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的历史与发展
第一篇：安全文化的历史与发展
临海市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与发展调查问卷 尊敬的朋友：
您好!我是浙江师范大学的一名在读本科生，为了解临海市主要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状况，开展了关于临海市历史文化古迹的社会调研工作。本调查不记名，请您在填表时不要有任何顾虑。对您的合作，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张雪怡
2014年8月15日
请在您所选的答案前打勾，或者在“其他”中填写选项中未涉及的答案
1、您的年龄?A、16岁以下B、17-30岁 C、31-50岁 D、51岁以上
2、在下列选项中选择您所了解的临海市历史文化古迹：
A、江南古长城 B、桃渚城C、珊瑚岩群D、巾山 E、东湖F、紫阳街G、千佛塔H、龙兴寺I、郑广文祠J、武坑K、云峰公园L、其它
3、在您所选择的文化古迹中您对其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
A、非常了解B、了解C、略微知道D、不知道
4、您认为所选择的文化古迹的保护程度怎样?
A、非常好B、一般C、不是很好D、非常不好
5.您如何看待游客在文物古迹上刻字留念这类行为?
A.反对B.赞同C.无所谓
6、您对当前景区内的文物保护状况满意吗?
A.非常满意B.比较满意C.一般D.不满意
7、您是否赞成对历史遗迹进行开发利用?
A.利大于弊，赞成B.弊大于利，反对C.无所谓
8、您认为对文物造成破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A.建造大量商业建筑和人造景观 B.经营不善，管理缺乏科学性
C.操作人员缺乏文物专业知识D.追求利益，进行掠夺式开发E.文物部门与旅游部门联系不够 F.游客过多
9、您认为在开发利用历史遗迹文物时的决定性因素是：
A.自然环境B.文化背景C.经济水平D.国家政策
10、您认为对现有文化古迹的保护在那些方面应给予改进?
A、文化遗产的修缮B、文化遗产的开放管理
C、文化遗产的内涵D、其他
11、您认为您所了解的文化古迹的发扬传播程度怎样?
A、非常好B、一般C、不是很好D、非常不好
12、您认为解决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问题的途径有哪些?
A.增加资金投入B.限制游客数量C.培养专业人才
D.加强景区合理规划 E.加大科技保护力度 F.加强文物保护教育
13、您觉得当前文化古迹保护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人们的意识不够B、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
C、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D、缺乏资金
E、其他
感谢您百忙中抽空认真完成了本次问卷调查!谢谢!
第二篇：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更新发展调研报告 以平遥古城为例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更新发展调研报告
----以平遥古城为例
1古城简介
1.1 区位介绍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地处汾河东岸、太原盆地的西南端，与另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祁县相毗邻，隶属晋中地区。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从一个传统的北方小城镇发展为晋商的起源地，到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被列入世界最值得前往的一百个城市之一，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旅游业是当地的主要产业。
1.2 发展历程
平遥，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旧称“古陶”，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在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康熙四十三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6163米，墙高约12米，把面积约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
平遥古城最鼎盛的时期是明清两朝，当时的晋商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最强劲有力的一股势力，平遥曾是清代晚期中国的金融中心，山西商人引导着当时中国的经济一度走上繁荣，“祁太平”金三角中的“平”即指当时的平遥，平遥城当时的富裕程度也可见一般。
1.3 规模形制
平遥古城是按照中国传统“礼制”思想规划建设起来的，反映了明清时期汉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小城镇的形态特征。在封闭的城池里，以市楼为中心，以南大街为中轴，有四条大街、八条小街及七十二条小巷经纬交织在一起，功能分明，布局井井有条。城内古居民宅全是清一色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轴线明确，左右对称。此外，城池内还建有一些大小庙宇，老式铺面亦是鳞次栉比，自明朝发展到现在城内面积基本未变，一直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原汁原味地勾勒出明、清时期市井繁华的风貌。
1.4保护类型
平遥古城属于传统风貌型历史文化名城，保留着几个历史时期积淀的完整建筑群，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财富，应当对其实行“整体保护”。平遥古城历经千年，经受住了炮火的洗礼，比较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却在文革中收到了破坏，近年来，随着环境的恶化和人们的保护意识淡薄，一些古迹文物已经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好在人们的意识有所觉醒，经过抢救性保护和政府有力保护政策的出台，古城正以一个全新而又真实的面貌展现给世人。
2.发展现状
2.1 文化方面
晋商文化作为古城的主流文化，延绵至今，平遥当地人也很有经济头脑，依靠旅游业，直接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平遥人一直遵循勤俭持家的生活习惯，民风淳朴，又接受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侵染，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形态。
2.2 建筑方面
平遥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0处，以及待批的文物211处，堪称中国古典建筑的活标本，大部分的建筑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有的被开发成旅游景点，有的经内部改造变成沿街商铺，部分破旧难以维修的建筑，拆除之后仿造之前的结构重新修建，整个城内的建筑格局一直保持着初建时的风貌。
2.3 习俗方面
平遥古城在明清时期的大繁荣，促使了其各方面的发展，传统的民间礼制，逢年过节的习俗，历经千年，依然被人们所遵从。符合当今社会文化的习俗都被流传下来，近年来，每
年的新年都会有“平遥中国年”活动，吸引来自国内外的友人来平遥过年，体会传统的平遥年味。在一些旅游景点也有传统的明清时期大院生活的重现表演，让人仿佛置身旧朝，感同身受。
2.4存在的问题
平遥古城历经千年，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整修，已经基本实现了古代与现代的融合，经过调研，发现其中不乏有些问题：①部分新建建筑影响了城内的风貌。城内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旧时所建，只有部分年久失修的建筑被拆除，但新建的建筑与周围的环境不甚和谐，影响古城风貌。②城内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街小巷，仍有一部分基本处在原始落后的状态。部分沿主要道路的院落内破旧不堪，有碍观瞻。③环境绿化。整个古城内缺少绿化设施，显得没有生机，对于改善环境还需做进一步的工作。④交通组织不力。古城内为了给人营造古朴的氛围，不准机动车通行，但停放机动车的城门口距离景点门口有一定的距离，摆渡车数量有限，交通存在一定的不足。
3.保护目的
3.1 遗产保护
