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制度
在充满活力和日益开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场合需要使用制度。制度是维护公平和公正的有效手段，也是我们工作的底线要求。什么样的制度是有效的？以下是小编为您整理的《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制度》，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第一篇：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制度
迁桥乡农村文化市场监督管理调研
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繁荣农村文化生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迁桥采用调研组专题调研和函调的方式，在分管领导带领下于2011年重点对本乡的农村文化市场基本情况;所辖文化市场门类;所辖村、组基层文化管理措施及现状：农村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文化市场的基本慨况
1、农村文化市场门类日益齐全，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乡农村文化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已初步形成了包括农家乐、娱乐、音像等在内的综合性文化市场经营体系。
农村文化市场的主要特点：一是大部分经营单位规模小，从业人员少，分布零散，没有形成产业化;二是数量相对较少，服务方式单一，服务水平不高，文化消费品种单调，传统文化项目如音像市场呈逐步萎缩趋势，贴近农村群众需求的娱乐项目少;三是经济较为发达的街道文化市场供求矛盾较突出，有些街道群众急欲开办网吧，但由于受国家宏观政策控制，导致一些无证经营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发展不平衡，多的几十个家，且档次规模效益等方面已逐步接近城区，少的只有1-2家，甚至个别村至今没有一家经批准设立的文化经营场所，文化市场处于空白状态。
2、农村文化市场需求日益旺盛，发展特色有所闪现。随着我乡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物质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旺盛。可以说，全乡农村文化市场的发展潜在力量是巨大的。近几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正在悄然转变，上网、看电影、赏识音乐开始成为他们新的休闲方式。
二、农村文化市场监管的主要措施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向城镇化发展的程序正在加快，文化市场的经营项目己向农村集镇、村落扩展，农村市场己经形成，并成蓬勃发展的趋势。对此，如何加强农村的文化市场监督办理工作，阐扬社会主义文化宣传人、教育
人、鼓舞人、造就人的效用，使先进的文化占领农村市场，让康健的文化陶冶许多人情操，用有益的文化哺育许多人成长，给富裕起来的农民群众也能像城里人一样潇洒地生活，快乐地享受人生，让农村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得到净化,近年来寻甸主县要采取了以下工作措施。
1、建立健全乡两级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充分阐扬乡文化站的服务、监督效用，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加强对农村文化市场的监管。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办理”的方针，以规范求繁荣，以创新求发展，踊跃摸索长效羁系机制，严厉查处违法违规举动，增进了农村文化市场的康健有序发展。
2、巩固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属地办理，条块结合”，踊跃落到实处文化市场办理责任制。文化市场办理部门和执法人员具体抓，落实责任，责任到人，局长是第一责任人，分管局长是第二责任人，文化市场行政办理部门和执法人员是具体责任人;严格贯彻“属地管理”原则。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办理、谁负责的原则，明确主管部门和有关人员的责任，加大对农村重点地区、重点部位的文化市场的羁系力度，特别是对农村会议、庙会等场所加强羁系，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到现场跟踪管理，确保农村文化市场康健有序。实行建立纵向层级责任制，加大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督导力度，将农村文化市场办理责任落到实处情况，纳入对基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
3、不断加大办理力度。我乡文化主管部门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办理规定，加强对文化市场接纳未成年人、音像市场经营盗版音像制品违法举动的处罚力度;严把农村演出团体的步入关，对演出团体进行严格的审核。
4、乡政府充分阐扬在农村文化市场办理中的领导效用，做好对文化市场办理工作的保障和支持工作。
三、主要问题和困难
1、农村文化市场发展不够平衡。乡政府重视的，农村文化市场就有起色;乡农村文化市场较为活跃，市场门类较多。反观一些偏僻的农村因年轻人都到外地务工经商，只是在节假日才到家里住一阵，人气不足，文化市场发展缓慢，显的较为冷清。
2、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时有发生。一些经营者，爱利益的驱使，利用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从事违法违规经营活动，如网吧接纳未成年人进入
营业场所;有的收购城里被淘汰的电脑和游戏设备，隐蔽在农村开“黑网吧”和无证电子游戏;还有些人抓住农村人爱贪小便宜的特点，在农村集贸市场、马路夜市销售盗版音像制品、非法出版物，危害了农村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3、文化行政执法是“小队伍”面临“大市场”。县级文化市场执法机构存在的问题是执法人员少、市场大，而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呈现出热点多、焦点多、难点多的“三多”特点，责任重、工作量大、工作压力大是普遍现象。再则农村处于管理有责、执法无权的境地，导致对农村文化经营场所的监管显得力不从心。
4、执法环境有待改善。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文化执法相对于公安、工商等部门处于劣势，由于某些经营者法制意识薄弱，素质较低，对抗执法甚至暴力抗法现象仍有发生。其次，缺少广泛宣传和引导，部分群众对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不了解、不理解，干扰了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农村文化市场监管难以到位的原因
1、思想认识方面。农村文化市场办理工作在个别地方和部分领导的心目中没有适当的位置，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增进未成年人康健成长,认识缺失，认为抓经济才是“硬的”，抓文化是“软的”;在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农村，农民的生活虽然有了改善，但还相对落后，他们看重的是家庭的经济收入，同样认为农村文化无关紧要。
2、管理职责不明。按照《文化站办理办法》的规定，乡文化站是农村最基层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村，活跃农民群众生活的重要阵地和纽带。文化站管理文化市场的工作职责是协助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做好文化市场的办管工作，是管办的职责,没有执法的主题资格
3、缺少人员、机构不健全、经费不足、整体素质不高。乡一级没有专门的文化市场管理机构，县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鞭长莫及，导致管办失控。乡文化站人员队伍老化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文化市场的监督与管理。
五、 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监管的意见和建议
1、提高认识，落实农村文化市场监管责任。区、乡政府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大力发展和繁荣农村文化市场，把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工作摆上重要的工作议事日程，纳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核评价体系。结合农村文化市场实际，下移监管重心，实行划区分片管理模
式。要落实乡层面的监管职责，由文化站兼管农村文化市场，确保农村文化市场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2、正面引导，逐步规范农村文化市场。强化政府导向功能，搞好分类指导，抓好曲型示范，激发农村文化经营者的积极性。要经常组织集中学习和培训，加强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农村文化市场经营者端正经营理念。要引导经营者调整经营方式，提高业务水平和管理技能，以求巩固发展，增强农村文化经营者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
3、加大力度，管好农村文化市场。大力整顿和规范农村文化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活动，取缔无证经营。要加强对重点问题、重点时间和重点地区的检查和管理。重点问题，应是非法演出、非法出版物(音像制品)销售、“黑网吧”、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等;重点时间，应是文化市场比较活跃的节日期间和庙会期间;重点地区，应是文化经营比较集中的集镇和集贸市场。对某些农村出现的突出问题和带有倾向性问题，要集中力量突击清理整顿，实现农村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4、提高素质，增强管理效能。提高执法队伍素质是建立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机制的基本途径。要有计划、有重点地举办培训班，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传授如何准确运用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管理，指导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中需注意的问题。同时，采取异地交流、交叉执法、外出考察的办法，学习借鉴外地农村文化市场管理的先进经验，从而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增强实际管理效能的目的。
5、注重建设，探索建立农村文化市场长效管理机制。要以整治促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一是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以文化主管部门为主，公安、工商、城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齐抓管理的格局，共同打击文化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二是建立农村文化市场长效管理机制。把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并制定详细工作计划，不断完善管理模式，创升工作手段，促进农村文化市场的有序发展。
第二篇：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冯仕政
[摘要]通过分析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本文揭示了社区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改革以来,南街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逆市场化的集体制度,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和路径正是国家政治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制度变迁逻辑和机制。
[关键词]政治文化;制度变迁;农村社区;南街村
