益的藩篱，打小算盘、算小账，不顾大局、不思进取，或者觉得改革是“上头的事”，“人家的事”，与己无关，高高挂起;有的畏惧改革，既害怕改革中那些钉子和难题，又害怕遭遇改革者的尴尬处境，特别是觉得在现在这样一种从严从实约束干部的新生态下，担心边界不清而出错惹事，于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消极对待，逃而避之;有的胡乱改革，只凭一腔热情甚至一厢情愿搞改革，心中无数敢决策、脑中无事敢拍板、手里无牌敢做主，结果改革举措不接地气、脱离实际，不少成了半拉子的“烂尾工程”。在这个意义上讲，选什么样的人，事关改革成败。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在选人上，“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要抛弃一切成见”，特别是“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今天，我们把矢志改革者用起来，就是要善于从大局着眼、从长远考量，以“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的标准来评价和选用改革者。
改革者是改革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他们的奔腾跳跃才使改革潮起潮涌。把他们用起来，关键在于对他们要高看一眼、宽容一分。高看一眼，就是要充分估量改革者的地位和作用，只有“看高”，才会高看。看改革者，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就是多看他们的长处，而且用辩证的态度看他们的短处。正如陈云同志当年说的：“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要看到，改革者常常敢想敢为、敢说敢干，有的甚至还表现得有点“两头冒尖”，时不时有一些“小辫子”，这就需要对他们多一点包容、多一分宽容。“蝴蝶飞不过沧海，谁又忍心责怪”。选用矢志改革者，理解、信任、宽容、包容很重要，更难能可贵。
改革要深入，改革者要先行;改革者要先行，用人要先导。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让他们吃香、受追捧，成为“香饽饽”，乃时代所期、事业所需、人心所向，也正是改革者的动力所在。----《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08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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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当如林则徐
小时候，常听母亲念叨一句话，生的儿女不如我，要的东西干什么，生的儿女强过我，要的东西干什么。开始我以为这话是母亲自己说的。后来到福州参观林则徐纪念馆，墙壁上赫然写着他的教子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林则徐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子孙要是贤德而聪慧，把钱留给他反而堕其斗志;要是愚蠢而懒惰，留的钱越多，越是麻烦过错。
近日，读到一篇清代人写的《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儿孙祸也小。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家训如白话，不用解读，浅显易懂，与林则徐的家训有异曲同工之妙。《三字经》里的“子不教，父之过”这句话，以前以为就是子女不好好读书是父辈过错的意思。现在认真研读，感觉别有深意。或许，还应包括子女长大后没有好好做人、好好做事等，父辈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官员如何教育子女及亲属，历朝历代都是个问题。汉代名臣刘向给儿子刘歆写《戒子歆书》，既语重心长又措辞严厉，告诫儿子“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要做到“恐惧敬事”，不要忘记，“吊者在门，贺者在闾。” 宋代黄庭坚曾作《家戒》，“以为吾族之鉴”，因为他曾亲见“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已呈败象，又越数年，已是明日黄花，门庭破落。这大概就是“富不过三代”的民间谚语之意。而宋徽宗时期，更是由于大小官吏腐败无能，各种“高衙内”专横跋扈、欺压百姓，成为“靖康耻”的重要原因，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学林则徐，学什么?大抵有两条，一是管住自己，二是管教子女。林则徐一生“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严于律己，清正廉明，不敢逾矩。教子更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有口皆碑。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既管不住自己，骄奢淫逸，任性滥权，又教育不好子女，放任放纵，为其狐假虎威、招摇撞骗站台，成为其贪欲无度、非法敛财的代言人和保护伞。
前不久，有位市委书记被查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儿子和小舅子在其管辖地搞工程、做项目，大搞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把好端端的官场和市场都搞乱了，自己最终也把持不住，断送了好端端的前程。儿子在老子眼皮底下胡作非为，父亲岂能不知?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推波助澜，其结果必然是沆瀣一气，父亲成了儿子的坏榜样，儿子成了老子的负资产。
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啃下硬骨头，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干一番事业，都需要一大批真抓实干、清正廉明的党员干部，需要一大批奋发有为、创新创业的时代青年。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妨把林则徐的话当作一面镜子，时常照照，自警自励，按党纪国法的要求管好身边人。这样，就不会被所谓“官二代”的教育问题所困扰，不会被“我的爸爸是某某”的负面新闻所烦恼，更会成就为官廉、儿孙福、口碑佳的美好人生。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1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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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一刀不斩狮子头”
淮扬菜里赫赫有名的狮子头，纹理饱满清晰，口感酥香爽嫩。原因在于，既不是快餐化的机器绞肉，又不同于大刀快斧的劈斩，而是先片、再条、后粒的一刀一刀切出来。这才成就了响当当的“一刀不斩狮子头”。
不过一道菜肴，却要如此讲究，有作家见识类似这般情境，不禁大为感慨，“也许正因为都是小事，所以才重要。”
“小事才重要”，意思不是说让我们只顾细节、不谋大局，而是从哲学层面强调“部分之于整体”的重要性。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也制约整体，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会对整体的性能状态起决定作用。这诚如一本畅销书所言，细节，真的是魔鬼。
认同这话的，还有一位建筑师凡·德·罗。他早已名满天下，被誉为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大师之一。然而，他却始终认为，不管设计方案如何恢弘大气，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不能称之为一件好作品。他设计的剧院竣工后，要亲自去调试每一把座椅，以使每一名观众都能获得最好的音乐效果。
一份美食的口感，来源于一刀不斩的诚意;一把座椅的角度，关系着宏伟建筑的成败。这就是细节的力量。但现实中，细节往往被人们强调得多、关注得少。前一段，不少人追捧的马桶盖、电饭锅，技术含量究竟能有多高?大多数工厂恐怕不是生产不出来，只是欠那么一点细节的火候、敬业的功夫。
如果说，生产中的细枝末节，最多让企业损失些经济利益，那么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部署，离开了细节的较真，往往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近年来每一次踩踏事故的事后反思，总是有预案、没落实，有防范、没督办;还有个别地方的化工项目，道理都明白，规划、选址、设计也基本到位，可就是在管理细节上的些微疏忽、懈怠，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营商兴业的企业家，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须臾离不开“一刀不斩狮子头”的细节思维。这方面，最怕的就是“抓大放小”，自视颇高，不肯向细节低头。直接参与淮海战役决策的粟裕，堪称军事战略大家，可在针对黄百韬兵团的具体战斗部署中，堑壕、交通壕如何挖，距离前沿阵地多少米，都要亲自一一研究、安排。胜利，蕴藏在将军对细节的重视中。
干事创业，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要认识全局性的东西，就必须把握矛盾的各个方面并抓住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矛盾。这里的“各个方面”“主要矛盾”，指的恰是对细节的考量，可能是一个零件的改良，可能是一个标点的补充，也可能是多打一个电话、多设一个闹钟的“矫情”。对工作勇于担当的态度，对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决不在漫无边际的大而化之，而正在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
不要以为细节的较真太枯燥，似乎缺乏人情味。关于狮子头，还有个典故。有位年轻人拜师学厨艺，每天悄悄练习刀工，怕师父听见责怪，不敢剁斩，只好一刀刀切，终成“肉粒全如石榴子”
--7-- 的名菜传世。一刀一刀的较真，一字一字的琢磨，个中乐趣非深入者难以体会;改革的步步为营，作风的久久为功，同样常是细处有乾坤。----《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2日 04 版)
人生需要“压舱石”
没开过船的人，不太可能了解“压舱石”所承载的意义。听一位船老大讲，船舱底部有一舱室，空船状态时专门用来装水或石头，装上水就叫“压舱水”，装上石就叫“压舱石”。有了它，船吃水深了，即使遇上大风大浪，也可以避免大幅摇晃和翻沉。
船要稳行离不开“压舱石”，党员干部立身做人、干事创业、为官从政，也都需要装填几块“压舱石”。负载“压舱石”可能会降低船速，却可以让人生之舟安稳驶过暗礁密布、激流纵横的水域。于党员干部而言，为人处世岂能没有方位?从事公职岂能没有原则?多想想肩膀上的责任，多想想入党时的誓言，关键时候方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1935年2月，瞿秋白从中央苏区突围时被俘，国民党多次劝降无果，最后判处他死刑。临刑时，他神情自若地走出囚室，沿途高唱国际歌;刑场上他自选一处草坡盘足而坐，直面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瞿秋白不畏强敌、临死不屈，展现了追求真理、信仰坚定的钢铁般的意志。意志坚定，是立身做人的“压舱石”。
“一根肠子走到底”的黎介寿院士，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医疗岗位上战斗了一辈子，用毕生精力不停地做试验、做手术，身上满是药水味、汗水味。他不仅在肠功能障碍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也用无私的情怀、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无数患者生命。有人问黎院士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一语道出真谛：“关键就一条，亲民、务实。”在他看来，没有亲民务实的情怀，本事再大事业也只会是空麻袋子，立不起来。亲民务实，是干事创业的“压舱石”。
被当地百姓赞誉为“谷公”的谷文昌，始终坚持心存人民、廉洁为政，“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孩子偷着骑公家配发的自行车，他大发脾气：“谁叫你们用车子?这是公家的车，你们没有权利使用!”公私分明，是为官从政的“压舱石”。
人活一世，总是要有点精神追求的。缺少理想信念的“压舱石”，犹如沙地上起高楼、云彩里织罗裳，虽有一时的美好，到头来皆会因基础不牢而化作泡影。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把“压舱石”当成负担和累赘弃置一旁，固然可以步履轻盈、速度激增，然而一旦风浪袭来，便可能因交友不慎而“摔跤”，因顶不住物欲诱惑而犯错，因扛不住改革攻坚的重压而颓废。莫因一时的舒适而放纵，莫为小我的得失而纠结，意义不言而喻。
“最丰满的稻穗，最贴近地面。”心中有磐石，脚底定生根;信念多坚毅，品行自崇高。为兴趣爱好上把锁，任凭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我自岿然不动;给为官从政设道岗，任凭香风阵阵、金光闪闪我自目不斜视;控制好人生航程的重心，任凭风大浪急、泰山压顶都能从容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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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说：“一切重压与负担，人都可以承受，它会使人坦荡而充实地活着，而最不能承受的恰恰是轻松。”生命的意义在于负重前行，权力的价值在于责任担当。沉潜下去，永远比虚浮其表令人受益。抱持好自己的“压舱石”，是一种对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的积极态度，更包含了“浮舟沧海、立马昆仑”的人生乐趣。让人生每一步都沉稳而有力，先从打磨“压舱石”开始吧。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3日 04 版)
伟哉，焦门家风!
离兰考焦陵不到百米的一条小巷里，有座普通的北方小院。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离世，其后的近30年中，他的家人一直住在这里。焦裕禄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在他身后半个世纪中这个家庭发生的点点滴滴，给人另一种深深的震撼。
最小的儿子保钢该参加工作了，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坚决让儿子到汽车修理厂当临时工。兰考刚兴装电话时，在乡里工作的儿子跃进兴冲冲地也打算在家安一个，没想到徐俊雅坚决不同意：“你装个电话，是不是打算在家遥控办公呢?一乡之长你不走村串户，怎么了解群众的想法和困难?”还有一次，儿子回家接电话，商量为招商引资招待客人。听着听着徐俊雅听不下去了：我就信一条，工作不是请客吃饭;我就不信一条，不请客不吃饭工作真就干不成!
桩桩件件，折射焦家的清正家风，不仅源于父亲在世时的言传身教，更因有母亲的坚守和叮咛。徐俊雅永远不会忘记焦裕禄临终前的嘱托：“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你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这是丈夫的遗训，也是焦家的家规。从32岁失去丈夫，拉扯着6个孩子、侍奉着两位老人，几十年里，徐俊雅始终坚守一条：符合老焦这两句话的事就做，不符合的“说出个天来也不行”。
正是这样的坚守，让焦门家风历久弥新。有人劝徐俊雅：“时代变了。”她说：“心不能变。”几十年风雨沧桑，在她的心里，老焦是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她照着自己也照着儿女，决不许有丝毫偏差。她告诫孩子们：“你们做好了人家会说，看，这是焦裕禄的孩子;你们做不好，人家同样会指着你们脊梁骨说，看，那是焦裕禄的孩子!”“焦裕禄的家人，这个名号，我们全家要当得起，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得起。”
曾经因打满补丁的旧衣服而抬不起头，为一份“不体面”的工作而伤心落泪，为一次严厉的训斥而满肚子委屈„„在母亲年复一年的言传身教中，这些孩子们童年时与父亲有关的记忆碎片渐渐焕发出新的色调。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从一桩桩一件件生活小事中，从母亲温和而又坚定的声声话语里，从她无数次的肯定与否定中，日渐光大，最终成就焦门家风这道精神的风景。
人格塑造家风，家风孕育人格。今天，焦家大女儿焦守凤，是开封城旧平房里一位毫不起眼的老太太。儿子焦跃进从生产队长做到县长，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再忙，一年也至少要走访一百家
--9-- 贫困户。小儿子焦保钢在医院昏迷8个月，一直住在六七个人一间的大病房，家人从未透露他的家世。有关领导得知后感慨地说：“没办法，焦家的人就是这样。”
对，焦家的人就是这样。焦跃进说，每当夜深人静，他总能听到父亲那铜钟般的山东口音，想起他留给焦家后代的最后一句话：“我也没啥好留给你们的了„„”但是，他给孩子们留下了这世界上最为宝贵的遗产，它让孩子们拥有了一个纯真朴素因而安宁充实的心灵世界。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珍贵的财富吗?