平遥古城是人类共有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真实的、综合的、系统的“大文物”，古城街巷的保护自是十分重要。除有完整的城墙外，城内街道、商店、衙署等也较完整地保持着传统格局和风貌，楼阁式的沿街建筑、四合院民居以及市楼、文庙、清虚观等古建筑都很有特色。这些文物古迹既属于我国人民， 也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文化财富， 所以，对文物古迹的良好保护， 也是对世界文化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更可以造福百姓，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3.2 原真性保护
历史城镇的保护不仅仅是文物古迹的保护,而仿古一条街等“假古董”的建设更是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原则背道而驰的错误做法,是对历史文化遗产潜在的破坏。所以，历史城镇的保护更要从根本上出发，杜绝或减少假古董的产生，还古城一片纯朴与宁静。
3.3 经济发展保护
再者，旧城的保护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新城的发展，为了让整个县城的天际线看起来符合古城的面貌，古城外的新城建筑高度也都做了一定的限制，一个有着如此得天独厚历史遗存的地方，一定要大力利用现有的资源，发展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样才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最终目的。
4.保护策略
4.1延续功能
在旧城改建和保护的过程中，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历史性建筑的内外面貌，包括体量、形式、风格、材料、色彩及装饰等，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自然的和人工的环境的关系，地段在历史上的功能作用，这些均做了最大程度的保留。
4.2贴近风貌
对旧城区内各种损坏较严重的建筑和设施采取改建、扩建、部分拆除、维修养护、改造内部功能、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等措施，改善原有环境质量，保护原有风貌特色，提高土地利用价值。
4.3更新组织
经过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整修，古城的各项基本市政和公用设施以及环境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古城的面貌又焕然一新，让古城在夜晚也能亮如白昼，一改以往的风情，让古老而又现代的小城变成一座“不夜城 ”。
5 个人观点
山西是我的家乡，平遥是我们山西的骄傲，也是我生活学习过六年的地方，为了实现有效保护平遥古城，发展旅游经济，早在80年代中期，平遥就已确定了“保护古城，建设新区”的指导思想，山西省人大也颁布《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这是全国第一个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省级立法，科学规划依法保护了古城格局和历史风貌。同时政府引导全民参与，最大程度上调动了民众的保护热情，相信在政策的引导下，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加之公众参与，平遥古城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第三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战略
最近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是古都北京提出的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名城保护规划。它对首都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 ,将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并将为实现北京市“十五规划”的宏伟目标 ,创造有利条件。笔者拟从三个方面 ,论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的地位。
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现代化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念是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提出来的。它的提出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 ,也是不同国度在迈向发达社会时的共同经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 ,经历了一个由个体到整体、由局部到全局、由个别国家立法到国际立法的过程。这一过程 ,实际上是伴随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步展开的。历史上 ,对文物建筑的保护 ,欧洲固然可追溯到较远的年代 ,中国也不乏其例。北京地区的晋寺隋塔能遗存到现在 ,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且 ,元大都初建时 ,还留下了为了使金代的大庆寿寺即双塔庆寿寺不受影响 ,南城墙略向南弯曲的佳话。然而 ,这些客观上对文物的保护 ,毕竟还是出于宗教政策的考虑或其他别的原因 ,而并非源于历史建筑保护理念的本身。正因为如此 ,在改朝换代之际 ,出于政治的考虑 ,往往又酿成了对文物的浩劫。
世界上最早产生的保护历史建筑的立法 ,人们一般认为是在法国。 1 83 0年 ,法国任命了首位历史建筑监察官 , 1 840年 ,成立了历史建筑管理局 ,开始对历史建筑进行登录保护 ; 1 91 3年 ,制定了《历史纪念物法》[1 ](P1 37) 。这些举措说明了保护历史建筑已开始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它源于人们对建筑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认识 ,是在“保护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同时有了国家立法的支持。至于中国对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 ,可追溯到 1 92 9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
1 93 3年 ,国际现代化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在雅典召开 ,通过了《雅典宪章》 ,这是有关历史建筑保护的第一个国际性文件。尽管《雅典宪章》迟至 1 954年才由欧洲议会审议公布 ,但是它对历史建筑保护的推动作用及其对保护理念的传播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关于“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的论述 ,已把对个体建筑物的保护 ,扩展为对其周围环境的保护 ,明确指出“在所有可能条件下 ,将所有干路避免穿行古建区”[2 ](P2 ) 。当然 ,这里提到的“地区”与后来出现的“历史地段”、“历史街区”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因为它依然是以历史建筑为依托的 ,中心是保护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1 96 4年 5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威尼斯召开了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 ,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 (简称《威尼斯宪章》)。这个宪章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因为它不仅第一次将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原则以国际性准则的形式确定下来 ;而且 ,明确提出 :历史建筑保护“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 ,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 ,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2 ](P3) 。显然 ,“保护理念”在这个宪章中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即从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发展到对独特文明的保护 ,而其中的核心则是对人文环境的保护。
