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中月亮的意象
第一篇：唐诗宋词中月亮的意象
唐诗宋词中的月亮
“月到中秋分外明”，明月是中秋节的灵魂。月圆人也圆，明月寄托着人们渴望亲人团聚，万家团圆的美好期待和向往。正所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明月从海
上升起，远在天涯的亲人此时一定和自己一样在仰望着它，在将情思投向它。而将这层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无疑首推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转
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人以空灵活泼的笔触，紧紧围绕中秋之月展
开描写、抒情和议论，将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与月夜美景糅合起来，描绘了一幅神奇瑰丽的艺术画面，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从天上与人间、月与人、空间与时间这些相 联系的范畴进行思考，把自己对兄弟的感情，升华到探索人生乐观与不幸的哲理高度，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无限热爱。
但明月不止在中秋节担任主角，它还构成秋天的神韵和灵气。“春花秋月”并举，代表着四季中最美好的景物。秋因月而生辉，景因月而增色，明月成了秋天诗情画意中的 “点睛之笔”。但明月又不仅仅属于秋天，古往今来，明月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和厚爱。咏月诗词长盛不衰，代有名篇。在这些诗人笔下，明月千姿百态，气象万千。不仅 有春月、夏月、秋月、冬月的不同，还有弦月、残月、圆月的变化，以及山月、江月、湖月、海月的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明月在诗人笔下不再是客观的景物， 而赋予了浓厚的主观色彩，打上了诗人强烈的感情印记。
明月是乡愁的驿站，月光中盛满了浓浓的乡情，大诗人李白的“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古浩叹曾经触动过无数游子的神经。“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孟浩然更让月生出了与众不同的清辉。“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在建德的那个晚上，船靠岸的当儿，他极目所见的是高高的、有些遥远的灰色的天空，在空旷的野地里， 树低低地像诉说着夜的语言。当一切都变得朦胧时，只有明月清清亮亮地洒下光辉，静静地铺成了一江月色，藏在内心深处的那羁旅之思于是一点点揉碎，散在水里，溶开了。 也只有这一轮月，才这么亲切，才这么触手可及!
月，就这么不经意间染上浓浓的愁绪，把夜笼得有些凄清。不仅仅是作客他乡的无奈，也有对人生的前路的失意，彷徨。它们淤积在心中，顶多也只是酒浇的块垒，一轮月的 渲染，一切便不同了。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科举考试中，张继落榜了，倒睡在归家途中的客船上，面对漆黑的夜和刚刚沉下去的又像在逃避的月，他辗转难眠，尽管四周非常安 静，唯有江枫、渔火而已。兴许，月也不忍见到这么颓废的张继，暗自伤叹一隅。夜深了，月更沉默了，只听得寒山寺里钟声一波一波传入耳鼓，像敲打着诗人脆弱的心。没有 了辉煌的未来，没有了自豪的壮气，躺下的志气也被黑夜吞噬了。这深刻的失落，这铭心的万分感慨，都由这黑夜、这孤月翻出了新意。
但明月不仅是情的象征，还是美的化身，明月代表着优美，与太阳的阳刚之美相对。“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词人以月喻江南女子的美，收到人与月交辉的效果。明月 还是崇高圣洁的象征，代表着伟大崇高的人格。李白在“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中，即以明月代指友人，称赞友人品行的高洁。
更多的时候，月夜作为一种美好的氛围、意境，激发着诗人的遐思和诗兴，诗人借月传情，借月抒怀，诸如“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 箫”;“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沙上并禽池上瞑，云破月来花弄影”之类。
而明月作为一种永恒的事物，在怀古诗词里，更与人生的短暂形成鲜明对比。“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发散着思古之幽情。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推张若虚的《春 江花月夜》。它将游子思妇的哀愁置于春江花月夜的背景中，用“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样的良辰美景来反衬相思离愁的痛苦，用江月的永恒来与人生的短暂作 对比，表达出对生命、青春和美好年华的珍惜，境界开阔。全诗围绕春、江、花、月和夜这五种事物展开，而月则是中心，从月之初升开始，写了月下的江水、花洲和思妇的情 怀，最后以月落作结，抒发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人生感慨。诗人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技巧和视角，营造出一个五光 十色、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闻一多称赞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
第二篇：几多深情几多梦——浅析唐诗宋词中的梦意象
【关键词】唐宋时期 梦意象 情感内涵
【内容摘要】唐诗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梦”这一意象，从梦意象维度出发、以诗词这一文学体式为载体，结合具体作品，和诗人词人创作作品时的背景和心态，深入挖掘梦意象背后丰富而独特的情感内涵、审美特性、文化信息以及心理文化动因等。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在他的代表作《梦的解析》中这样阐释梦——“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是自己向自己学习的过程，是另外一次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生。在隐秘的梦境所看见、所感觉到的一切，呼吸、眼泪、痛苦以及欢乐，都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梦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了中国古代文化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诗词意象之一。
梦在人们的普遍感知中，是飘忽不定、轻幻浮动的，梦境内容通常像海市蜃楼中的 幻景，显得轻盈、奇幻，隔着面纱般朦胧模糊。梦给人以美好奇妙仿若真实的感觉，诗词中的一个个梦显得尤为真实动 人。“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 云无觅处”(白居易《花非花》)。梦是多变而又易逝的，但正因为 它的这个特点与文人的诸多感情与追求吻合，使得它承载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姿，也受到更多的文人的青睐。“梦”成为唐宋词人喜欢运用的高频文学符号之一。据统计，在 20000 多首《全宋词》中，“梦”字共出现了 3900 多次;在近 2000 首唐五代文人词中，“梦”字出现了 200 多次。
