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大学建筑学本科

第一篇：爱丁堡大学建筑学本科

2014年桂林理工大学函授本科-建筑学专业

一、建筑学专业培养目标

建筑学的毕业生具备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室内设计、市政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设计部门从事各项设计工作，在房地产部门从事建筑策划与管理工作，并具有多种职业适应能力的通用型、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建筑学专业的主要课程

大学英语、经济数学、美术、建筑工程制图、建筑设计基础、建筑工程测量、城市规划原理、建筑物理及建筑构造、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外建筑史、建筑设备、建筑结构造型、居住区规划设计等。

三、建筑学专业就业面向

1.建筑设计

就职于建筑设计院、建筑事务所、建筑设计集团等，包括建筑方案设计和建筑施工图设计，按照建设任务，把施工过程和使用过程中所存在的或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作好通盘的设想，拟定好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方案，用图纸和文件表达出来。

2.建筑策划

就职于房地产公司，通过运用各种信息收集方法与工具，揭示出业主、用户、建筑师和社会大众等的价值体系，调查出场地、气候等对建筑的影响，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并且就总结由设计来解决的问题进行陈述，从而为设计提供科学的依据。

3.室内装饰设计

就职于建筑装饰公司，分为公装和家装，根据室内的使用性质、环境和相应的标准，运用物质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给人创造一种合理、舒适、优美能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室内环境。

4.其他就业

建筑学作为建筑龙头专业，学习过程中相关专业都有所涉及，毕业后可视自身条件经自学或培训参与建筑相关的各类工作。

四、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

1、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了解当代科学技术的主要内容和应用前景;

2、掌握工程力学、房屋建筑学、土力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工程规划与选型、工程材料、结构分析与设计、地基处理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有关建筑机械、电工、工程测量与试验、施工技术与组织等方面的基本技术;

3、具有工程制图、计算机应用、试验仪器使用的基本能力，具

有综合应用各种手段(包括外语工具)查询资料、获取信息的初步能力;

4、了解土木工程主要法规;

5、具有进行工程设计、试验、施工、管理和研究的初步能力。

一、招生对象及其报名条件：

1、高起专(高起本)：年满16周岁，高中毕业或是同等学力(包括：中专、技校、职校等)均可报名

2、专起本：必须具备专科学力方可报名

二、报名方式：

1、报名时间：即日起开始报名

2、报名需要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A4纸1份

(2)毕业证复印件A4纸1份

(3)一寸彩色相片3张(尽量为近期)

三、报名流程：

(1)即日起开始报名，8月前截止

(2)九月份进行现场确认

(3)9-10月份进行免费考前辅导

(4)10月份参加全国统一的成人高考

(5)12月份出成绩，发录取通知书，缴费

(6)参加入学典礼

(7)3月份入学籍

联系人：韦老师

联系电话：151771769070771-3394093QQ:2090818759 报名地址：南宁市大学路

函授站

98号世贸西城A座2903号飞翔教育

第二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风景园林系本科教学概述

(内部资料，勿作它用)

西建大风景园林系本科教学概述

1.办学思想

我校景观学专业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注重人文、承启历史、回应时代、面向未来、回归本原”的办学理念，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造就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创新型风景园林设计、教学与科研人才。本学科秉持“立足西部，把握前沿，传承历史，汇通中西”的指导思想，针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风景营造历史久远且文化景观遗存丰厚、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特点，紧密围绕陕西省城乡环境建设、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重大问题，在西部园林景观设计及其理论、大地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风景园林历史理论、历史文化景观保护、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等学科方向进行整体研究，初步形成了中国地景文化理论发掘与传统景园设计、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西部历史文化景观保护与展示三大优势研究领域。

2.办学目标

景观学专业教育围绕不同尺度户外空间规划设计理论方法与技能、相关自然与人文学科综合知识、风景园林工程技术应用及职业素质等方面展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城市景观规划设计、风景建筑设计、风景园林工程技术、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及绿地系统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生态景观规划、遗产保护与发展等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国家有关风景园林行业发展和风景园林的方针、政策、法规及规范，了解风景园林学与相关学科关系，具备良好的生态和审美两方面价值观的专业素养，具有对土地及人类户外空间环境进行科学分析能力、较强的形象思维和表达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学科应用型专门人才。毕业生能够胜任在规划设计研究院、企业、政府部门从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风景区规划设计、自然与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管理、旅游规划、城市景观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3.办学特色(办学历史与特色)