1 976年 1 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 ,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简称《内罗毕建议》)。它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地区的概念 ,这个概念已不再仅仅指围绕著名建筑的地区 ,而包括历史街区、历史城镇、老村落等。继《内罗毕建议》之后 , 1 987年 1 0月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 (简称《华盛顿宪章》)。它开宗明义地指出 :“本宪章涉及的历史地区 ,不论大小 ,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及其自然、人工的环境”[2 ](P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它把历史城市、城镇放在了首位。这个宪章的重要意义 ,还在于它把历史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 ,以国际性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这些国际文件的产生 ,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化 ,另一方面也是对城市现代化实践的总结。事实说明 ,凡是历史城市 ,特别是那些文化名城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 ,而且都几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然而 ,经济愈发展、社会愈前进 ,便愈要保护历史文化 ,却是一条共同的规律。
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都曾经历了一个“城市更新”或者称作“城市中心的再开发”运动。由于大规模更新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 ,尤其是开发公司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以高容积率、高出房率为主要追求目标 ,结果不但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反而使许多历史性城市受到了破坏。更有甚者 ,城市更新的后期还出现了第一次城市危机。 1 973年 ,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结束城市更新计划 ,而代之以“住房与社区发展计划”[1 ](P93) 。同样的 ,英国在战后重建中也经历了一个推土机时代(AgeoftheBulldozer),但在 2 0世纪 70年代 ,也进行了调整。他们在城市规化中 ,很少再用旧城改造 (Reconstruction)、改建更新(Renovation)等概念 ,而采用整修 (Refur bishment)和再生 (Regeneration )等概念[1 ](P93) 。这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 ,充分说明了对历史性城区采取怎样的规划政策 ,绝非仅关系到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 ,它们同样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荷兰著名的城市莱顿 ,也是一个说明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生动实例。 1 6世纪后半叶 ,这座城市因荷兰第一所大学在这里的建立以及纺织业的兴盛而迅速繁荣起来。 1 7世纪 ,迎来了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市中心 ,不但居住着富有的纺织业巨头 ,荟聚着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著名科学家 ,还涌现出了不少的艺术大师 ,著名的伦勃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因而 ,当时建起了不少的雄伟宅第。 1 9世纪 ,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 ,莱顿建起了不少的工厂 ,其中甚至还有一个钢铁厂。由此引起的工人住宅的大量增加 ,使老城区拥挤不堪 ,已无复昔日的典雅景观。 2 0世纪初期 ,政府曾制定法规 ,规定了住宅的最低标准 ,以改善城市的面貌 ,但收效不大。二次大战后 ,在城市更新中 ,莱顿计划建成一座大城市。市中心留作办公区和企业区。为了改善通往市中心的交通 ,一些运河被填 ,很多街区也被夷为平地。然而 ,建设大城市的计划 ,终因资金的短缺 ,未能实现。更令人痛心的是 ,市中心的很大一部分老街区被无法挽回地破坏了。2 0世纪 70年代初 ,莱顿市政厅重新制定了恢复城市中心区历史风貌的规划 ,使城市发展走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迈出的重要一步是 ,宣布市中心为保护区 ,历史特色的破坏终于被制止了。这一雄心勃勃规划的实施 ,得到了政府财政预算的支持。从 1 975年始 ,莱顿开始整修 ,历史风貌在市中心的许多地方都被恢复了 ,这座城市再度展现了她昔日的辉煌。通过与居民的协商 ,许多住宅也都进行了整修[3]。今天 ,位于荷兰心脏地区的莱顿 ,与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及政治、行政中心的海牙 ,一起发挥着国际都市的作用 ,特别是教育、文化功能尤为显著。无论到达这里的外国留学人员还是一般旅游者 ,都会被这座洋溢着浓郁欧洲风情的古色古香的城市所倾倒。莱顿几经周折走上的城市现代化成功之路 ,同样说明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重要性。
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
在探讨国际都市或称为全球性城市的概念时 ,学者们除了强调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金融、专业服务、创新等功能外 ,特别注重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鲁迅的名言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同样可作为我们用以衡量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可以说 ,历史文化贫乏的城市是很难迈向世界的。正因如此 ,凡是堪称国际化的大都市 ,无不把文化发展战略放在重要的地位。例如 ,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同时也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纽约 ,近 3 0年来城市政策的制定 ,就日加倾向空间和社会发展的文化战略 ,十分重视塑造文化都城的形象[4](P2 0 5) 。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尤具重要意义。它不仅关系到能否走向世界的问题 ,也与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紧密相连。城市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充分地体现在城市的千姿百态上。保护城市特色 ,特别是它的人文历史风貌 ,实为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核心。可是 ,当今的世界却恰恰面临着城市特色的危机。 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长帕金森曾这样讲过 :“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们的城市正在趋向同一个模样”[1 ](P6 2 ) 。这种趋势是自近代开始的。由于海路交通的发现和发展 ,生活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区的民族 ,开始逐渐摆脱孤立发展的状况 ;随着不同文化体系的相遇、冲突和交流 ,不同国度城市文化的进程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特别是 2 0世纪初 ,在欧洲和北美发生的建筑大变革 ,“把建筑业从手工业变成现代化大工业”。在“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这样的口号下 ,建筑已被当做现代大工业的产品。钢铁、水泥和玻璃书写了建筑中工业革命的光辉历史[5](P343) 。应该说 ,这是人类社会取得的划时代的进步。然而 ,正像工业化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现代建筑业构筑了发达社会的基础 ,但也引发了城市特色的危机。这或许正是人们所说的“现代化的陷井”。 现代建筑业为城市文明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 ,同时 ,也使城市化成为可能 ;而且 ,只要具有创新精神 ,现代建筑业同样是能够展现民族特色的。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 ,也正因为新的建筑年代的开始 ,传统的城市文明就弥足珍贵。它们成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 ,历史文化保护在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中的地位 ,也更加凸现。