先秦之前，梦境以迷信占卜记录为主，与古人的梦魂观念相连，也常被化用为政治智慧权术，以增加王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如“庚辰卜，贞多鬼梦”。之后，梦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文学作品，摆脱了纯迷信的色彩而被赋予文学意味。诗经·小雅《斯干》中已经出现了“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等关于梦的描写。 随着时代推移，梦意象逐步发展，走向繁荣。唐宋词是梦文学发展的重要分支。
梦出现在唐宋古诗词作品中不同的情景中。
爱情是唐宋词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晚唐五代至北宋中前期，梦的主题是情爱，整体上是一种“香艳、柔媚、伤悲”的词体风格，作者常以女性视角为主，表达对情爱的追求和苦闷。梦情境以“低回要眇”的方式成为互诉衷肠抒发相思的合适载体，情境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情节叙述特征。不论是独居香阁思春之梦，如“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温庭筠《更漏子》);又或者惜别思念之梦，如“渐行渐远渐进无书，水阔鱼沈何处问。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欧阳修《来楼春》);又或是生死两隔梦中相会一梦，如“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苏轼《江城子》);或者是笙歌酒醉之梦，如“玉颜人是蕊珠仙，相逢展尽双蛾翠。梦草闲眠，流筋浅醉，一春总见碱洲事。别来双燕又西飞，无端不寄相思字。”(晏几道《踏莎行》)，梦是对人们爱情的企盼和倾诉，词人常常在追忆、相思中寄寓、凭悼和释放自己的感情，塑造出一种温婉、凄美、缠绵的画面。
北宋中后期，民族的灾难、国家的前途、政局的危机，使得这段时期的梦意象渐摆脱了单纯儿女之情的倾诉，开始渗透进深沉的人生感悟，突显的是才人志士的逸情浩气，掺杂着忧国忧世的思索。有一些愁绪会在闲适时产生，如“翠叶藏莺，珠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晏殊《踏莎行》)。有一些愁绪会在自怜自哀时出现，如“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李清照《临江仙》)。有一些愁绪源于人生是一场迷梦的落空，如“世事浸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李煜《乌夜啼》)。有一些愁绪终止于通透地看世，如“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无论是李煜忧患深重无奈伤感的“浮生若梦”还是苏轼出世透彻的“人生如梦”，无论是晏殊闲适时的“无边之梦”还是李清照清冷孤寂之下的“人事易逝之梦”， 其本质上是在无奈伤感的表象下表达一种对生命自由的珍惜和留恋，深藏着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
到了南渡时期，词人大多作故国之梦，随着南宋政局的动荡，梦词走出了个体儿女情长或生命哲理的感受，开始走向了以国家为主的多元化方向，围绕着以抗敌报国的中心题材，出现了一系列优秀代表，如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陆游《诉衷情》)。此外，梦意象也随之延伸出归隐尘世之梦(如朱敦儒《鹧鸪天》“添老大，转痴顽。谢天教我老来闲。道人还了鸳鸯债，纸帐梅花醉梦间。”)和绵绵长恨的伤痕之梦(如姜夔《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今夜梦中无觅处，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 ;吴文英《踏莎行》“午梦千山，窗阴一箭，香瘢新褪红丝腕。”)。在当时社会主题的感召下，“悲愤、悲壮和悲伤”是此时此刻梦意象情感的主要基调，一部分梦情境是通过对战争场景的刻画和描述，抒发光复河山的豪情壮志，是一种愤怒的时代高音;一些梦情境则是通过对故国山河的遥想，抒发魂牵故国，心忧时事的深恸大悲，这可以说是一种哀伤的时代低音。这两股忧国情调都是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表露，透露出潜意识里词人对深处乱世的无奈和壮志难酬无法报国的哀愁。
梦惊、梦觉、梦醒、梦断、梦破、梦散、梦碎。。。一个个词语带我们走进诗词人的一悲一喜，一动一静，一虚一实;愁梦、残梦、空梦、醉梦、离梦、短梦。。。 不一样的梦，给我们窥探作者的内心开了一扇扇窗;梦云、梦草、梦雨、梦影等，诗意的描写和巧妙的意象组合使一些平常普通的自然之物也染上梦幻般的色彩;春梦、秋梦、午梦、晓梦。。。春华秋实，夏清冬温，枕一世幽帘入梦，缱绻情思，脉脉飘送，即使寻不到花的折翼枯叶蝶，却也梦到了满眼韶华。
梦是使我们接近心灵隐秘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个体潜意识里某种难言、隐秘之情的表 达。柏拉图说“梦是一种感情的产物。”尼采的著作《黎明》中提到“梦是白天不能实现快乐的另一种体现。”不论是低吟浅唱，或是凯歌高奏，梦意象以其独特的魅力开拓了诗词的新天地。一场幽梦，超时空之隔，越生死之限，把仙幻、人世、天堂、冥界、宗教和文学勾通，构筑了一个如幻如烟，非花非雾却如以浅斟细品的意境氛围，打开了一个个体内心深处幽禁，告诉我们的心灵的呼喊和召唤。
自在飞花轻似梦，梦意象作为人类精神的共同财富，带给了我们无穷的憧憬和对美景，对爱情，对生命乃至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也使得历史长河里流淌着无数优秀的以梦意象为主旨的文学作品。正所谓几多深情几多梦，了解它们所包含的内涵，更有助于把握对诗词本身及作者的进一步理解，对于其更深的含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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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唐诗宋词中寺庙的名称
寺的别名极多，《僧史略》载灵祐法师指出寺有十种名称，分别是：
一曰寺(义准释书);二曰净住(秽浊不可同住);三曰法同舍(法食二同界也);四曰出世舍(修出离世俗之所也);五曰精舍(非粗暴之所居);六曰清净园(三业无染处也);七曰金刚刹(刹土坚固道人所居);八曰寂灭道场(祇园有莲华藏世界以七宝庄严谓之寂灭道场卢遮那佛说华严于此);九曰远离处(入其中者去烦惑远与寂灭近故);十曰亲近处(如行安乐行以此中近法故也)。
这些名字有的很少流通，再提也意义不大，本文罗列几种唐诗宋词中常见用词，粗粗一数，已超十数。这些名称都是寺的意思，你知道吗?
1.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简称。其义即空净闲静之处。也作为寺院的总称。如：
龛依大禹穴，楼倚少微星。沓嶂围兰若，回溪抱竹庭。 ——【游云门寺】唐·宋之问
昼涉松路尽，暮投兰若边。洞房隐深竹，清夜闻遥泉。 ——【投道一师兰若宿】唐·王维
2.伽蓝：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又称僧伽蓝，伽蓝等。译曰众园。僧众所住之园林也。也作为寺院的异名。如：
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烦恼，山下即伽蓝。 ——【九真山净居寺谒无碍上人】唐·沈佺期
3.招提：梵语，四方之意。谓四方之僧为招提僧，四方僧之住处为招提僧坊。魏太武帝造寺，以招提名之，招提二字，遂为寺院之异名。
