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外交策略的看法
第一篇：对中国外交策略的看法
如何理解“经济外交”对于中国周边外交经济的前景,谈谈自己的看法
如何理解“经济外交”对于中国周边外交经济的前景，谈谈自己的看法外交部网站消息，外交部今日举行国际经济司成立大会，国务委员戴秉国强调了经济外交在国际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要求外交部要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推进经济外交工作，努力开创经济外交工作新局面。
对于经济外交的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介绍，经济外交是一种领域外交，传统的外交主要是指政治外交，但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政治外交不能完全满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需求，传统的政治外交就衍生出了包括经济、文化、军事、政党等等多领域的外交形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30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恶劣，当时我们主要是经济为外交服务，包括对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援助等等。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那么中国的经济外交主要表现为外交要为经济服务，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外交的内涵在发生变化，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跟国际社会发生更多的经济往来，这就需要外交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此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外交在整体外交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近年来，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交往程度的深化，而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日趋增多的国际经济纠纷与摩擦。因此外交部新成立的国际经济司并不会取代目前一些经济部门的职能，但是它对于以后中国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上的沟通，包括协调处理国际经济纠纷和摩擦肯定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所以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发展。
第二篇：俄朝走近对中国的外交影响
丁咚 文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透露，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到访俄罗斯，他是目前已确认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卫国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的26个国家领导人之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及古巴、印度、南非等国领导人，也进入了确认名单。
虽然金正恩出访俄罗斯的消息尚未由朝鲜官方公布，但韩国媒体注意到，朝鲜正在为金正恩的外交首访秀积极预热，营造良好氛围。朝鲜媒体密集报道有关朝俄友好关系的内容，并重播金日成1984年5月至7月访问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时，频繁播出的歌曲《元首远行回来了》。韩国国家政策研究所的一位相关人士分析，朝鲜此举旨在利用歌曲，营造祝贺金正恩首次亮相国家外交舞台的气氛。这些都从侧面印证，金正恩确已决定进行自己出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后的首次出访活动。
其首次出访的目的地，出乎意料的不是它在冷战结束后最亲密的战略后援中国，而是俄罗斯。中国最高领导人或将首次和朝鲜最高领导人，在第三国领土上举行中朝最高级别的会晤。这在过去两年中朝关系微妙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意味深长——在朝鲜不顾中国劝告、一意孤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并对张成泽派系进行清洗、两国关系陷入僵局后，中国调整了对朝关系的基调，暂停了对朝部分重要援助，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冻结了两国最高层面的接触，且对朝鲜积极谋求改善并恢复朝中“兄弟”关系的努力，态度冷淡。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金正恩政权2014年全力实施的“全方位”外交。它改变外交姿态，积极主动地与韩国、日本、欧洲特别是美国展开交往，期冀在“失去”中国的关键支持后，重振其外交底气。然而对朝鲜出尔反尔、毫无信义的外交风格已失去耐心的西方国家——包括欧美日韩，对朝鲜的外交举动，总体反应持怀疑和观望的立场，从而使其收效甚微。在其北部近邻俄罗斯，也因乌克兰政治危机陷入外交孤立的情况下，它的“全方位”外交唯一取得重大突破和收获的，是与俄罗斯关系的密切化。
朝鲜派遣前劳动党政治局常委(现已降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崔龙海访俄，与普京会见并递交了金正恩的亲笔函。此访推动俄朝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普京顺势邀请金正恩访问俄罗斯，而朝鲜也正求之不得——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其完成三年传统服丧期后，欲实现通过外交提升个人形象，巩固执政基础，首次外交亮相可选的国家并不多。俄罗斯是唯一具有与中国相似分量、与朝传统友好并有望对金正恩作出热情接待、协助其取得重要外交成果的替代之选。