1 97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提出了“建立一个依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 ,共同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肯定了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存在。为了有效地履行这个公约 ,在随后制定的《操作指南》中 ,又对“世界文化遗产”作了具体的界定 ,其中的大部分条文都与历史文化名城有关。例如 ,“代表人类创造才能的杰作” ,“展示某一时期内或在世界某一文化圈内人类价值准则”的“建筑学”、“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 ,“一种能说明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或多个重要阶段的建筑类型、建筑群、技术整体或园林景观的杰出范例” ,“代表一种或多种文化的传统人居环境或土地利用模式的杰出实例”等[1 ](P2 39) 。这些条文充分说明了 ,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念 ,已被上升到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人们开始认识到 ,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它们都面临着可能“一旦失去而不复再有”的危险。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 50 0 0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孕育了中国别具一格的城市文明。北京是中国古代都城文化的集大成者 ,同时也是东方城市文明的辉煌代表。她具有 3 0 0 0余年的建城史、 80 0多年的建都史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从未中断过发展。 从历史的久远和连续性来看 ,都是世界上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很难比拟的。这种独特的、丰富的东方文化内涵 ,使北京对人类城市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并使这座名城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这是北京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中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在论述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时 ,人们都喜欢引用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一句名言 ,他称城市是“一部用石头写成的历史”。其实 ,北京不但是一部历史 ,也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她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 ,几乎涉及了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从传统的儒家学说到佛、道的文化观 ,从五行理论到堪舆之术 ,从天文到地理 ,从文学丹青到百工技艺 ,各类语汇、各种智慧 ,都尽情地融入那气象万千的建筑中。
首先 ,元大都所始创的北京城市格局 ,从原则上 ,基本上体现了《周礼·考工记》的都城建设思想 (也有学者认为她主要是“吸取了宋汴京和金中都的布局形态”而建成的[6 ](P1 7) )。但最重要的是 ,这座规模恢宏的都城 ,是按照规划建立起来的。在确定了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的基础上 ,整齐地规划了城市的道路街巷。明、清时期 ,进一步完善发展了元大都的平面格局 ,使整座城市“以建筑、道路等文化符号有机地构成中轴观念”的特色更加突出 ,也最完美地演绎了中国传统的都城营建思想。北京的整体营造手法及其蕴涵的深邃的文化与美学理念 ,博得了国际学术大师的赞誉。丹麦学者拉斯马森认为 :“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 ,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 ,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 ,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美国建筑学家培根称 :“在地球表面上 ,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 ,可能就是北京了” ,并认为她的设计“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7]。 犹如城市格局 ,北京的主要建筑和建筑群也都包蕴着一定的文化理念 ,并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综合了我国历代宫殿之长的明清紫禁城所体现的封建政治伦理 ,自不待言。那些著名的坛庙 ,则用建筑符号和语汇注解着《周易》、《礼记》等古代经典 ,表达着古人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例如 ,乾隆年间大规模整修了的天坛 ,虽然是为了满足拓展祭坛的现实需要 ,但却严格地遵循着《周易》卦爻的寓意 ,突出了圜丘建筑中数的象征意义。当时确定圜丘上、中、下三层的直径分别为九丈、十五丈和二十一丈。根据《周易》的说法 ,
一、
三、
五、
七、九等奇数为天数。
九、十五和二十一可分解为一乘以
九、三乘以五和三乘以七 ,这些数字不但均为天数 ,而且作为阳数之极的九在上 ,五在中间 ,也符合天数的次序。更巧妙的是 ,三层直径相加为四十五 ,又与《周易》的乾卦九五相合 ,此卦为“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 ,象征着人君。此外 ,圜丘三层 ,每层四周皆立栏板 ,三层共立栏板三百六十块 ,“以应周天之度” ,象征着昼夜运行 3 6 0度或一周年约 3 6 0天之数。为了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 ,圜丘无屋宇覆盖 ,而直面苍穹 ,营造了一种“天垂示于人、人拥入于天”的文化境界。其周围 ,则视野开阔 ,更显得庄严肃穆、大气磅礴。再就北京的居民和园林建筑而言 ,也无不显示了东方文化的独有意蕴 ,而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北京的居民建筑 ,以四合院为最基本的型制。这种形式的建筑 ,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古老传统。有的学者认为“合院式的布局 ,严格来说并非一种建筑设计” ,而是一种生活的“结果”[8](P1 42 ) 。也就是说 ,它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 ,气候条件下 ,人们所选择的一种最佳居住方式。但是 ,如何使用 ,怎样布局和装饰 ,却取决于文化的理念 ,从而形成了四合院的文化内涵。北京的园林也是一种特色建筑。有的学者认为园林与房屋是分不开的 ,“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因此 ,“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 ,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8](P1 6 1 ) 。这样的说法颇有见地。因为 ,四合院本身就包括有庭院 ,庭院常有山石点缀 ,并植有槐树、海棠、枣树、藤萝一类的树木 ,这难道不就是小型的园林嘛 !明清北京居住建筑 ,大至王府、会馆、小至民宅 ,其实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四合院 ,只不过数量有多寡、规模有大小而已。四合院除了有礼制等级的差别外 ,就其建筑的文化内涵而言 ,可概括为 :“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 ,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8](P1 6 1 ) 。至于建筑风格 ,北京所代表的东方建筑 ,主要是向平面展开 ,形成错落有致的群体。而西方建筑则是高空发展 ,形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结果是 ,前者体现了流动的时空感 ,而后者却只有空间感。不妨说 ,西方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东方的建筑是“流动的音乐”。