招提此山顶，下界不相闻。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 ——【题灵隐寺山顶禅院】唐·綦毋潜
塔庙出招提，登临碧海西。不知人意远，渐觉鸟飞低。 ——【登西灵塔】唐·陈润
4.祇园：祇树给孤独园的简称，佛经记载由祇陀太子和给孤独长者为佛所建。祇园后为寺通称。
香刹看非远，祇园入始深。龙蟠松矫矫，玉立竹森森。 ——【题东武丘寺六韵】唐·白居易 祇园树老梵声小，雪岭花香灯影长。 ——【题豫章西山香城寺】唐·陈陶
5.绀园：寺之别称。绀指青而含赤之色，经典中称佛绀目绀发，故称寺庙为绀园，绀殿、绀宇均属此类。
绀园澄夕霁，碧殿下秋阴。归路烟霞晚，山蝉处处吟。 ——【游少林寺】唐·沈佺期
绀殿横江上，青山落镜中。岸回沙不尽，日映水成空。 ——【宴兴德寺南阁】唐·李白
6.精舍：寺院之异名。为精行者所居，故曰精舍，非精妙之谓。此名自佛祖所曾居的祇园精舍而来。释迦谱八曰：“息心所栖故曰精舍。”
石壁开精舍，金光照法筵。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 ——【冬中至玉泉山寺】唐·张九龄
松路向精舍，花龛归老僧。闲云随锡杖，落日低金绳。入夜翠微里，千峰明一灯。
——【龙门八咏·远公龛】唐·刘长卿
7.塔庙：早期佛寺以佛塔为主要礼拜对象，因此塔庙也是寺的异称。
云天宜北户，塔庙似西方。林下僧无事，江清日复长。 ——【西郊兰若】唐·羊士谔
荆州本自重弥天，南朝塔庙犹依然。
——【送僧仲剬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唐·刘禹锡
8.丛林：也是寺之别称。通常指禅宗寺院而言，故亦称禅林，但后世教、律等各宗寺院也有仿照禅林制度而称丛林的。
曲径绕丛林，钟声杂梵音。松风吹定衲，萝月照禅心。 ——【访请上人】唐·牟融
丛林已废姜祠在，事迹难寻楚语讹。 ——【和丁宝臣游甘泉寺】唐·柳宗元
9.仁祠：佛寺别称。释门正统三曰：“精舍所踞，号曰仁祠。” 仁祠表虚旷，祇园展肃恭。栖息翠微岭，登顿白云峰。 ——【送舍利宿定普岩】唐·孔德绍
薄暮曲江头，仁祠暂可留。山形无隐霁，野色遍呈秋。 ——【秋晚游普耀寺】唐·宋之问
10.刹：梵语，译做土田。一佛济度之境，以三千大千世界为一刹。佛刹、宝刹、梵刹也用来代指佛教寺院。
金园宝刹半长沙，烧劫旁延一万家。楼殿纵随烟焰去，火中何处出莲花。
——【长沙失火后戏题莲花寺】唐·张谓
金银拱梵刹，丹青照廊宇。石梁卧秋溟，风铃作檐语。 ——【游南明山】唐·唐彦谦
11.净居：伽蓝之地也。旧唐书高祖纪：“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
隐咏不夸俗，问禅徒净居。翻将白云字，寄向青莲书。 ——【题林校书花严寺书窗】唐·孟郊
塔似神功造，龛疑佛影留。幸陪清汉跸，欣奉净居游。 ——【奉和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唐·李適
12.金地：又名金田。佛寺之别称。取佛经中给孤独长者布金买祇园的典故。
日宫疏涧户，月殿启岩扉。金轮转金地，香阁曳香衣。 ——【从驾幸少林寺】唐·武则天 老僧趺坐入定时，不知花落黄金地。 ——【题山僧水阁】唐·施肩吾
13.宝坊：寺院之美称。欲界色界之中间有大宝坊，佛于此说大集经。又据，给孤长者布黄金为地买祇园，故寺宇号为宝坊。
宝坊求往迹，神理驻沿洄。雁塔酬前愿，王身更后来。 ——【祇园寺】唐·綦毋潜
季月启重阳，金舆陟宝坊。御旗横日道，仙塔俨云庄。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唐·马怀素
清朝的皇子教育
乾隆二十一年(1756)，内阁中书赵翼被派充军机章京，逢早班之期，五鼓即需至值房，“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这给当时会试屡次落第的赵翼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忆及，仍不禁感叹“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檐曝杂记》卷1)。直至光绪中期，任职吏部考功司的何刚德黎明时带领引见入宫，看到年幼近支王公入学，立刻想起“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说(《春明梦录》卷下)。
清人对这种要求至严的“家法”及其收效颇为得意，乾隆时为皇子授读的钱载在家信中写道，“盖一则习劳、一则聚在一处书房，心力易于定，而他务及外务均不得而使之近，此天家之善教也”(《郎潜纪闻四笔》卷十)，这当然是鉴于前朝皇子或颟顸无知、或结党乱政而言的。
上书房课读制度的形成
清朝重视皇子教育的传统始于清圣祖，这应与其早年经历有关。圣祖六龄即位，并未接受系统的教育，仅能跟随两名略通文字的内监学习句读与书法，至亲政后始有机会发奋勤学，五更即起读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庭训格言》)，并延纳儒臣、举行经筵日讲。因此，当皇子临近入学之龄时，圣祖对于师傅的选择、课程的设置均有过缜密的考虑，而上书房课读的雏形即隐然其中。 由于康熙朝尚实行公开建储之制，相较于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的教育最受圣祖关注，亦留下了更详细的史料。胤礽年幼时是由圣祖亲自加以训诲，“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指示精详”(《清圣祖实录》卷234)，这在清朝可谓鲜见。胤礽稍长后，圣祖曾先后简派张英、熊赐履、李光地等为其授读，并命老成翰林时相随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胤礽年已十四，读完五经，圣祖乃正式为之选择讲官，经过与阁臣的讨论，最终确定为工部尚书汤斌、吏部尚书达哈塔与少詹事耿介三人，并于六月初九日起为胤礽课读，圣祖时常前往检查。
至于其他皇子，则并不能享有这种待遇，往往是年龄相仿者集中在一起就读，似亦无固定的师傅。不过，当皇太子与诸皇子皆在宫中时则一同读书，读书之处即是后来的上书房。
其次是课程设置的问题。清朝作为满洲征服王朝，制度设计一方面需注意平衡满汉，另方面则强调“国俗”与满洲认同，避免同化。胤礽的讲官之一达哈塔为满洲正白旗人，不识汉字，圣祖特别召见训谕：“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起居注》)足见其用心之深。就《起居注》所载来看，胤礽清晨开始读书，先读经书，巳时练习满汉文书法，随后反复诵读本日所学经文，傍晚外出练习骑射，晚间讲官检查当日学业，任取一段经文令太子讲解，至此才结束一天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圣祖自言“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起居注》)，因此也要求诸皇子按此强度背诵，胤礽往往在午后开始诵读，至傍晚才可诵满120遍。
世宗即位时，三子弘时二十岁，四子弘历、五子弘昼俱仅十三岁，正为读书之龄，此先已由庶吉士福敏授读数年。雍正元年(1723)正月，世宗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稽曾筠为皇子师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开讲，其后又有蔡世远、梁诗正、任启运等年辈稍低的翰林入直。乾隆元年(1736)正月，高宗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福敏、徐元梦等为皇子师傅，为时年九岁的皇长子永璜、七岁的次子永琏授读。世宗、高宗父子都在改元之岁首宣布皇子就傅，显然是欲郑重其事。不过此时课读皇子并无固定场所，曾先后换过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等几处地点。