新年伊始，俄罗斯就在媒体上赞扬朝鲜劳动党已故总书记金正日的施政业绩，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也完满完成对俄访问，为金正恩与普京的会谈做好了铺垫。俄朝当局还将本确定为两国“友好年”。俄罗斯总参谋长在2月份亦宣布，将邀请朝鲜、古巴等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这一演习看上去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对于在本区域具有重要地位、在国际关系中亦雄心勃勃的中国来说，颇为耐人寻味。也许不是主动寻求的结果，然而诸多信号已经在警醒中国，须反思自己过往的外交政策和策略。和西方国家特别是俄美相比，中国在遭遇外交挫折时，不是更积极地施加自身影响，寻求解决之道，而是一味地表现愤怒、情绪，并拒人于千里之外，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可以说，由于中朝关系的冷淡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中国的地缘环境，制造了新的地缘危险因素，并大大增加了冲突激化的可能性。
它们包括：在此情况下，中国削弱了对朝鲜政权的外交影响力。朝鲜不久前向外透露，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这正是中国极力反对的;中朝关系也正是在其第三次核试验直接触发下趋于冷淡的。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它不在乎中国的想法，中国丧失了对它的基本影响力。
在对朝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势必也会削弱自身的地缘影响力和话语权，减少与美日韩俄等周边有关国家进行外交博弈的筹码。朝鲜对六方会谈机制的态度，就是一个验证中国地缘影响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反复做工作，朝鲜从未松口，但在崔龙海访俄时，却立即同意愿意为恢复六方会谈作出努力，就是对中国的明显暗示——如果中国离开，机会就是别人的了。 中国此前一直积极推动朝鲜恢复六方会谈，因此不可能对此视若无睹。另外，习近平如在5月在莫斯科与金正恩实现会谈，看上去也像是俄罗斯作为调停者斡旋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对朝外交地位变化的象征。
中国影响的被迫退出，还将成就朝俄关系进一步密切化，甚至朝着结盟的方向迈进。朝俄关系的亲密，特别是军事结盟，对中国而言并非福音。从长远来看，必将成为中国的战略隐患，增加自身的地缘危险。俄罗斯与朝鲜军演，却将中国排除在外，强烈地表明了其交往的排他性。
在亚太重要国家美日韩的同盟化，和西方与俄罗斯在欧洲全面进入对峙的背景下，为抵御其威胁，朝俄关系可能将成为另一个轴心，从而增加地缘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在这两者之间，中国将被迫作出选择，很难独善其身。无论哪种选择，对中国来说都是利弊参半。
或许中国认识到外交失策，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在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洪才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意外将其免职，回锅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同时在现任中联部副部长中，遴选了李进军担任新的驻朝大使，似乎是在对前任未能成功避免中朝关系恶化追责。又比如，中国从去年底开始恢复向朝鲜供应战备物资，并在今年年初打破一年多来的惯例，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动向金正恩的生日表示祝贺。但在俄罗斯已经深度介入，俄朝关系走近，已经成为明显趋势的情形下，中朝关系能否恢复到原来水平、中国对朝鲜和地缘影响力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增强，可说是个未知数。 (本文刊于3月2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第三篇：对中国外交的九个反思
邓聿文：中国外交带给别人的是“畏而不敬”，要改变这一现状，在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上，需要一个系统的改变。
收藏
更新于2017年7月3日 06:48 邓聿文 为FT中文网撰稿
外交根本取决于国家实力。但并不是说，有了实力，就能搞好外交，这里还有一个如何运用实力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外交思想、战略及策略。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外交的风格也有很大变化，从过去的相对偏保守变得积极进取，但这种积极进取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的总体环境变得恶化。这有外界未能适应中国实力增长的因素，然而更多是中国自身导致的。
简单地说，中国外交带给别人的是“畏而不敬”，让人害怕很容易，因为你的实力摆在那儿，人家自然怕你，就像小孩害怕大人，这是国家实力产生的一个自然反应，但在畏惧的同时，让人产生尊敬或敬仰，就很难。 美国是全球霸主，相对来说，美国就很好地处理了“畏”和“敬”的关系，做到了让世界“又畏又敬”或者“既畏且敬”。中国外交要达到这一步，在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上，需要一个系统的改变，尤其在以下九个问题的处理上要有大幅度的调整。
第一，改变对美外交的对抗思维和心态，摆正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如果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但这个重要性对双方是不对等的，中国需要美国比美国需要中国更多，所以习近平在和特朗普的会见中才会说，中美有一千个理由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搞坏。可惜，在对美外交中，中国往往偏离了这一忠告，用一种对抗的思维和心态去处理对美关系，特别是在一些棘手的事情上。
韩国
给韩国未来执政党的建议
曹辛：韩国大选就要提前到来，对未来韩国新的执政党和政府来说，奉行什么样的周边外交和安保政策才是对的?