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区只是计划体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自主权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不断分权让利,农村社区获得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主动性越来越强。利用国家赋予的自由空间,农村社区自主发展,各显神通;在此过程中,农村社区创造了千差万别的制度形态,其中一些很有特色的制度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产生了许多成果①。遵循这一传统,本文将研究河南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制度。关于这一制度形态形成的逻辑和机制,笔者曾有专文阐述②。在这里,本文想着重讨论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政府-市潮与“国家-社会”之外
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村社区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以往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政府-市潮,另一种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非经济学学科中流行的“国家-社会”。在“政府-市潮范式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被理解为一个“理性选择”过程。所谓“理性选择”,指“政府”和“市潮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特定的制度形态和制度变迁轨迹就是这两个“理性人”为了各自的最大利益而博弈的结果。在这种范式眼中,人类的“理性”只有一种,那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工具理性。由于各类人群的“理性”是没有差异的,自然不能用“理性”本身去解释不同社区在制度选择上的差异。
那么,社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造成的。遵循这一逻辑,“政府-市潮范式最后不是用人的“理性”,而是用人所处的环境去解释各地制度变迁的差异;它所谓的“理性选择”分析,实际上不是对行动者的“理性”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只分析行动者施展自己的“理性”时所面对的环境约束。由于在这一范式中,“理性”只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变量,导致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被排斥在理论分析之外。在本文看来,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人固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有不同的方向,就像韦伯所论述的那样,有时是价值理性的,有时是工具理性的,有时是传统理性的,而不是像“政府-市潮范式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一个方向,即工具理性。不同人群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理性方向,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文化作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既影响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判断,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
在后文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由于深受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南街村在解读自身面临的困境和展望前进的方向时,才把“率先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才把“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途径。与“政府-市潮范式不同,“国家-社会”范式强调与国家正式组织和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社会”因素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者们所揭示的“社会”因素很多,包括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网络、血缘关系网络、地方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一范式中,虽然也有很多研究把社区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服从工具理性的利益驱动过程,但至少,它在理论上没有先入为主地把文化因素排除掉,一些学者甚至特地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林南先生在分析天津大邱庄时就特别强调家族文化因素。不过,正如“社会”这个概念所显示的,这一分析框架即使强调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只是强调“社会”文化,而未注意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而南街村,决定其制度变迁方向和轨迹的恰恰是国家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社会”的文化。
要言之,“政府-市潮和“国家-社会”这两种既有的分析范式受其内在解释逻辑的限制,都忽视了国家正统的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即使注意到了也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本文力图在这两种分析范式之外,以南街村为个案来剖析国家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南街村的制度变迁:逆市场化的集体化
南街村是隶属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的一个行政村。它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而是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的结果;社会改造的基本方向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则是“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经过20多年的社会改造,南街村形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显然,这个体制不管是在方向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是逆市场化而行的,这是“政府-市潮框架没有预料到的。
王宏斌在改革前即担任南街村的支部书记。1981年,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南街村按照“大包干”的政策要求解散了集体,两个集体企业也承包给了私人。据称,集体解散后,南街村迅速陷入一盘散沙。特别是两个集体企业,效益急剧下滑,工资拖欠严重,安全事故不断。更糟糕的是,村民们怀疑这种局面是由于王宏斌受贿造成的,于是不断上访、告状,搞得王宏斌声名狼藉。1984年,王宏斌决定将两个村办企业收回来,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集体承包”后,南街村集体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以不断增强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步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
王宏斌治村奉行“外圆内方”的指导思想。“外圆”就是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按照“外圆”的思想,南街村兴办了大量集体企业,集体经济成为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经济基矗“内方”就是对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治村。在南街村看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政治挂帅”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建设“共产主义小区”的生命线。南街村深信,“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而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南街村要发展,就一定得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③“破私立公”是不断消灭私有制,逐步扩大公有制的范围,直到生产和生活全部由集体统一安排。为此,南街村实行了统一分配住房,实行“低工资、高配给”等分配制度———在南街村看来,工资制只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配给制则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显然,在“外圆”与“内方”之间,“内方”高于“外圆”,“外圆”服务于“内方”。因此,“内方”才是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动力。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南街村最终建立起与人民公社相类似的再分配体制,但其集中控制程度比人民公社要高得多,范围要广得多。南街村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一个领导班子手中。这个领导班子由分别来自党委、村委和企业等三个系统的20余人组成,但王宏斌在其中拥有绝对权力。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每逢单日开会,研究和指挥村里的大小事务。大至村里的发展规划,小至村民的婚丧嫁娶,均由这个班子决定。在经济方面,南街村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南街村下属的26个企业均归集体所有,并且在经营方式上全部实行集中计划管理,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由“三大班子”一手控制,企业的自主权非常有限。最能体现南街村“共产主义”特色的是其“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的工资收入很低,生活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都由集体供给。南街村确定的政策走向是,今后要继续加大“供给”的比例,直到生活资料也全部公有。
以经济控制为基础,南街村领导集体进一步将权力控制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社会控制之严厉,从其婚姻制度可管窥一斑。南街村规定,男女青年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各位村民的婚恋对象须经村里审查通过方可;结婚必须采取集体婚礼的形式,“私自”结婚,或者举行集体婚礼后再摆宴席招待客人都是违反村规的。还有一些规定更是独特,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梳“汉奸头”,等等。
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村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但像南街村这样完全逆市场化而行的集体化却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变迁景观呢?其成因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前已述及,南街村的政治变迁方向和轨迹从根本上是由“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这一路线所决定的,因此,只要揭示这一路线是如何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变成南街村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具体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决定了南街村的制度形态即可。
三、计划体制的政治文化遗产