我校风景园林专业是在风景园林一级学科博士点下设立的本科专业，风景园林学科属于陕西省重点学科。是西部地区唯一的建筑、规划、风景园林三位一体的人居环境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校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依托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阶段(上世纪五十年代至1986年)。上世纪50年代教学计划中，就设置了“造园”、“园林绿化”、“城市计划”和“居住小区环境设计”等课程，注重建筑及城市的形体与环境的功能及审美艺术空间构成，保护并展示历史文化意义的空间环境，体现了今天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基本内涵。

第二，风景园林学科的起步发展阶段(1986-2001)。注重本土传统景观文化的研究，特别是西部园林的研究，创建中国地景建筑理论，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今天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特色及主要学术方向之一。

第三，风景园林学科的独立发展阶段(2001年-)。2002年底成立景观学与规划设计教研室。2002年开始景观学本科专业方向教育，以3+2(三年建筑学基础，两年景观学专业教育)的专业教育模式为主体;2006年开始招收风景园林专业硕士(MLA)。2007年成立景观学研究所并向教育部申报增设景观学五年制本科专业获得批准，2008年面向全国正式招生。2012年9月，教育部将全国各高校开设的“景观建筑学”、“景观学”及“风景园林”专

业统一更名为“风景园林”专业。我校亦正式将以前的“景观学”专业称谓正式更改为“风景园林”。

根据我校的历史沿革、专业传承及目前的办学方向，可将我校风景园林专业的办学特色归纳为如下三点：

特色1：充分发挥我校建筑、规划、景观三个专业三位一体的特点，保持建筑设计、特别是风景建筑设计上的特点与优势。

该特色体现在课程设置上则对应于“结合建筑的风景园林空间设计”系列课程，该系列课程包括：结合建筑的风景园林空间设计Ⅰ(小品建筑+小游园);风景园林空间快速设计系列训练Ⅰ(场所与场景);结合建筑的风景园林空间设计Ⅱ(小住宅+生活庭院);风景园林空间快速设计系列训练Ⅱ(园居生活);结合建筑的风景园林空间设计Ⅲ(幼儿园/小学校+游戏场地);风景园林空间快速设计系列训练Ⅲ(游戏场地);结合建筑的风景园林空间设计Ⅳ(风景建筑+自然风景空间);风景园林空间快速设计系列训练Ⅳ(风景感知)。

该特色还体现在我们针对本校土建工程技术上的学科优势，在课程设计、业务实践及毕业设计上给出了明确的工程实践要求。

特色2：注重感性素质培养，强调体验与感知教学。

在设计基础课设置“大地艺术”、 “场所与场景”、“景观空间设计训练”等教学环节，以及“景观认知旅行”等教学环节，注重感性素质和体验经历的培养，成为我校本科教学的重要特色。对应的课程有：风景园林设计基础 II (艺术与生态介入空间);风景园林空间快速设计系列训练Ⅰ(场所与场景);暑期课外活动(1个月);旅行计划(旅行奖学金 2周)。

特色3：结合我校在文化遗址保护方面的特色与优势，通过高年级教学，扩展和优化学生在“风景园林与遗产保护”方面的知识结构。

对应课程有：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历史城市景观保护与更新、城市景观设计(工业遗产)、景观规划设计(风景名胜区)。

第三篇：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撰写规范

教函[2007]33号

关于印发《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撰

写规范》的通知

各院(部)、校直有关部门：

毕业设计(论文)的撰写水平反映了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为了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按照《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的要求，制定了《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撰写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1. 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撰写规范

2. 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撰写格式模版

3. 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外文文献及译文格式模版

二○○七年六月一日

报：校领导

送：各院(部)、校直有关部门、教务处处长及有关科(室)校对：肖鹏共印30份

附件1：

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撰写规范

毕业设计(论文)是实践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是学习深化与升华的重要过程。它既是学生学习、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全面总结，又是对学生素质与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而且还是对学生的毕业资格及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为了保证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按照《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的要求，特制定本规范。

一、毕业设计(论文)资料的归档

1.毕业设计(论文)资料

主要包括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开题报告表、工作进程表、指导教师评审表、评阅人评审表、答辩小组意见表、成绩评分表、答辩提问录、图纸、外文文献及译文、毕业设计(论文)申请表、选题变更表、实地考察报告、计算资料、实验报告、文献综述、实物性的设计成果等。