总之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对北京来说 ,不仅只是意味着古都格局和建筑的保护 ,更具有保护悠久传统文化的意义 ,关系到城市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也是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一项重要战略。
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 ,有关人文环境的保护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例如 , 1 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内罗毕建议》 ,专门就历史环境问题进行了归纳 ,提出了五个共同观点 ,即认为 :历史环境是人类日常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是过去存在的表现、能将文化、宗教、社会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最准确如实地传给后人 ,因而 ,保护、保存历史环境与现代生活的统一 ,是城市规划、国土开发方面的基本要素[2 ](P4) 。这些理念的提出 ,表明了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了。城市建筑与环境是分不开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 :“城市形成环境” ,“时时都在向人们传递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城市历史的保护就是要使这些历史文化内涵延续 ,并且让子孙后代知道先民的生活习俗及奋斗经历。历史建筑和历史景观在城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的存在使城市的发展具有连贯性 ,使民众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层的认识和理解”[1 ]。 事实证明 ,建筑和环境 ,在培育民族精神方面 ,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特别是都城 ,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街区 ,古老的建筑 ,往往能像钟声一样 ,唤起心灵深处的乡情和回忆 ,找到文化的根。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国际著名规划专家刘太格曾这样说 :“四合院是我们侨居国外的人对北京最向往的”。“它的生活环境是好得不得了的”。“尤其在春天、秋天的时候 ,院子里的阳光明媚 ,那个居住环境太美了”。他的体验 ,何尝不是那些飘泊海外的北京人乃至所有的华侨共同的心声呢。 总之 ,建筑与环境 (或者用建筑学的术语称作“场所精神”),是有生命力的 ,这种生命力 ,深深地蕴含在它们所传达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族精神中。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将促进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弘扬。这同样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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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2 :
第四篇：浅析乡镇文化发展中历史文化的必要性
据史书记载,左口文化的渊源,可追寻到2800年以前,在我县现有保存的家簿中,有很大一部分家簿里,在描述宗族发源地的章节里,都写到“蔗山”这个地方,据考证,史书中的“蔗山”就是我们现在左口的蔗山“,蔗山”就坐落在该乡桥西村丰坪自然村。这说明,左口是我县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左口的祖先,为后人留下了很多人文文化遗产,我们今天看到的凤翔村口的“巩安桥”,龙源庄村的“洪氏宗祠”,各村保存下来的古民居,古墓葬。芳桥的进士第、贡员扁额,显后、凤翔、九龙、塘边等村保存的旗杆石,以及六大庙会文化。这些足以证明左口祖辈的智慧和辉煌。是左口人现在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的文化财富。可是现在的左口人,已经将古民居疯狂地拆除改建,那些雕梁画栋也被卖之一空,我曾经多次与古民居所有人讲述保护古民居的重要性,他们总因建房地基无处可选,政府规定一户一宅,拆建和另建审批面积不同等因素,以及收购古建材老板的金钱诱惑。把我们的劝阻都将付于东流。古桥上面堆猪粪,古墓面前挖茅坑。让人非解。虽然如此,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下,左口凤翔村口的“巩安桥”,龙源庄村“洪氏宗祠”,现以得到修缮保护。但是还有大量有价值的文化馈宝有待我们去拯救,这是我们从事第一线文化工作者的职责,我们责无旁贷。但我们更要呼吁,各政府职能部门在规划、设计、拆建审批过程中,切实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批准拆他们是拆不掉的。同时,我将不舍一切努力,建议政府安排资金,建设左口古文化陈列馆,将芳桥的进士第、贡员扁额,显后、凤翔、九龙、塘边等村保存的旗杆石集中展示、保护。
弘扬历史文化,鼓舞后人奋进我是县民间艺术研究会理事,本人认为,在弘扬历史文化工作中,首先,要热心去了解历史文化,要以崇敬之心去敬仰历史文化。我县在宣传和弘扬历史文化的做法上还存在很大缺陷。“文献名邦”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由我们淳安人的祖先,在我国科举时代,得以皇帝赠予的。据我县县志记载,从公元7参考资料：百通学术期刊发表网 年至1895年的1189年间,我县考中进士308个,其中三个状元、二个榜眼、一个探花。他们中间有三朝宰相商辂,有太子先生方楘如等等。是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荣得了皇帝赠予“文献名邦”的巨荣。在今天繁华的淳安大地上却找不到一处能真正证明“文献名邦”的足迹和标志。在此,有人肯定会说,我的话说的不对,我们不是有宰相岛、有状元桥、旅游码头有商辂、贺齐等祖辈的塑像吗。是的,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这些丰碑,可以说这是现代淳安人的羞耻。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知,如果一个人家把祖宗的画像挂在过道边,能说这家人对祖宗很崇敬吗?如果一个宗族,把祖宗的塑像立在路旁,他还有脸面说对祖宗很敬仰吗?如果家里出了个宰相,即把宰相的塑像放到一个小岛上,能不感到羞耻吗?一个不懂得敬仰历史文化的人,去做创新文化产业,做出的产品,肯定没有生命力。我县为提升城市品位,建了千岛湖广场、秀水广场、滨湖景观带,可谓是让人耳目一新,但在这个华丽的工程里,即很难找到一点展示淳安文化的气息,仅有的一块新安江移民记事碑,又被几棵大树所拢罩。这样一座华而不实的城市,是一个花俏的摆设,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物体,毫无价值。我们要以祖先的辉煌而感到荣耀,我们应该把祖先的辉煌故事展示传承,我们应该建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城市,我们应该建宰相府、建进士大观园。以宰相来命名广场,以状元来命名公园。在城市最显要,最繁华,最广阔的位子,竖立宰相的塑像,立碑林、刻诗文,把赞美淳安的诗文展示出来,把赞美淳安的诗文流传于世。从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方面面来展示“文献名邦”的魅力。
总之,农村文化发展中注重弘扬历史文化具有其长期性和复杂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保护历史文化,继承历史渊源,要了解历史,了解当地文化的渊源,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建设有当地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在农村文化发展中注重弘扬历史文化,才能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进一步推进农村文化发展。
第五篇：新疆动乱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本文作者系长期研究边疆问题的作者，本文写于2012年，当时切糕事件沸沸扬扬，作者已经通过此事判断出新疆社会的危机所在。
昨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持刀砍人的恐怖袭击事件，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今早确认是新疆分裂势力策划组织。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该迁怒于新疆人，以及维吾尔族，而是应该正视新疆社会的结构问题。不要把少数极端分子的暴行与无辜的新疆民众去画等号，此为其一。