南街村独特的制度变迁景象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文化遗产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这里所谓的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在一定政治体制下所养成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模式。如果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算起,计划体制在中国的存在长达20余年。在这2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计划体制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核心观念是“公”,以公为美,以私为耻。“公”的观念被简化为“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好”等政治口号广为传播,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耳熟能详。“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痼疾,那就是微观激励不足,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要克服这一问题,“物质刺激”显然与“公”的要求不符,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挂帅”,用政治运动或“阶级斗争”去解决本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的效率问题。在此过程中,“树典型”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政治动员手法。
“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策略,其核心技术是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组织、个人、行为和话语,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重新诠释,将其改造为政治权威所钟意的意识形态符号,然后用以表达有关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由于“典型”取自群众的日常生活,具有“群众基幢,因此,把经过诠释的“典型”重新反馈到群众中,往往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通过这个过程,政治权威就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灌输到群众头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典型”是计划体制下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计划体制需要倚重它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因此之故,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有关部门树立的各级各类“典型”不知凡几。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我王宏斌十四岁小学毕业,毕业就回来当农民啦,没考上中学。那时候语文算术门门是60多分,考不上中学,也没想着再留级上学。因为啥哩?那时候60年代社会上就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毕了业之后不当工人,不当干部,不进城市,回去到农村改变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我在思想上就奠定了这个基础,就下定了决心: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所以64年小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再想着上学,就回来了。回来了十四岁年纪太校现在我的个儿也不高,那时候更矮。重体力劳动活也干不成,只是干个小技术活,那就看个红薯苗呀,种个烟芽呀,粮食成熟季节看个庄稼。那几年里,一队5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大人小孩都说王宏斌是个好孩子。队里谁当干部都表扬我,不管谁来俺队也是表扬我。69年10月份南街大队整党,那时候整党是开门整党,选积极分子参加整党学习班。你想我的威信那么高,一选第一个选中了,选中我参加大队整党学习班。70年的元月份,整党学习结束,就选我当了个民兵排长。当了一年民兵排长,71年又当生产队长。在71年的10月份我又出去当了一段工人,在县生产公司当了保管员,业务员干了一段。干到74年的2月份,俺大队生产队又把我要回来当队长。75年俺生产队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半。县委当时是DW书记在这当书记。夏粮生产一结束,总结生产经验,一总结,总结住南街村一队。说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半,这速度是真不低的,全县是独一无二。县委宣传部就派了一个姓张的同志,到南街村总结经验。一总结,总结住我这生产队长,还是不当工人当农民回来当生产队长的,当时这种做法哩也是很少见的。那时候的农村社员都愿进城市,愿当工人。我是当上工人了又不当回来当农民当生产队长,回来以后粮食产量又翻了一番半。根据这两个素材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确实很吸引人。75年县里叫我发个言。一发言真是一鸣惊人,县委发了三个文件,全县青年学王宏斌。我是76年7月1日入党的。我入党的手续简单的很,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手宣誓,县委常委一研究,就通知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到南街村大队,召开党员大会就宣布:“经县委研究决定,王宏斌从今天起成为中共党员,是南街村大队副支部书记兼一队生产队长。”就这么简单。在7
5、7
6、77这三年里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谁都知道我王宏斌。县里领导还有公社领导,见了王宏斌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④
这段话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
六、七十年代一个中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先是“社会上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的政治氛围让他受到感染,暗自下定了“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的决心。后来,县里把他树为“典型”的经历、“在临颍县红的发紫”的切身体验使其对有关意识形态观念的记忆更为刻骨铭心。如前所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观念对南街村的制度变迁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定向作用。不难发现,这些观念正是通过树典型这一政治社会化机制从一种高居庙堂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南街村的。国家意识形态先是影响到王宏斌,再通过王宏斌这个人影响到南街村在改革以后的制度变迁。王宏斌在年轻时所接受的政治信仰为改革开放后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
四、政治文化与初始制度选择
1978年,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改革首开先河。与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保持基本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下的渐进式改革。体制上的连续性保证了政治文化的连续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为先导的。拨乱反正的核心任务是肃清各种“左”的思潮,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指导思想。显然,南街村“政治挂帅”、“破私立公”之类的思想正好是拨乱反正的对象。在改革过程中,它本应丧失政治舞台和政治合法性。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在南街村顽强而成功地延续下来。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具体制度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不同步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也是依托计划体制而存在的。作为计划体制之农村组成部分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在改革初期即告解体,但在这一体制下养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却不会同步终结。内中机制在于,个体才是意识形态传承的实际载体。在某一时点,某种体制的生命终结了,但在这一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并不会与之同时终结。通过社会化过程,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于某些个体的观念之中。随着个体生命的继续存在,这些意识形态观念的生命也得以延续。南街村即属这种情况。“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观念早就在王宏斌的头脑中扎下根来,人民公社的解体并不妨碍这些观念继续在王宏斌头脑中存在。这一条件与下述其他条件因缘际会,使得王宏斌个人头脑中的政治观念能够上升为整个南街村的指导思想:
一是农村改革未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那样进行干部清洗,而是有意识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此,在农村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村干部仍然留任原职。王宏斌也一样。在南街村实行“大包干”之后,他仍担任村支部书记,权力虽然减小不少,但仍掌握着两个村办企业的支配权。利用这一支配权,王宏斌把这两个原本已经承包给个人的企业重新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这是南街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支配权和第一步,南街村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集体经济,自然谈不上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二是中央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时,没有采取以往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或群众运动方式,而是只限于一定范围的有序讨论。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为意识形态的延续提供了方便。所以,尽管中央明确指出要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但不少村干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相当模糊。对于王宏斌来说,由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自然更容易继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思想。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能够成为南街村的指导思想,从而从思想上决定了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首先,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教育使王宏斌等一般村干部能够克服利己主义的行为动机,对集体事业采取的是积极作为而非消极不作为。任何制度变迁都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预言,在集体行动中,由于每个人都按照利己主义的逻辑行事,都想“搭便车”,结果使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⑤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的村级政制安排有一个重大缺陷,即村干部在经济、权力和声望方面得到的报酬47与其承担的繁重任务严重不相称,村社区制度变革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不难理解,很多村干部对集体事业都是消极应付,部分村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而王宏斌,即使曾经受到村民误解,也不但不秋后算账,反而知耻而后勇,致力于集体事业的发展。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不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个人利益算计,而是王宏斌早年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政治责任感和荣誉感:那个时候(即村民因误解而到处告状)就没法与7