2.毕业设计(论文)专用袋中的材料

按顺序将下列材料装入毕业设计(论文)专用袋：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开题报告表、工作进程表、指导教师评审表、评阅人评审表、答辩小组意见表、成绩评分表、答辩提问录、图纸(按国家标准折叠装订)、软件光盘、外文文献及译文等。其中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按封面、目录、中外文摘要及关键词、前言、正文部分、结论、谢辞、参考文献、附录的顺序撰写、排版并装订成册。需一律用黑色或蓝黑墨水，认真填写毕业设计(论文)专用袋封面，注明所装材料，手写字体要工整。

其他资料，如聘请毕业设计(论文)协作指导教师登记表、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表、校外毕业设计(论文)申请表、选题变更表、实地考察报告、计算资料、实验报告、文献综述等材料按班级存档，不放入毕业设计(论文)专用档案袋中，由学生所在院(部)保存，其他实物性的设计成果由院(部)妥善保存。

二、毕业设计说明书撰写的内容与要求

毕业设计应配有一份完整的毕业设计说明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标题。毕业设计说明书的标题即为毕业设计的题目。

2.目录。目录列至三级标题(即：1……、1.1……、1.1.1……)。目录中的标题应与文中的标题一致，附录也应依次列入目录。

3.中外文摘要及关键词。摘要主要介绍设计任务来源、设计标准、设计原则、重要技术资料、主要设计成果。文字要简练，字数可在300个汉字左右，外文字数在250个实词左右，关键词一般以3～5个为妥。在外文摘要前应有外文标题。

4.前言。说明本设计的目的、意义、范围及应达到的技术要求。包括国内(外)的发展概况及存在的问题、本设计的指导思想、本设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5.正文部分。主要包括：设计方案论证、计算过程、设计说明、样机或试件的各种实验及测试情况(包括实验方法、线路及数据处理等)、方案的校验等。

6.结论。概括说明本设计的优点及创新，并指出不足和今后改进的方向。

7.谢辞。谢辞应以简短文字，对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曾给予直接帮助的人员(如指导教师等)表达自己的谢意。

8.参考文献与附录。参考文献反映毕业设计的取材来源、材料的广博程度及可靠程度。毕业设计的参考文献应至少列出10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2篇。附录所列内容是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如公式的推演、编写的符号说明(如果说明书中引用的符号较多，为了节省论文的篇幅，并且便于读者查对，可以编写一个符号说明)等。

三、毕业论文撰写的内容与要求

一份完整的毕业论文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标题。标题应该简短、明确、有概括性，不宜超过20个汉字，如果有些细节必须放进标题，可以分成主标题和副标题。

2.目录。目录列至三级标题(即：1……、1.1……、1.1.1……)。目录中的标题应与文中的标题一致，附录也应依次列入目录。

3.中外文摘要及关键词。摘要是论文研究目的与意义、过程、成果、

结论等论文主要内容的概括。中文字数在300个汉字左右，外文字数在250个实词左右。摘要一般在毕业论文全文完成后再写，基本要求：语言表达精炼、概括，内容不宜展开论述;简单陈述，不加注释和评论;成果和结论是摘要的重要内容;要独立成文，选词用语要避免与全文尤其是前言、结论雷同;既要写的简短扼要，又要行文活泼，以引起读者对全文阅读的兴趣。关键词3～5个。在外文摘要前应有外文标题。

4.前言。前言是整篇论文的开端，主要包括：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对本课题已有研究情况的评述，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范围、采取的手段与方法等。

5.正文部分。正文是对研究工作的详细表述，主要包括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假设和条件;模型的建立;实验方案的拟定;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设计计算的主要方法和内容;实验方法、内容、结果及分析;理论论证及应用、结果讨论等。根据论文研究的性质不同，论文包括的上述内容不尽相同。

6.结论。结论是对整个研究工作进行归纳和综合而得出的总结，撰写时要求：简短精炼、明确具体;结论应反映作者的研究工作，他人已有的结论不提;不自我评价，要实事求是地介绍，切忌言过其实。

7.谢辞。谢辞应以简短文字，对在论文研究与撰写过程中曾给予直接帮助的人员(如指导教师等)表达自己的谢意。

8.参考文献与附录。参考文献反映毕业论文的取材来源、材料的广博程度及可靠程度。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应至少列出10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2篇。附录所列内容是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如公式的推演、编写的符号说明(如果论文中引用的符号较多，为了节省论文的篇幅，并且便于读者查对，可以编写一个符号说明)等。