乾隆朝是上书房课读走向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乾隆初，高宗选择干清门内东庑五间作为上书房的固定场所，据昭梿言，选择此处是因为“近在禁御，以便上稽查也”(《啸亭续录》卷3)，皇帝在干清宫中即可听到皇子读书之声。其次是上书房总师傅的产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侍郎介福、观保、蔡新为上书房总师傅，后来则更多以大学士、尚书等贵臣派充，专司稽查。复次是“皇子六岁入学”家法的确立，并推及至于近支子孙，虽然尚不清楚这一变更具体发生于何时，不过在乾隆四十三年的一份上谕中，高宗已然将之形容为“我国家之制”，并作为清朝皇子教育远胜于先代的例证(《清高宗实录》卷1067)。在退位前一年，高宗已五世同堂，自皇子以至元孙皆在上书房读书，上书房课读至此达到巅峰。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上书房无印信、无额定实缺，并非官署，上书房行走是派差，各官均另有其本职。在乾隆初确定固定地址前，上书房仅是一种泛称，其满文作dergi bithei boo，dergi有尊上之意，故汉字有“上”、“尚”两种歧写，《御制增订清文鉴》释为“内廷阿哥读书之所”(dorgi agesai bithe hūlara ba)，满人旧有“书房”(bithei boo)之称，或因皇子读书所在，故加dergi以示尊崇。
晚清以来学者就上书房的始设年代问题聚讼未决、歧说纷出，事实上，从康熙朝皇子读书开始，宫中大抵即有上书房之称，最终在乾隆朝形成完善的课读制度，因此没有必要亦不可能追溯到一个确切的初始年份。
书房课程与作息
前述胤礽的课程只是早期皇子教育的一种尝试，雍干以降，无论是课程强度、学习内容还是仪式规范，皆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完善。
皇子入学首先要学习的是尊师，这主要体现在仪式上，清朝皇子的地位甚为尊崇，王公大臣皆须双膝跪行礼，汤斌为胤礽课读时，虽是坐讲，但见面、授书时仍需跪拜。雍正元年弘历等入学时，世宗本拟令皇子拜见，后因诸师傅惶恐不敢受，乃改为皇子作揖，诸师傅站立受礼，从此成为皇子拜师礼之定制。平日授读时，诸师傅亦不必向皇子跪拜，不过这只限于汉臣，由于八旗制度下形成的强烈的主仆意识，教授满蒙语文与骑射的谙达仍需向皇子长跪请安，口称奴才。
学习尊师的另一方面来自皇帝以身示范的影响。上书房总师傅固是由重臣兼充，不过真正为皇子授读的诸师傅多系以翰林派充，品秩不高，皇帝对之十分尊重，时加问候、赏赐，以确立师傅在皇子间的权威。世宗某次驾临书房，梁诗正正为弘历作大字，世宗见“墨渍袍袖”，特命弘历在一旁护持(《郎潜纪闻三笔》卷11)。
就汉文经典的学习来说，上书房根据就读皇子皇孙的年龄与程度，分为若干房，由不同的师傅授读。当时虽没有一份明晰的课读章程，但历任师傅遵循的读书次第与范围是大致相同的，即由经学而史学而词章，这可从高宗与仁宗的回忆中得证。高宗九岁读书，十四岁学作文，至二十岁“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乐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仁宗六岁随觉罗奉宽读书，十三岁时粗通五经，改从谢墉学今体诗，十七岁又师从朱圭学习古诗古文(《味余书屋全集》定本序)。
上书房读书的定制是所谓“卯入申出”，亦即说皇子每天最多有近12小时在书房中度过，暑热时则改为午初(11时余)散学，此外每年仅有六天放假，即元旦、端午、中秋、本人生日、万寿日及前一日，甚至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时散学而已。
那么，皇子们每日在书房中的读书生活又是如何?这方面最详细的材料来自宣宗第七子奕譞(后封醇亲王，即德宗本生父)所撰的一部专记“宫阙轶事”的《竹窗笔记》(影印本见《故宫珍本丛刊》第585册)。据其回忆，皇子与师傅均卯时至书房，随后由谙达教习骑射、满蒙语文与翻译，历时约四刻，早餐(辰初二刻)后至晚餐(午正)前温习旧书、讲授新书，午餐后写字，读古文古诗，稍年长者加读《通鉴》，并练习作诗，暇时亦偶尔学作赋，但不学八股。两餐是皇子的固定休息时间，此外每天亦有一二次休息机会，需要经由师傅同意，每次不过一刻，只能在书房下屋小憩，不可外出四处走动。这是道光朝的情况，其他时段虽限于史料不可详知，不过应与此大致相似，可以说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强度是相当大的。
皇子六岁入学，在二十余岁封爵分府、搬出宫中前，都必须在上书房苦读，如少年封爵、并无职任者，虽已分府亦须前来读书，只是午后即可散学，以示区别。在近二十年的读书阶段，师傅的教导对于皇子的成学有直接影响。在上书房中，师傅无论其品秩的高低，对皇子而言都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如皇子读书不认真，师傅可以罚书、罚字、罚站，皇子“惟师傅之命是听”;逢早晚餐时，“师傅准去吃饭方去”，否则随侍谙达与内监“无敢催促者”，傍晚散学时亦然(《竹窗笔记》)。
书房中的人情与政治
自秘密立储实施后，清朝对皇子的约束愈加严格，时时防范其与大臣结交。如文首引钱载之言，上书房课读事实上将皇子束缚于此，令其不得参与外务，如此便不难理解何以有皇子年近三
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来读书。咸丰五年(1855)七月，文宗与恭亲王奕因康慈皇太后丧仪发生冲突，上谕罢奕职差，“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清文宗实录》卷173)，由此可见上书房约束近支宗亲的功用。整体而言，清朝的约束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对于深居宫内的年轻皇子来说，书房是为数不多的可与外朝交流的场所，很多重要的人际关系乃至政治资源都来自这二十年的读书生活。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师生之谊。皇子在分府之前，所熟识的朝廷大臣仅有诸位师傅，朝夕过从，终生感念。奕譞六岁入学，师从朱凤标十六年，“吾师慈祥善诱，训诲周挚，课程诵读之暇，凡余一言一动，师辄援引经义、曲加譬拟化导，责备尤严”。咸丰十一年(1861)奕譞受任御前大臣，朱凤标虑其年少而膺重任，恐有过失，“频锡手书，训勉备至”，奕譞来拜会时，亦必耳提面命，反复训诫。奕譞对恩师感念至深，曾形容为“如负冬日，不可暂离”(《窗课存稿》自序)，朱凤标逝世后，奕譞特将早年经其批改的诗稿汇刻一册，以示纪念。
不过在清朝前中期，为了避免结党之嫌，师生间的往来是相当谨慎克制的，绝对不会牵涉至朝政层面。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会时常与各位师傅诗文唱和，这当然是课程训练的一部分。皇子分府离开上书房后，师生之谊仍然存续，如高宗第六子永瑢、第十一子永瑆成年后与蔡新、谢墉、钱载、周煌、金甡诸师都有密切的联络，时有诗文唱和，蔡新、钱载晚年致仕归里，文集编订后都寄送永瑆，由其作序付梓;谢墉晚年获谴在京，永瑆特在热河挑选京中难得的野蔬、干肉、鹿肉馈送恩师(《诒晋斋集》卷5)。
讨论书房中的师生关系则不能不提到清季稗史中盛传的奕詝(文宗)与奕的竞争。民初徐珂编订的《清朝野史大观》中辑有一则轶闻，言宣宗时皇子射猎南苑，奕詝之师杜受田深知奕詝骑射不如奕，遂教导其不发一枪一箭，宣宗若问，则答以春季不忍伤生，奕詝遵计而行，宣宗果然大喜，称其有君子之度。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大致将奕詝得立归因于杜受田的心计，如果考虑到文宗即位后对杜受田倚任之深，此种传说恐非空穴来风。同时就读、年龄相仿的皇子都希望得到皇父的青睐、甚至成为心中默定的储君，暗中竞争自然不可避免，而师傅正成为皇子背后的坚定支持者。