5、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宏斌,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王宏斌。各级领导见了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81年到83年那几年,领导见面都是扭扭脸过去了。评先进时,城关镇评了,报到县委组织部,部长一看:“那南街能当先进?!告状信那么多。”一句话就抹掉了。从这几方面看,我们支部这几个人浑身都是毛病,没有一点好地方,落了一身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反思。过了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从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
“集体承包”之后,必然出现一个选择何种制度进行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信仰又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实行“集体承包”后,村支部开会讨论怎样搞好集体企业。王宏斌认为:南街村的企业要想搞好,需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如果不用这样的人管理企业,企业还搞不好。大家都一致这样认定了。接着再探讨怎样才能把南街村人都武装成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
„„所以，在当时南街村就开展了这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让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学雷锋,让南街村人都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大唱革命歌曲,让人的精神都振作起来,干劲都鼓起来。⑥
审视这一制度选择过程,不难发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观念在其中的影响。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规定了王宏斌选择“集体承包”而不是其他制度形式。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形式。王宏斌对此给出的理由是:“能人承包”不行。这一看法显示了王宏斌不同凡响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因为“能人承包”是当时中央高度肯定的政策,被视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而王宏斌作为一个刚刚在政治上遭受重创的支部书记,甘冒政治风险(事实上,他曾为此遭到过有关领导的指责)也绝不盲从。显然,这一选择背后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同样来自他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政治教育。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王宏斌将“能人承包”的失败归因于承包人的素质不行,而不是制度不行,那么他所做的肯定就是更换承包人,而不是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就完全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另一方面,在“集体承包”之后,王宏斌马上想到要培养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并选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原因他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以上事实表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意识形态观念对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定向作用。它不但缔造了王宏斌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制度创制者和实施者,而且规定了他对具体制度形态的选择。
五、政治文化与制度演进
“集体承包”加上“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构成了南街村制度体系的雏形,但与当前的制度形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南街村的制度形态有一个演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家政治文化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树典型”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策略是国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盛行于计划经济时期,但在改革开放后一些领导和部门仍将“树典型”作为推动改革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南街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重新树立为典型的。王宏斌在改革开放前即是当地一个“大红大紫”的典型,但在改革初期这个荣誉一度失落。在“集体承包”后,由于南街村不但集体经济搞得好,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因此,王宏斌又被有关部门重新树立为先进典型。这一身份变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机制,进一步改变了王宏斌自我认同和制度定向,二是“树典型”作48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变革实践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彼此独立,又相互强化,合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南街村的制度演进。
在“集体承包”之初,王宏斌虽然在南街村推行“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但“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范围和强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如其所言,他当时搞“三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培养全心全意为集体服务的人,防止损公肥私现象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活动顶多算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在这个时期,王宏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树典型—当典型”这一饶有兴味的互动过程中,王宏斌逐渐确立了新的自我认同和制度取向。
南街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做法,逐渐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就这样,这个一度蒙尘的先进典型重新焕发光芒,成为当地在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在当地有关部门不断的宣传下,王宏斌和南街村的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南街村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1989年秋,一位高层领导视察南街村,并充分肯定了南街村的做法。这个事件在南街村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它掀起了正面宣传南街村的高潮。在宣传过程中,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走集体主义道路是反复被突出的两个要点。1991年,河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前去总结“南街村经验”,以备推广。在这次总结中,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③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南街村经验”最明确、最正式的总结。与以往的宣传导向一样,这一经验总结也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南街村的政治特色上。
外界的宣传导向,对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推力”,给王宏斌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之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以适应有关方面对自己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它作为“拉力”,又明确地指出了王宏斌身份认同和角色建构的方向。这种外部环境再加上王宏斌本已具有的思想基础,使王宏斌开始改变自己和南街村的角色定位及制度取向,逐渐调整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断扩大“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强度和范围。
1990年,亦即那位领导视察南街村后的第二年,王宏斌就改变以前自愿加入集体,自愿参加集体劳动的“革命靠自觉”的做法,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理由是:“我们的事业已经成功,也就是走的路子得到了肯定。„„现在并不是凭自觉。你自觉我们欢迎,不自觉我们就要推你,拉你,向你做斗争。”⑦“这几年我们的事业基本成功,得到了上级各级政府的肯定。我们的路子走的对,群众也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正因我们走的路子对,所以今天要这样做。这是对全村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现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革命我们要推着革命。”⑧1992年,也就是有关部门全面总结“南街村经验”之后的第二年,南街村即提出了“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表示要在全世界率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前后有着因果联系的。从此以后,王宏斌就大大加快了实施“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计划的强度和进度,终于形成了我们当前所见的“南街村体制”。南街村重新被树立为典型表明,它已经为自己争取到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但对南街村来说,成为“典型”不仅意味着获得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荣誉,而且意味着获得大量实际利益。树典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加强社会动员,但有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往往给予“典型”以特殊的扶持。于是,南街村利用“典型”这一特殊身份,争取到大量资源。在政治上,南街村拥有比普通行政村大得多的治权,很多内部机构是乡级甚至县级设置。在经济上,南街村也得到很多实惠,最重要的是获得大量银行贷款。1990年以前,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基本上只能靠民间集资和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但就在那位领导前来视察并充分肯定之后,南街村的政治地位猛然提高,银行资金也随之滚滚而来。1990年,南街村使用银行贷款只有区区250万元,但到1993年则猛增至3亿1千万元,到1998年,南街村共欠银行贷款近6亿7千万元。这些贷款由于是政治意义浓厚的扶持性贷款,银行基本上“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所以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容易,连王宏斌自己都感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项目,用不了那么多钱。”⑨在大量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飞速发展。1991年后,总产值连年翻番。