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对来自任何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行动保持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作为和美国社会制度迥异的崛起大国，客观上会被美国视为挑战者，但中国自己绝不能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因为一旦有这种意图，在思维和行动上就会变成“凡美必反”。这不是要中国一味地附和美国，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当然要坚持，该说“不”时要敢于说“不”，但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合乎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与准则;同时，在不该逞强的时候不要逞强，要懂得妥协和后退，“逞能外交”对自己只会有害无益。
这不单单是在国家实力不够时的一种策略运用，不和美国搞对抗，必须成为国家战略，长期坚持，即使未来有了足够实力，也不要试图去挑战和改变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对美外交应该是合作大于对抗，做好“老二”该做好的事情——假如中国是“老二”的话。只有大的战略清楚了，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才会不失方向。这是中国外交首先要改变的一点。 第二，改变仇日厌韩外交，实行和日友韩政策。
中日双强是东亚从未遇到的局面，这导致中日双方都未能适应对方。对中国来说，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近十多年来，对日外交中国未能走出“仇日”“丑日”状态。
对日本在侵略问题上的不诚实态度以及对钓鱼岛的处理，中国当然要批评和反击，但不应该让历史问题捆绑两国外交，干扰两国发展的大局，更不应该在国民教育上灌输一种错误的仇日教育。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也一样，秉持双轨思路，即将它们抽出来，不和整个中日关系捆绑在一起，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及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中日应该主“和”，而不是互相仇恨。 相比日本，中国更应该搞好同韩国的关系，目前这种因“萨德”问题而导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的不正常状态要改变。“萨德”虽然对中国有损害，可这种损害比起中韩关系的大局以及中国在整个东北亚和半岛的利益来，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因为“萨德”而影响两国合作的大局，中国可以表达对“萨德”的反对态度，但不宜采取经济手段特别是鼓动民众去反对和惩罚韩国，这样做只会让中国失去韩国。应该延续“萨德”之前的“友”韩政策，深化两国在经济、人文甚至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 第三，改变对朝鲜的绥靖态度，加强对朝制裁。
相对要与韩国保持友好合作，对朝鲜则要采取严厉措施，以促使其弃核。 近几年来，中国对朝态度和政策摆脱了过去的虚妄友谊和意识形态挂帅，开始变得务实，但这种转变还不彻底，没有完全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受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影响，留有尾巴。中国对朝绥靖态度表现在，因担忧朝鲜的内乱和崩溃而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多少有所保留，对朝鲜还有所袒护。
如果朝鲜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无赖国家，基于其政权的性质和邻居关系，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对朝鲜进行一定程度的袒护，但问题是，朝鲜政权不是一般的臭名昭著，且事实证明，中国几十年来对朝的袒护和帮助，既没有带来朝鲜的好转，更损害中国利益，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对这个政权，根本不能寄予改善的希望，只有持续不断施以高压，才有可能迫使它放弃核武器，改变其国内糟糕的侵犯人权状况。
第四，改变和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不同俄罗斯走得太近。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国家对中国影响最大，一是美国，另一就是俄罗斯。但相对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呈现积极正面的一面，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则更多呈现消极负面的一面。
从本世纪起，出于共同抗美需要，中俄迅速接近，尤其最近几年，两国走得越来越近，呈现出一种准同盟关系。如果两国把抱团取暖仅仅视作抵抗美国的一种策略运用，可以理解，但对中国而言，切忌将和俄的接近变成战略，变成对抗美国的同盟或准同盟关系。
这里不谈历史上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及对中国带来的坏榜样，仅从现实考量，一是在中俄抱团取暖中，从十几年来的经验看，没有改变“俄主华从”局面;二是俄罗斯也在一心防着中国，例如，在先进武器的出售、能源合作以及上合组织争夺领导权上，俄一直提防中国，做了很多小动作，给中国挖雷，如极力把本来对上合组织兴趣不大的印度拉进来，以牵制中国;三是在对美欧关系上，俄罗斯与它们的矛盾要大于中国与它们的矛盾，中俄抱团取暖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俄对抗美欧的一颗棋子;四是在中俄本身的关系上，因为这种抱团取暖，中国得到的要比付出的多。
中俄的共同利益远不如中美共同利益，所以，中国要意识到，同俄结成准同盟关系对中国战略利益失大于得，此种状况应改变。 第五，改变不干涉内政原则，做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