走遍世界，金窝银窝，家是最温暖的所在。前人示范，后人行之，家风是最美好的传承。
伟哉，焦门家风!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4日 04 版)
别让心灵驶入“路怒”的歧途
有人说，每个人都有一桶“油”，一旦与别人发生摩擦，第一反应不是拿起灭火器，而是打开油桶、火上浇油。这桶“油”就是愤怒。最近，因为开斗气车、车辆剐蹭、停车挡道等原因，一幕幕全武行频频上演。拳脚相加之下，那些愤怒的身影，震击着社会的神经，这很值得反思。
看过电影《阿凡达》的人会惊叹，一旦穿上战斗机甲，即便柔弱女子，也拥有了刚猛的力量。很大程度上，这像是汽车时代的一个隐喻。当越来越多人拿到车钥匙，体验车轮上的生活，机器赋予人以速度与力量，也在影响人的行为与心态。一些平日温文谦和的人，手一握方向盘，就很快像换了个人，变得焦躁易怒，轻则语言粗鄙，重则与他人大打出手，甚至采取极端行为。于是，“路怒症”“路怒族”等名词进入了公众视野。
医学界把“路怒症”归类为“阵发型暴怒障碍”;心理学家分析，“路怒”源于驾驶中面临的各种压力，生活中的不顺也会成为诱因。法学专家则指出，违规驾驶、违法行为是点燃怒火的火星。在这场“会诊”中，或许我们更应回到人的心灵世界。
前车稍慢一点，就不耐烦地摁喇叭;被其他车别了一下，就一定要追上去还以颜色;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却总觉得不抢道就吃亏了„„从这些“症状”中，人们发现，端坐在驾驶席上的，其实还有种种不良心态。耐心少了，急躁多了;理性少了，冲动多了;包容少了，计较多了;礼让少了，争抢多了。
据说，印第安人用绳索把涂上蜂蜜的石头挂在树上。熊举起前爪触碰石头，石头受力后就会开始进行钟摆运动，并打到熊的身上。被激怒的熊，会越来越用力地去击打那块石头，而石头的“反击力”也会越来越大。最终，筋疲力尽的熊被石头击倒。然而，真正击倒熊的，是眼中只有自己的偏狭，是那种“妄肆其忿”的戾气。以此反观“路怒”，如果人与人之间少一些霸道，多一些恕道，少一些恶意，多一些善意，那么还会陷入追逐不止、冲撞不停的循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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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车开好不容易，但更难的是驾驭自己。“怒”字，上面一个“奴”、下面一个“心”，控制不了怒气，也就成了情绪的奴隶。公交车上，有为争座位而动手的;商场排队，有争先后而恶语相向的;甚至人群之中，只因多看了你一眼，一个眼神也能引起冲突。“愤怒以愚蠢开始，以后悔告终”，冲天怒气之下，害人害己，更损害公序良俗，谁都不是赢家。金庸先生有句名言：“不生气，就赢了。”赢，就赢在豁达的胸怀、包容的心态，赢在一个文明有序社会带给人们的获得感。
古时，驾车有“五驭”，《礼记》中有“入国不驰，入里必式”等要求，千年车辙之中，深深刻写的是规则，涵养的是行车之德。今天，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私家车司空见惯，国人正加速驶入汽车社会，让观念和素养追上时代的车轮，显得日益迫切。前段时间的热映影片《速度与激情7》，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两辆车分别朝着不同方向的岔路驶去，是驶向平和与幸福，还是躁动与危险?这确乎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回答的锥心之问。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5日 04 版)
“为官择人”与“为人择官”
《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窦诞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人，虽然垂垂老矣，但仍然受到重用。有一次讨论朝政，窦诞“昏谬失对”，李世民于是下诏自省说，“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反思自己徇私故人而滥授官爵。千载之下，“为官择人”与“为人择官”的经验与教训，仍然引人深思。
为官择人，根据岗位要求甄选人才，实际上是选贤任能、量才授任;为人择官，为特定的人量身定做、安排官职，本质上就是任人唯亲、“萝卜招聘”。前者出于公心，后者发乎私情;前者为人才提供上升通道，后者为关系洞开方便之门;前者捍卫用人的公平公正，后者污染纯洁的政治生态。是为官择人，还是为人择官，答案不言自明，但总有一些单位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拎不清”。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任人唯贤是“正派的路线”。从那时起，“坚持五湖四海”，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用人原则。然而，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看，“为人择官”的潜流正在冲击公平的堤坝。有的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把公职当做私产，决不能让“外人”染指;有的忙于编织关系网络，提拔“自己人”;有的甚至因人设岗、因人设职，不惜为亲近之人搞私人订制„„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任人唯亲是其共同特点，因私废公是其共同危害。
用人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如果说财物腐败只是涉及权钱交易，污染的是水流，那么用人腐败危害的是党组织肌体，污染的是水源。在“为人择官”的逻辑下，以私人情义侵蚀公共资源，以圈子文化取代公平正义，最终必然坠入用人腐败的泥淖。一些腐败分子在用人上搞小圈子，以私相授受而始、以先后落马而终，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不能不令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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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任人唯亲的歪风，有人形象地讽之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歪风之下，必然导致热衷走关系、图攀附而不尚实干、实绩的沉闷氛围，我们的事业就会停滞。如果“荫亲”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那么好干部如何脱颖而出，更孰与破难题、促改革、平天下?事实告诉我们，“为人择官”只会带来人才的逆淘汰，“为官择人”才能激发政治生态的正能量。
历史上有两个“不市私恩”的故事。西晋大将羊祜举荐贤才而焚烧荐稿，认为“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取也”;宋朝宰相范纯仁引荐人才而不加以笼络，认为“朝廷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邪”。今天，改革大潮奔涌向前，要“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首先就要堵住“关系”的罅隙、打开公平的闸门。如此，才能让一切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8日 04 版)
善“补漏”者能“补天”
有一类职业，不事创造只为修补，以延续事物的生命，确保秩序的运行，镶补百姓的日子。比如旧时走街串巷“打铜锣补锅的”，今时从事各种修理的，不妨称之为“补漏者”。从性质和特点看，今天的很多工作其实也属于这种“补漏”。
有修路的，就有养路的。有“出嫁”的，就有“作嫁衣”的。有写美文的，就有为之编辑校对的。一言以蔽之，有“开创者”，就有“补漏者”。二者和谐相生，相辅相成，前者开红花，后者绽绿叶;前者唱主角，后者担配角;前者能出彩，后者保障不出事。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本分。
然而，对于“补漏者”来说，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也不过是平安、如常、有序。企业违法排污，人们首先想到环保部门失职;城市“看海”，市政管理部门首先会被问责;煤矿发生事故，安全保障部门难辞其咎。但当这一切没有发生，“补漏者”的功劳又容易被忽视。拯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往往被奉为英雄。但“补漏”于平时，不致发生水火、狂澜，谁又认为其价值可与英雄比肩?在“补漏者”那里，往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又该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差距?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评判“补漏者”的功劳与价值。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海拔有8844.43米，但马里亚纳海沟的水深达1万多米。万物一理，如果说“开创者”是从零开始“创造高峰”，那么“补漏者”却是从水底开始“填平海沟”。尽管“补漏者”的最好价值看起来只是零，但实际创造价值却未必输于“开创者”。对二者的评价，又怎么能以零为起点?一些地方的项目之所以出现安全事故，就在于只看到“创造高峰”的价值，忽略了“填平海沟”的能力。如果不致力于“填平海沟”，把各种安全隐患“归零”，一旦发生事故，把所有创造的“高峰”填进去，恐怕也填不满，岂非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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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很多事故、错误、失误的发生属于“小概率事件”。“补漏”工作没有做，或应付了事，有时事故也没有发生。但这只表明，发生事故的条件没有齐备。一旦齐备了，真“补漏”者就会万无一失，假“补漏”者则会一失万无。想起那位“史上最牛校长”叶志平，如果没有多年来引导学生进行安全疏导训练，汶川特大地震中，又怎么会有2200多名师生1分36秒内全部安全转移的“零伤亡”奇迹?从叶志平反观当下的社会：有几所学校如他这样注重安全疏导?有多少场所的安全隐患没有排除?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起“补漏”工作?
“补漏”就像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多些补漏、补位、补牢、补齐，就多一分“后方稳固”，“前方开创者”也才能更好地冲锋陷阵。勿以“补漏”是陪衬而觉低微，勿因“补漏”不显山露水而向隅叹息。善“补漏”者能“补天”。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9日 04 版)
“好作品”向何处寻
一部好的作品不仅会对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对一些人的人生也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它能让人变得更加坚强，让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强大，让人生的坚持和目标更加笃定。曾几何时，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部《平凡的世界》，成为许多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圣经”，成为他们一生中战胜苦难、经受磨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品力作，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这些年可以称之为“经典”的好作品似乎越来越少。能创作出给人以无穷精神力量，让读者为其作品人物命运魂牵梦绕、激动得吃不好睡不香的大家并不易寻。走进偌大的书店，虽满眼的热闹花哨，却很难找到一本真正想读的好书。
面对当前这样一个大潮迭起、乘风破浪的时代，应该说我们缺的不是生活和素材。比如轰轰烈烈的发展和改革浪潮，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都应是作家求之不得的创作源泉。可一些优秀的作家却好像集体失忆、集体失踪，或者躲在象牙塔里不能自拔。呈现给读者的作品，泛滥而缺乏精品、急功近利而缺少沉淀。要么是期期艾艾、陶醉于小我世界，要么是挖一些故纸堆，借古人消块垒，要么是阴暗晦涩，沉迷于盗墓、官场黑幕之类，要么就是娱乐万岁，俗不可耐。打开电视，观众看到的多是勾心斗角的宫斗剧、胡拼乱凑的穿越剧，以及俗套老套的家庭肥皂剧。有时胡编乱造和虚假让人哭笑不得。比如，一人消灭了一个鬼子小队，20世纪20年代的女主角竟然手拉拉杆箱优哉游哉上火车。
总书记强调：“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一些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如茅盾、柳青、赵树理、老舍、路遥等，无不把艺术生命的根深深扎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无不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萃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描绘出独特的故事、人物、心理和命运起伏。路遥为写《平凡的世界》亲自下到煤窑当煤黑子，赵树理更是天天和农民滚在一
--13-- 起。但我们现在一些作家敢说脑子中真有“生活”?好多写农民的知道农民、农村多少?好多写所谓官场的，又到底了解干部多少?创作不真诚，作品只能到处弥漫着主观虚设和种种矫情。
每一代人都需要经历精神的成长，每一个民族都需要持久不断地焕发青春活力。作家梁晓声曾说，人应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现实地理的故乡，另一个则是精神上的故乡。他进一步说，让更多的人从青少年时期就拥有良好的精神故乡，是作家肩负的时代责任。眼下，我们的作家正肩负着这个重要的责任。站在时光的河流之上眺望，从黄土高原的窑洞，到繁华都市的街头，30多年的时空变迁，给我们的小说和作家创作带来多么宽广的创作空间。让我们的作家努力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这也是亿万读者最为真切的呼唤。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20日 04 版)
国家形象传播的切入点
新媒体时代，国家形象如何传播?诚如论者所言：要打开市场，最终需要撬动用户的心。这个切入点找不到，所有的战略都是空气。国家形象传播，也要找好面向世界的切入点。
这个切入点，是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吗?是讲好今天的中国奇迹、中国故事、中国道路吗?是讲“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的事实和道理吗?当然。但不仅在于此。
“任何企业都可以找最强的竞争对手打，但是有一个对手是打不过的，那就是趋势„„它会积蓄力量于无形，最后突然爆发出雪崩效应。任何不愿意改变的力量都会在雪崩面前被毁灭”。国家形象的传播，也要抓趋势、顺趋势、讲趋势，蓄力量于无形，爆发雪崩效应。
什么趋势?人类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危机和挑战，就会有同样的愿景。世界大战后，更珍惜世界和平。人类危机前，必关注人类命运。那么，是什么使今天的人类必须求同存异，走到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去建设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束缚、实现现代化并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但福兮祸之所倚，现代工业文明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全球性生态危机相继出现，旧模式的增长已到极限。当代西方社会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世界范围的生态性、社会性灾难，大都是文艺复兴之后人类自身活动的失范造就的。
如果说通过处理好与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共识，那么，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让世界格局更加公平合理，难道不应该成为人类公理吗?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呼唤一场新的文明复兴。它要继续人的解放，但也要把过度膨胀的人改变成和谐的人。它要继续促进发展，但要实现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它要保障人类的安全，但应该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一言
--14-- 以蔽之，“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这一次新的文明复兴，要落实到建设“命运共同体”上。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这个时代的要求，回答着人类的共同关切。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命运共同体”乃当代人类之所想、所急、所欲的好题目、大文章、大趋势。中国文化借此走出去，有好话可说，有好戏可唱。国家形象借此去传播，能令人认同，也让人亲切。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21日 04 版)
东坡像前说担当
西湖附近的花家山庄，竖有一尊苏东坡的石质雕像。许是年代久远的缘故，雕像局部已风化剥蚀，口鼻轮廓漫漶不清。不过，从头戴幞巾、双手持笏的肃穆神态看，当年大抵是颇为庄严的。
这尊雕像，与西湖上的胜景——苏堤有关。碑文记载，苏东坡为政杭州时，为开浚西湖，令匠作掘慧因高丽寺旁赤山以筑湖堤。此举，遭到寺僧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赤山乃风水宝地，掘土将致祸患。
面对跪成一地的僧人，匠作头目一筹莫展，工程被迫搁置下来。苏东坡闻讯，亲自来到施工现场。道理讲了再讲，可寺僧们丝毫不退让，理由还是那条：破坏风水，天降灾祸谁担当?
在苏东坡生活的年代，佛教盛行。得罪僧众，绝不是件小事。此外，这件事发生在苏东坡身上，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受佛教家庭影响，苏东坡早年“喜佛”，中年“近禅”，“抄经追思荐亡亲，与友谈禅悟佛道”，可见，佛在他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处理这件事时，他一定反复掂量了心中的天平该怎样倾斜。孰轻孰重?最终，他选择了生民百姓。他凛然告诉僧众：事由我起，上天若降灾祸，就冲着我来，但筑堤之事绝不能延耽。愿舍身护法。
于是，西湖边便有了这尊“护法”石像。风雨沧桑，千百年来，这尊石像如金刚般一直守望着西湖„„
现在，踏进花家山庄，石像碑亭旁的那副对联墨香犹存：“垂老舍身依古寺，长留真相在西湖。”
后人记住了苏东坡，我认为，除了他的锦绣文章，恐怕还与他这种为了百姓福祉敢于担当的精神有关。
现在，干部中，尸位素餐者有之——工作上“守摊子”、“避嫌”、当“老好人”;还有些是选择性“担当”——与自己利益攸关时担当，无关时则睁只眼闭只眼;碰到容易的事担当，碰到困难的事则绕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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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位市长朋友告诉我：以前得空，就想方设法去北京跑项目，所谓“跑部钱进”;现在不跑了，市里有个项目本来已经立项，我们又设法给退了回去。
问原因，他这样解释：一是，现在的钱不好“用”了，审得严。宁可少干事，也不想惹事。二是，竭尽全力干了，也不存在任何私心，可难保工作中不出现任何差错。出了差错，谁替你担当?
这种为政之道，虽不是主流，但该引起我们深思。在治理庸政懒政怠政的同时，还要设法为干部营造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氛围。如果动辄得咎，一封子虚乌有的告状信就会搞得你大半年不得安生，那么谁还敢扑下身子真抓实干?
这方面，杭州的做法值得借鉴，年初，市委主要领导旗帜鲜明提出：“为担当者担当，让有为者有位。”一方面强调“法定职责必须为”;另一方面，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边界，只要在边界范围内干，一律予以强力支持。
回到苏东坡，如果他不为匠作头目撑腰，能有泽被后世的苏堤吗?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22日 04 版)
为何记错了农忙时间?
前几天和在农村的父亲通电话，末了问了一句：“是不是该收麦子了?”“还有半个多月呢，怎么连麦收时间都记错了?可别忘了是从农村出来的哟!”父亲半开玩笑。
这话让我汗颜。上高中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大学毕业后那几年，还经常回家干农活，什么时候收麦、什么时候割稻，清清楚楚，根本用不着刻意去记。最近这10多年，工作地点到了大城市，虽然也会抽时间回老家看看，也会找机会到农村采访，但是，和农村的联系毕竟还是少了，对农村的发展变化了解得不那么直接了，以致“不知不觉”把农忙时间都记错了。
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也许，这次“记错”只是偶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故乡的消息，农村的父老，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的。
在老家和乡亲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甚至还说“咱们农村空气还更好呢”。不过，言谈之间，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与城市生活有道无形的鸿沟。这道鸿沟，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也体现在精神生活方面。比如，很少听到他们说起最近上映的大片，也几乎不会谈到股市楼市，健身房、畅销书、客户端这样的话题更不太会涉及。这也正常，毕竟社会分工不同，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兴趣爱好等也有差异，不过，城乡居民日常话题的差异，也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城乡差距。
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重大课题。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必然。总书记前不久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16-- 显著增强，“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反哺”“支持”，从决策层面来说，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过，这件事情和我们每个人都不无关系。像我们这样工作、生活在城市的人，大多是农二代、农三代，虽然“跳出农门”，但确实没有理由忘记是从农村出来的，也不应忘记还有数以亿计的父老乡亲生活在农村，他们需要得到我们的关注和帮助。
以前和一些80后、90后农民工聊天，言谈间他们流露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有的人说，农村再也不想回去了，“连热水器和抽水马桶都没有”。让他们扛起锄头下地干活，恐怕更是难以想象。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过，农村终究还是需要有人种地，我们的父辈渐渐老去，以后谁来种地，谁来发展农村经济?令人欣慰的是，有的年轻人在城市打工几年后，眼界开阔了，观念更新了，信息量也大了，选择了回到家乡创业，日子过得挺不错。无疑，这是对乡土的一种“造血”，这样的人多了，乡土只会更加生机勃发。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意的表述打动过无数人。无论在城市做什么，在为什么样的理想而努力，但愿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份淡淡的乡愁，都有一份对故土的留恋，它让我们的生命体验更加厚重，也让我们的人生步履更加坚实。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25日 04 版)
于“隐微”处多约束
有这样两则吃鱼的故事，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因为武则天崇佛，严禁屠宰。一次，御史娄师德在饭馆就餐，厨师上了一道肉菜说，豺狼咬死了羊。过了一会，厨师又上了一条鱼，说鱼也是被豺狼咬死的。娄师德大怒：豺狼怎么会潜水?你可以说是水獭咬死的嘛!