其二，新疆的恐怖暴力有其滋长的社会土壤，这恐怕不是一纸政令可以解决问题。它是汉人社会问题的延续和发酵。如果看不到症结所在，胡乱用药，只会加深矛盾，无益于安定团结和稳定。
希望此文可以引起各位观众对新疆问题的重视和理解。
作者：黄章晋
新疆民族问题向来十分敏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共对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级，外界较少能够了解新疆维族社会的真实状态。16万元切糕赔偿事件作爲一个热点或将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但它在被公众讨论时，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视为这个社会创口的矛盾和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随时会爆发。“新疆小偷”、“切糕党”这类标签在内地汉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现的是中国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维吾尔世界，小偷和切糕党，似乎更应归类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表征，在我看，它是一个远比内地汉族社会与新疆人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问题。
或许用新疆维吾尔传统社会正陷入一种濒临瓦解崩溃的危局来描述有夸大事实之嫌，但极高的失业率、严重的吸毒贩毒、愈来愈多人群深陷非正当营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头、社会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滥等现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可将之描述为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切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内地的维吾尔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党这个问题时，会反覆强调说，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全部，维吾尔人不应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视这类正在日益腐蚀维吾尔社会肌体的现象，尤其是它背后整个的社会危机，维吾尔社会很快会变成一个让人痛惜的沉沦的民族。
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来说，被人称呼为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为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为什麽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为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汉族人已经在内心里认为，维吾尔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许多现在宣称是新疆问题研究者的人，其言语中流露出的观念也是如此。我最担心而且认为事实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种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团会普遍认为，维吾尔社会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 这显然未必是他们最在意的工作)，仅仅是因为维吾尔人自身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种观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为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现在严峻的社会问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与内地警方对自己眼皮底下从事非法活动的维吾尔族人群视而不见且禁止公开讨论一样，说是为了“不伤害民族感情”。
如果将来注定有更大的灾难，我想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 人口和就业双重压力
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万人密集居住在几片互不相联的绿洲中，人地矛盾极爲突出。维吾尔族社会平均年龄大大低于汉族，而青少年几乎找不到进入现代工商业的就业机会。南疆小县城里，因爲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为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 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仅是将之视为一种狡辩麽?我听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为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经接近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问题更大，或许是因爲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为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涉及到一个传统生产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题就要更为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为已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然就是汉化)，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为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成为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
寂寞梁门人去后
章立凡
2010年11月2日上午，前往世纪坛医院送别梁从诫先生。越靠近目的地越难走，交通台的广播说，复兴路一带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此前章诒和曾告诉我，梁家只想办一个小范围的告别;消息在虚拟世界以几何级数传开以后，居然引发了现实中的某种紧张。
一个家族的背影
医院终于到了，进门后直奔告别室小院。送别者有秩序地排队静候，满院密密麻麻排列着各种字体的挽联挽幛，在寒风中飘荡，绝大部分是“自然之友”等环保NGO及志愿者敬献的，他们要通过这种集体表达方式，向这位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开创者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与内子手持菊花走近告别室，梁先生的公子梁鉴很快发现了我们，随后又见到了梁夫人方晶女士和小女梁帆，章诒和、蒋彦永、牟广丰等友人也陆续到达。据广丰说，正在帮梁家寻觅一片林地树葬，以了却逝者守护大自然的心愿。我提起香山梁启超先生墓园，里面不是还葬有梁氏家族的后人吗?他说墓园已经交公，现在无法安葬族人了。
10点整，告别的时刻来临，先是梁氏族人入内告别，很快轮到我们。
鲜花丛中，梁先生的遗容比生前清癯，头颅微微后仰，嘴好像没有完全闭上，就定格在灵魂离去的时刻了。三鞠躬后，依次将菊花献上;环绕一周行将走出时，我停步回望逝者，觉得他仿佛挣扎着，要为保护地球母亲发出最后吼声……
其实这只是我的想象，梁先生在去世前好几年，就无法正常思考了。我们和梁先生等几家朋友，每年照例有几次聚会，直到有一回发现他反应迟钝，往后的聚会就无形中停止了。后来得知，他得了阿尔兹海默氏症。
从告别室出来，听蒋大夫追述了梁先生辞世的经过，相对唏嘘而别。途中取出仪式上分发的纪念折端详，上有生平简述、生活照、亲友的送别寄语，以及梁太夫人林徽因女士在他出生后写的一首小诗，母亲深情地对儿子吟唱：“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绿地封面上是梁先生的遗照，一副孩童般的笑靥，用调皮的眸子凝视着我，也回望着人世间。