这不是说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而是指这种责任一定要和中国增长的国力，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崛起国家的分量相称。
应该承认，中国的崛起搭了全球体系的便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行国际体系对中国有利的优势。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更重要位置，就必须以自身能力回馈国际社会，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公共品，包括改善现行国际体系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改变几十年来作为外交基石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一般是在一个国家国力弱小和存在道德赤字，或者不愿承担国际义务时鼓吹的。这一原则在过去几十年为中国赢得了大量第三世界朋友。虽然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但也出现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中国既然自认为在崛起，在外交实践中还死守该原则，就不但会被国际社会视为不负责任的一员，客观上也会束缚和制约中国大国作用的发挥。
当然，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不是鼓励中国随意去干涉人家的内政，或以此为借口行使霸权，而是在国际社会发生不正义不公平的事情时要勇于伸张正义，对诸如朝鲜、叙利亚这样的国家，就不能以内政为由，容忍其反人类的暴行存在。
第六，改变意识形态外交，消除外交的民族主义色彩。
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成分一向浓厚，建政后的一边到战略以及后来的三个世界划分，虽然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但很大程度上是用意识形态指导外交的结果。
改革后，这种意识形态外交有了很大改变，但没有完全摈弃，并在某些时候对某些国家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这在近年来表现得很明显。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基于执政党特定的价值观和需要的一种外交，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就支持;凡是“敌人”赞成的，我就反对的外交理念。中国的对美、对日、对俄、对朝以及对中东、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如和委内瑞拉的外交就充斥者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价值观外交要完全避免很难，但不能将价值观外交扩大化、极端化，上升为意识形态外交，以意识形态来来划线，变成一种站队外交，导致国家利益完全被意识形态绑架。中国曾在这方面吃过很大亏，现在仍然没有接受教训。
除意识形态外交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又出现了民族主义外交，外交为民族利益服务无可厚非，但不能将自己的民族利益凌驾于别国民族利益之上，更不能借口民族利益，实行强权外交。事实上，中国的民族利益，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外交是当下意识形态外交的一个变种，很难把两者截然分开。 第七，改变对台湾邦交国挖墙角做法，不要过于突出“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打外交战。
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虽然不是国家关系，但两岸关系的处理也涉及外交。民进党政府上台一年，因迟迟不承认“九二共识”，至今已被大陆挖去两邦交国，特别是最近中国同巴拿马的建交，对台湾震动很大。
如果说，巴拿马因地理位置的特殊与其建交对大陆有价值，对台湾其他邦交国挖墙角就纯粹是为了惩罚和报复台湾。但这样做只会让台湾进一步疏远大陆，就算大陆对此毫不在乎，把台湾邦交国全部拉过来，也不会增加大陆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反而要为此付出不少成本。
因为台湾的邦交国除梵蒂冈等极少数有影响力的国家外，大部分都是些世人记不起名字的小而穷的国家。即使和它们全部建交，对大陆意义也不大。相反，为同它们建交，大陆却要支付不少的资源。台湾这些邦交国，也包括已经同大陆建交的多数国家，都有着机会主义的心态，游走于两岸间，以“一个中国”做诱饵，来勒索两岸。 这种情况完全是僵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后果。台湾的邦交国目前只剩下20个，就算让台湾和它们发展外交国家，也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知以及台湾的国际地位。假如台湾不肯定承认“九二共识”，大陆只需把握一个底线即可，即对联合国及其国际组织，以及大陆参与的其他国际组织，还有和大陆建交的国家，要求它们必须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这是它们的责任和义务所在，而没有必要去挖台湾邦交国的墙角，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假如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首鼠两端，以“一个中国”原则来挑战和勒索大陆，则大陆则可考虑祭出杀手锏，加以威慑。
目前的现状是，由于大陆过于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导致很多国家认为有隙可乘，对中国予取予求。而为了在外交公报中写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每年都要付出不少的格外代价。被诟病的“撒币外交”很多都用在这方面。
假如说，中国过去因为国力较弱，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来对付和惩罚那些企图两边通吃的国家，那么现在中国的工具箱中有很多惩罚工具可以运用。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大多数国家基于各自利益都能明智做出选择，完全不必每次都强调，要人家承认“一个中国”，浪费国家大量资源。所以，给台湾一片国际空间又如何?