这种竞争当然都是暗中进行的，皇子的日常姿态必须谦和友爱，对他们而言上书房又成为培育、展现昆仲之情的最佳场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和睦手足的一种象征。道光元年(1821)冬至，宣宗来到上书房，想到即位逾年“不得至书帷与诸弟相亲”，不禁大发感概：“去岁冬日曾至上书房，寒窗相对、昆弟言怀，本月十九日几务之暇，偶复临憩，抚简编而如旧，感驹隙之递迁，惟期诸弟乐善为怀、毋忘夙诲也”(宣宗《御制诗初集》卷4)。皇子之间最常见的联络方式是诗文唱和、品评书画，仁宗早年与永瑆、永璘两兄弟同住毓庆宫，又在上书房同室读书，先后二十余年，感情最笃，故诗稿中有大量与二人的酬唱之作。诸兄弟冬日读书时，往往以吟咏为乐，并辑为《尚书房消寒杂咏》一册，乾隆四十九年(1784)永瑆又题诗其上存念，不久永琰(仁宗)用原韵相和，至五十一年，早已离开书房的皇六子永瑢又用别韵唱和三首，忆及旧日“天家开讲席”的盛况(《九思堂诗钞》卷4)。内廷皇子的昆仲友爱，正是通过这些书房唱和之作展示给外廷臣僚。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书房中的随侍人员，即哈哈珠子。此词是满文haha juse的音写，意为幼童，但“非年届十八岁弗用，仅存其意而已”(《听雨丛谈》卷12)。皇子各配八名哈哈珠子，负责料理杂务，他们出身八旗闲散，与皇子年辈相仿，容易得到信任，在清初尤其如此。胤礽身边的亲信哈哈珠子德住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突然因“悖乱”被处死，事关机密，详情已不可考知，极有可能是因涉入宫闱政争，圣祖希望以此警示胤礽。不过随着后来对皇子的约束日益严格以及八旗制度的改革，哈哈珠子由八旗、内务府统一挑补，不可能再作为皇子的私属性力量参与政治角逐。
文成公主入藏走过的唐蕃古道之谜
“曲径行回两城间，斜阳卸影鸟飞还。云重峭壁青千丈，风皱奔流绿一湾。踏破丹梯崖似岩，凿开石锁坦为关。往来茶马从此过，地大势高一线川”——这是清乾隆年间，青海乐都诗人钱茂才笔下的唐蕃古道景象。
唐蕃古道是一千多年前唐朝与吐蕃王国间往来的官道，全长3000余公里，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即经此道。它不仅把青藏高原和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我国和印度、尼泊尔等国联系的桥梁。然而，在漫漫历史中，唐蕃古道的原始面目早已模糊。它留下的诸多谜团，依旧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说。
“日月山”真是源于文成公主吗?
距离青海省会西宁大约70公里的日月山，在广阔的草原上一眼望去就是两个小山包，但这里的海拔其实已经达到了3510米。日月山是青海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朝东望是农区，朝西看是在青海湖畔展开去的无边草原。这里是通向青藏高原深处的要道，因为有着文成公主途经此地铜镜坠地化为日月的传说，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记者一行在盛夏的7月抵达这里时，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和风煦日，但一阵云起，气温就迅速降到了穿着大衣也不嫌热的地步。
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就是古籍中记载的唐蕃古道要地“赤岭”的所在。在当地随处可以买到的各种旅游书籍上，此种说法也随处可见。考察团成员在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后院的石刻堆中“意外”地发现了“唐蕃界碑”的碑首。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月山山口出土的。根据史书记载，唐与吐蕃划界立碑之处，就在赤岭。这是不是就能证明赤岭就是日月山?对此考察团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而是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论证。
今日月山即唐赤岭的说法是有反对的声音的，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宗俊就认为，唐赤岭的位置应该在今天的卓尼县羊巴城以西十多公里处的洮河北岸。他指出，首先，唐赤岭为今日月山之说的来源首见于日本学者佐藤长承袭法国学者石泰安之说，石说出现于1952年。但据藏学家吴均先生研究，藏史上有“于唐境公谷梅如地方凿岩石为日月图像”以象征“在天为日月，在地只甥舅”之说，但“梅如并不是今青海日月山，这一点毫无疑问”。今日月山之得名，“据传乃源于文成公主入藏之故事，普遍流传则在17￣18世纪。它只是一首美丽的动人心弦的诗歌素材”。因此今青海日月山得名与唐蕃分界有关的说法是存疑的。
其次，史书关于赤岭的明确记载见于北魏宋云的行纪。但结合宋云的记载和今天的实地考察，会发现如果将赤岭假定为今日月山的话，在行程和时间上是有不少矛盾的。但如果将赤岭的位置安排在今洮河一带，则可较好地解说。
“喋血”的石堡城究竟在哪儿?
确定赤岭的位置，也是为了给著名的石堡城定位。按照史书的记载，赤岭就在石堡城以西20里。唐前期，对于石堡城的争夺，是唐与吐蕃之间最惨烈的交锋之一。《旧唐书》载，开元十七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祎攻陷石堡城，但开元二十九年又被吐蕃攻陷。唐玄宗震怒。为了重新占领石堡城，玄宗及其将帅颇费筹划，几经努力，并不惜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天宝四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攻石堡城不克，随即被玄宗借故贬杀。继任节度使王忠嗣在玄宗的屡次催逼下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玄宗对他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但王忠嗣认为：“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可见在他眼中攻取石堡城之难。决心要掌握石堡城的玄宗于是再次换将，贬王为汉阳太守，授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最终在天宝八年，攻克石堡城。
但此次战役唐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史载，哥舒翰为夺取石堡城首先投入了六万三千人的庞大兵力，且均为边军劲卒，并逼迫负责攻城的两位下属裨将立下了三日攻克的军令状。结果正如王忠嗣所言，唐军“士卒死者数万”。与之相比，吐蕃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有限的，“但以数百人守之”，只是在战前“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最后被唐军俘获的也只有悉诺罗等四百人。大诗人李白后来有嘲讽哥舒翰的“西屠石堡换紫袍”之句，并非随意而言。 李宗俊认为，从唐军的攻击遇到巨大困难可以推断，“三面险绝”的石堡城在地利方面的优势是巨大的。而今卓尼县羊巴城的险绝地形恰与之相符。相较而言，青海日月山附近的古遗址“坐落在土坎上，周围地势开阔，从最近湟水处计算，土坎相对高度不过二十米”，谈“险绝”似乎过了些。
另外，如果假定石堡城就是今羊巴城所在，也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其战略意义。这个“石堡城”所在的洮州地区是交通和战略要地，以西就是唐时所称的黄河九曲地区。睿宗年间，吐蕃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获取了本属唐境的九曲之地，从此整个陇右南部地区完全暴露在吐蕃威胁之下。唐的这一重大战略失误，直到石堡城被收复并稳固占领，才得到了弥补。不过对于李宗俊的说法，也有不少反对意见。看来对于唐蕃古道的众多谜团，还有待更多史料以及实物的证据。
复杂路网中究竟谁主谁辅?