梁从诫的逝世，唤起了人们对一个近代名门的历史记忆：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梁思庄……这些在中国知识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到他这辈已是第三代了。梁从诫留下的“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这句话，此刻正被热议且令人永远痛心，他自己也曾总结说，悲剧的成因是由于“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消逝的空间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和学术宗师。他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受过完备的儒家传统教育，在中西文明对撞的历史环境中成长。清王朝前期曾有严酷的文字狱历史，但自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在强势的工业文明冲击下落败，国人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办报、结社、讲学成为社会风气，戊戌政变后虽一度处于低潮，但在国难深重的背景下，改革专制制度、实行宪政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颁布了《结社集会律》和《报律》，后来在舆论的强烈批评下，修改了其中某些限制人民自由的条款。《报律》令国人办报有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注册登记手续极为简单，言论相当自由，举凡时政、制度、法律、政策、腐败、社会黑幕等等，包括圣旨在内，皆可公开批评。《结社集会律》打破有清以来严禁结社集会的罗网，只要不是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和会党，一切公开的政党和团体均有合法存在的权利。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政闻社，尽管因清廷对康、梁的通缉令而无法登记，但仍可凭借报刊的平台发表大量言论，并与革命派展开论战。民国成立以后，他不像康有为那样敌视民国，坚持保皇复辟，而是组织进步党继续参政，在议会政治中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袁世凯称帝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策动蔡锷发动反袁起义，保卫了共和政体。
或许正是由于经常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梁启超才能保持逆向思维，并在思想学术领域大放异彩。他深刻认识到“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以“作育新民”为己任，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以极富感染力之文笔，发表《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新大陆游记》等政论、散文，率先批判消极落后的“国民性”，提出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的四大自由，提倡“新文明再造”。晚年脱离政治后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名著，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中研判，从方法到观点，开新史学之一代先河，对后世影响甚巨。
应该看到，当年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其终极目标都是宪政，惟方法手段有别。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虽政见分歧，私谊仍在，保持了君子风度。孙中山逝世时，他还亲往吊唁。党派利益的极端化，是引入苏俄政治模式之后的事，变成了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党派政治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令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多元文化空间逐渐缩小。
生于1901年的梁思成，属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造就的一代学人。多元文化空间中百家争鸣的学术气候，涌现出胡适、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批学术大师，梁思成也是其中之一。身为建筑学家，他不像父亲那样在政治和学术两个空间中自由行走。而是在专业领域内，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至少前半生是如此。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便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那样的独裁，有《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钳制言论自由的法规，但学者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仍享有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即便是李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还是有著书执教的环境。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不是热衷政治的人。北平围城期间，他们被未来领袖保护故都古迹的诚意深深打动;然后与无数善良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时代满怀憧憬，热心地设计了新国家的国徽。江山定鼎之后，意识形态彻底定于一尊，不容任何异见，即便是专业人士的学术见解，也会作极度政治化的解读。梁氏夫妇在内战中保护了北京城，进入和平年代，却为了同样的原因遭遇厄运，眼睁睁地看着古城墙被一步步毁掉，同时被摧毁的，还有自己的学术生命。如果能学某文化大佬摧眉折腰，或许能坐享安贵尊荣到老;但梁启超的后人不是这种人，既然别无选择，就只有坚守学术良心。
无异见则无大师
纪念折的寄语中说：“梁先生，您在六十岁时放弃学术研究，选择了民间环保之路，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国家角度来说，都可谓从零开始……。”
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人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几十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降生在错误的空间。1932年生于北京的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如果没有各种政治运动及其后的选择，他应该是我的同行。在有限的生命被浪费之后，他没有继续历史研究，却选择了历史使命，在新一轮改革潮中成为民间环保的先驱。
我1979年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打工时，梁从诫正主持《百科知识》杂志。在同事口碑中，他是一个对工作要求相当苛刻的人。如今回想，他应该是继承了母亲林徽因的完美主义个性，对他人、对自己、对环境都是如此。他曾不顾情面地指责破坏生态人文环境的大小官员，曾骑着老旧自行车去政协开会，曾回收使用别人丢弃的的家具和文具……，有次他留给我一张名片，还特地说明是用再生纸印的。
有朋友调侃说，梁从诫是位没有著作的大师。我凭吊他留下的博客，人去楼未空，里面的文章寥寥可数，其观点中不乏异见，但也确是真知灼见。梁先生是梁门理念的践行者，从争取结社自由而言，他创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从争取言论自由而言，他不断推广自己的理念，将中国民间的环保声音变成了政协提案(尽管效用有限)，传达到各种国际性会议和组织。他以花甲之年从零开始的生命行走，浇铸了一本大书。
梁先生当了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自称是“爱国的反对派”，也曾对我谈及政协官员对他的“善意警告”。在“政治养老院”中，他只是思想解放年代的孑遗标本，“歌德派”稳居主流，理性的“爱国反对派”越来越少。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民族主义声浪的勃起，社会上“爱国愤青”越来越多……
梁门祖孙三代中，都出了“反对派”：梁启超想通过改良拯救中国，梁思成要通过保护北京城拯救中国文化，都失败了;轮到梁从诫，想通过保护中国生态拯救地球。他的抱负其实比前两辈人都大，奔走守护十八年，辞世之际，大陆生态环境已到了空前危急的程度;一地烂污中，横陈着无数GDP数字和官员们“不容置疑”的政绩……。