第八，适时改变对**喇嘛不接触不谈判态度，避免西藏的独立诉求进一步激化。
和台湾一样，西藏也牵扯了中国大量的原本不必要的付出。西藏问题在外交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喇嘛的态度。 由于中国把**界定为一个批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分子，不允许各国首脑和政府官员以官方身份同**接触，否则，视之为干涉中国内政，从而导致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出现麻烦。最典型的是英国，在卡梅伦政府时期，因为卡梅伦不顾中方反对会见**，使得中英关系全面倒退。此外，包括法国、加拿大、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也因会见**，都不同程度地对双边关系造成损害。
中国对**喇嘛的批判，一个理由是，**是一个批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分子，但在国际领域，**却被视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西方领导人在会见**时，强调的都是他的宗教领袖角色。这种对**身份认知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为了阻止其他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会见**，往往要付出额外的外交成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要过于突出**的政治身份，正视**的存在和宗教影响力，适时改变对**的不接触不谈判态度。
对于**，中国现在采取一个“拖字诀”，以为等**圆寂后西藏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种想法有些天真，因为没有了**这个和平主义者的精神护佑，西藏流亡政府在独立问题上只会变得更激进，藏族群众的不满也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隔阂会进一步拉大，西藏问题可能恶化。
第九，改变南海独享理念，承认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维护南海和平和航行自由。
自菲律宾提出南海仲裁案并得到国际仲裁法庭的赞同后，中国在南海就事实上处于被动状态，只是菲律宾新政府改变了前任对华的对抗政策，使南海问题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法律上的被动状态并未改变。 客观地说，除非使用武力，中国不可能完全收复南海。鉴此，对中国和南海声索国来说，一个合理的能够照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式是承认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和维护南海和平。
中国作为南海区域最大的也是实力最强的国家，理应倡头组建一个油气资源共享的南海能源共同体，联合开发南海石油，并根据投入多少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过去在这方面由于受制于石油开采技术，区域内国家不能做到互相合作，而是同区域外国家的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引入域外力量，造成南海局面的复杂化。现在深海勘探和开采技术中国已经具备，南海相关各方完全可以组建一个能源共同体，共同开发。
此外，为应对海上安全，打击海盗，维护航行自由，中国也可牵头声索国，建立南海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和执法队伍，一旦南海组建这样的安全合作机制和队伍，域外国家就无法借航行自由介入南海事务，将大大减小南海的纷争。
总之，在承认南海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从能源和经济合作入手，拓展到安全政治领域，建立合作机制，打造南海利益共同体，并以条约形式约束之，使南海各方从合作中受益，打消他们对中国的恐惧，才能真正搁置主权争议，将南海变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而南海的和平安全和航行自由也将是对中国利益的最大保障。中国争主权，其最终目的不也是这样吗? 中国外交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上述九点。但如果在这九点上有一个大的改变，中国的外交会出现一个全新的面貌。世人对中国的尊重会增加，中国对世界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说穿了，外交之所以要改变，是因为中国再也不是十几年前的中国了，当中国的国力进一步增强后，中国要变成一个对世界负责的谦谦君子，而不是一个使用蛮力的“野蛮人”。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第四篇：对中国民主选举的看法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入人心，民主选举是广大人民群众行使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主要手段。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复兴事业而愿意付出自己努力的广大党政干部。民主选举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民主选举的发展更需要不断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高中的政治学习让我们了解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体即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民主选举基层领导干部是民主管理的硬件设施”。它直接表达职工群众的意愿，也直接体现职工群众参加民主管理、参与民主决策的行为。就目前来看.