利用“典型”身份获取的大量贷款从根本上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一点,49它使南街村的制度演进几乎摆脱了市场的约束。如果南街村在社区制度变革中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都必须从市场中按照市场的方式取得,那么,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南街村的制度演进显然不可能如此高度政治化。然而,大量基于政治考量的扶持性贷款不但弱化了市场对南街村的约束,而且强化了政治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高度政治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要言之,“树典型”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诱导作用。一方面,它进一步将王宏斌塑造成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使王宏斌选择制度方向和选择实施手段时更加政治化,另一方面,有关方面对南街村这个“典型”的特殊扶持,又给予了王宏斌实施其高度政治化的制度选择所必需的种种资源。
六、结论
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模式虽然是独特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它从理论上表明,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不但改变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外部环境,而且塑造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内在价值取向、认知路径和情感取向。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者既不完全是具有单一而稳定的目标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理性行动者”,也不完全是沉溺于地方文化的“社会人”。因此,我们在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时,不但要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动机,而且要关注这一动机的多样性,以及造成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因素;不但要关注地方文化因素,而且要关注作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方式;不但要关注社区制度变迁在资源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而且要关注在文化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
[注释]
①比如,胡必亮、胡顺延:《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林南(1996):“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李康译,《国外社会学》第5-6期(合刊)。
②参见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0-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社会学研究》2007,(2)。
③参见“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南街村双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南街村档案第6卷。
④省委组织部带领全省第一批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学员到南街村参观时的汇报,1993年2月28日,南街村档案第52卷。
⑤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
⑥王宏斌同志在基层干部会议上讲的六个问题(1994年10月17日),南街村宣传材料《理想之光·之一》170-174页。
⑦王宏斌经理1990年6月14日在公司各厂队、各室团干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1卷。
⑧1991年6月13日“三大班子”会议记录,南街村档案第28卷。
⑨王宏斌在临颍县奔小康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的发言,南街村档案第41卷。
第三篇： 当前农村集贸市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农村集贸市场是目前农村牧区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是广大农牧民群众获取日常生产、生活必须品、出售农畜土特产品的重要交易场所。对方便广大农村消费群体、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创收和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农村集贸市场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共同解决。
一、当前农村集贸市场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市场开办者“第一责任”难落实。市场开办者本应是市场经营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对市场物业管理、商品质量、交易秩序、清洁卫生和消费者投诉等负有第一责任。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农村集贸市场开办主体不明确，多以挂靠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极少数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所有的，市场开办者唯利是图，只是关心自己的收入，对于其它问题一概不过问，只要有收入，不管场内经营者是无照经营也好，假冒伪劣也好，市场开办者都可以视而不见。客观上，有的市场开办者为了减少管理成本，一般雇用临时人员来管理市场，这些管理人员文化水平低，缺乏管理经验，又未经过专门培训，很难胜任管理市场的工作。
(二)经营项目繁多，存在安全隐患。一是质次价廉的商品充斥市场，这主要是因为农村消费者属于低消费群体，买东西只图便宜，而且识假辨假能力差，为其销售这类商品提供市场。二是食品经营问题多。在农村集贸市场内，食品经营户以大量天然经营的方式存在，经营食品极其落后，卫生条件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过期食品充斥市场，一整治就溜之大吉，整治结束后死灰复燃，在日常监管中和管理人员搞猫捉老鼠的游戏，为有效监管带来诸多困难。三是经营场地卫生条件差，经营场地和经营设施简陋，卫生条件极为恶劣。
(三)无照经营行为普遍存在，埋藏重大安全隐患。由于大多数经营者以“赶场”或走村串户的方式推销商品，有门面固定从事商品经营的相对较少，使无照或证照不齐而从事经营活动的人较为普遍。目前，绝大多数农村集贸市场，没有
相关检验检疫部门对上市的(除定点屠宰猪肉以外)的畜产品(包括牛羊肉及熟食制品，禽类胴体及熟食制品)水产品等食品进行检疫检验。致使这些肉食品得不到有效的质量保障，存在着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四)相关部门对市场的监管不力。表面上，市场监管涉及商务、公安、环保、畜牧、城管、卫生、工商等多个职能部门。实际上，各个部门的具体职责是什么，各地都没有进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没有对号入座，即使知道自己的职责，也因为市场监管点多、面广，责任重大，也不愿意在市场管理上花精力、下功夫，有时遇到问题还相互推诿扯皮，很难形成市场监管合力。况且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认为管理市场应是工商部门的事，一有市场方面的工作，不管是清洁卫生、还是占道经营，不管是污水处理、还是乱搭乱建，一概由工商部门去处理，这些原因造成了市场管理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突出。
(五)有特色的专业化农村集贸市场不多。在市场竞争中，特色、专业化是提高竞争力和吸引力的主要手段，农村集贸市场的建设需要特色，需要专业化。这有利于推动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商品化经营，深化农村区域经济和社会生产的分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目前，农村集贸市场普遍为综合性的低层次的农副产品和日杂市场，市场建设大众化，而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专业化市场却很少。这就导致了市场的建设难以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区域经济的增长起到显著的带动和引导作用。
二、对策建议
(一)落实第一责任，抓好前沿管理。市场开办者是市场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落实好市场开办者第一责任人制度，是市场管理的前沿阵地。深入走访调查，摸清情况，与地方政府、村委会加强沟通，讲清利害关系，进一步确立市场主体，落实第一责任。召开座谈会，向市场开办者宣传第一责任的相关内容，使市场开办者明白自己不仅要抓好市场的物业管理，更重要的是履行好市场第一责任人责任;通过与市场开办者签订市场管理责任书，明确市场开办者对市场内经营户证照、市场内安全、计量、维权、卫生等有督促和管理责任，对市场内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有建设和维护的责任;组织市场开办者学习教育，提高其觉悟，提高其社
会责任感，自觉投入市场建设，使其明白，管好市场，就会实现目标一致，互利双赢。
(二)调动各方面投资农村集贸市场建设，扩大农村集贸市场功能。农村集贸市场的建设不可能单单依靠政府，更多的要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要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筹集资金，鼓励个人、集体、外商多方投资于农村集贸市场的建设。同时，市场建设要在满足使用功能和投资许可的基础上，以高起点、高标准、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式样新的要求，完善水、电、通讯、仓储、停车场等设施的建设，加快交易手段的现代化，尽可能地提高市场建设的档次。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建设，将农村集贸市场迅速从传统市场转变为现代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提高入场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政府各职能部门要通过各种手段，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各类农村集贸市场的规范和指导，只有让经营者先知法、懂法，最后才能守法，才能在全社会倡导诚信经营;只有让广大消费者知道自己有哪些合法权利，怎样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才能在全社会掀起打假治劣的良好氛围;只有落实了市场开办者的第一责任，知道自己所应负的责任，才能改变对农村集贸市场监管的被动局面。
(四)注重有特色的专业化市场的建设。专业化市场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但是，它的建设决不能脱离其区域基础而盲目建设。因为其具有较高的要求：需要较广阔的腹地、较高的门槛购买力、较佳的区位和相对较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因此，应慎重考虑，在经过综合比较和优选的基础上，注意发挥区域优势，有步骤、谨慎地加快专业化市场的建设。
(五)加强农村集贸市场的管理工作。农村集贸市场管理的有序化和规范化是市场机制运行良好重要标志，也是市场生存发展和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因此，各地应制定出台《集贸市场管理办法》，建立以苏木乡镇政府牵头，城管、工商、卫生、经贸、环保、消防、建设、公安等职能部门参与的联合市场管理机构，对集贸市场按属地管理原则进行有效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巡查人员的作用，定期或