战国时的公孙仪，位居鲁相，却“嗜鱼而不受鱼”，他的逻辑是：受鱼失禄，无以嗜鱼，不受保禄，终身嗜鱼。
吃鱼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果食之不当，也会出问题。精明世故的厨师先是端上羊肉，继而奉上鱼肉，好在娄师德没有听之任之，对违反禁令的行为当头棒喝。同样是吃鱼，公孙仪则是君子爱鱼取之有道，以不受鱼之廉而终身嗜鱼。
一条鱼，可以照鉴对法令的态度，也可以折射对权力的认识。对领导干部而言，生活小事有时并不可小看，更不能掉以轻心。小事情容易沦为思想决堤的管涌口，也容易成为温水煮青蛙的迷魂汤。当年，刘青山、张子善就是从收受“哈德门”香烟开始沉沦，发酵出腐败大案。看陆续公布的贪官忏悔录，不少人当初也是小心翼翼，后来就是从一顿饭、一个红包、一块手表等“小事”上，被打开了缺口，结果一步走错步步错，走上了腐化堕落的不归路。“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生活小节虽小，但背后的考验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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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个人不能在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而放松自我要求，也不能因为是细小的事情而无所顾忌。一位从重要岗位退休的领导，回顾自己的从政经历，颇有感慨。他说，慎小慎微是一剂强身健体的良药，关键是做到“敬、净、静、镜”四个字：心存敬畏，莫把小事不当事，忽视小事会出事;净化工作圈、生活圈、交友圈，常给自己杀菌消毒;静而不躁，知止而后定;以人为镜，经常三省吾身。
境界升于自省，名节源于修养，腐败止于正气。焦裕禄给孩子们定下了“不准看白戏”的规矩;谷文昌大半辈子与林业管理打交道，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许多党的优秀干部，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就在于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从一点一滴中自觉完善自己。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懈怠。考验总是存在，“围猎”此起彼伏，守住一次底线不难，难的是“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古人云：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慎独慎微，贵在一个“恒”字。每一件小事都不糊涂，每一个细节都不忽视，始终保持清醒理智，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从严从实的作风，就会化为植入灵魂的铁律。把好思想的“总开关”，就要不懈怠地紧好每一颗螺丝钉、保养好每一个零部件。这是干部严格自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履行职责的刚性约束。
“一滴敢报江海信”，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见品格。当前，作风建设深入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正在开展，党员干部更应扎紧篱笆，稳得住心神、抗得住诱惑，时时处处坚守是与非的底线、明确公与私的界限，才能锻造金刚不坏之身、成就奋发有为之业。
在生活中寻找创业创新的机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创业创新的机会在哪里?换句话说，去哪里寻找有市场、能创富、有大好发展前景的项目?
人之需万千，不能尽由己足，方有商。人们的生活需求就是商机。发达国家之“发达”，往往意味着市场的饱和，人们生活所需的一切产品和服务都被开发和经营，有人用“城市的每一寸草坪都被人工修剪过”来形容这种饱和。市场饱和了，于是就有创新，苹果公司就是用自己研发的新产品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也创造了发展奇迹。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离饱和还差得远，人们生活中的不如意还很多，差距和不如意就蕴含着商机。假冒伪劣商品从城市“转战”农村，“山寨货”大行其道，表明低价商品仍大有市场，等待价廉物美的正品去占领;农户分散养殖是食品质量监管的难点，也是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意味着工厂化养殖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入托难、打车难、找保姆难、找对象难等生活中的难题，蕴含着城市生活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当许多产品和服务让人“信不过”时，诚信经营本身就有极高的市场价值„„中国经济要迈向中高端水平，需要以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升级为基础。对正品、品牌、方便、舒适、优良品质等的追求，正孕育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无限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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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已有大量这样的实例。外卖盒饭，本来平常，可近来的网络订餐，盯准了没精力买菜做饭的都市白领，对接名店、提前点餐、线上支付，让上班族到家就能吃上热热乎乎的饭菜，既赢得了利润，又改变了生活。打车软件以及依托这种软件出现的“专车”服务，其实也是开发新商机的实例，虽然还不成熟、待规范，但思路是对的。
有些领域，人们以前可能想也不敢去想，如今却可能成为创业的“新蓝海”。比如市场监管，本是政府的职责，但市场经营活动量大面广，监管任务极其繁重，仅靠政府部门很难监管到位，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偷排污染物等现象又是久治不愈的顽症，为什么不能发动群众、依靠社会力量、打一场监督治理的“人民战争”?政府购买服务已纳入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事项。鼓励社会力量组成网络化组织，针对制假售假、违规排污等开展监测、监督、举报，从政府购买服务中获得收益，这对政府而言是一种监管创新，对有志者来说则是开辟了一个就业创业的新领域。谁敢说这里不会成长起以守护公共安全为己任、做政府监管执法的好助手、公正无私、专司监测监督的“金字招牌”?
创业可以模仿和移植，从发达国家经验中学习是一条路子，人家有的我们这里还没有，拿来试试，例如打车软件;但更需要创新，就如乔布斯的名言：“一个企业的目标就是去创造那些消费者需要但无法形容和表达的需求。”创新的本质不仅在于创造人们没见过、没用过的实物，更包括那些未听过、未曾想见的未来，以此刺激新的消费热点，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相对竞争惨烈、渐入夕阳的传统产业和已知市场，未知的新业态、新市场必将超越陈旧的产业边界，打破落后的游戏规则，绽放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27日 04 版)
破解“六易六不易”困局
如何让“三严三实”要求真正成为做人做事做官的镜子和标杆，经常用以“省吾身”“净吾心”，这是一道大的课题。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存在“六易六不易”困局，应注意克服软肋、补齐短板、消除盲点，加以破解。
一是“严点实点”对事容易，对人不易。在处理事情时，我们习惯说“对事不对人”。但在贯彻“三严三实”要求上，对事不对人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避重就轻、怕得罪人。人与事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中不存在孤立的、相互不联系的、可以完全分割开来的人与事，很多事情往往事中有人、人在事中，说事就得涉及人，说人就得联系事，只有对人对事都又严又实才算“严”到份上、“实”到点上。
二是对他人容易，对自己不易。现在有些同志习惯于手电筒照人不照自己，动辄“你该怎样怎样”，自己似乎可以当局外人、作壁上观。这实质上是一种唯我独尊、“我是正确的”思想在作祟。把自己摆进去，教育人的同时教育自己，要求人的同时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能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行示人。
三是对下容易、对上不易，对基层容易、对机关不易。对上级往往捧着抬着，善于看领导眼色说话办事，这已然是一种陋习和积弊。有的人则总以为机关是教育人的，基层是受教育的，便俨然
--19-- 一副教育人的面孔，有的甚至成了“灯下黑”。只有唯实不唯上、从道不从上，敢于直言、勇于诤言、善于谏言，做到上下一致乃至上严于下，“三严三实”才有浓厚氛围。
四是在一时一事上容易，日常经常不易。正如“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阵子容易做到“三严三实”，但一辈子矢志不渝、一以贯之并不是那么轻松。“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三严三实”教育贵在坚持、难在坚持，贵在经常、难在经常，贵在细节、难在细节，从点点滴滴做起，从每时每刻做起，需要的是毅力和定力。
五是在出了矛盾和问题时容易，出了成绩和荣誉时不易。出了问题、发生了矛盾容易冷静下来反思，往往“听得进”，能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而在出了成绩、有了荣誉的时候，容易忘乎所以，甚至飘飘然、昏昏然，听不到也听不进逆耳的忠言。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扯扯袖子、咬咬耳朵、“泼点冷水”，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在荣誉面前不得意忘形。
六是干部有盼头有奔头时做到“三严三实”容易，没“想法”没“预期”时不易。干部在向上走时，大多注意形象和影响，懂克制善克己，容易做到“又严又实”。一旦“船到码头车到站”、看到“天花板”，或者犯了点错、受了点挫折，则会不在乎、无所谓，甚至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出现“59岁现象”。“三严三实”不存在“退休”，只有进行时、将来时，没有完成时、过去时，不是人生“盆景”，不是应景之作和权宜之计。
“六易六不易”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把容易的做实做到位，把不易的做好做成功，在容易的问题上多加油，在不易的问题上烧把火，便能全面发力、齐头并进，达致严与实的境界。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28日 04 版)
“秋老难逃一背红”
“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宋人的《咏蟹》，借螃蟹双螯“既黑且长”，最终却难逃“一背红”的下场，说明了贪横必败、法网难逃的道理。
道虽不远人，理却不加身。现实中，一些人偏偏就有“能逃一背红”的自信。他们或自恃能干，敢为别人所不敢为;或使出伪装术，不守规矩却大讲忠诚、疯狂敛财却大唱廉洁、私心膨胀却大谈正直;或实施障眼法，不吃窝边草、以严苛为清廉。拣亲戚旧衣服穿的金荣中、袜子经常有大窟窿的明九斤、一日三餐稀饭馒头的祁崇岳、穿着草鞋下基层的张宗海、表面规矩清廉的沈广„„为政期间，他们曾一度借助伪装，给人精明能干、艰苦朴素的“好印象”。及至面具揭开、案发落马之时，他们才幡然悔悟：再精妙的假面具也藏不住丑嘴脸，再高调的“好名声”也护不了恶罪行。
善借鬼狐之事讽人的《阅微草堂笔记》，曾描述过这样一类黠鬼，他们“善藏其用，善遁于虚，善留其不尽”，人不知、无人劾治，故为祟而不以为祟。这样的黠鬼，却没有最后不露馅的。事实证明，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尽则弃。那些所谓牢不可破的“攻守同盟”，往往只是一捅即破的窗户纸;那些自认为高明保险的“隐身术”，也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愚笨行为。
--20-- 一位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写道：“总觉得偶尔犯上一次无关紧要，要是一直敬法畏法，祸患就不会及身了。”侥幸心理换不来安全感，电线敢触碰、红线敢逾越，又岂能不栽跟头?有一个现象深刻阐明了这个道理：深沟峭壁，不仅普通人不敢去，动物也会怵三分，因为知道去了以后有跌落丧命的危险。如果人人都坚信贪横必败、法网难逃，就不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越陷越深。
俗话说，知止则不殆。李畲是唐代监察御史，一次，差役送俸米到家，李母令人按照标准过数，结果多出三石。差役解释说，御史的俸米出库时，一向不将高出斗口的部分刮平。李母对这种损公益私的“御史例”有些生气，不仅归还了多出的俸米，还责备了儿子。为此，李畲上奏参劾了发放俸米的仓官，并自请罪责。李畲的“知止”，既终止了自己的错误，也惊醒了御史群里的“梦中人”。
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今天，依法治国已按下“快进键”。随着扫尘除垢的力度不断加大，党员干部敢于讲清楚、勇于说明白、悚然自止者也越来越多。当透明人不当两面人，重拾公仆本色，也不啻为党性仍在、规矩能守的体现。如此，对干部个人是幸事，对党和国家事业也是好事。
为政者“平安落地”，最可靠的凭借就是一身干干净净，一生堂堂正正。须知，天地无心，视听在民。如果继续玩弄伎俩，欺骗组织、蒙蔽群众，不收手、不收敛，就难逃“一背红”的结局，为政者当有此警醒。----《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29日 04 版)
今天的孩子该比什么
有位家长曾略心酸地讲起一件事：每天下午放学去接孩子，总是要等到同学们都走空了，孩子才不紧不慢地出来。经过询问才知道，孩子是嫌弃自己家里的车子不够高档，怕在“坐好车”的同学面前“跌份儿”。
爱比较是孩子们的天性，关键看比什么。比志气，比学习，比刻苦，比特长，比才艺，比爱心，比体魄，等等，都是健康的比。然而，有的孩子在比谁的父母职业好、职务高，比谁的生日过得气派，比谁穿的鞋子好，比谁家的车好、房子大。如同一株幼苗刚破土就已染病一样，畸形攀比不仅意味着孩子们过早丧失了应有的纯真，更意味着成年人的失职和教育的失灵。
孩子的世界是简单的，他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往往是成人世界的投射。当畸形攀比在一些孩子中流行的时候，一定是大人的世界出了问题。夸耀自己家里车好的孩子，父母多半有财富至上的倾向;比拼父母职务高的孩子，家长恐怕也有些官本位思想。有的家长并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家庭环境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多虚骄而少实诚，多浮华而少实干。当孩子从小缺乏正确的价值涵养，缺少优良的家风熏陶，将来又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足，乃至干有所成?
有一则故事讲，一位富有的父亲带着孩子来到乡下，想让孩子看看穷人过得多么可怜。回城后，父亲问孩子有什么感受。答道，他们过的生活真好!我们家只有一条狗，他们家却有好几条;我们家只有一个游泳池，而他们却有一条宽阔的小溪;我们家有很多明亮的壁灯，他们却有满天的繁星。
--21-- 孩子最后说，谢谢爸爸，您让我明白了我们是多么贫穷!孩子的世界本是丰富而多元的，需要教育的往往是家长自己。家长需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和特点，和孩子共同成长。
孩子的路，终究要靠孩子自己去走。不依靠父母的财富爵禄而能自立于世，才能过好自己的人生，也是真正成功的标志。因而引导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比什么都重要。惟有正确的价值观，才是导引孩子走上远大前程的明灯。孩子比来比去，无非想证明自己是最棒的，这种比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家长要做的，乃是让孩子在正确的赛道上奔跑，培育健康的竞争意识。不比穿戴，多比学习;不比吃喝，多比志气;不比家庭，多比能力，如此才能帮助孩子踢好人生的第一个“正步”。
不管我们这个时代与过去相比有多么不同，一个人要走向成功，关键还是在于不断超越和完善自己。这也是教育的本义，即对孩子的成长进行全方位培养。大人们需要让孩子们知道，不要害怕承认自己不完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他人比当然是必要的，但和自己的过去比，让每一天都比之前的自己有进步，更重要。通过这种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孩子们不但会取得长足的进步，更会懂得这种进步的永无止境。
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少一点功利和盲目，多一些培元固本，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最深远之计。----《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01日 04 版)
做有担当的“科学支点”
正如科学家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假如科学是历史进步的杠杆，那么，科学家则是杠杆的支点。科学家的选择越接近祖国的需求，科技进步和事业发展就越会事半功倍。
徐光宪正是这样一个有担当的支点。前不久，95岁的“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因病永远离开了他所牵挂的祖国和科研事业。在一颗跃动的赤子报国心里，我们可以读出勇扛重任的精神、乐于担当的品质。因国家需要，他曾多次变更研究方向，均取得杰出成就。须知，对一名科学家而言，变更研究方向，意味着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意味着要折损本来就不宽裕的“科研寿命”，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选择和割舍!然而，为了祖国利益，他毅然做出了抉择。
想起“两弹一星”的功勋们，他们一头扎进荒漠与深山，与亲情隔绝，与名利擦肩，从未埋怨，更不后悔;想起“光芒追逐者”蒋筑英、“中国式保尔”罗健夫，矢志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等，在艰苦环境中摘取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想起开辟“飞鲨”冲天路的陈青、冰川密码破译人何元庆、“沙漠游侠”屈建军等，在新时代继续书写沉甸甸的科学传奇。他们没有人生荣华富贵的奢求，只有咬定事业青山的执着，只有对科学事业义无反顾的担当。
也许有些人会为他们的清贫感到不值，会为他们的“不鸣”感到不平，会为他们的牺牲感到不解。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激荡着那样一种担当精神，使他们甘守清贫、甘心不鸣、甘愿牺牲。巴金说过：“每个人应该遵守生之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集
--22-- 体的生存里。”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更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被国家需要是一种幸福，为祖国奉献是一种价值。
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不是少数人、短时间的发力狂奔，而是一场全面、持久的耐力比拼。不能不看到，科研领域也存在一些浮躁的气氛、急功近利的追求，一些科研工作者身上缺失了担当的人格力量。有的只挑轻松的有利可图的科研项目，不愿承担“钱少利薄”的基础项目;有的一味盯着评奖，不把时间花在科研中;更有甚者，不惜数字造假，论文造假，成为中国“黄禹锡”。凡此，不仅无担当精神，甚至连基本的科学精神也都缺失了。这无疑是阻挡科研事业的“暗礁”和“旋涡”，任其蔓延，后患无穷。
今天，科学家的责任尤为重大，也尤其需要科学家焕发担当精神。从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机遇，关键靠科技创新。科学家当把“国家需要”视作“我的追求”，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事业中，引领创新，加快创新;做一个有担当的“支点”，撬动我国科技的未来。----《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02日 04 版)
摈弃“甘居中游”的心态
民间有句谚语：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坐中游。寓意是有些人不争先，不努力，安于现状，不紧不慢，优哉游哉。这说的是一种“甘居中游”的消极心态。
时下，就有些党员干部把“甘居中游”当成做人做事的“秘诀”，不愿精益求精，只想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足于“凑合”，习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我安慰。这种心态之下，一些干部在岗不在状态，为官慢为、为官不为，实质上还是庸官懒政的老毛病。
甘居中游者，常想着“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信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天琢磨“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一心只想当个“太平官”“清闲官”“逍遥官”。潜滋暗长，久而久之，“甘居中游”就成了一种不良风气，在一些人那里颇有市场。倘若任其蔓延下去，势必误事误民。君不见，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深化改革久推不动，事业发展“涛声依旧”，群众办事更是常常遭遇“软钉子”“中梗阻”，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总书记曾谆谆告诫党员干部，不能安于现状、盲目乐观，不能囿于眼前、轻视长远，不能掩盖矛盾、回避问题，不能贪图享受、攀比阔气。把“安于现状、盲目乐观”摆在首位，可谓振聋发聩，催人警醒。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西汉戴圣《礼记·杂记下》曰：“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之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现实中，一些人以“不贪”自诩，以所谓“干净”为“不干事”遮羞。这是自欺欺人。好官不光要廉洁奉公，还要能为百姓办实事，正如清代余云焕所撰衙署大堂楹联所说：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当前，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
--23-- 改善民生不乏老大难问题，不治理庸官懒政，不摈弃甘居中游的消极心态和无所作为，何以涉险滩、过暗礁、闯激流?何以面对群众期盼的目光?