民主选举一经试点推开，就已显现了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活力。它首先激励基层领导干部树起“勤政为”的形象，也同时引导有才干的职工群众或一般干部竞争上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应该看到，民主选举已在激活用人机制、透明基层经营管理发挥基层工作积极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整个民主选举的工作流程和宣布结果时，其各类文件都需要通过应用写作文体传递出来，因此，我们应该注重个人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由民众投票选举公共权力的执掌者是迈进现代文明社会的阶梯,是确保人民成为“权力源”,实现主权在民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基础,是造就人民公仆的重要机制。民主选举的规范形式是差额选举,让选民“货比三家”;其操作平台是候选人间的公平竞争,让选民择优选择;民主选举的重要保证是维护民选结果的权威性;其组织保证是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
我对中国民主选举的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民主选举是加强基层民主的权利保障和重要手段
从权为民所授的根本出发点看，民主选举是落实民主最直接、最核心的权利保障，是提供权力运行的基础。民主必须落实到选举上，因为选举的目的，是通过大多数人选择最能够表达他们意愿和利益的代表，然后通过这些真正选举产生代表和代议机构去行使监督行政、司法等机构的职权，这也是我国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之意。一个社会民主的国家，不是去限制选民的选择自由，而是尽可能地保证每个选民都能作出自己最理想、最自由的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民主的原则是人人平等，而选举中的“一人一票”正是这种民主原则的体现。但在具体的运作上，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却存在许多人为的因素和值得改革或思索的问题。
1、候选人的产生问题。从现行的情况看，人大代表中的领导干部(包括党政领导、企事业单位领导)所占比例过大，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或其他社会人士的比例较少，加之又人为地划分在换届选举时要求要有少数民族代表、妇女代表、知识分子代表、归侨代表、民营企业代表等各类代表的比例，把这种代表的身份与代表职能混为一谈，造成代表参政比例的失衡。其实，如不把真正代表民意，有参政能力和充分了解人民群众呼声与利益的人选上来，即使各个阶层都照顾到了，而且比例均等，仍然不能说明就代表人民大多数利益或意愿。当然，我们不是反对要有若干方面代表人和一定的比例。同时，候选人往往由单位或组织确定而非群众酝酿推举，这种事先确定的候选人往往缺乏群众的了解和认知基础。
2、候选人的差额比例问题。有的确定的差额比例过小甚至没有差额。1979年以后，我国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对人大代表和政府副职实行差额选举，这种差额的比例人员配置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为了差额选举，常常中组织上安排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去陪选。2004年修正过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2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现在的情况是对正职一般都是初选等额选举，这也符合
组织法的规定，就因为在法律规定上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各地实际上都是等额选举，这政治体制改革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是不相符合的。这方面越南走到了我们的前面，2006年4月，越共中央“十大”的选举，不单是规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和省部级干部均需有10%差额比例，而且连党的总书记都是差额选举产生。这说明，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了实实在在的步伐。
3、选民在选举前不能与候选人见面。没有对话交流和沟通，候选人也不了解选民的意愿和要求，这种选民与代表脱节的现象，造成代表没有自己真正的选民，选民也找不到自己的“代表”，候选人不能向选民介绍自己的情况，而由选举委员会甚至其他组织机构介绍自己的情况，使选民对候选人了解甚少，更谈不上向候选人提出和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造成很多的人大代表在代表会上成了“哑巴”，这样的代表在投票表决时很难说会投上“庄严的一票”。
要实现真正民主，候选人应以自荐为前提。当然，从组织的方式上讲，可以在当地党组织或有关机构的统一安排下，按照有关规则，在一定的范围内如选区进行自荐演说，同时听取选民的意见，使代表与选民有广泛的接触，产生亲近感或责任感。
二、科学划分选区，确立直选的正当性
科学划分选区是落实选举的重要环节。选区的划分就应尽量避免行政化的倾向。应该照顾到选民工作所在地和居住地的关系，兼顾到社会流动人员和长期在外地的农民工等方面的选举权的落实问题，在选举期间，只要居民持有身份证，并经过一定的核查，就应该在其工作所在地进行选民登记，让其参与选举活动。减少委托投票的比例。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总结以往做法的基础上，甚至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重新进行设计，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和修改。