望着梁门三代人寂寞的背影，感叹大师辈出的时代已成历史。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对人类有限知识的怀疑与拷问;所谓大师，就是一批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们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发出质疑，不断提出新解读、新主张、新方案。一个失去了文化多元性且不容异见的社会，不会有思考与进取，不会有文明的创造力，也不会产生大师。
2010年11月23日 风雨读书楼
《文史参考》2010年第23期(发表时有删节)
“蝴蝶效应”与反腐前景
章立凡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2月17日
“蝴蝶效应”是混沌学上的一个比喻：“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如今，又有一只蝴蝶在加勒比海上扇动翅膀，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陆，空气中弥漫着飓风的气息。据说，这是一只“转基因蝴蝶”。
加勒比海上的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又译“英属处女群岛”，缩写：BVI)，是一处度假胜地，有着美丽的珊瑚礁和沙滩，浴场、酒吧，生意兴隆。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被称为当地经济的“两大支柱”。旅游业占当地收入的45%。主要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而在经济层面上，金融服务业更加重要，近50%的政府收入直接来自离岸公司的牌照费。这里是加勒比海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离岸公司的注册为群岛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截止2008年6月，有逾823,502所公司在当地注册。据毕马威会计师楼在2000年为英国政府就离岸司法所作的调查所示，全球41%的离岸公司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由于在群岛注册公司后可省免不少税项，当地一直被称为“避税天堂”。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也起而仿效，纷纷成立离岸金融中心。
自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大陆的权贵富豪们蜂拥而至，在加勒比地区注册离岸公司，为当地的GDP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来自中国的离岸资金，有的直接在海外投资，有的变身“外资”回流本土。中国大陆楼市、股市和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游资，很大程度上与这类回流资金有关。公民注册离岸公司并不违法，但其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则需具体分析，其中有富人的合法经营所得，亦不乏权贵贪官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脏钱，离岸洗白后成为合法投资。
2013年9月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拥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有关情况。”这个将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
自2013年中石油窝案曝光后，年底前，种种反腐的矛头都指向了一只“大老虎”，纷传“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将被打破。2014年1月22日，加勒比蝴蝶的翅膀开始摆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宣布，次日将在离岸金融解密数据库中添加37,000多个中国内地、香港以及台湾的离岸投资者名单。该数据库于去年6月首次发布，有70,000多个名字。新资料显示，多名中国权贵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有爆料称“大老虎”系中纪委“二号专案”，“一号专案”另有其人;1月18日，香港报纸公布了前总理温家宝致老友吴康民的私信;19日，人民网重新发表了关于温氏家世的一篇旧闻。21日，中国互联网突然发生大面积瘫痪，坊间怀疑与反腐形势变化有关;22日党媒报导称，异常来源是海外某翻墙软件公司，但该公司予以否认，指事件主因是网络封锁升级时操作错误所致。当日接受媒体访问时，我对离岸账户事件有所解读，大体内容如下：
几日来的种种怪事，或可由此见微知著：按例私人信件未经授权不会被公开，温下台前曾希望人们忘记自己，此番高调公布私信自证清白，乃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然效果或适得其反;家世旧闻被热炒引发舆论关注，背景耐人寻味;“翻墙”是中国网民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网络大面积瘫痪令人浮想联翩……
绑架亲属是最经济的牵制战术。从已披露的政要亲属名单看，其他各家算是陪绑，主打目标定位于温、习，前者确有软肋可击，但对后者威胁不大，“老虎”一方则未被涉及。据称名单内有中国大陆官员、富豪数万人，此刻只公布了其中的极少数。当晚会有许多人睡不着觉，通过各种渠道向高层进行关说，阻止打虎行动殃及自身。日后须围观主政者如何应对，若打虎行动就此被牵制住，则说明其权威尚未强大到足以运掌全局。
反腐表象背后，是不同政治联盟的博弈;利用外媒爆料，是权力斗争中惯用的“出口转内销”战略。我愿意相信ICIJ的公正性，但不排除有人“借鸡下蛋”。此项调查一年前已经开始，当时“老虎”一方尚未被围困，有机会预先“喂料”布下险棋。当此生死存亡之际，出狠招围魏救赵，阻击牵制分化对手，目标在于逼和。
当下的博弈，如同两拨水手争夺一艘航船的控制权。任何一方失利，都会被扔到海里。目前航船在争斗中已严重受损，处于下风的一方，采取了不惜炸掉全船同归于尽的策略，以迫使对方罢手。博弈成败在此一举，预计双方回旋余地不大，或已接近摊牌。
事件严重伤及体制自身形象：最高领导人宣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反腐败，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人士却被交付审判;此番爆料或令公众有理由怀疑：不敢公布财产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甚至只是一种权斗手段。
本人发表上述观点之后，两周间形势微妙：坊间翘首以盼的“大老虎”，千呼万唤未出来;以砍伐前朝故都梧桐闻名的南京市长季建业，于旧历除夕被立案侦查;ICIJ进一步发布信息：发生了多起贪腐丑闻的中国石油业与离岸中心有密切联系。中国三大石油国企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与ICIJ密档中的数十家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有关联。
2月2日，刚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中纪委，通过其研究室发“狠话”：必须落实“两个为主”：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必须落实“两个全覆盖”：一是“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二是“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中纪委研究室承认：“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言语间透露出某种无力感。最近习近平在俄罗斯接受访问，也谈到进入“改革深水区”的感受：“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他再度强调“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没有宪政的“笼子”，靠内部自查自纠难以禁锢老虎。历史上前车之鉴颇多，远的不说，六十五年前蒋经国“打虎”沪上，也曾是雄心万丈，一旦牵扯到自家亲戚，亦难免黯然收兵。二十八年前胡耀邦清查高干子女不法经商，批准搜查政治局委员住宅，一年后他自己被迫下台……
缺乏监督和竞争的党国体制，造成中央对地方失控，高层对中基层失控，处处是“小国之君”和背景深厚、盘根错节的“窝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政党强力部门的“四面出击”，触动了公务员阶层的全体利益，势必在体制内遭遇消极抵抗，而对权贵则碍难伤筋动骨。
在普遍贪腐的体制内，大家都有辫子可抓。以打虎反贪名义进行的高层权斗，若就此进入胶着状态，势成骑虎之局，打不死老虎，难免有被虎吃掉的危险。春节已过，“两会”临近，央视突爆东莞淫业，警方紧急扫黄，坊间顿生“打虎转拍蝇”之惑。
加勒比蝴蝶舞动双翅，超级飓风万里奔袭;中途会不会减弱为热带风暴?气象云图诡异莫测……
2014年2月9日 完稿
2014年2月12日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