不定期地加大对农村集贸市场的巡查力度，重点检查主体资格、商品进货渠道、产品质量、产品价格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堵住假冒伪劣的源头。同时，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和自我保护意识，打击不法商贩和违法经营者，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当前农村集贸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县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己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种变革是随着农村形势的发展、农民基本需求的不断提高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变而发生的。事实证明农村集贸市场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充分的发展空间。然而，在这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一些监管难点。为了加强农村集贸市场的监管，笔者针对农村集贸市场进行了调查、研究，下面就以峰高镇集贸市场为例阐述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农村集贸市场存在的几个问题
1、业主纯商业运作，监管不规范。峰高镇集贸市场于2002年由政府建成后以招标的形式转让给私人业主进行经营管理，这种措施减少了政府人力财力的消耗，也有利于政府将资金投入到其它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业主实行的是纯商业运作，以赢利为最终目的。就使得市场的监管方面不够规范，各种商贩只要交钱都可以进入市场，商品的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2、无照经营者充斥着集贸市场，商品质量低劣。据调查，该集贸市场逢场天一般有两百多户商贩，但其中只有七十多户是在工商所登记，有执照的，其他一百三十户都是摆地摊、推销药品和江湖郎中的无照“游击户”。而且商品质量比较低劣，假冒伪劣商品居多，以洗发水、洗洁精、蜂蜜、和食用油等农村常用日用品尤为突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
3、集贸市场布局不合理。市场内的商品没有形成科学、合理地划分好种类区域，常常是畜产品和蔬菜在一个区域;日用品和熟食品在一个区域。在逢场天或过节的时候，有些商贩还将商品摆放在市场的入口甚至街上去了。这样既为消费者的购买造成了不便，影响了市容，也加大了市政管理的难度。
4、卫生状况差。市场内仅三名管理人员，其中两名都是开票收费的，而清洁人员仅一人。7700平方米的集贸市场连平时打扫都很吃力，更不要说人流量是平常几倍的逢场天，清洁卫生根本无法维持。果皮、废纸、鸡鸭血、泥水使整个市场肮脏不堪。
5、消费者的安全消费意识淡薄。与城市居民日趋成熟的消费理念相比，农民安全消费意识十分淡薄，其中固然有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水平不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对假冒伪劣商品可能造成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由于对危害性认识不足，低廉的价格往往成为农民在购买使用商品时最主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即使明知所购商品是假冒伪劣商品，也在“一分钱一分货”、“只要能用就好”、“便宜就好”等心理作用下，购买使用这些假冒伪劣商品。更有甚者，在工商行政执法部门销毁假冒伪劣商品时，一些农民还不顾执法人员的阻拦，哄抢未被完全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
二、对策与建议
1、加强宣传力度，引导农民参与打假维权行动。广大农民作为农村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农村市场的打假维权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因此，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农民认识到使用假冒伪劣商品将损害自身权益，从而提高鉴别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增强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的自觉性。(1)采取适合农村特点的宣传方式。根据农村宣传的条件及受众的特点建议采取在农村集贸市场、村委会等群众聚集的地方，定点分发宣传册、宣传单;在村委会、集贸市场的宣传栏、黑板报上进行宣传，同时对一些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件进行宣传等方式，以提高宣传效果。(2)针对农民的需求提供咨询服务。根据农民的需求，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可以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春耕时节，组织力量进行种子、农药、化肥、地膜等方面的知识宣传，提高农民鉴别假种子、劣质农药化肥、“三无”生产用具的能力;而在中秋、春节等节假日，举行大米、食用油、糖果等食品方面的知识宣传，提高农民对食品安全的认识。(3)建立面向农村的宣传阵地。目前我县有电视台和电台，建议充分利用这些宣传的平台，以固定的电视栏目，建立面向区域内农村、农民的宣传阵地，使这些宣传媒体成为农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了解市场信息、提高产品鉴别能力的窗口。
2加强监管力度，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监管办法农村地域广阔，市场分散，相比之下行政执法力量显得薄弱，而农村市场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法制观念相对淡薄，一些村规民约深入民心。因此，对农村市场的监管有别于对城区市场的监管，在借鉴对城区市场监管办法的同时，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监管办法。(1)加强集贸市场监管力量。农村市场的监管力量相对薄弱，除工商部门在乡镇设有基层所，在农村实施市场监管外，其他行政执法力量由于在乡镇没有派出机构，面对地广大农村市场，监管力度相对很小。而一个工商所的人员编制一般都在五至六人左右，负责辖区内企业和个体户的登记变更、商标广告合同等日常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对商品质量监督有限。因此，建议对涉及农村市场监管的工商、卫生、药品食品、技术监督等职能部门进行行政资源整合，综合行使农村市场监管的行政执法权，在人员、经费、设备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彻底消除农村市场的监管盲区。(2)改革农村市场监管方式。由于我县部分集贸市场实行了像峰高镇集贸市场那样转让给私人业主进行管理经营，业主出于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不可能组织太多的监管人员。因此，建议分管部门应加强引导，逐步建立起农村市场的自我监管、自我约束机制。如在市场内各相同行业建行会组织，强化经营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加强了相互监督，推动市场向安全、文明、健康的放心市场发展。因此，在依靠行政机关依法监管的同时，逐步在农村推广建立市场自律组织，依靠以德监管，加强市场生产经营者的自律行为，推动农村市场走向规范。(3)增加农村市场监管手段。农村市场相比城区市场比较不成熟，城区市场施行的有效监管办法，在农村市场却举步为艰，如索证索票制度在农村市场难以施行。建议一是要根据市场内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情况，制定处罚细则，加大处罚力度，避免这些经营者钻法律的空子，逃避处罚;二是要推广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办法，加强对集贸市场销售的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的检测;三是健全12315维权网络，在集贸市场聘用素质较高、办事公正、有较高威望的人为协调员，方便消费者投诉，及时调解市场纠纷。 (4)加强卫生监管力度。干净、卫生的集贸市场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商家，并保证消费者能在舒适、安心的购买环境内购物。建议相关部门和业主协商要求增加市场内清洁人员数量及改善清洁维持状况。制定细致明确的处罚制度，如要求商贩进入市场前先交一定数量的卫生保证金，管理人员随时检查，如果发现其摊位卫生太差就进行处罚等方式对市场的卫生进行规范。
3、加强引导扶持，推动市场内商贩走上规范化轨道由于农村市场商品品种相对较少，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小，这往往造成了许多生产经营者既是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同时也是假冒伪劣商品的消费者，在侵犯别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自身的合法权
益也受到侵犯。因此，建议开展针对农村生产经营者的诚信教育，加强引导与扶持，推动市场内店铺、摊贩走上规范化轨道。建议简化审批手续，减免税费，将市场内店铺、商贩变无照经营为有照经营。农村地理和卫生条件等客观因素与农民对审批手续抵制和逃避纳税等主观因素，使得当前许多市场内小店铺、商贩办理不了或不愿办理经营许可证。因此，建议针对农村市场的实际情况，简化对市场内小店铺和商贩的审批手续，并给予减免税收等政策支持，鼓励这些小店铺甚至“游击”商贩办理经营许可证，使之从无证经营向有证法经营转变，从而纳入正常的监管范畴，引导其走上合法经营、诚信经营的道路。通过加强宣传，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积极参与打假维权行动;通过整合行政资源，改革监管手段和监管方式，建立适合农村市场特点的监管办法，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监管力度;通过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使市场内店铺和商贩从无证非法经营向有证合法经营转变，使农产品经销商成为农村市场合格产品的提供者，消除了假冒伪劣商品生存的土壤和销售的渠道，农村市场将日趋成熟，逐步走向规范化轨道。
农村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买方市场日益繁荣。当前，不少农村市场的发展速度趋缓，有的地方甚至停滞不前。为了解影响农村市场发展的原因，寻找加速农村市场发展的新路子，最近，省农调队就农村市场发展的有关问题对全省小城镇进行了一次调查。
一、农村市场现状
2001年全省小城镇共有1072个，辖27207个行政村及2482个居民委员会，3032.5万农户，总人口达3670.6万人，其中:镇区人口有885.2万人;共有集贸市场2212个,比上年增加79个,其中:综合市场1772个,农副产品批发等专业市场440个;集贸市场成交额达437.05亿元,比上年增长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1.02亿元，增长10.3%;还有一些村级小市场不包括在内。在这些市场中，市场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有相当部分市场没有固定的门面和摊点，面积狭窄，市场交易量不大，商品交易品种不全，市场覆盖率不高等，严重阻滞了我省农村市场的发展。
二、农村市场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农民购买力不强。这是制约农村商品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1.2001年，我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299.46元，同比增长4.7%，可支配收入2264.71元，同比增长4.9%;最低的镇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未来增收预期不稳，延缓了农民的即期消费。由于近两年农产品供求格局的变化，大宗农产品、畜产品价
格低迷，已使农产品总量扩张不能为农民在农业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乡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外出务工环境趋紧，使农村非农产业难以支撑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加之农民对未来增收的预期不稳，产生即期消费紧缩的倾向。消费支出的停滞，导致目前农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生活消费仍未摆脱以必需品为主的生存型消费模式，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90年代以来一直在0.55-0.58之间波动。生产投入的下降，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最终还会影响到农产品的供给。