“甘居中游”心态之所以存在，有管理上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问题，但根子是价值观、权力观扭曲，各种私心杂念作祟。俗话说，水不急，鱼不跳。同样，在党员干部的管理上，有压力才有动力，有自觉才有行动。明白此理，就得把庸碌无为、看摊混事、推诿塞责等列入“不严不实”的问题清单，从实问效，从严问责，让庸官懒官混不了日子，也守不住摊子，更保不住位子;就得教育引导干部为政既廉又勤，心中有戒又有责，勇于自我加压、追求卓越，抖擞精气神去闯出一片新天地。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潮流激荡向前，奋发进取是永恒的正能量。党员干部犹如划桨者，应有拔头筹的志气，敢同先行者赛一赛，敢和排头兵比一比，不做台下鼓掌的看客，要做台上领奖的榜样。众人划桨开大船，人人奋力，个个争先，改革航船方可乘风破浪扬帆行远。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03日 04 版)
常握“笔杆子”才有“两下子”
最近，一位省委书记为市县领导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这堂党课没有照本宣科，没有大话套话，谈的都是肺腑之言。事后得知，党课的讲稿是这位同志自己写的，连写带修改，整整花了两个晚上。
领导干部自己写讲话稿，这种情况已不鲜见。有的同志下午开会，要拿出一上午的时间琢磨;上午开会，前一天夜里要熬到半夜。正因为讲话是自己写出来的，内容往往不是那种严谨得有些干巴的“文件体”，而是生动形象甚至类似大白话的“说话体”。很实在，很贴近现实，其中管用的“办法”讲得很多，听起来很解渴。这种现象令人感慨。
实际上，领导干部亲自写东西，尤其是亲自动手写讲话稿，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思考和工作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就曾讲道：“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杆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想到的东西，不一定能说出来，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写出来。只有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思想精华，才可能是最完整和经得住推敲的东西。因此，从大处讲，领导干部的讲话、文章，是对事物的看法，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对改造世界的意见;从小处讲，体现了对工作的深入思考，对解决问题的深入分析。这个过程完全让别人代劳，得出的东西本身往往就不可靠，更难有真知灼见。
强调领导干部亲自握笔杆，并不是说别人写的讲话一概不能用，也不是说领导干部全成了材料匠。一篇重要的讲话也要经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也需要集体的智慧。关键是需要领导干部引领着大家一起深入思考，一起确定主题思想，一起不断地锤炼文章。毛泽东同志《愚公移山》那篇讲话，其中典故和一些思想，先是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提到。然后在七大上先后两次用
--24-- 白话文讲述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再与其他同志一起修改深化后，在七大闭幕式上正式以闭幕词的形式推出。总共1500字，生动活泼、语言生动、脍炙人口，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只要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就一定能搬掉头上的“大山”这一深刻的思想。
现在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硕士、博士，知识和能力上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写东西。不去写、不愿琢磨，说到底还是思想懒惰、身体懒惰。尤其是思想懒惰，久而久之恐怕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淖。现在，有的科级单位都有专为领导代劳的“笔杆子”。一些需要了解情况、制定措施、现场拍板解决问题的会，事先也都准备好了讲话稿。这样的讲话又有多少针对性、实效性、可操作性?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掌握好写文章的基本功，是提高领导干部能力的一个起码要求。提倡领导干部握紧笔杆，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时不我待的学习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这是克服“本领恐慌”的一项有效措施。
让“有才无类”成风尚
走访过一些企业，发现制造设备大都相当先进，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却不能与此相匹配。有老板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有一流的设备，却没有一流的工人。
“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背后，是我国人才结构失衡的窘境仍然没有改变。现在很多行业正在转型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更是迫切。然而，一流的人才，往往都奔着金融、行政等热门、吃香的行业去了。而那些不那么热门却急需高素质人才加盟的行业，却往往徒栽梧桐，空余舞台。这体现在人们的行业和职业选择上，是“宁为牛后，不为鸡首”，宁愿在大单位打杂，也不愿在“小门脸”使力。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主张“有教无类”，人不分贫富贵贱皆可入学受教。而在现代社会里，我们还应当倡导“有才无类”，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成才，行行都应出状元。英雄不问出处，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奋斗，都一样可以成为英雄。惟此成为风尚，国家才有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回首200多年全球工业化进程，中国与两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饱尝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吃尽了“微笑曲线”低端的苦头。审视当下，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不能错过”的呐喊，更加呼唤各类高素质人才充分涌流，更加需要各类人才竞相施展才干、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然而不能不看到，一些行业之间，无论是在薪酬待遇、地位名望等方面，还是在发展空间、上升通道方面，往往有云壤之别。有的行业干得再好，也缺少“向上流动”的通道和机会。或者即使抵达峰顶成了“状元”，“状元”的荣誉和待遇也与其他行业严重不对等。这传导到人才的就业和培养上，就是冷热不均、冰火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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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当工人，火箭“心脏”焊接人高凤林、航空“手艺人”胡双线等从普通工人成长为大国工匠，登上了中国制造的顶峰。同样是卖煎饼、肉夹馍，“黄太吉”“西少爷”就能做出不同的品质和内涵。无数实践表明，只要有优秀人才的加盟，哪怕是最冷门的职业、最平淡的行业，也能干出不一样的精彩，成就奋斗的梦想。我们倡导“有才无类”，首先就要祛除对行业、职业的歧视与偏见，相信只要是金子，在哪都发光;只要你努力改变，行业环境、职业内涵就可能因你而改变。
个人的倾力奋斗，固然能够成就自己的“小环境”，但同时也更需要社会的“大气候”。当“有才无类”成为社会普遍理念，更有制度提供坚实支撑，每一个人就都有“醒着做梦”的可能，获得更多梦想成真的机会。从基层公务员有了“双晋升渠道”，到农民亦可评定技术职称，再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制度支撑，“天花板”的不断拆除，必将加速形成各行各业人才充分涌流的好态势。
一花独放不是春。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发展的中国，正宜“万类霜天竞自由”，亟待“有才无类”成风尚。----《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05日 04 版)
从“周公握发吐哺”说起
西周时期，周公姬旦礼贤下士，殷切求才。在洗头或吃饭时，听说有贤士来见，便把湿漉漉的头发扎起来，将吃进嘴里的饭吐出来，赶忙去接待，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被传为千古佳话。
近年来，一些地方竞相以重金招引人才。十万元奖博士，百万元聘院士，引才价码不断攀升，但效果难说尽如人意。探其原因，主要还是缺乏真心诚意，缺少对人才心愿和需求的了解。
大凡人才，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当年，延安的生活环境极为艰苦，更谈不上有重金奖赏，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热血青年、仁人志士?是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等一批杰出科学家，毫不贪恋海外金钱和地位，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怀抱，也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
时下，新一轮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潮正在兴起。一份问卷调查显示：选择“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出力”作为回国主要原因的，分别占海归高层次创新人才、创业人才的86.5%和78.7%。有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说：“如果要追问驱使我回国的动力，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源于我对中国梦的信仰，源于我把生命中的一切融入祖国母亲血液中的渴望。”
“凤非梧桐不栖。”对人才来说，他们最看重的通常并非钱财，而是事业发展的环境和平台。一个在上海浦东创业的香港高管人员坦言：在来内地创业之前，曾对不少地方的人才政策进行了比较。与一些地方给车给房给资金的“大奖”相比，浦东的补助资金只是“毛毛雨”。自己之所以选择了浦东，主要是这里创业的环境和平台比较好，办事扯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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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为知己者用”。在人才的眼里，了解和相知、共识与信任，比什么都重要。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对外转让一项微小型燃气轮机生产技术成果，多地竞相上门争取，最后竟出人意料地落在安徽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问及缘由，研究所一位专家说：“巢湖经济开发区的基础条件虽不是很好，但对微小型燃气轮机的生产状况、发展前景及面临的市场机遇和风险，有的甚至比我们了解得还多，这是非常难得的。”
引才的关键是引心。首在知心。要赢得人才的信任和向往，先得贴近人才，了解人才，懂得人才的心愿与需求，尊重人才的特殊禀赋和个性，主动与人才交朋友。这种情感上的投入，往往要胜过千金万银。贵在诚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周公握发吐哺”“刘备三顾茅庐”，凭的就是诚意和真情。对人才若虚情假意，将敬才爱才仅挂在嘴上，把人才只当作招牌和摆设，真正的人才是不会来的，即使来了也还是要走的。重在用心。成事之道，在于用心。只有用心为人才打造事业发展的平台，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人才的聪明才智才能发挥出来。也惟有如此，人才才能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08日 04 版)
学会用“易于理解的语言”
前不久，总书记在给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的重要批示中指出，“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海外读者”，也适用于国内受众。对于各级干部说话办事与群众打交道，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易于理解的语言”是怎样一种语言?应该是让人们“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用得上”的语言，是能够让人们“想听、乐听、爱听、中听”，听起来入耳入脑、入神入心的语言。用这样的语言，才能够说到人们心坎上去，打动人、温暖人，同时又点拨人、启迪人，让人产生认知共鸣、情感共鸣。
多用大白话，讲“群众语言”。平时一些人不愿、不屑讲大白话，觉得那种语言太平淡、太土太俗，不深刻、没理论，显示不出自己的水平。大道至简、大义微言。大白话是一种口语化的语言，它接地气、最具原生态，是一种直白质朴“为群众易于接受的表达”。大白话不是“白开水”，它通俗而不庸俗、简约而不简单、凝炼而不肤浅，常常带着泥土的芬芳、含着清新的露珠、冒着滚烫的热气，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似春水一般清澈，这样的语言更有群众味、更富群众情、更暖群众心。多讲一些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包括那些来自群众生活中的谚语、俗语、俚语、比喻，等等，话语就会鲜活有趣、生动活泼，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
多用故事，讲令人信服的话。长期以来，不少干部的语言“大而空、高而虚”，他们习惯于干巴巴地说教，空洞无物“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很多干部讲话最大的短板是不太会讲故事、举事例，不太善于用事实说话、拿数据说事。这样的讲话很难有吸引力，也很难有影响力和生命力，就好比一个人的面孔，血色、气色不好，很难看。讲故事比讲道理好。学会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这样的讲话有根有据、有血有肉，而且信息量大、含金量高，“立得住、站得稳、攻不破”，它不
--27-- 是一种灌输，而是一种浸润。事实胜于雄辩，很多道理在事实面前不言自明，很多歪理在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面前不攻自破。
多用新话，讲富于时代气息的话。不少干部不太会说话，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直满足于躲在“围墙”“城堡”里自拉自唱、自说自话，习惯于沿用“老一套”，语言苍白无力，既与时代脱节，又跟当下话语体系脱钩。讲新话总是最迷人的。新话不只是几个新名词、新概念而已，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社会节奏合拍，与人民心声吻合。当今互联网时代，“网络语言”日新月异，热词频现，面对这种变化，我们的语言当然应该立足于引导而不是一味地迎合，但不迎合不等于不契合，应当学会让自己的语言靠近“流行色”，让话语更融入、更中听。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是一门大学问，是一种艺术和技巧。学会用“易于理解的语言”来表达，是摆在广大干部面前的一道大课题，应当悉心体悟、仔细琢磨它的特点和规律，真正让自己的话“说得上去、说得下去、说得进去”。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09日 04 版)
多反问自己“凭什么”
经常听到有干部发牢骚：群众工作不好做、人际关系复杂、上升通道狭窄、个人幸福感低，等等。但是，抱怨搬不开任何矛盾。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今天的干部，不妨多点反躬自省，少点强调外因，遇到问题时多反问自己“凭什么”。
群众凭什么信任你。群众在办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横眉冷对;在群众反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踢皮球”，不作为、慢作为;是不是“调研一溜烟，矛盾不沾边”，平时不愿进农家门、不肯走田间路;是不是搞花架子、喊空口号，只做领导看得见的事，不干群众最期盼的事?为什么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沈浩、杨善洲等好干部，人民群众信任、爱戴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心怀百姓，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要取得群众信任，就要与群众同坐一条凳、同吃一锅灶，就要干净干事、踏实做人，真正为群众谋福祉、为百姓办实事。
同事凭什么支持你。与同事共事，是不是成天看这人不舒服、那人不痛快，有好处就争着要、有困难就绕道走;是不是喜欢张家长、李家短，打听这个、散布那个，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看到同事有困难，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这种心态不免滋生相互倾轧的苗头。朋党之争加速唐朝衰落，党同伐异令“西安作风”败给了“延安作风”„„古往今来，教训深刻。同在一条战壕，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怎容得下不同性格的人;没有从善如流的雅量，怎听得进不同意见的话?唯有做人将心比心，做事捧着良心，工作出于公心，才能与同事在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肝胆相照、工作上密切配合、生活上互相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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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凭什么认可你。扪心自问，是不是“三年不动就有失落感”，责怪领导、怨恨组织;是不是拉关系、找门路，做表面文章有一手，干事解难却无“两把刷子”;是不是帮小圈子领导干“私活”卖力起劲，组织安排的任务，却避重就轻?且不说，党的事业好比一棵大树，既要有树干，也需要枝桠和树叶;更不论，民生之福需要会干事、想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如果连为己还是为民、谋私还是尽公都摆不正，做不到“三严三实”，缺乏“四有”境界，这样的干部叫组织如何放心?