2014年五六月间，由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五省区18位考古专家组成的“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险”考察了沿线44处考察点。一般认为，唐蕃古道分为东段和西段两部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团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指出：“西段就是从鄯州到吐蕃牙帐(拉萨)，这是唐蕃古道的主体部分，它分为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文献记载的驿道，由玉树经聂荣、那曲至拉萨;南线即从玉树经四川石渠县、德格县，进入西藏江达县，经察雅、芒康、林芝、工布江达进入拉萨，是近些年通过考古发现逐步确认的唐蕃古道的新支线”。张建林说，文成公主从西安出发，究竟走了多长时间，是由北线还是南线进入西藏，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记载，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论证。
记者了解到，东段同样也可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南路，即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北岸先到马嵬驿(今咸阳市兴平县)，穿过周原和古都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进入陕甘交界的陇山，出大震关，过天水、甘谷、陇西、渭源至临洮，在临洮又分为两条支线，一路由临洮北行至兰州，经今民和、乐都至西宁;一路由临洮西行，经今临夏、永靖、民和、乐都至西宁。
在这复杂的路网结构中，哪条是主路，哪条是辅路，还是并无主辅之分，只是行者临时的选择，都并没有肯定的答案。结合历史记载可以知道玄宗西逃，金城公主入藏都曾经过马嵬驿，可见走的是南路。因此也可推断文成公主入藏同样是走此路。而隋炀帝李广于大业五年亲率规模浩大的队伍由南路至西平(西宁)击吐谷浑，其车驾也是选择南路。此外，名僧玄奘及一些边地官员等亦是由南路到兰州(玄奘由长安至兰州转行武威入西域)、西宁或入蕃。由此可见，南路在长安至西宁间的交通上似乎应该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从实际的地理情况上看也可以为此得到解释：兰州线路程较短，但临夏县更加通畅平坦，对于大队人马来说优势就更加明显。
人名妙联趣对
“大雨冼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这是老舍的一首名联绝句，寥寥二十字把八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联结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冼星海是著名人民音乐家;高长虹、谢冰莹、碧野都是著名作家;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成舍我是老舍的好朋友，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林风眠是画家。
用人名连句，在对联中尤为多见。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授户部主事，官至江西提学副使。他恃才傲物，导致一些人对他不满。一次，江西一考生，恰与他同姓同号，也叫李空同。李梦阳在考卷上看后，急不可耐地指责这个考生说：“你怎么能跟我同姓同号呢?这不是冒犯我的尊严吗?”这个考生理直气壮地说：“名字是我父亲命的，我岂敢更改呀!”李梦阳自讨没趣，便另生一计，他出一上联，要求考生对出下联，方可宽恕。其联曰：“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这个上联，既用了两个历史人物，又嵌进四个“相如”，并影射考生虽与提学同姓名而实不相称。这名考生明白了提学的用意后，灵机一动，马上对出了下联：“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这个下联，也用了两个历史人物，嵌进了四个“无忌”，言外之意是：古代名臣都不忌讳名号相同，你又何必计较呢?李梦阳看了对联，佩服他才思敏捷，聪明过人，随即改变了态度，笑容可掬地把考生送出了门外。
“初唐四杰”中有个骆宾王，和他同时的大臣马周，亦字宾王。清嘉庆年间，有人用他俩的姓名作了半联求对：“马宾王，骆宾王，马骆各宾王。”其中“马骆各”三个字互相牵连难度大，一时间没人对得上。事隔一千三百余年后，至道光癸卯年(1843年)乡试，朝廷派龙主僖为贵州主考，龚宝连为云南主考，这时一直惦念此联的《欧波渔话》的作者叶延琯，触动灵机，才对出了下联：“龙主考，龚主考，龙龚共主考。”下联“龙龚共”三字与上联的“马骆各”铢两悉敌，且以“龙”对“马”，以“主”对“宾”，可谓天衣无缝，云南、贵州又是毗连省份，真是天生妙联。
清乾隆进士纪晓岚一辈子巧对，偏被其妻难倒了一次，至死未能破题。其妻月夜指纱窗道：“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直至近代，才有对曰：“风送幽香，郁郁畹华梅兰芳。”以梅兰芳对诸葛亮，明月香花，可谓巧之又巧对，应对比出对更高明。 1937年，阎锡山路过无锡，游览无锡名胜锡山。他登上锡山山顶，鸟瞰无锡城，大有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感，便出一上联曰：“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一时也竟无人能对下联。1945年范长江跟随陈毅到天长县采访。天长是安徽的边界，与江苏接壤，濒临长江。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触动了范长江的灵感，遂对出下联曰：“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陈毅闻之，连声赞道：“妙，妙，长江，才子也!”
第四篇：“酒”在宋词中的意象
翻开宋词，你是否注意到，“酒”这种意象在宋词中如野草，遍地都是，令你目不暇接。
酒，本意是粮食，水果等含淀粉或糖的物质经过发酵制成的饮料，如白酒，红酒，啤酒，烧酒等。
在宋词中，你会发现，酒却成了才子佳人们忧愁的代名词。每当他们“载不动许多愁”的时候，就以酒代愁，酒实际上象征着忧愁。
首先，酒在宋词中是“相思之愁”。例如，范仲淹的《苏幕遮》中“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是因为，不能与自己思念的恋人相见而凄婉，因此以酒代愁肠。他并不直接说出自己多么思念亲人，而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酒使他忧愁，而实际上是他的忧愁无法排解而借用了“酒”这个意象来掩饰自己柔情似水，肝肠寸断的相思之情，遂成绝唱。又如柳咏的《凤栖语》中“似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本来他想借酒这种意象消除相思之苦。酒却使他“衣带渐宽，人憔悴。”成了千古之愁的害人之物。还有，李清照的《鹧鸪天》“仲宣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花黄。”用“酒”来代解脱思念丈夫的痛苦忧愁，但又怎解脱得了?像这样在宋词里把“酒”看作相思之愁的有很多，这里不一一细举。
其次，酒在宋词中是“闲愁”。例如：张先的《天仙子》中“《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作者把酒看作解除自己孤独、闲愁的好东西，而酒并没有使他高兴，却成了“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孤独郎中。再如，晏殊的《清平乐金风细细》，也是把酒当作“闲愁”这种意象来写：“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再次，酒在宋词中是“春愁”。在宋词中把酒当作“春愁”意象的篇章也不少。例如：宋祁的《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话照。”喝酒的目的是为了留住春光，不要那么快地走。再如;欧阳修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落城东，总是旧时携手处，游遍芳丛。”作者借酒来祈求可爱的春天留下。又如，朱淑贞的《蝶恋花楼外垂杨千万缕》“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作者以酒来送春，实际是舍不得春天，想借酒来留住春天，谁知春天却在黄昏洒下离别的泪，真的很无奈!