2.农村市场的非均衡分布，加大了开拓农村市场的难度。既有消费需求又有购买能力的农村居民只是少数，多数农民有消费欲望但购买力不足。虽然农村市场空间很大，但是，从购买力的分布和农民的消费行为分析，真正既有消费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即能形成有效需求的仍是少数，绝大部分农村居民购买能力较低，难以形成对市场的旺盛需求，购买力不足是影响农民即期消费最主要的原因。
3.同比外出打工人数较多，本地劳动力不足，发展后劲不足;打工资金回流消费增长缓漫，回乡服务本地经济建设少。 (二)产品结构不合理
不少生产者和经营者，把开发新产品和推销商品的着眼点放在城市市场，追求高附加值，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设计多数是以城市需求为基础，造成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商品结构趋同性问题十分突出。
(三)流通组织滞后
由于种种原因，农村部分干部的市场观念、市场意识淡薄，只重视抓生产而忽视流通组织的建设。农民盲目生产、无序流通、销售不畅。近年来经常出现柑桔因销路问题而烂果枝头的现象。再有，各种农产品市场建设规模小，没有形成网络，配套设施差，服务功能严重不足，市场带动作用很弱。
(四)信息服务薄弱
主要体现在信息不足，真正用于农民生产、生活信息指导不多，信息质量不高，鱼目混珠的现象时有发生，令农民不敢轻信;信息网络不够健全，使一些信息无法送到农民手中。农村信息服务发展滞后，农民不能得到必要的生产指导和市场销售信息，产销之间的联系度不够通畅，时常出现农副产品积压和卖难问题。
(五)农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如农民的家用电器和各种农用机械及农用汽车近年来增加很多。但农村的供水、用电、道路建设和电视信息接转等基本问题，未能尽如人意;第三产业又难有作为。因此制约了很大部分商品的普及和在农村市场的开拓。
(六)假冒伪劣商品多，影响购买积极性
主要集中在食品、日用品、农业生产资料上，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弱。
三、加快农村市场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一)用市场的观念引导广大农民逐步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要让广大农民深刻懂得农村市场这种规律，作为卖方市场，农民要知道自己生产什么产品更好，效益更高。作为买方市场，农民要知道自己购进什么更有利于自己的生产效益和生活质量提高。
(二) 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步伐，转变农民生活方式
城市化滞后是我国农产品和工业品双重过剩的症结所在，因此，农村城镇化是中国启动内需的重要内容。通过农村城镇化，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提高消费水平。同时，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将带来交通和市场的繁荣，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就业领域。国家应不失时机地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积极探索小城镇发展模式，吸引各种投资主体参与小城镇的开发建设。如果由财政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够侧重于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小城镇的电网、道路、供水等与生产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和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效果将比较显著，而且有利于消化目前“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
(三) 加强农村市场培育，建好、用好农村集贸市场
当前还有相当一部分集镇的市场设施跟不上日益发展的农村交易的需要，有些集镇没有按规划建设农村贸易市场。因此，在农村电网改造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速市场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功能，在广大农村依据市场规模形成梯度规模的网络体系，使其为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四) 发挥和开发交通优势，为城乡物质快速流转创造更多的便利
要把现有的交通优势发挥好，要进一步开发出潜在的交通优势，为城乡和外界等物质的快速流转创造更多的便利。
(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
减轻农民负担最根本的是压缩“需求”。应下决心精简机构、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金钱的彻底分离;在加强机构改革的同时，结合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干部政绩考核。农民只有丰收，产品能够销售出去，并卖个好价钱，才能实现扩大消费的行为。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宏观信息指导，使农民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建立大市场，提高农副产品的产销比重，减少自产自食，扩大农村内部相互间的服务领域，促进第三产业更快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目的。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市场份额问题。因此，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是新形势下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要抓住当前农产品比较充足的有利时机，以提高农产品品质为中心，调整优化结构。目前，我国农业效益低，主要低在农产品加工滞后。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多种多样的农产品加工产品，尽快推广实用加工技术。按照市场需求，更新品种、提高品质，通过产业化延伸产业链条，解决优质农产品开发和大规模生产问题，实现农产品加工增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六)工商联手，共同开拓农村市场
开拓农村市场，不仅是政府和商家责任，更主要是厂商。厂商必须以做蛋糕、培育市场为主，深入农村市场调查研究，才能生产出适合农村需求的产品，才能找到打开农村市场之门的金钥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农村市场过剩与短缺并存矛盾。
第四篇：中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由中央财政设立，用于支持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保障基层农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第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坚持中央补助、分级负责、合理安排、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四条 专项资金实行定额补助和因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法。
第五条 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章 支出范围与标准
第六条 专项资金包括补助资金和奖励资金，其中：
(一)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行政村文化设施维护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等支出，包括：
1.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基层服务点运行维护和开展宣传培训等支出;
2.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及更新支出;
3.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支出;
4.行政村组织开展各类文化体育活动支出。
(二)奖励资金主要用于鼓励地方开展农村特色文化体育活动、加强农村基层文化体育人才队伍建设、丰富农民群众文化体育生活等。
第七条 行政村文化设施维护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等支出基本补助标准为每个行政村每年10000元，其中：
1.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基层服务点每村每年2000元;
2.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及更新每村每年2000元;
3.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按照每村每年12场，每场平均200元的补助标准，每年2400元;
4.农村文化活动每村每年2400元;
5.农村体育活动每村每年1200元。
第八条 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按照基本补助标准的20%、50%、80%安排补助资金，其余部分由地方统筹安排。
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补助标准，所需经费由地方自行负担。
对党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的比照享受中部政策的东部地区，中央财政按照基本补助标准50%的比例安排补助资金;比照享受西部政策的东中部地区，中央财政按照基本补助标准80%的比例安排补助资金。
第九条 奖励资金实行因素分配法，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兵团，以下简称省)区域内农村基本情况、财政文化投入水平、农村文化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等因素进行分配，具体因素和权重如下：
(一)自然因素(权重20%)：
1.农村人口(10%);
2.行政村数量(10%)。
(二)投入因素(权重30%)：
1.公共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水平(15%)，指某省公共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该省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
2.公共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增长率(15%)，指某省公共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比上年增长比例。
(三)工作因素(权重30%)：
1.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基层服务点年均服务人次(6%);
2.行政村年均电影公益放映场次(6%);
3.农家书屋出版物年均补充及更新数量(6%);
4.行政村年均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举办文化类培训班及讲座次数(6%);
5.行政村年均组织开展体育活动次数(6%)。
(四)管理因素(权重20%)：
考核各省农村获得国家级奖励情况(荣誉称号如全国文明村、文化示范村等)，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运行管理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农村文化建设各项财政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监督措施是否到位，上报材料是否及时、数据是否准确，是否存在违规问题等。
第三章 申报与审批
第十条省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等相关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相关主管部门)及时做好有关数据收集整理工作，填写上《XXX省(区、市)农村文化事业建设情况表》(详见附表)，连同专项资金申请报告于每年4月30日前以财政厅(局)文件形式报财政部。
第十一条 财政部会同中央相关主管部门，根据统计年鉴、财政决算、部门统计数据等，对省级财政部门上报数据进行审核。