四、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写作

1.书写。毕业设计说明书原则上要求用A4纸打印。特殊专业的设计说明书确需手写时，由院(部)提出院(部)毕业设计说明书书写细则，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实施，并书写在教务处规定的稿纸(稿纸样式可从教务处网站下载)上，手写时必须用黑色或蓝黑墨水，要求字体工整、字迹清晰，不得写到纸边框以外。毕业论文必须用A4纸打印。汉字必须使用国家公布的规范字。毕业设计说明书和毕业论文的计算机排版格式要求参见《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撰写格式模版》(见附件2，可从教务处网站下载)。左侧装订。

2.标点符号。执行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

3.名词、名称。科学技术名词术语尽量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规范词或国家标准、部标准中规定的名称，尚未统一规定或有争议的名称术语，可采用惯用的名称。外文缩写首次出现时应加括号注明其含义。外国人名一般采用英文原名，按名前姓后的原则书写。一般人熟知的外国人名(如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等)可用标准译名。

4.量和单位。量和单位必须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100～GB3102-93，它是以国际单位制(SI)为基础的。非物理量的单位，如件、台、人、元等，可用汉字与符号构成组合形式的单位，例如件/台、元/km。5.数字。统计、实验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但在叙述不很大的数目时，一般不用阿拉伯数字，如“他发现两颗小行星”、“三力作用于一点”，不宜写成“他发现2颗小行星”、“3力作用于1点”。大约的数字可以用中文数字，也可以用阿拉伯数字，如“约一百五十人”，也可写成“约150人”。注意年数应写全四位，如“1949年”不能写成“49年”。

6.标题层次。标题层次应有条不紊，整齐清晰。相同的层次应采用统一的表示体例。正文中各级标题下的内容应与标题对应，不应有与标题无关的内容。章节编号应采用分级阿拉伯数字链接式编号方法，第一级为“1”、“2”、“3”等，第二级为“1.1”、“1.2”、“1.3”等,第三级为“1.2.1”、“1.2.2”、“1.2.3”等，但分级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一般不超过四级，两级之间用下角圆点隔开，每一级的末尾不加标点。各层标题均单独占行书写。第一级标题居中书写;第

二、

三、四级标题序数顶格书写，后空一格接写标题，末尾不加标点。每一总项内容如包括分项则采用⑴、⑵、⑶…单独序号，分项中的小项采用①、②、③…的序号，其后不再加其他标点。

7.注释。毕业设计(论文)中有个别名词或情况需要解释时，可加注说明，注释用页末注，即把注文放在所在页的下端。注释只限于写在注释符号出现的同页，不得隔页。

8.公式。公式书写应在文中另起一行，居中，公式的编号用圆括号括起放在公式右边行末，公式和编号之间不加虚线。

9.表格。每个表格应有表序和表题，表序和表题应写在表格上方居中处，表序后空一格书写表题，后不加标点，表题应简明，表格允许下页接写，表题可省略，但应在右上方写“续表××”。

10.插图。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的插图必须精心制作，线条粗细要合适，图面要整洁美观。每幅插图应有图序和图题，图序和图题应写在图下

方居中处，图序后空一格书写图题，图题应简明，后不加标点。

11.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按国家标准GB7714-87执行。参考文献按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进行自然编号，并用方括号括起。

12.字数要求。理工科工程设计类毕业设计说明书、研究类毕业论文正文字数均不少于1.6万汉字，外语类专业毕业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3000单词，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专业、艺术类专业毕业设计说明书不少于4000汉字，其他文科专业毕业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8000汉字。

五、外文文献及译文的排版、装订要求

按《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外文文献及译文格式模版》(见附件3)，将封面、外文文献(复印或打印)、译文(打印)装订成册。

各学院(部)可参考本规范，进一步补充或细化适合本专业毕业设计说明书(论文)撰写的要求，但不得降低学校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第四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生班主任工作考核办法（试行）

西建大学工(2006)第3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一支素质高、作风硬、责任心强的本科生班主任工作队伍，促进良好校风、学风、班风的形成，根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生班主任工作条例(试行)》的要求，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目的

加强班主任工作队伍建设，规范班主任工作考核管理，抓基层、打基础，不断提高班主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班主任在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考核原则

坚持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日常考核与集中考核相结合、自我考核与组织考核相结合的原则，确保考核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务求实效。