幸福凭什么围绕你。把万贯家财当作最大的幸福，将“醒掌天下权”视为最大的满足，热衷于呼朋唤友、推杯换盏，流连于麻将牌
九、灯红酒绿„„幸福若仅如此，我们是不是走进了“误区”，闯入了“禁区”?李鸿章有一对联，大意是：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银，仓有粟，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大年无须服药，只要体无疾，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封建官吏尚有此认识，共产党人理应更进一步。杨善洲说“能为人民做点事就是我的幸福”，师延林说“为老百姓做事，被他们信赖，是更大的幸福”„„优秀共产党人的感悟告诉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幸福才会时时来敲门。----《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0日 04 版)
岂可自甘为“蓬间雀”
《庄子》里有一则“鹏与斥(晏鸟)”的故事，讥讽那些拒绝崇高、甘于平庸的人，目光短浅安于现状，没有鲲鹏那种绝云气、负青天的本领，最终难免没落在蓬蒿灌丛间。
现实中，这种“蓬间雀思维”还很有市场。或是荒废远大追求，“只谈收入，不谈理想”;或是拒绝拼搏进取，“宁愿在家啃老，也不出去工作”;或是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重，给子女从小就灌输精致利己的“功利哲学”。更有甚者，拿无私奉献当傻憨痴，拿高尚品质当假大空。
如此一来，一些人的精神世界里出现逆淘汰和功利化，理想信念让位给物质利益，公德意识屈服于个体私利。在追求上降格以求，有的人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精神上懦弱缺钙，有的年轻人上学嫌苦、工作嫌累;信仰上坍塌陷落，甚至以解构和戏谑英雄人物和道德模范为能事。任由平庸世故、颓废麻木浸染世道人心，结果必然是拥有孔武的身躯，却缺少挺拔的灵魂，没有充实的精神世界。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当年傅雷翻译完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之后，在序言中写下了这样的告白。的确，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功成名就傲立在时代之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惊险一刻完成舍己为人的壮举，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人。然而，野百合就不能有春天?平凡人就注定平凡到底、碌碌无为?自我矮化、轻言放弃只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值得我们逃避的，应是狭隘的私我，而不应该是生活的苦难坎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意志的成长和信念的锤炼，而不应该是欲求之得失、体肤之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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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敬贤向上是人类心灵中最可宝贵的一点光焰，个人能上进，社会能改良，文化能进展，都全靠有它在烛照。”崇高的追求，向上的信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脊梁，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主心骨。从精神世界里建构一个高大自我，自觉去捍卫仁义、诚信、友爱、拼搏、文明等一切美好品质和社会价值，不仅我们的心灵明镜不会沾惹尘埃，社会公共领空上的阴霾也会雾散云开，我们的事业也才能获得殊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舍义行，方为崇高;不拒微小，乃成伟大。崇高品质的天际线并非触不可及，只要不失求索之心、奋进之志，人人皆可为英雄。即便成不了受人仰慕的超级英雄，至少也可以成为亲朋眼中的坚实依靠;即便不能为别人遮风避雨，至少也可以成就他人眼中的一片美景。关键是，内心中的那些英雄气质和道德基因，不该被自甘平庸、自我矮化的意识所压制。《论语》有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主动权完全在自己手中。
“崇高的荣誉像开在山顶的一朵花，有的人看见了艰难的路，有的人只看见美的花。”换个思路就可以换个面貌，就能够截然不同。就算成不了璀璨星空中最闪亮的星辰，但只要在暗夜中贡献过自己的光芒，哪怕是流星，都是有意义的存在。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1日 04 版)
打掉“权力的傲慢”
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曾去某市信访局，协调处理一个拖了多年的烂尾楼信访案件，得以有机会见到该市信访局局长的日常工作状态：只见这位局长蜷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在下属和群众面前，说不出的傲慢和无礼。
亲耳听这位秘书长的讲述，起初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想想，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官员并不鲜见。端着官架子，拉着长脸，或者永远面无表情，让你怀疑这些人是否已经“修炼”成金刚不坏之身。
持续不断的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让“任性”的权力大为收敛。可是，“权力的傲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积久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习气，很难说消失就消失。遏制“权力的傲慢”，其实不仅指打消一个干部表面的倨傲和颐指气使，更在于引导和教育他们如何看待手中权力，如何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为民服务。这些问题倘不加以重视，“权力的傲慢”极有可能衍生成“权力的腐败”，损人害己毁事业。
也许有人觉得，自己所在的“清水衙门”“没权没势”，不存在官腔官调、官僚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从本质上看，一定的级别和职位，意味着权力的行使、资源的调配，展示的是执政能力、治理水平，体现的是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盖个章，是行政权;出个文，是决策权;发个言，是话语权。切不可小看了自己的岗位职责和手中权力，更应告诫自己要手握戒尺，真正做到用权为民。
--30-- 防止“权力的傲慢”，还是要强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集中、权力过大，让一些掌握权力的人肆无忌惮享受着“权力的快感”，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寻租化”成为多年难除的痼疾。在此，有必要强调继续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分解权力。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有待下猛药、治顽疾。更要防止一些审批改革明减暗增，玩数字游戏;或者把权力“左手放给右手”，“藏猫猫”。只有改到实处，群众才会真正受惠于改革，有真切的获得感。
“权力的傲慢”是会传染的。当一定层级的领导在更高的领导面前遭遇这种“傲慢”，他会不会转过身，把这种傲慢显摆给下属?当傲慢遇见傲慢，心理和情绪又会发生怎样的微妙变化?推己及人，不管面对上级还是下级，如果各级干部都能做到不卑不亢，大大方方，不以位高而倨傲，不以权重而骄横，那么，我们的政治生态一定会更加健康。如此“官不觉官，民自为民”，社会关系也就会风清气畅，平等和谐。
认识一位老厅长，配有专车和司机，曾在我们小区里住过几年。他告诉我，除了上班工作用专车，周末上街或者走亲访友，他全都是和老伴一起乘坐公交车或者打车。这样的领导，让人心生敬意。记得有位学者曾告诫，做官要“四平”：平常心、平等观、平和相、平安念。平常心，让人放平心态，大度包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平等观，让人秉持众生平等信条，尊天敬人，以礼相待;平和相，让人持正守中，平易和蔼，相处如沐春风;平安念，让人坚守底线，相信知足常乐，平安是福。推而延之，这“四平”可以作为对每个人的提醒。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2日 04 版)
制度的“硬度”和“温度”
“这是规定!”办事过程中，多少人的期望被这四个字浇灭。本来，办事应该遵守规则程序，但为何这四个字往往让人不理解，甚至不舒服?
最近，一位法学硕士的遭遇，为此提供了新的注脚。他连续拿下某地公务员考试的笔试和面试第一，却因通知体检时身份证丢失，与梦想失之交臂。尽管他拿出护照、户籍等证件，却都无法证明“自己是自己”。面对突发情况，该不该让他参与体检?是严格按规定执行，还是从实际出发允许体检?
事实上，这涉及的正是制度的刚性与柔性问题。一方面，制度是刚性的，普遍适用的，制度面前不能搞特殊化、人情化。另一方面，制度运行的现实环境在不断变化，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能预判所有可能的情境。正因此，制度的执行往往被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制度更好地切合实际，更富有生命力。这就是制度的柔性一面。也即是说，制度不能人情化，但应是人性化的，理应充满人性温度。
唐代柳宗元即有言：“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制度不变的一面是为“经”，制度应变的一面是为“权”，制度的良好运转，应该有“经”有“权”，有刚性有柔性，有硬度有温度。如果
--31-- 缺少应有的“弹性”，制度运行往往会卡壳。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公厕苍蝇不能超过两只，倘若机械地执行，结果就很难有操作性，也为人笑话。前一段曾有一则“官员在女儿婚礼上被带走”的假新闻在网上流传，但正如有关方面辟谣称“如果真像报道说的那样，纪委就实在太没有人情味了”。这说明，即便是严格执法，也应该带着对人的尊重与关怀。
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制度有人性温度，使人们对制度更生出敬畏与尊重，更懂得了制度的真谛。比如高考期间规定，对接送考生车辆发生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教育警告后放行。人们制定规则制度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使制度成为生活的羁绊、道德的敌人。因而在很多制度的实际执行中，执行者也当本着这样的制度本意与善意来进行自由裁量。
不能不看到，由于执行者或是偏离了良知的轨道，或是不懂得制度的善意，使制度的实际执行往往出现两种错位。一种是把“人性化”当成“人情化”而予以杜绝，不问实际情况而一味机械执行，结果使制度变得僵化、冷血。另一种则把“人性化”当作了搞“人情化”的挡箭牌，把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当成搞关系的筹码，群众不跑不送就以制度的刚性来对付，借口“这是规定”来刁难，吃了拿了被请托了就“一切都好说”。这两种错误倾向都应坚决摒弃。
社会因规则制度而产生秩序，社会也因规则制度而充满温馨与活力。既不能让制度变成橡皮泥，又不能冷却制度的人性温度，这始终是对制度执行者的一道考题。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6日 04 版)
忘记英雄的民族没有魂
“他堵枪眼时，我就在现场!”前不久，黄继光生前战友李继德老人在黄继光纪念馆动情地说。在1998年董存瑞牺牲50周年纪念大会上，董存瑞生前战友郅顺义就曾说过，当时是他掩护董存瑞炸碉堡，并亲眼目睹董存瑞牺牲的最后一刻。这些英雄的见证者，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还原了他们所亲历的那一幕，也给世人再次呈现了英雄的永恒瞬间。
事实上，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处处都见证着英雄们的浴血荣光。据民政部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生命。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用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和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不计其数，仅15军留下姓名的就有38人。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即是其一。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写道：“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祖国的万里江山，离不开英雄的鲜血浸染;人民的幸福安宁，离不开英雄的慷慨付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作为后来者，我们每一个承荫前辈者都有责任敬仰和尊崇英雄，没有权利轻慢和诋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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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多元多样多变、交融交流交锋的当下，在一些人那里，虚无历史成为“时尚”，解构英雄成为“潮流”。有的人要么以学术研究为名歪曲历史真相，要么以假设推断代替历史事实，要么用拼凑的细节否定事件的本质。“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面对我们的英雄被一些人无端的嘲讽、污蔑、攻击，我们有必要发此一问。
有学者指出，历史意识是一个中轴，民族共同体就是围绕这根轴形成的。英雄记忆、英雄精神、英雄文化，无疑是历史意识中重要的支撑。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者颠倒黑白，“重构历史”，只能撕裂社会的主流价值，蛀空民族的精神支柱，最终一个民族走向的不是自由而是迷途，得到的不是清醒而是迷惘。
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社会的价值标杆。一个社会不能只有醒目的红线、触目的底线，而没有仰望的“天线”。一个人也不能只关注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而不去追求崇高和壮丽。如果我们不去“呼吸英雄们的气息”，而沦为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功利的实用主义者或庸俗的消费主义者，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正能量的风向标。
莎士比亚说：“我怀着比对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捍卫英雄，就是在捍卫民族的历史;守望英雄，就是在守望国家的未来。面对英雄，我们需要这样的“尊敬、神圣和严肃”。----《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7日 04 版)
百姓情怀百姓心
“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正在贵州考察的总书记与村民们话家常，一席话生动恳切，发人深思。
由此不禁联想起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所宣示的为民价值理念。从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有一颗怎样的百姓心，各级干部应该拥有怎样的为民情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关切的是人民的梦想、百姓的所愿所盼。“坚持‘以百姓心为心’”，这强调的是百姓是我们想问题、做决策的出发点。“同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这道出的是永远同百姓在一起的深厚情感。“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突出的是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重心。“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这给出的是检验工作的直观标准„„这些富有质感的朴素话语，深刻体现我们党人民至上、执政为民的价值信守，贯穿着浓厚的百姓情怀百姓心，又细致而微地道出如何把崇高的价值理念落细、落小、落实于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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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怎样让自己的百姓情怀更深厚，使所有的奋斗和工作都贴近、对接于百姓的实际，是各级干部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不能不看到，今天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的出发点是自己而非百姓。他们判断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是群众的喜忧哀乐，而是能不能为自己的升迁积累政治资本。于是，那些让乡亲们欲哭无泪却能带来可观“政绩”的形象工程上马容易下马难，那些让乡亲们有获得感却一时难有“显示度”的民心工程光打雷不下雨。很多矛盾化解不了，很多改革推而不转，客观因素也许十分复杂，但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在谈到自己发自内心牵挂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时，总书记曾这样深沉发问：“作为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这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反躬自省。尽管时代环境条件发生了沧桑变化，但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当时时扪心自问，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是为什么而出发的?惟有心中摆正百姓位置，涵养执政良知，用行动标注为民的信念，才能筑起坚不可摧的“民心长城”。
“民者，万世之本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千百年来的历史风云变幻莫测，演绎着治乱兴衰的内在规律，人民正是这规律的关键。今天，时代需要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点，进而做不放空炮、说到做到的躬行者。----《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8日 04 版)
价值观，向人心喊话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一直备受重视。我以为，这是对于世道人心的喊话。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同样的课题，2500年后的我们也面对着。
就是说在发展与改革都迅速进行的条件下，我们需要精神上的稳定与光明，需要一种精神的清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底线，什么要称赞，什么要避之唯恐不及，不能糊里糊涂。
就是说，我们要做好人，树好心，做好事，不能做恶、做贼、做伪、做违法乱纪、做倒行逆施。
贪腐是使不得的，干部只能做清官，不能做贪官。假公济私是使不得的，偷工减料与偷奸耍滑是使不得的，人人要做得到敬业与诚信。害人的事是不能做的，人应该友善待人。而爱国与否，更是含糊不得的大义所在。
价值观不是凭空编造的，公道自在人心，价值观自在人心。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标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社会层面价值建设的这八个字，传承了天下为公与成仁取义的中华文化传统，总结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
--34-- 主义，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的历史实践与人心所向，弘扬了中国人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历久而弥新的创造性追求。
富强，则是鸦片战争以来世世代代中华有识之士的梦寐以求，是近一二百年以来的一座血泪丰碑。民主与法治，文明与和谐是富强的前提与保证，是发挥巨大人口的积极性、能动性而又为快速发展减震的关键。文明与和谐同时满足的，是我们历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与各种锻炼考验后的精神饥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核心价值的根源在于孟子所强调的人心，要向人心喊话，要贴近与引领人心。价值建设的关键在于与人心的对接。“礼失求诸野”，中国人心的传统文化积淀仍然根深蒂固，同时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变与创造。
更要珍惜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人民革命的种种经验教训与文化成果。而最最重要的成果是改革开放，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人心可用，世道可优，传统可取，现代化的目标正在靠近。我们在价值建设上的工作可以做得更深入更亲切更融会贯通。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23日 04 版)
做个精神富有的人
医师张兴儒发起“慈善光明行”志愿医疗队，7年时间为偏远地区群众免费实施白内障手术721例。退休工程师金九皋发明马桶节水器，坚持为街坊邻居无偿安装。王长义、王长信兄弟坚信“最准的秤莫过于人心”，从事粮食收购30多年，从没有过缺斤短两„„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的生动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道德拔节、风气向好的中国。透过这些道德群像，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美德定律”：高明医术跟善义美德相结合，就有了“好医生”;节水方法分享给周围人，就有了“好邻居”;将诚信理念坚持到底，就有了“好商人”。道德表率并非遥不可及，在工作和生活中守住精神之美、行为之善、思想之真，“中国好人”就是我们自己。
哲人有言，凡是伟大的，必然简单。崇高和平凡没有绝对界限，也不是排斥和对立的关系，崇高从平凡中孕育，把每一件小事做好了就是不平凡。善义美德并不是玄虚的假说，也非高蹈的言辞，而是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念里。朴实地坚守，无私地付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善举、做好事、献爱心，就不难从小事中品味大爱，在平凡中发现崇高。心存德馨、与人为善，在别人眼里也是分外的美丽。
“与善人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润。”无论是筑牢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是唱响核心价值观的动听旋律，都离不开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的“高音”独奏，也需要万众参与的“和音”共鸣。一个道德模范成就一座“道德高峰”，千千万万民众的道德实践，成就的必定是“道德高原”。
--35-- 激活“沉默的大多数”中蕴藏的道德能量，社会就拥有了最为宝贵的道德资源。人人传递道德的接力棒，正是文明拔节、国家进步的不竭源泉。
善心谁都有，但如何解决付诸实践的“最后一公里”?“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大善做不了，小善不想做”“万一被讹诈了怎么办”„„善行遇阻，照见的是遮盖善心的功利与世俗。其实，“理性人假设”左右不了世道人心的善义走向，“扶人被讹诈”“老实人吃亏”等少数案例，也绝非时代风貌的全部图景。尽管这是一个利益多元、观念多样、个性张扬的时代，但基本的价值与信念没有变，也不能变。
标注一个人的品质和价值高度的，不是物质财富的丰裕，而是心灵的洁净与信念的纯粹。追求物质财富，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择手段、践踏诚信。装点小我天地，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粉饰庸俗、审丑炫丑。寻求自身舒适，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顾他人感受。多一点虑他情怀、奉献意识和服务精神，激发“见善如渴，闻恶如聋”的道义自觉，赠人玫瑰之余，也可以助自己跳出生活的庸常、眺望美好的远方。
“如果美德是一种财富，道德模范肯定就是富豪。”有人这样评价。物质财富的多寡我们无法苛求，但在精神财富的门槛前，行动与否是惟一的进阶标准。与其以自我为中心、以物质利益为半径建起一道围城，不如拆掉心墙，让真善美的涟漪荡漾心田、洗礼灵魂，让生命的价值得到更好安放。----《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24日 04 版)
做好“看不见的事”
游过西湖的人，大都会知道白堤、苏堤，进而会感念白居易、苏东坡给后人留下的荫庇——因为“一株杨柳一株桃”的白堤、“何处黄鹂破暝烟”的苏堤，就真真切切横亘在眼前。而要问起范仲淹为杭州做过什么，大部分人恐怕都茫然无闻。殊不知，范仲淹执政杭州时，也曾留下甚多德政。
范仲淹执政杭州初年，便遇上大灾，谷价飞涨至“斗钱百二十”。这时候，本应该平抑物价，范仲淹却发布政令：每斗谷增至一百八十钱，且让人到处散播这一消息。大家对此迷惑不解。不久，效果出来了：“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而随着运米船大量涌进杭州，谷价日渐回落，最后，“斗价一百，民赖以生。”此时，范仲淹才抖开了“包袱”：“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
皇祐二年，江浙再遭大灾，且比上次更严重，“道有饿殍，饥民流移满路”。按理说，作为杭州知州，范仲淹应该开粥棚，或与民休息。但他却采取了这样三项举措：一是赛龙舟;二是修寺庙;三是兴土木。大灾之年居然大张旗鼓赛龙舟?还大兴土木?有人上奏朝廷弹劾范仲淹。
朝廷很快派人来查办。范仲淹从容应对：大灾之年，饥民遍地，仅靠政府官廪救济，只能坐吃山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让灾民自己行动起来。而让灾民自己养活自己，就要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机会哪里来?组织划船比赛可谓一举三得：比赛要用船，主办比赛的商家就要拿出钱
--36-- 造船，造船就需要工匠;比赛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力，这样又给灾民开创了另一项就业门路;四面八方的游客蜂拥而至看比赛，饮食、住宿、贸易等服务行业无不需要人力。同样，修寺庙、兴土木，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灾荒之年，工价便宜，此时搞建设，既节约成本又给灾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一旦市场搞活了，各地的粮食都会辐辏杭州，饥民何愁没有饭吃?