确立直选的正当性。选民直选基层政府领导的探索，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选民直选乡镇长、甚至县长、市长，按宪法人民主权和主权在民的精神，这种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比，直选更显示出更高的民主性和正当性。应当说是一种民主的进步。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党的意图与人民意志相结合的有机统一。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要在立法的层面上进行考量和确定。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裹足不前，长期等待观望，应在恰当的时候，在时机与条件成熟时，对宪法和地方组
织法的相关条款作相应的修改和规定，从政治上和法律上保证公推直选的合法性与可操作性。
三、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各级人大代表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但目前人大代表在权力机关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除了每年参加一次代表大会和地方组织的
一、两次视察活动外，代表很少有机会参加活动，更难谈得上发挥参政和监督作用。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也有吸收代表旁听常委会会议的规定，但大多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些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随之镇乡的人大主席消失，而街道一级又没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使人大工作脱节断档。一些乡镇在村或街道居委会组织代表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方面，搞了代表活动室，定期组织代表参加活动，但这种活动只局限在县、乡一级的代表，市、县或全国人大代表的活动都缺乏载体，活动就更差一些。因此，如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仍值得探索。
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很广，方式方法也很多，最直接的就是要把具有国家身份和法律地位与担负人民重托的人大代表作用充分发挥好。首先要提高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和参与决策的能力，如对财政预算的审查能力，改变代表看不懂预算报告的局面，使政府和财政的“钱袋子”权力转移到人大手中，实现权力“归位”。这就要求必须切实加强对人大代表的培训，包括政治思想上的提高，法律基本知识的培训，以及人大代表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要逐步使人大代表职业化，改变现在政府官员中人大代表所占比例偏多的现象。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才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政治热情，只有在各个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协调和保障，他们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的时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社会主义研究》期刊以及一些网络资源
财务管理101：陈丽云学号：110067012
第五篇：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近代的历史虽早已远去，可仍然在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启示，带来了祖国由盛转衰唏嘘，带来了对腐朽王朝的痛恨，带来了对无数仁人志士的崇敬，带来了这百年沧桑间祖国的巨变。
这是一段悲剧却又精彩的历史，我们一直承受着屈辱，但先烈们却从未停下进取反抗的脚步，即使在签订《辛丑条约》时我们还是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但奋斗不息的前辈们终于赢得了在密苏里号上战胜国的一席之地，毛主席的那句天安门上对新中国成立的庄严的宣告更是响彻云霄。近代史是屈辱的，却也是壮烈的。是我们这个英雄的民族在绝境中奔向自立自强的英雄史。
读近代史时痛心是在所难免的：麻木的国民，支离破碎的山河，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惨案，还有那流失海外在也回不来的一件件国宝，那些埋骨他乡的可怜同胞们......
再回到如今，回到我们这个独立自强的国家，真是有从地狱到天堂的升华感，感叹自己的幸运，同时更加佩服敬仰那些在困苦中为祖国倾尽心血去奋斗的人，在那个被压迫的直不起腰的国度里，却孕育出了一批顶天立地的伟人，他们是中国近代的脊梁，而我们学习近平代史，绝非为了去简单的了解那段历史，像读故事一样妄加评论，也不只是为了从中找教训吸收经验，最重要的：是去向近代伟人学习，传承流在他们骨子里的民族精神!!!
中学时代的近代史课很枯燥不少同学甚至能睡倒在课本上，即使是成绩还不错的同学，也许是打心里不重视吧，但也许是填鸭课堂太枯燥单调了吧，尤其我们这些以过会考为目而匆匆赶课的理科生。不过，还是对大学的近代史课充满期待。
感觉老师应在课堂上和同学多点互动，例如谈感想，说说如果生在那个年代我们会怎么做之类的一些做法。即使内容很枯燥，一些很活泼的做法照样可以让我们的课堂“活”起来，而活跃的课堂则可以带来更好的课堂效果，从而带来不错的学习效果......
我期待着，期待着大学的近代史，期待着大学里对近代史跟深入透彻的了解，期待着大学里更为开放的学风和更为精彩的课堂。
近代史，我来了;近代的先贤们，希望能受到你们你们伟大光辉的照耀;全新的祖国，等我，在完成学业后像那些近代史那些先贤一样为你的繁荣昌盛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