最后，酒在宋词中是“自己命运之愁”。
在宋词中，有一部分诗句是把酒看作“自己命运之愁”的意象。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里作者把酒看作消除自己被贬的愁苦工具。又如周邦彦的《六丑正单衣试酒》“正单衣试酒，帐客里光阴虚掷。”以酒抒发自己的失意遭遇。
综上所观，可以看出宋词中酒这种意象沾满忧愁味，让人心中滴泪如血，肝肠寸断，不能自持。而在当今社会中，酒多作为“交际喜庆”之寓出现在苍穹之下，这和宋词中“忧愁”意象，是对立的。而交际之中有很多是乐极生悲。为什么不能把酒当作《水浒传》中“英雄豪气”的意象那?我非常赞成在新文学中，酒成为一种“不醉的豪爽”意象，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血脉。
第五篇：唐诗宋词中的爱国主义内涵的比较研究
人文学院
摘要：在中国五千多年的辉煌文化历史中，唐诗宋词无疑是华夏文化的星河中两颗璀璨的明珠，而在这两代文学作品中爱国主义都是从始至终都贯穿的主线，无论是盛世时的渴望从军戍边来报效国家还是朝代衰微叛乱四起时主张出兵镇压收复失地，都能充分体现，那时两代爱国词人的爱国情怀。但是，因为两个朝代也有各不相同的社会现实，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就表现出不同的爱国主义内涵。下面我就比较唐宋两代诗词作品中的爱国主义内涵。
关键词：唐诗、宋词、爱国主义、内涵比较、关注战争
唐诗中的爱国思想——盛世之中的爱国情怀
唐诗是最符合“诗意志”的标准的。它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
进取，昂扬乐观，守土卫国，跃然纸上[8]。所以唐诗的美，首先表现在它具有崇高的境界上，利用唐诗进行爱国情操的培养，首先就要领悟唐诗中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1]。
崔颢是一位唐代的大诗人，写过《黄鹤楼》，他还写过另外一首诗叫《赠梁州张都督》：
闻君为汉将，虏骑罢南侵。
出塞清沙漠，还家拜羽林。 风霜臣节苦，岁月主恩深。
为语西河使，知余报国心。
张都督是戍边的将军。崔颢在诗中称赞了他的雄威和勋劳，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心。请注意这两个词“为汉将”和“清沙漠”，它们是因果关系，因为做了戍边将军，所以边疆沙漠地区便被他及他的军队整肃清静，这是功绩;“臣节苦”、“立思深”便是前果后因，因为立了功勋，受到了唐主(唐皇帝)的封赏，所以哪怕再苦、再累，也心存一颗“报国心”。“人人都有一颗报国之心”这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2][6]。读来怎不叫人振奋，怎不叫人感同身受呢?
盛唐时期还有一位大诗人王昌龄，他的诗歌大多是爱国的主题，请看他的《从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是唐时守边将士的豪言壮语，更是一首英雄的赞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镇守“孤城”的唐军，西拒吐蕃，北抗突厥，肩负着保卫国家的使命。尽管“长云暗雪山”，尽管黄沙弥漫“穿军甲”，但这一切困难，怎能掩灭“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雄心壮志!这便是盛唐气势，这便是盛唐诗风[14]!
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们看到诗人笑傲沙场，慷慨赴死的勇气;读戴叔伦的“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云门关”，我们似乎看到诗人马革裹尸，血溅沙场的悲壮;读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似乎触到诗人革新时弊，造福苍生的雄心。再来看王维，前人称颂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便是称赞他的诗具有图画美，如《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这是一幅多么科学，多么壮美祖国河山图。说它科学，因为沙漠空气稀薄，烈日轻风，甚至无风，所以才会“孤烟直”;说他壮美，那是因为广阔无垠的沙漠上，狼烟升空，战争将至，流血牺牲，在所难免，怎么不悲?说他美，那便是大漠之上，黄河远去，落日徐徐，余辉洒金，怎么不美?这是这首诗后半部分前两句的内容，那么后两句写什么呢?那便是戍边战士奔赴沙场，为国杀敌了。此外，诗人没有具体写战争的情形，但通过前两句的渲染，战争的惨烈可见一般。纵观全诗，短短二十个字，既描写了祖国山河的壮美，又叙写了卫国守土战争的惨烈，还抒发了血战沙场，以身殉国的壮志[3][7]。
此外，唐朝还有许多诗人此人写过许多表现爱国思想的诗如杜甫的
《对 雪》，诗云：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杜甫这首诗是在被安禄山占领下的长安写的。长安失陷时，他逃到半路就被叛军抓住，解回长安。幸而安禄山并不怎么留意他，他也设法隐蔽自己，得以保存气节;但是痛苦的心情，艰难的生活，仍然折磨着诗人[13]。
在写这首诗之前不久，泥古不化的宰相房琯率领唐军在陈陶斜和青坂与敌人作车战，大败，死伤几万人。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诗的开头——“战哭多新鬼”，正暗点了这个使人伤痛的事实。房琯既败，收复长安暂时没有希望，不能不给诗人平添一层愁苦，又不能随便向人倾诉。所以上句用一“多”字，以见心情的沉重;下句“愁吟独老翁”，就用一“独”字，以见环境的险恶。
三、四两句——“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正面写出题目。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次写旋风中乱转的急雪。这样就分出层次，显出题中那个“对”字，暗示诗人独坐斗室，反复愁吟，从乱云欲雪一直呆到急雪回风，满怀愁绪，仿佛和严寒的天气交织融化在一起了[11]。
接着写诗人贫寒交困的景况。“瓢弃樽无绿”，葫芦，古人诗文中习称为瓢，通常拿来盛茶酒的。樽，又作尊，似壶而口大，盛酒器。句中以酒的绿色代替酒字。诗人困居长安，生活非常艰苦。在苦寒中找不到一滴酒。葫芦早就扔掉，樽里空空如也。“炉存火似红”，也没有柴火，剩下来的是一个空炉子。这里，诗人不说炉中没有火，而偏偏要说有“火”，而且还下一“红”字，写得好象炉火熊熊，满室生辉，然后用一“似”字点出幻境。明明是冷不可耐，明明是炉中只存灰烬，由于对温暖的渴求，诗人眼前却出现了幻象：炉中燃起了熊熊的火，照得眼前一片通红。这样的无中生有、以幻作真的描写，非常深刻地挖出了诗人此时内心世界的隐秘。这是在一种渴求满足的心理驱使下出现的幻象。这样来刻画严寒难忍，比之“炉冷如冰”之类，有着不可以拟的深度。因为它不仅没有局限于对客观事物的如实描写，而且融进了诗人本身的主观情感，恰当地把诗人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做到了既有现实感，又有浪漫感[6]。
末后，诗人再归结到对于时局的忧念。至德元载至二载(756ˉ757)，唐王朝和安禄山、史思明等的战争，在黄河中游一带地区进行，整个形势对唐军仍然不利。诗人陷身长安，前线战况和妻子弟妹的消息都无从获悉，所以说“数州消息断”，而以“愁坐正书空”结束全诗。“书空”是晋人殷浩的典故，意思是忧愁无聊，用手在空中划着字。这首诗表现了杜甫对国家和亲人的命运深切关怀而又无从着力的苦恼心情[5]。
宋词中的爱国思想——激情迸发却无可奈何的年代[10]
读宋词，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阴阳永隔的愁苦，也不仅仅是孤独寂寥和怀才不遇的郁闷，而更多的是那浓浓的爱国情怀。无论是陆游或是辛弃疾，不论是有名的词人还是不为人知晓的爱国者。我们无不能读出那份渴望收复失地的深沉与迫切，还有永不放弃的信念。爱国，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此达到一个高潮。虽然，它并未挽救宋朝的覆灭。虽然，现在读来为古人感到无奈。
在广袤无垠的中华大地上，九曲黄河孕育了人文之初祖，浩荡长江肥沃了两岸之良田，不屈子民则用巧慧的双手谱写了千年不衰的中华文明：巧夺天工的青铜器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气势恢弘的秦俑见证着历史的辉煌，而宋词中的咏志爱国更是让人气血沸腾，在长久中感慨、回忆，成为无法忘记的岁月。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这是宋代爱国诗人文天祥的一句话，作者在这里用“啼血的杜鹃”来自喻，表现了自己变成“啼血杜鹃”也要回归祖国的高度的爱国情感。在许多宋诗词中，爱国主义可以说表现得非常鲜明，几乎成了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可以这样说，缺少了爱国主义，宋词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光华，明确地说，也就是有了爱国主义，宋词才得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爱国主义只所以在宋词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有它的历史原因。