事实证明了范仲淹施政的正确：当其他州府饿殍盈野时，杭州却是“里巷康衢，垂髫怡然”。
就执政杭州的政绩看，范仲淹所做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白居易、苏东坡。所以不为后人所知，盖因他所做的一切，都隐身于立体空间的背后，是一种隐形的政绩。但其治理的智慧，所产生的效用，乃至青史留名，同样不让白、苏。而无论是显性政绩，还是隐形政绩，皆源于当时治理的实际需要，皆是从根本上解民之所急所困所盼。鉴古知今，我们要摒弃的，是有些干部施政时，只喜欢做“看得见”“摸得着”或是即刻见效的事情，而对于隐形的、长远的惠民举措，却推之再三。
做“看不见的事”，需要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做好“看不见的事”，更需要对情况深入细致的了解。范仲淹敢在灾年“修寺庙”“兴土木”，正是基于他深知“杭人好佛事”“饥岁工价至贱”。再看看当下有些干部，下车伊始不做深入调查研究，就乱拍脑袋。离任后，能不留下一片骂声?
当我们漫步白堤、苏堤时，别忘了默默奉献的范仲淹。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25日 04 版)
做事不必“想太多”
据说，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办起事来，十二分的谨慎。有人将此事告诉孔子，说季文子办事是“三思而后行”。孔子听后不以为然，认为办事无须多思，想两次也就可以了。
办事三思而行，以免颟顸莽撞，很有必要。不过，有时候思得太多，反而容易进入“多思陷阱”。在诸如救火拯溺的危急时刻，不仅会失去救人的黄金时间，也会失去血性甚至德性。即便在生活中碰到一些大事、难事，想想此事该不该做、如何去做即可。倘若硬要“三思”之，很可能便“思”出了事外之事，如“获胜感言”怎么讲、“获胜形象”如何展示等。这，不仅有画蛇添足之嫌，而且有自作多情之疑。
思，是为做事。思之过多，难免患得患失。世上事，有百利而无一弊者，哪里有?做事，只可权大小，不可求全功。想让事之所及，滴水不漏;情之所涉，面面荣光，便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可做了。
思，更是为成事。思之过多，难免虑多迟断。而时来则匆，时走则促。当时机匆匆降临，一而再、再而三地思之不断，难免会让胜券飘逝。毕竟，时者难得而易失。古人云“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识时务者，在乎俊杰”，皆极言“知时”之贵。可以说，只要事适于时，其功不言自立，其名无语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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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做事，贵立行。俗言，醒得早，不如起得早。只有起得早，才会让脚走起来，让手动起来，让事立起来。尤其在新一轮改革全面推进之时，事情多、头绪繁，更须有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不能“慢作为”，更不能“乱作为”“不作为”。对看准的事儿，就要有股气、有股劲，不走出条新路不歇脚，不干出点新意不撒手。“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做事就该要做就做，立行力行;“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一事面前当干在先，万事面前不避难。
思成事，贵立断。经验告诉我们：遇事迟迟不断，不会成事，只会败事。有人说，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敢断、才能断。邓小平说，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事实上，胜利的天平总是向着那些会思辨、敢立断的一方倾斜。十月革命前夕，党内对起义的时间总达不成一致意见。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列宁写了《给中央委员的信》。他说：“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等于死亡。”并强调：“等待就会丧失一切!!”“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正是列宁的当机立断，使当晚起义得以实现，使胜利旗帜得以飘扬。
事有大小之分，又有先后之别。思清大与小，想明先与后，从而舍暂小、成久大，让先荣、助后发，最终让春色满园关不住，红绿扶春上远林。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26日 04 版)
“病天下”与“病一人”
读《史记·五帝本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尧。他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放齐举荐尧帝的长子丹朱，说他通达事理，尧却认为他愚顽好斗;大臣讙兜举荐水官共工，说他民意很高，尧却认为他欺上瞒下。最后议到舜，大家都说这个人德行好、口碑好。尧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看他的德行到底如何。然后再交他几件事去办，看办得如何。结果舜的德行很好，事情办得很好。最后尧把位置禅让给了舜。
这就是《史记》中记载的：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病天下”还是“病一人”?不使天下人受害而只让一个人得利，这就是尧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在今天来看，也应是对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要求。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思想境界的高度概括和提升。但是，有多少领导干部完全能做到这一点，真正达到这种境界呢?
比如选人和用人，完全出于公心就不容易。用人不但任人唯公、任人唯贤，注重公论，而且还用干事来衡量，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一遛。如此，百姓和朝中之人又怎能不口服心服。如果把官职当成私人财产，谁送的钱多就选谁用谁;如果把官职当成拉拢人心和搞小圈子的工具，谁忠于自己、
--38-- 谁是自己的人就选谁用谁;如果把官职当成福利，平衡关系、照顾情绪，谁资格老、关系硬就选谁用谁，那就不会选出舜这样的优秀干部。惟有坚持凭公论、凭实绩用人，不怕“病一人”，才能从党的事业出发选出好干部。
比如胸襟和志向，做到纯粹和通达也很不容易。尧那句“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至今读来仍令人震撼。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他最关注的首先是民生社稷，然后才是自己的儿子。不论是放在远古还是如今，这种胸襟都很了不起。现实中，我们有许多心存高远、把人民的利益看得比山还重的好干部，比如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杨善洲等，但也有不少党员干部还没有真正解决“入党为什么、为官做什么”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权力是用来干什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公”与“私”的站位问题。
面对妻儿非分的要求，周永康难道不知道替人非法获利会让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帮丁羽心等人承揽工程，刘志军难道不知道会恶化铁路系统严重的腐败现象?蒋洁敏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难道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是纳税人来替他私欲的膨胀埋单?这些浅显的道理，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自然是懂得的，关键是利益面前能不能稳住心神，做出符合良知和道义的取舍。
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来。也许不是人人都会遇到“病一人”还是“病天下”这样的大问题，但人生一世，如何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怎样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做恰当的取舍，是时时刻刻都可能面对的选择。“私”不损“公”、“利”不乱“智”，觉才睡得踏实，“病”才不会上身。----《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29日 04 版)
“青檀精神”赞
山东枣庄峄城有一座千年古刹青檀寺，因寺内遍布青檀古树而得名。在悬崖峭壁之上，一株株青檀从岩壁石缝之中拔地而起，青葱繁茂，傲然挺立，可谓壮美之极。据当地《峄县志》记载：“檀皆生石上，枝干盘曲如虬龙，数百年物也”。
青檀扎根于瘠岩薄崖，成长于荒山野岭，缺少肥田沃土的滋养，没有温室暖棚的舒逸，却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并茁壮成长，靠的正是咬定青山、立根破岩的意志，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虽历尽严寒酷暑，饱经风霜雪雨，终与岩石融为一体，成就“檀石一家”的人间奇观。到访者每每震撼于这种坚忍不拔、顽强奋发的生命传奇，莫不由衷礼赞“青檀精神”。
由此不禁想起党的94载风雨历程。从建党之初只有五十几人的小党，发展成为今天拥有8700多万党员、在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历经各种风浪考验而愈挫愈奋、愈折愈强，不正是有无数的优秀共产党人，像青檀一样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扎根在党和祖国所需要的地方，于奉献与拼搏中勃发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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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方志敏被捕后，在牢狱里写下《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今天读来令人感慨良多：“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这种信仰坚定、矢志不移的意志，艰苦奋斗、甘为淡泊的风骨，正是无数优秀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也因此而赢得党的基业的长青、人民福祉的增续。
有人说，艰险的革命年代，精神与信仰的光芒灿若星辰北斗，富有无声的穿透力;安康富庶的和平时期，我们反而不那么容易感受到这种力量。此语令人警思。从放弃高官厚禄主动回乡下当农民29年的开国少将甘祖昌，到退休20年造出万亩林的杨善洲，再到累倒在工作中的燃灯者邹碧华，在许多优秀共产党人身上，精神与信仰不因时代背景的转换而褪色。但也确有一些党员干部，在养尊处优中滋长骄、娇二气，在权钱色的诱惑面前摈弃操守。诚如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今天的中国面临有利的时和势，但艰和险在增多。惟有不断攻坚克难，才能推动当代中国爬坡过坎。惟有继续啃硬骨头、涉险滩，才能穿越历史的关隘。我们仍然需要焕发那一种“青檀精神”，咬定青山，扎根群众，直面风雨，勇敢担起责任。无论时代条件发生怎样改变，我们都永远需要呵护心中那一盏不灭的灯火，自觉砥砺自己的思想意志，以严实的精神修身、干事、为政，像青檀那样坚忍挺拔，“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02日 04 版)
“纯粹”是力量之源
1995年，开国上将李聚奎临终前把儿女们叫到床前说：“我，一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信仰奋斗，没有个人私产。”他颤颤巍巍地把他在5张白纸上一笔一画写的遗产清单交给5个孩子。孩子们接过一看，那上面赫然写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什么是纯洁的党性，什么是纯粹的信仰，老将军用一生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信仰是个报晓的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漫漫征途上，信仰是照亮我们前行的指路灯，利诱考验面前，信仰是保持定力的压舱石。受命忘其“难”，临阵忘其“惧”，受惑忘其“私”，信仰总是在关键时刻显出非同一般的力量，更成为共产党人的价值和快乐之源。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至今仍保存着贺龙元帅当年的入党登记表，这是起义失败后他在南下途中填写的。当时的入党介绍人问他：“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等，还剩多少?”贺龙淡然一笑，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你的社会关系呢?”“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登记表真实记录了贺龙对党的追随、对信仰的追求。许多优秀共产党人，正是这样参加革命不为官、不为钱、不怕死，就为心中的信仰和主义。他们的坚定信念，烛照着无数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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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在《心胜》一书中写道：真正的力量首先发自内心，心胜则兴，心败则衰。共产党人精神原野的丰饶辽阔、价值追求的百折不挠、内心世界的坚韧强大，无不缘自崇高信仰的支撑。信仰的纯粹是最根本的纯粹，信仰的坚守是最根本的坚守。信仰的纯粹折射出灵魂的高贵和人格的伟岸;信仰的缺失，随之而来的则常是人性的堕落和精神世界的坍塌。一名落马贪官在其忏悔录中写道：“信仰的堤坝一旦溃决，牢房的铁门便会打开„„”
白居易曾作过一首《感鹤》的诗，大意是说，有一只白鹤洁身自好，从不吃腐烂之鼠，不饮盗泉之水。有一天却欲念忽起，跳进肮脏的水池，和鸡鸭争抢稻粱腥膻。白居易感叹道：“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时迁。一饱尚如此，况乘大夫轩”。白鹤“天性”的迁移，是由于欲念的滋生，现实生活中人的堕落，往往也是难抵欲望的诱惑。惟有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心有定力、行有方寸，把欲念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才不会被那些次要的价值和蝇头小利所绊倒，而永葆其信仰的坚定与纯粹。
真理是具体的，信仰是朴实的。被誉为“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的朱德总司令常说：“我别无他求，只求做一个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自自然然”原发于内心，出自于本能，本性的流露胜过豪言壮语。以“三严三实”的要求做人做事，为了事业可以忘我，为了百姓可以忘私，不断过滤心灵的杂质，走出“小我”的羁绊，以点滴积累塑造高尚人格，以矢志追求迈向人生高地，我们就能不断超越自我，逐步抵近精神纯粹的人生境界。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03日 04 版)
给语言留一分纯净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人们孜孜追求的话语权，日益由社会精英向广大民间开放。而网络的普及，将这一开放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网络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场域，再平凡的人也能于此发声，且有真知灼见，传播既速且广。这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开明与思想进步，自然也孕育着社会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极大可能。
但在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异常复杂的特征。网络毕竟只是一个话语平台，它无法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自动生长出自我净化的功能。在一个众声喧哗、众说纷纭的网络环境中，常常是宣泄比分析更加容易、偏激比理性更受欢迎、粗品比精品更加多产、油滑比严肃更为流行。
有智者说，“无论在哪里，只要风俗与时尚腐败了，语言也会腐败”。事实上，语言不仅仅反映现实，而且直接地参与现实、干预现实，既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也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不只局限在文化领域，不少是以改造语言作为突破口的。仅近代以来，“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延安的反对党八股，都是着眼于改变话风与文风，并且都极端重视向民间寻求语言的灵感与资源。民间正是语言变革发展的源头活水。网络语言的兴盛，最大的意义可能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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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有的网络语言确是老百姓对原汁原味现实生活最形象、最凝练的概括，是民间智慧的脱颖而出与开花结果。但也有的只是偏狭情绪的肆意宣泄，或者是对低级趣味无原则的迎合。有的不仅仅是低俗，甚至很粗鄙，其流行本身恰好反映了某种流行趣味在一定层面上的怪异与病态。
正如前人所讲的，“语言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它我们的意愿和思想就得到交流，它是我们灵魂的解释者”。语言是心灵的映射，更是交流的桥梁。语言粗鄙的背后，是一些人的心灵失去美好与静谧。语言充满偏激、谩骂与暴力的背后，是一些人缺乏基本的宽容与关怀，甚至是隐藏其后的轻薄与暴戾在借着“多数”的名义狂欢。
有人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义愤填膺的总是网友，冷漠无情的都是路人，也不知道是网友都不上街，还是路人都不上网。”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自己做到却变得很艰难;责备的声音总是很洪亮的，而真正的共识却不想去达成;冷静的网络声音不是没有，却常常被淹没在众声喧哗里;理性的态度也不是没有，却可能反倒在流行的义愤填膺中沦落成不受欢迎的异类。这样的畸形心态和网络生态更值得我们深思。
有的人把那些低俗、粗鄙语言当成一种俗味，主张对其流布应当宽容。诚然，《国风》正是古代民歌的合唱，宋人话本亦源于民间白话的崛起，《水浒》里多用元气淋漓的江湖口语，《红楼梦》里也写活了俗不可耐的呆霸王薛蟠„„然而即便是它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不朽流传的空间，不也离不开历史的取舍与提炼吗?不听任那些低俗、粗鄙的语言泛滥，也正是纯洁语言的一种历史自觉，更是在给文明留一点尊严。
哲学家这样定位语言：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在这个意义上，善待善用语言，正是善待我们自身。----《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06日 04 版)
给孩子们讲好抗战故事
“一个软弱的妇人靠板棚的土墙坐着，在讲述斯大林格勒是怎样被焚的，由于疲倦，她说话的声音很平静。”这是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日日夜夜》开头的一个情景。学生时代读过的这本书中的故事，至今还清晰地印在脑海中。
故事是形象化的语言。爱听故事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他们获取成长养料的重要源泉。欲知大道，必先知史。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畔的枪声彻底惊醒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今天，把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正是希望他们在对抗战历史的了解中懂得珍爱，在与抗战英雄的心灵对话中激发奋进的动力。
抗战故事中浸润忠诚。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无论是黄河岸边的浴血奋战，还是青纱帐里的拼死抵抗，都是对祖国最真挚情感的流露，都是国格和民魂的
--42-- 凝聚。“所有季节里的花，都开不过灵魂里的花。”让孩子们从抗战故事中读懂忠诚，激发崇高的爱国情感，那么在灵魂深处必将开出绚丽的花朵。
抗战故事中写满担当。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前方后方密切配合，“抗战”与“也是抗战”交相辉映，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体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将个体的绵薄之力汇入汹涌澎湃的抗战洪流。“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这种责任担当的力量能穿透岁月，成为激励孩子们走好人生之路的精神滋养。
抗战故事中贲张着血性。“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图谱，民族英雄是这个图谱中的精神坐标”。左权、彭雪枫、杨靖宇、赵一曼等一个个闪光的名字，“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一个个英雄群体，他们的故事惊天地、泣鬼神，汇成一部英雄的史诗。让孩子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唤起英雄情结，必能激发续写“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凌云壮志。
抗战故事中充满智慧。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铁道游击队、水上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人民战争蕴含着无穷智慧。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既可帮助他们充分理解抗日战争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在新的征途上书写创业创造的新篇章。
忠诚、担当、血性、智慧„„这些闪光的字眼，无疑是人类崇高精神和宝贵品格的凝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走向未来的力量之源、制胜之本。讲好抗战故事，激发爱国热情，将这些美好的信仰和品德注入孩子们的心田，正是教育者的责任所在。