第十二条 财政部根据专项资金预算规模及相关数据审核情况，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补助标准和分配因素核定专项资金预算并下达省级财政部门，同时抄送中央相关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财政部按照当年补助资金总额的一定比例，于每年9月30日前提前下达下一部分补助资金预算。
第四章 管理与使用
第十四条 省级财政部门收到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预算后，应当及时商同级相关主管部门，制定专项资金分配使用方案，并于60日内将专项资金预算按照规定程序下达到县级财政部门。其中：
(一)专项资金中的补助资金，应当按照基本补助标准及各县行政村数量，下达到县级财政部门。
(二)专项资金中的奖励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商省级相关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农村文化建设情况统筹安排，不得用于抵顶基本补助标准中应由地方财政负担的资金。
(三)需要省级或者市级相关部门集中采购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县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有关规定，按照“村级申报、乡镇初审、县级审核拨付”的方法，确保专项资金落到实处。
第十六条 专项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做到分配合理、使用规范，不得用于村办公场所建设、村委会办公经费等超出规定范围的其他支出，不得平衡预算、截留和挪用。
第十七条 专项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省级财政部门在每年报送专项资金申请报告时应当同时将上一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报财政部。逾期未报送的，财政部将适当核减其当年奖励资金。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相关主管部门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机制。财政部将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作为以后分配专项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十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截留、挪用专项资金或者报送虚假材料骗取专项资金等行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规定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财政部关于印发<农村文化以奖代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8〕104号)、《财政部广电总局关于印发<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08〕135号)同时废止。
附表：XXX省(区、市)农村文化事业建设情况表
第五篇：发展农村文化旅游，推进农村文化产
业发展
发展农村文化旅游，推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乡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已是势所必然，农村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同时，如何加速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强农村文化发展后劲，是很多文化人都在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我省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关键是紧扣农民的文化需求，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农村文化旅游资源，发展农村文化旅游，大力推进农村文化事业的产业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发展后劲。
一、江苏发展农村文化旅游的优势
一是经济实力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和全国一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到xx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亿元，占全国的%，个人生产总值突破人均2000美元，人均储蓄存款突破10000元，成为继广东之后第二个超千亿美元的省份。
二是文化资源的优势。我省素以文化昌盛而闻名，历代名人辈出，文化资源丰富。昆曲和苏州园林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同里、周庄、甪直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授予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约占全国1/3;有30多个乡镇被命名为国家级民间艺术之乡、特色艺术之乡，居全国首位。
三是政策的优势。自2000年以来，我省为全面推进文化大省建设步伐，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实施了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工程等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目前正
着手制订鼓励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关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农村文化旅游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是自然资源的优势。我省的南京、苏州、镇江等9个地级市和昆山、江阴、句容等6个县级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40多个景区是全国aaaa级旅游景区，各具特色，各有优势。苏州有园林、古镇、古城和太湖等天人合一的旅游资源;镇江有滨临长江、山城相融、江河交汇的“城市山林，大江风貌”;连云港有海滨、花果山、温泉;盐城有被誉为“东方湿地之最——丹顶鹤的家园、麋鹿的故乡”的滩涂湿地资源等。
二、江苏农村文化旅游的定位
根据我省农村的现实情况以及农村文化发展特点，结合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要求，笔者认为，江苏农村文化旅游可定位于：
一是休闲观光农业旅游。休闲观光农业旅游集农业产销、农产品加工、农业旅游服务等三种产业于一体，顺应了
21世纪人们向往自然、崇尚自然、亲近自然的心理需求，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1、地面种植类观光旅游。可以结合农村高科技园区的开发，组织青少年开展“农村科技夏令营”活动，普及农村科技文化知识;可以结合果园种植，开展春季赏美景、秋季摘硕果活动;可以结合林业种植，开展种植“希望树”、“爱情树”、“同心树”等活动。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句容市推出的“瓜果基地采摘游”项目获得巨大成功，超过10万的游客到农村大棚采摘草莓，到果园采摘鲜果，推动了农村旅游经济，带动了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2、水面养殖类观光旅游。可以在养殖水面周围，添置遮阳伞、休闲座椅、钓具等必要的设施设备，构建会员制的“垂钓俱乐部”;可以修建水面餐厅，让游客自己品尝垂钓成果，享受成功的喜悦;可亦修建水面旅馆，让游客仿佛栖身水中，回归自然。
3、特色农业类休闲旅游。要结合
当地特产和特色农业项目，挖掘旅游资源。扬中市因地处江中而盛产竹，当地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利用长期劳动实践中总结出的竹编技艺开发出了一系列的竹编旅游工艺品，创立了省内第一家由农民自己开办的“竹编艺术研究所”，开辟了专门场所向游客展示竹编制作的工艺流程，引起了中外游客的广泛兴趣，一年实现销售300多万元。经过长期的开发和研究，他们的作品还获得了北京中国首届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被称为“江南竹编一绝”。
二是农村风情体验旅游。我省农村的人文历史悠久，风情特色多样，非常迎合当今城市居民的乡村体验需求。
1、民俗民风旅游。民间风俗素以“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为特色，传承相习而时相变，南北有别又东西各殊。每逢镇江丹徒上党的庙会，四乡八镇的农民都会自发的聚集起来荡湖船、唱麒麟、对田歌、跳采茶舞等,相互祝福、庆贺丰收、自娱自乐。这些民俗民风带有
明显地方特色，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对游客特别是外国友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2、农村节庆旅游。要进一步挖掘、整合本地农村节庆和民俗，不断丰富群众文艺形式，体现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特色，打造本地文化品牌。苏州每年一度的虎丘庙会就是根据历史上“三市三节”的传统，开发出来的集民间文艺表演、手工艺表演、风味小吃和展销为一体的大型民俗活动。开封盘鼓、兰州太平鼓、海城高跷、吴桥杂技、苏州评弹等独具魅力的民间艺术每年都要吸引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游客。
3、农村食文化旅游。品尝风味餐饮是旅游不可缺少的内容，具有农家地方特色的食文化应该成为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农村之“食”关键在于“野”和“鲜”，山区的野菜、野果、野鸡、野鸭以及农村的蔬菜采种等对想亲近自然的游客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更可以细细体会吴越风情和
楚汉民风。
三是农村原生态旅游。我省跨海滨江，幅员辽阔，山、林、江、河、湖、溪等自然风光美不胜收，其中有很多没有受到现代工业影响的“世外桃源”，具有非常独特的魅力。比如，我市丹徒石桥镇的华山村就是一个至今仍保持着原生状态的自然村落。那里自然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更流传着众多民间传说。最知名的就是被收入《乐府诗集》的《古今乐录》中的千古绝唱《华山畿》，他讲述的爱情故事经国内专家考证被认定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雏形。当地的古银杏、龙脊街、奈何桥等“华山八宝”、“分家”“上梁”等民风民俗和造型古拙、色彩明快的泥塑玩具“华山泥叫叫”，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
三、发展农村文化旅游的具体措施
1、要在政策上给与积极扶持。发展农村文化旅游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全力投入。首先，要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会同
省有关部门，制定出台鼓励农村文化旅游的扶持政策，在资金投入、土地利用、道路通讯、扶贫信贷等方面向农村文化旅游项目倾斜。同时，要组织专门人员对农村原生态物质的和非物质资源进行普查，并进行可行性论证，挖掘有较深文化内涵、能原汁原味反映自然人文风貌的农村旅游文化资源，会同当地旅游部门一道制定整体规划。
2、加大对农村文化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一方面要用足、用好、用活文化经济政策，把农村文化旅游设施的建设纳入小城镇建设项目，纳入农村文化发展规划之中，一招不让的抓实、抓好。另一方面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实施道路、通讯、食宿等相关基础设施配套，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强化江苏农村文化的旅游功能。
3、注重抓好农村文化旅游品的开发。一是要对本地的民间工艺进行普查、研究和分析，筛选出凸显地方特色、文化底蕴深厚、能够满足批量生产要求的
农村文化旅游品。二是要在保留其原生态的基础上，按照旅游品的要求对农村民间工艺品进行重新设计、包装。如镇江上党乡的挑花、扬中的柳编、丹阳的正则绣等。三是要加强农村文化旅游品的包装宣传和市场开发工作，充分激发消费潜力。
4、要注重农村文化旅游队伍的培养。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活动中心要大力宣传和农村文化旅游相关的政策，增设《旅游概论》、《旅游地理》、普通话训练等培训课程，立足本土，培养农村旅游管理、营销人才。同时，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采取对外招聘、高校委培等办法，千方百计吸引旅游管理人才，迅速造就一支庞大的农村旅游从业人员队伍，为我省农村文化事业发展提供队伍保障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