两宋时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北宋时期，北方的辽和西夏成为严重的外患。后来，突起于东北的金人，在1127年灭了北宋。南宋建立后，和金对峙了一百多年。以后，蒙古族兴起，又对南宋发起进攻。此时，同南宋王朝内部分裂为两派：投降派请求投降，主战派坚决抵抗。虽然受投降派的压制和打击，但一些主张派将领和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抗金斗争。在贯穿整个时代的抗敌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诗人和词人，他们写出了许多激励人心的政治抒情诗词，揭露敌人的罪行，表达了杀敌卫国、收复河山的强烈愿望。
自北宋到南宋，从汴京到临安，爱国的呼声从未断绝。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笑，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阕”。
爱国，首推就是这首岳飞的《满江红》。此词以健语写壮怀，展示了这位民族英雄崇高的精神境界，“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气贯长虹，“驾长车，踏破贺兰册缺”的气势撼山动地，千载之下读之仍然虎虎生风。岳飞斩钉截铁的铮铮誓言，表明了他坚决与投降派斗争，誓死歼灭敌人、保卫祖国的钢铁意志，与高宗、秦桧之流向金国乞怜求降的行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就是这首《满江红》，淋漓出岳飞的一身忠义，满腔热血。他发出了我国封建时代所可能产生的激情最充沛、调子最高昂的爱国主义最强音，奏响了一支高亢的抗金杀敌进行曲，足以唤醒当时聋聩而激发其爱国热情。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辛弃疾)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来?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辛弃疾)
南宋末的爱国，是令人感到凄凉的。外无良将，内无贤臣。奸佞之徒把持朝政。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写辛弃疾的“不遇”的苦闷三处用典，用意清晰。家乡的美味让人思念，可大丈夫何以为家?自己的家乡还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呢?再者，他也不想做许汜那样不关心国事的人。其三，用“树犹如此!”点出大好时光已白白虚度，北伐抗金的愿望不能实现，辜负了平生的雄心壮志。结尾“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多情的美女或许还能同情自己，为自己擦去悲愤难忍的英雄之泪，然而就是这样的美女也无人为自己召唤前来。这是作者自伤抱负不能实现，时无知己，得不到同情与尉籍的悲叹。辛弃疾所写的“英雄泪”，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一切爱国志士经历“忧愁风雨”的共同悲恸。此词雄奇开阔、飞动沉郁，上下古今，目接神游。然而，骨子里却透出一阵忧患意识的悲凉意味。赤子有心，报国却无门，丈夫空怀满腔热情却与不能容人的社会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矛盾，怎能不生出极深沉的历史哲学意识?辛弃疾的词中就是如此深刻地横卧着生命无常的忧患意识。
宋的爱国词人中，我最欣赏的就是辛弃疾。他的诗词充满失落，但他从未绝望。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在这两首词中，辛弃疾在简练的几笔中构出了他追念向往的世界;渴望、钦羡着能有如大禹这样的明主来重整山河，解民于倒悬之苦。爱国与爱民应是一致的。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词人所崇敬的古人大抵是“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木兰花慢》)的统一中国的刘邦一类的人物。他赞赏“添爽气，动豪情，奇因六出”协助刘邦成大业的陈平;他佩服和追念叱咤边庭英勇善战的李广;他崇拜扶持蜀汉鞠躬尽瘁的诸葛孔明„„辛弃疾正是借这些古时的明君贤臣来寄寓他的爱国的情怀的。
与辛弃疾相比肩的恐怕只有陆游了。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是宋代爱国诗词人中一位杰出的代表。在他诸多的作品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对金用兵的撕心裂肝的呼号，对卖国贼义正辞严的声讨，对朝廷屈膝求和的愤怒指责，对南北分裂的痛苦焦灼，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是他最激动人心的主题。陆游著名的爱国词不多但是诗却很多，在此不详细列举了。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太有名的爱国词人。“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壮气尽消人脆好，冠盖阴山观雪。亏杀我、一星星发。涕出女吴成倒转，问鲁为齐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 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椿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霸、又成痴绝。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淝水破、关东裂。”这是陈亮在淳熙十五年(1188)冬辛弃疾互相唱和中的一首。
上片分析国势衰微之因，批判宋朝统治者屈膝事敌的投降路线。“爱吾民”三句，讽刺朝廷为苟安求和不惜以金帛向敌国纳贡，还无耻地说这是为了“爱民。”
下片为恢复中原而大声疾呼。“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两句，慷慨激昂，势不可扼，足以与辛弃疾的名句“气吞万里如虎”相比美。“这话霸”以下，笔锋突转，指出南宋朝廷决不会允许自己施展抱负。作者毫不气馁，欲以天地为炉，熔掉那些妨碍中兴大业的“杂铁”。结句“淝水破，关东裂”，用东晋谢安破敌的典故预言抗金大业必获全胜。全篇慷慨陈辞，确如明人毛晋所云“不作一妖语、媚语”(见《龙川词跋》)。
思想内涵比较：在中国文学史上，唐宋诗词可谓是两座高峰，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艺术财富[1]。唐诗的兼收并蓄，宋词的豪放婉约，无不洋溢着文学家的人生抱负，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情怀和扼腕边塞，鞭笞侵略的爱国主义情怀[2]。唐宋两代的文学家都有许多表现他们满腔的报国热情的诗词，但就其内涵来说，又有许多细微的差别。本文就这内涵上的比较做简单研究。唐代诗人中的爱国思想是 热情奔放、高歌盛世、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针砭现实.具有极高的民族自豪感。而宋词中的表现的却是一种充满了无奈的爱国思想，从社会主流思想，家族文化、家庭教育和人生经历等方面探析入两宋诗词作家爱国思想成因。两宋时期，外族入侵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文人士大夫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奔走呼号，为两宋王朝的生存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两宋社会，文人士大夫作为参政主体，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特殊的历史时期、动荡的时局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促使他们的爱国思想更加深沉、更加壮怀激烈。但是他们不是军队的掌管者，也不是战争的决策者，最终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还是决定在掌权者——皇帝的手中，而皇帝的懦弱妥协使得他们的强烈的爱国抱负不能施展，所以他们充满了无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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