“薪火相传终有继，江山更待新宇开”。有人说，现在的青少年是看着大片、玩着芯片、吃着薯片长大的一代。千灯万盏，不如心灯一盏。用抗战故事点亮他们的心灯，英雄的梦想就会像种子一样蛰伏在他们心中，日后必然长成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07日 04 版)
“经天纬地”说国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有文化复兴。复兴不是复古，要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从文化建设上就要织好“两创”这块画布，即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今日国学之使命。
织好画布，须把握“经”“纬”两个坐标。
坐标“经”：梁漱溟曾讲，历史上与中华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始终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这当中，必有它的道理、逻辑。中国古代就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其中很多具有永恒价值，要传承，要弘扬，要在新时代闪烁新光芒。
坐标“纬”：面对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要重新屹立，再图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仅靠藏书楼的经典，传统文化的智慧，行不通。简单回归“克
--43-- 己复礼”的老路不行，另起炉灶走“全盘西化”的邪路危险。怎么办?古今之间有“常”有“变”，中西之间有“同”有“异”。“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要知常知变，知同知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综合中西文化之优长的综合创新之路。
坐标“经”，提示不离不弃;坐标“纬”，促使创造创新。在“经纬”间的“两创”，是“经天纬地”的大手笔，顶天立地的大工程。今日国学，当在其中复位、复兴，成为显学。
然而，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卓异之点可以指数者甚多”。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如何契合或兼容?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无论打天下、治天下都通用，但具体阶段的侧重点肯定不同。打天下要走自己的路，治天下更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通过武装斗争打出了天下，不可能在治国理政、调整内部矛盾时照样不断打下去。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可为今天“资治通鉴”。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可以、也应该成为当政者的修养和为政之道。何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许多智慧，打天下治天下都用得上。
还在战争年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注意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今天“三严三实”的“严以修身”，更是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当代传承。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契相合。
中西医怎样结合、中西餐如何搭配，尚且不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异同，必有纠结。但实践已大踏步前进，理论已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不断开辟。今日国学，当在其中受益、受任，成为新学。
“经天纬地”说国学，国学可以成为显学、新学，兴国之学。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13日 04 版)
一把手的“手”
不知何年何月起，“一把手”成了部门主官的代名词，成为一言九鼎的关键词。应当说，一个干部能够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把手，并非易事。党要培养一个部门一把手，需从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全面考察，可谓精挑细选，用心良苦。作为关键岗位关键人，绝大多数一把手，都能不负重托，忠实履职。
但一把手不好当，有的人并不见得清楚。就说一把手的“手”，非比寻常，一旦出手，便在阳光下照，在火堆上烤，众目睽睽之下，街区田坎之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党纪不能违，民心不可欺。所以说，一把手的手，伸缩之中，收放之际，动静之间，有学问，有节操，有规矩，有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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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有的一把手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大事不松手，小事不放手，正如有的同志批评的，工作中眉毛胡子一把抓，决策中不讲民主一言堂，花钱上大手大脚一支笔，用人上任人唯亲一哆嗦，最后狂妄自大，违纪违法。
有的一把手高估自己，志大才疏，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干，执行力弱，台上讲得头头是道，台下干不出啥名堂，遇到困难袖手旁观，遇到责任置身事外，成为不接地气、不察民情、不干实事的“甩手掌柜”。
有的一把手手眼神通，上下其手，置党纪国法于脑后，丧德失节，纵欲奢靡，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胡作非为，把家里搞得盘满钵满，把小团伙搞得肥头大耳，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把单位搞得乌烟瘴气。孰不知，正如陈毅同志所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干事创业，关键是各级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是“关键少数”。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所以，管住一把手，管住一把手的手，尤为必要。
这应是一双清贫的手，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正如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的那样：“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应是一双干净的手，滴油不沾，纤尘不染。可以有泥土芬芳，可以有粗糙老茧，决不可有铜臭味，不可生奢靡风。总书记提出的“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的要求，就是这双手的戒尺。
这应是一双干事的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无论官大官小，无论在哪里任职，都要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干成事。自古至今，青史留名的都是清廉的官、干事的官。
对于一把手来说，倘能在离任时，在退休时，在和干部群众挥手告别时，不因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后悔，不因决策失误、被老百姓戳脊梁骨骂而懊恼，不因贪腐、经受牢狱之灾而痛苦，扪心自问党是放心的，群众是满意的，自己是问心无愧的，那么，他就可以自豪地说，这一任没有虚度。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14日 04 版)
大道至简说“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和单位人与人的关系被扭曲、受污染，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司空见惯，五花八门的“关系学”大行其道，人们习惯找关系“摆平”、靠关系“搞定”，人际关系被搞得歪东倒西、走形变样。然而在正风反腐的大势下，曾经通行的“潜规则”开始不灵了，一度热门的“关系学”开始降温了。由此我们不妨深思，究竟该有怎样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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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简简单单、清清爽爽的同志式关系。曾几何时，一些人信奉“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好办事”，或相信“公章不如私章”“原则不如老乡”，把人与人、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搞得庸俗低俗粗俗。平时得“送点”，节日得“打点”，或经常聚在一起吃点喝点、拉拉扯扯，或打牌搓麻、洗脚桑拿，或热衷搞什么“同学会”“战友圈”“乡友帮”，甚至热衷“拜大哥”，搞江湖式的“金兰结义”，等等。于是，不少人“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不讲原则只看私交，等距离的同志式关系变异成零距离的“小兄弟”关系。
为人处世重人情不等于搞私恩，懂世故不可以太世俗。健康的人际关系如阳光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似雨露润物无声、滋养心田。君子之交淡如水。人与人的交往，既不要刻意走得太近，又不要走得太开，这样才能走得很远。正所谓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特别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更应该大力倡导同志式的人际关系，让人际关系更纯粹些、更简单些、更阳光些。
构建规规矩矩、平平常常的上下级关系。有的人习惯看领导的脸色说话办事，甚至一味地把领导的表情当心情、嗜好当爱好，吹吹拍拍会来事;有的甚至削尖脑袋攀高枝、抱大腿，找靠山、寻背景，拜码头、进圈子，甘当“家臣”“走卒”“伙计”和“马仔”，搞人身依附那一套。这是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现实版”。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这样的关系迟早会出事，落个“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上下级相处是一门学问，应该有合规合纪的相处之道、合情合理的相处之术，对上从道不从上、唯实不唯上、跟理不跟人;对下护人不护短、关爱不溺爱、靠团队不靠团伙，把上下级关系想透了、理顺了，就不会把自己弄得左顾右盼、患得患失。
构建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的“官商关系”。这些年，官商关系出了不少问题，既有“傍大款”的，又有“猎官员”的，相互套牢、绑架，彼此勾肩搭背、投桃报李。构建新型“官商关系”说到底就是要交往有道，关键在于斩断双方间的利益勾结，规范各自行为边界，官商互不“搭车”，各走各的道、各干各的事。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官商之间应该是交心而不交利、交往而不交换，做到可以无话不说但不可无事不干，不可以勾肩搭背也不应背道而行。
好的人际关系，如同山清水秀没有雾霾的生态环境一样，可以让人“深呼吸”，是人们赖以生存、过得舒服的又一幸福家园。期待广大党员干部从我做起，让这个家园更舒适、更惬意。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15日 04 版)
知让谓之有德
近读《晏子春秋》，一个强烈的印象是晏子的辞让精神：给他配备好马好车，他推辞了，原因是自己已经有马有车，无非是马老了一点，车破了一点，但他觉得这比没马没车者强多了;给他提高俸禄，以养家亲，他又辞退了，说是多高的职位享受多少的薪水，自己的那份报酬养家已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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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所在，容易使人忘乎所以，为什么晏子把待遇福利看得如此云淡风轻?“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让者，德之主也”，对“让”之德，晏子有着清醒认识。尊重是涵养的体现，淡泊是美德的基石，谦就是尊重别人，让即是淡泊名利。在接人待物上谦逊礼让，正是高尚道德品质的体现。
知让谓之有德。晏子说：“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利生孽，维义可以为长存。且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让还是争，虽一字之差，内在的品质颇耐寻味，而后果更是相差甚远。让看似失，其实是得，得到的是心安，得到是信任，得到的是福而不是祸。而争就不同了，争看上去是得，可一旦过分，就会失去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认可，比如和谐的人际关系。“盛满易为灾，谦冲恒受福”，吃亏是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让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毛泽东提议，许光达授大将衔。许光达获知消息，一夜未眠，翻来覆去。他向军委领导提交“降衔申请”，要求“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在他看来，“授得太高了”“上面还有那么多人比我强”“好多人性命都丢了啊”!不仅是许光达，置生死于不顾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的境界。
有修养的人以不贪为美，以能舍为荣，以辞让为德。谷文昌、孔繁森、杨善洲、沈浩，无不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典范，在组织上给予的优厚待遇面前，他们的选择是辞让，而且甘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拼搏创业，为有困难的群众送去最温暖的阳光。不争与锱铢必争，不仅是宽宏大度与斤斤计较的分割线，亦是君子与小人的最大区别，更是人生境界迥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群众谋福祉而不是贪图自己的利禄享受，才是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应有的价值选择。
也许有人会说，“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满足之心必须用在恰当的地方，否则就可能适得其反。古往今来不知辞让、贪欲膨胀者大有人在，他们把名和利看得特别重，把德和义全抛到了脑后，在他们眼里，让等同于傻，不争就是愚笨。然而，试看刘瑾、和珅之流，到头来恰恰是那个他们奉若神明的“争”字，将自己推向了罪恶的深渊。由是而言，一个人的不满足，应当体现在谋事创业中，体现在修身养德中;功名利禄面前，矛盾纠纷面前，主动谦让而不是分毫必争，才是为人处事的要义所在。
让是德之主，贪为恶之源。不为物质所惑，不为利禄所困，懂取舍，知辞让，是人性之善，更应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16日 04 版)
让自己成为一道风景
曾在云南保山大亮山参观学习了一段时间。当地风景如画，不过我觉得，最美的一道风景还是杨善洲。简陋的草棚、冰冷的木床、昏暗的青灯、锈蚀的水壶，无声诉说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创业史。他把荒山变成青山，耕耘出一片惠及群众的苍翠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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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样的风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西安临潼南刘村支书庞玉芹，带领乡亲们治穷致富，硬是用双手把当初贫瘠的“烂刘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一流村”“富裕村”。南京秦淮区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为了让辖区一位老人睡个安稳觉，坚持三年终于找到噪声源，办好了群众关心的事。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无畏无私的公心、心系群众的情怀、克己奉公的境界，都是群众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风景是大自然的秀丽姿容，也是人性的美丽绽放。心里有群众，辛苦为群众，党员干部才能让群众在赏心悦目中接纳，在心悦诚服中认同，在相通共融中信任。一个“泥腿子”干部，如杨善洲，挽起裤脚就能下田插秧，谁不打心眼里佩服?一个信访干部，如张云泉，端起水盆就能给上访老人洗脚，有什么矛盾心结不能打开?一个组工干部，如李林森，在病重之际还记挂着娃娃学杂费、村民肺气肿，谁不为之动容?
诗人卞之琳在一首诗中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一个人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时，也在潜移默化地熏陶、感染着他人。当年，音乐大师贺绿汀主持上海音乐学院，他的外孙女没有考上该院附中，家人想通过他入院试读。于是，大师提到了老院长萧友梅：1929年，俄籍教授查哈罗夫觉得一位女生音乐素质差，不愿再教她，而女孩正是萧的侄女。萧友梅二话没说，马上决定让侄女转学。贺绿汀先生讲完后，动情地说：那时是旧社会，现在是新社会，我不能不如萧友梅!
人是最有内涵的风景。一个人塑造自己美好的形象，照亮的是身边人;一个领导干部成为风景，则点亮一盏灯、照亮一片天。然而，现实中，也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仅不是令人愉悦的风景，所作所为更是大煞风景。比如，一些人己身不正、律己不严，带头不讲规矩、不守纪律，结果败坏了风气，带坏了队伍。某些地方和部门出现“塌方式”“链条式”腐败，常常是一柱之倾造成大厦之危，风气之污酿成群体失守。
正如总书记强调的，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每名党员干部都是政治生态的一方土壤、一朵浪花、一棵小草。涵养纯净水源，播洒信仰阳光，人人都争当好干部，成为群众眼里的一道好风景，那么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就有了坚实基础。
山有山的故事，水有水的诗篇，云有云的飘渺，而表现出来的美丽各不相同。如果每个人都成为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生活就是绚丽多姿的世界。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决定了他们只有做到了极致、诠释了忠诚、呈现了精彩，才会在人们心中，铸就让人仰望的精神高地。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17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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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浩浩荡荡、生机勃发，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大增。市场经济自然要“向钱看”，但也不能搞得迷心逐物，心为物役，“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如果物欲横流，社会乱套，市场经济也难以为继。
市场经济对道德的作用是“二律背反”的，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一方面，交易要求诚信，市场必守规则，社会追求公平、呼唤道德。走出“二律背反”，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乃是健康、优质、增长持续的市场经济之必需。
不少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都高度看重道德之于市场经济的作用。比如：“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品牌与声誉的背后，是道德的力量”，“道德资本与实物资本、社会资本及智力资本一样，是独特的生产资源”，“在资本体系中重建信任，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话题”，等等，都极言道德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们说，要“以厚德载市场经济”。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后面，离不开“有良好道德的人”对市场的重要作用。
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共同体，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成功结合起来，检验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实到成功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构建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形成与现代市场体系配套的，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
“君子以厚德载物”，岂容“财之日进而德之日损，物之日厚而德之日薄”?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健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我们这个有着“厚德载物”“重义轻利”传统的民族，应为人类开辟“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经济”的新境界。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20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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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否?
干部“能上能下”，似乎“能下”才是问题，“能上”从来就不是。如无明显过失，因名声不好、能力不强、履职不佳而被劝免的干部，极少。往往是换个岗位，或者挂个虚职，养着。“费厄泼赖”始终是不成文的规矩，“能下”，更多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这是问题的一面。
其实，“能上”同样是个问题，而且可能比“能下”更突出而又更容易忽视。
上，意味着职务提升、事业成功、社会肯定等等，身心俱爽，无比欣喜，岂有不能之理。正像吃白面饺子，总是比吃糠咽菜来得惬意，吃得顺溜。人往高处走，怎么都舒坦。
然而，事物变动不居。正如，盈与亏、浮与沉、聚与散、用与藏、泰与否等等，往往相反相成，所以上与下，是不确定的。“下”，有时是“上”的准备;而“上”，可能是“下”的开始。所谓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迹近于鬼话，信不得;倒是突然从上位跌落的各色人物实在太多，且“上宾”到“下囚”转换之快，不可思议。有人说，为官乃是高危职业;这恐怕也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但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有的干部德薄才浅，本不够“上”的条件，七弄八弄地混上来了。这样的人眼看着玄玄乎乎，多半还得下去，弄不好就得出大事。有的干部对“上”压根就没有正确认识，上得越快，爬得越高，就愈悬。被重用时，就已铸成大祸。
干部被任或者被免，原因可能十分复杂。如果说，“能”是一种耐受力，“下”可能确有压抑的感觉，但“上”则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考验更多的要求，惬意中有沉重。有人以为，当官才好捞天下，官越大就应该捞得越多;抱有这样想法的人，上任伊始恐就埋下祸患。或者以为，当官是一种奇妙的体验，那种鼻孔朝上眼朝天的感觉真好，又或者以为领导就是剪彩、赴宴、念稿、画圈，不用动脑子，不必花心思，则迟早稀里糊涂毁了前程。坦率地说，有的人处下时表现还不错，就是不“能上”。不能上竟而上了，少有不败落的。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其实，退不易进更难。“能上”否?恐怕至少要扪心三问。一问何为上?这固然是职务提升，但更是德才的进步。自我要求更高，自我约束更严，而且真有“两把刷子”，这才让人真心佩服。二问为何上?为人民服务是领导干部的本分。如果想歪了，想混个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混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注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三问如何上?是靠能力靠业绩靠人品，还是靠吹拍靠贿赂靠结伙，做法决定了为官的走向。靠后者发达的往往凶多吉少。
记得有个材料说，解放初周谷城与毛主席谈到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主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周说“成功也是失败之母”。主席问什么意思，周说：“成功者易于骄傲、腐败。”主席沉吟了一下，周连忙说“毛主席例外”，而主席说：“你讲得对!”主席的沉吟和感慨，周谷城的直率和深刻，显示出他们的过人之处。多少人未曾败给清贫和困苦，却十分轻易地输给了得意和成功，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越是上的快、上的高，就越需要夹起尾巴，执事恭敬，待人谦和，处事谨慎，存心正派。否则，是福是祸还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22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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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班主任论坛文章
抓好学习习惯培养，促班风班貌整体发展
蕉村中学罗家平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有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我当班主任到今天，班级成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有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关心，有班级课任老师不辞辛劳的付出，有其他同事对我工作的指导、指教，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学习习惯的养成。
一说到中学时代学生的习惯，很多班主任和老师就感到头疼和几分焦虑，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蕉村中学的各个班级，有谁敢说自己班级的习惯很好、很优秀。在我们的眼里或者是印象中，都认为是“习惯太差了”的第一感觉，不错，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又想过没，如何才能让学生的养成好习惯呢?如何有效的实施方法呢?在这问题上我有些自己的感受和体会，现就和大家交流探讨。
刚才我说过班级的成绩取得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我不是一位优秀的班主任，更不是有丰富经验的班主任，所以我谈的都是浅显和不规则的做法，我把它概括为一般学习习惯和特殊学习习惯。根据学生生理和心理及年龄特点，在培养学生这两种习惯时注意符合学生学习活动的基本规律，注意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在对具体学习习惯进行指导的基础上，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而带动其它习惯的养成，促进班风班貌的整体发展。
一：一般学习习惯的培养
中学生一般学习习惯包括：上课习惯、课前准备习惯、 作业习 1
惯、预习和复习习惯以及文具的整理习惯和使用习惯、按时休息养成习惯等。我根据学生的特点，首先对学生进行具体的学习行为习惯的指导、引导。如在训练学生上课发言举手时，要求人人掌握规范的举手姿势(举左手，略高于头，不要碰撞桌子发出响声)、发言的体态及声音的高低。其次，使学生在轻松愉快音乐声中养成休息习惯。如在中午学生完成作业后午休时，放轻音乐来调节学生的疲劳，也让学生养成午休好习惯，为下午上课作精力填补，同时就可以强调在校生按时就寝的良好休息习惯。第三，在训练学生摆放和整理学具时，把要求先讲再具体做检查落实，平时也要经常提醒，毕竟有少数贪玩好耍的学生会忘记。其四，注意了良好习惯形成后的巩固。这是一项重要环节，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学生对技能的形成会产生遗忘，因此反复抓，抓反复，成为班主任的一项重要工作。学生在师生双边活动中，学习行为和学习习惯得到了及时提醒，督促和大量系统的训练，使之形成行为迁移，养成良好习惯，人人都有良好的习惯，班风班貌自然得到了发展。
二、 特殊学习习惯的培养。
各个学科有学科的特点，因此，教学的方法，学习的方式各不相同。那么学习这些学科的习惯也就不同，我把它们称为特殊的学习习惯。就拿语文学科中的书写习惯来说，这是学生一项特殊的但又非常重要的学习习惯。我不仅指导和要求学生写字“三个一” 的姿势，做到一拳、一尺、一寸，而且强调书写在作文中的重要性等等。书写姿势及习惯对学生自制能力及稳定的心理品质的培养具有一定的意
义。其它学科的老师有哪些要求，作为班主任老师就该了解并配合养成。在和科任老师长期相处中，我逐步知道了各学科老师的具体要求。又如，政治历史老师要求他的学生在考试答卷时除了书写规范、工整外，重点强调答题格式“分点提行”、“先写中心词，再作答”、“作答语言简洁、用书面语”等等。这是我们相应的老师要时常提醒和指正。再如，其它英语、物理、化学等学科的老师需要什么，有什么要求，我都做到心中有数，要给学生讲清楚，提要求。我认为，班主任善于抓特殊习惯的培养，有利于与各科教师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学习良好习惯的养成，从而也助于班风班貌的整体发展。
三，在以上两种学习习惯养成的背后，更需要我们老师的自身感染与影响。我从两方面给大家交流：从教学方面和育人方面。
从教学方面，教师应把教学过程中的小事做细、做全面，真正做到严谨细致。如书写、答题格式、讲课的语言流畅度等等，当学生感悟到这些时，学生会向你学习，敬佩你，这时你在学习上提出任何要求，学生都会认真完成，落实。这也是你的习惯影响着学生的学习习惯啊。
从育人方面来看，教师应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向学生展现自己高尚优雅的风度和修养，对学生施以正面影响。我们常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言传不如身教”。央视播出的一则公益广告表明：小男孩看到忙碌了一天的妈妈还给姥姥打洗脚水，自己也摇摇晃晃地给妈妈打来洗脚水。许多问题不用说教。老师在学生面前灰尘满面，抠鼻孔，掏耳朵，搔头皮，随意乱扔垃圾，上课不准时等，都
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亲其师”则“信其道”，教师如果“不拘小节”，不能成为学生的行为楷模，那么，他的形象就难以在同学心目中立起来，学生带着诸多的心里困惑，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则不易养成。在注重言传身教的同时，还要注意学生心理状态的细节。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和眼神，都是复杂内心活动的外在反映。教师如果能因势利导，善于把握时机进行最佳教育，这样你可能及时制止一场纠纷，会避免一次可能的伤害事故，会阻止一次因年幼无知而误入歧途的人生悲剧。
莎士比亚曾说:“自信是走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缺乏自信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他的话,凸现了自信的价值,它是一个人的重要品质,拥有了它,就会使自己充溢着不可战胜的力量。你要让班集体实现高目标，那么你先要给自己定位，再给班上下定目标，这也许需要班主任长期坚持，永不放弃，这样血色很难干在学习上才有动力，自信就是“信己”,即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什么呢?相信自己有能力达到所希望达到的境界。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还使我认识到学生的学习习惯应逐步内化，使之成为稳定的学习品质，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只要教师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高度重视，从小行为入手，从七年级开始训练，良好学习习惯一定能养成。因此，每一年的新生入学，都把抓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作为班风班貌建设的一个突破口。
我深感一个具有良好班风班貌的班集体，一定具有凝聚力，吸引力，一定会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习惯养成的环境氛围。我就是通过
抓一般学习习惯与特殊学习习惯的养成，使我班的班风班貌得了整体发展，从而为优异学习成绩的取得奠定坚实的基础。每位学生都能把班集体的荣誉与自己的行为紧密结合，都想为集体争光、为取得的成绩巩固。因此，学生不但成绩和学习习惯好，而且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由此可知，抓好学习习惯培养，能促进班风班貌整体发展。
以上是我个人对学生学习习惯培养重要性的认识，也是我在对班级学生进行学习习惯培养教育的简单做法。但我承认，说的比做的有一定差距，不尽一致，我敢说大部分是做到了的。其中也有许多不足、不妥之处，望各位领导、评委、同仁批评指正!
第四篇：班组管理论坛文章 (4)
降本增效，从小事做起
降本增效是企业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根本手段，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永恒主题。“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一滴油、一度电，似乎微不足道，但是积攒起来就将是触目惊心的数字。
降本增效也是班组建设的根本目的，需要我们重视班组建设与管理中的每个问题、每件小事。
降本增效，建设节约型企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往往还存在着许多浪费的细节，比如长明灯、长流水、无人扇、无人空调及各种设备的跑冒滴漏等。这些看似小事，积少成多、天长日久，这种浪费就是巨大的，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降本就是提高效益，是增效，浪费就是减收。
企业是个大家庭，降本增效需要靠所有员工一点一滴从细节做起，有效利用好企业中的一点一滴资源。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从员工的思想上，让员工有新的认识，认同企业，我们借新钢公司“十二五”员工提素创新工种，创建星级“标杆班组”和星级“五好员工”这个平台，经常组织员工学习公司文件和公司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再结合本班组的实际情况来讨论，用身边的事教育、激励班组员工。 首先，我们从实际工作需用，重新调整本岗位的绩效考核内容，以工作业绩、安全生产和文明卫生为主线来细化各项考核，本着员工的工作责任心决定员工的工作态度，而工作态度又决定着员工的工作效率的思路，从员工的思想认识和员工的业务水平，能力着手，加强培训。
降本增效，从我做起，针对长明灯、长流水、无人扇、无人空调等浪费现象。我们班组做出了有力的整改措施，在电脑操作室，要求每个做到人走关空调、关灯;在作业现场做到人离开前必须先检查照明灯、电风扇是否关闭，在确认关闭照明灯、电风扇后才能离开作业现场。为杜绝长流水现象，我们班组组织力量，把所有的水管阀门检查了一遍，有漏水的皮管、阀门一律全部修复或更换新的皮管和阀门。
还有我们班组利用班组学习和开民主评价会时经常开展关于降低生产成本的讨论，充分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并在各小班之间开展降本增效的评比竞赛活动，使降本增效达到新的水平。 在活动中，我们班组对设备进行修旧利废、循环使用。在2010年至今，我们经常将喷枪上使用的不锈钢球阀进行修复，更换密封橡胶垫圈。把关不严，跑风的球阀拆开，检查发现是球阀内的橡胶垫圈破损了，我们就进了部分橡胶垫圈来更换，这样换了密封圈的球阀又象新的一样可以使用了。在检查时还发现有部分球阀的球体磨损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仔细分析原因，后来发现是在使用时，开关没有完全开到位，球体被煤粉冲刷磨损了，那为什么开不到位呢?我们找到了根本的原因是球阀的定位手柄有问题，经我们修改后这个磨坏球阀的问题也解决了。就这样，我们的不锈钢球阀可以反复使用，节约生产成本，从2010年至今我们已修复100多个球阀。
从2011年下半年起，因中套上涨，喷枪耐高温性能不太好等各种因素，造成9#炉大量的磨坏风口小套，影响炉况顺行，消耗上升，针对这一现状，我们班组员工集体讨论，想办法，要怎样才能不磨风口小套呢?
我们先是加大调节喷枪的频率和更换角度不好的直吹管，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于是我们又着重在喷枪上下功夫，第一次是用一小段4分不锈钢管切成斜口焊到喷枪前端开成一个10度左右的角度，这个角度便于调整喷吹煤流在风口中心，不易磨坏风口小套，但只喷了一个星期时间，喷枪前端焊的4分不锈钢管就磨穿了，这样不耐磨，该怎么办呢?我们又试着用换下的旧喷枪前端40公分长管内带陶瓷的不锈钢管，用同样的方法焊成10度左右的角度，结果用上去效果很好，能管2到3个月，从而大大的减少磨坏风口小套的现象。在元月份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磨坏8个风口小套，生产指标也很差，消耗也很高，经过使用改变喷枪角度这一措施，2月至5月这三个月内总共磨损4个风口小套。我们还要继续做工作，力争不磨风口小套，为炉况顺行降低消耗创造条件。
虽然降本增效活动在我们厂仅仅是处于初始阶段，但通过建立降本增效制度，引入降本增效机制，树立降本增效观念，必然会使我厂未来获取更好的收益，取得更大的发展。
第五篇：人民日报人民论坛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大有可为
永春
2012年11月01日08:11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把推动文化与旅游相结合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重要突破口，积极推动文化与旅游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深度融合，文化与旅游呈现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可喜局面。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相关产业文化含量，延伸文化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这对推动文化和旅游相结合提出了明确要求。文化与旅游两者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文化是旅游之“魂”，文化的内涵决定着旅游的品位、精神价值和人文含量，是旅游业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竞争力的根本所在，是支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核心资源。旅游景点往往凝固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资源，这是旅游的第一资源，旅游过程本质上是文化之旅、精神之旅，是感知文化、品味文化、鉴赏文化、体验文化、享受文化的经历，是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增长见识、提升境界、净化心灵的
文化体验。旅游是文化之“体”，是承载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是把群众潜在文化需求转变为现实文化消费的重要形式，是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方式，是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重要途径。文化之“魂”与旅游之“体”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统一于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旅游实践中。通过旅游，寓教于游、寓教于乐，使文化之“魂”广为弘扬、传之久远、生生不息。离开了文化之“魂”，旅游之“体”就失去了精神价值的支撑，即使形式上热热闹闹，也会因为缺少品味和内涵而失去魅力和生命力，最终失去对游客持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离开了旅游之“体”，文化之“魂”就失去了有效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其精神价值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也就难以充分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正在中华大地上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催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其一，有利于把促进优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璀璨夺目、极其丰富的文物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珍贵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悠久历史的鉴证，是民族智慧
的结晶、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对重大文化遗产地、重点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抢救保护，推进博物馆等向社会免费开放，大量的文物资源、文化古迹焕发出勃勃生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越来越成为旅游业繁荣发展的宝贵资源和强大动力。文化遗产与旅游相结合，既展示了当地蕴藏的独特历史文化内涵，彰显了地域文化魅力和影响力，又催生了旅游衍生产品，带动了配套服务业的共同发展，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实践证明，对于有市场前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积极与旅游相结合，与旅游纪念品开发相结合，通过旅游市场推动产业化，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积极、最有效、最可持续的保护传承方式。例如，全国剪纸艺术之乡河北蔚县，积极利用剪纸艺术开发旅游纪念品，形成26个剪纸专业村、1100个专业户、
3.6万从业人员的规模，产品涵盖8大类6000多个品种，销往世界各地，使以往人们仅仅用来贴窗花、自娱自乐的小小剪纸，成长为产值数亿元的当地支柱产业，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其二，有利于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帮助更多群众共同富裕。一些旅游景区地处偏远贫困地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资源缺乏，发展地方经济举步维艰，而文化与旅游结合，给当地群众开启了一条脱贫致富、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捷径。比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2008年人均收入只有1800元，通过推动文化与旅游结合，民族风情、民族歌舞得到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放异彩，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短短3年多时间，人均收入就达到7100多元，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其三，有利于提升全社会文明素养，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景区评级的重要内容，带动了旅游景区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服务条件的极大改善，促进了文化氛围、社会秩序、治安状况的极大提升，推动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出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画卷。其四，有利于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韶山、井冈山、延安等革命遗址，既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又是发展旅游的宝贵资源。革命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红色旅游，是旅游百花园中艳丽的奇葩，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创新举措，通过寓教于乐、寓教于游，既把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留下的历史遗迹牢牢凝固在中华大地上，把我们党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深深地植根于全国各族人民心田中，又实实在在地促进了革命老区群众脱贫致富，使红色旅游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工程、文化工程、富民工程、民心工程，发挥了很好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其五，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民族地区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旖旎秀美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底蕴深厚的历史文物、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与旅游结合，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和沟通，增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密切了民族感情，使各族群众进一步感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由此可见，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好处多多、不胜枚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步伐明显加快，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方兴未艾，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文化旅游消费潜力正在迸发，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重大意义，积极利用各地悠久历史文化、丰富红色文化、浓郁民族民俗文化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培育新的旅游文化业态，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文化品牌，推动兴起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高潮，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出更大贡献。
·《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大有可为》引发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