三、考核内容及计分方法

根据《本科生班主任工作条例》，对照班主任工作职责，从学生思想教育、班级建设、日常管理、班风学风建设、班级活动等方面对班主任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和考核。(具体内容见《本科生班主任量化考核表》)

考核总评得分=自评得分×10%+考核得分×90%+奖励分值

四、考核程序及方式

1. 本科生班主任的考核实行学生工作部(处)、各院(系)党委(党总支)两级共同考核，以院(系)考核为主的方式进行。

2. 各院(系)成立班主任工作考核小组，院(系)党委(党总支)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具体负责考核工作。考核工作应征求辅导员、任课教师和所带学生的意见。

3. 本科班主任考核程序为： (1) 个人总结：班主任本人对照工作职责，填写有关考核表，总结本的工作成绩及不足。

(2)个人述职：由班主任本人向院(系)班主任工作考核小组汇报本工作情况，并提供有关原始工作资料。

(3)学生评议：院(系)班主任工作考核小组通过座谈会、调查问卷等形式在其所带班级学生中就其工作情况进行学生评议。学生评议面不低于其所带学

生60%。

(4)院(系)考核：院(系)班主任工作考核小组根据班主任本工作的实际表现，并结合本人的述职报告及学生评议情况，对班主任的工作提出考评意见，考评意见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级，优秀比例不超过院(系)总数的10%，并将考评结果及获“优秀”的班主任有关材料报学生工作部(处)审核备案。

(5)学校审核：学生工作部(处)组织有关考评工作，确定最终考核结果。

五、考评为“优秀”者的基本条件

1. 考评成绩名列本院(系)前列，并经院(系)推荐; 2. 担任本科生班主任一年以上;

3. 工作认真扎实，责任心强，特色明显，成效显著;

4. 注重理论学习，能及时开展工作研究，参评当年至少撰写1篇与学生工作相关的调研报告或论文。

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即为工作不称职

1. 不能按照《本科生班主任工作条例》正常履行工作职责者; 2. 因工作失误发生严重责任事故者; 3. 违反岗位职业道德规范，不能为人师表者; 4. 学生评议满意率低于参加评议学生人数的50%者。

七、考评时间安排

各院(系)考评工作应在每年12月中旬前完成，学校考评工作在12月底完成。

八、考核奖惩办法

1. 对于考评“优秀”者，学校授予“优秀班主任”称号，颁发证书、奖品或奖金。

2. 合格班主任经历是班主任续聘、奖惩以及教师岗位聘任和考核的重要依据;对考核不合格者，院(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予以批评并限期改正，否则解除聘任。被解聘者，一般不得再担任班主任。

3. 班主任考核合格者，方可享受班主任工作补贴。

4. 对班主任的奖惩，由各院(系)党委(党总支)研究提出意见，校学生工作部(处)审核，报学校批准执行。

九、本办法由校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辅导员量化考核表

二○○六年三月七日

第五篇：建筑学本科毕业设计外文翻译

本科毕业设计外文翻译 题目： 德黑兰城市发展

学 院: 专 业: 学 号: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城市建设学院 建筑学

日 期: 二零一一年六月

First Chapter：Development of the city of Tehran

Ali Madanipour 武汉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设计外文翻译

Tehran :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First Chapter：Development of the city of Tehran ，Ali Madanipour，ISBN：0471957798，Press： New York John Wiley，1998，page five to page eleven。

第一章：德黑兰市的发展

阿里.马丹妮普尔

德黑兰：一个大都市的建造，第一章：德黑兰市的发展，阿里.马丹妮普尔，书号：0471957798，纽约John Wiley出版社，1998，第五页到第十一页。

德黑兰市的发展

全市已长成了一定的规模性和复杂性，以这样的程度，空间管理需要另外的手段来处理城市组织和不断发展的复杂性，并为城市总体规划做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盟军占领国家的期间，有一个时期的民主化，在冷战时开始的政治紧张局势之后，它们互相斗争对石油的控制权。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于1953年，结果

2 武汉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设计外文翻译

是由政变产生了伊朗王，那个后来担任了25年的行政君主的人。随着高出生率和农村向城市迁移，德黑兰和其他大城市增长加剧甚至比以前更快地。到1956年，德黑兰的人口上升到150万，到了1966至300万， 1976至450万，其规模也从1934年46平方公里到1976年的250平方公里。

从石油行业的收入增长创造的盈余资源，需要流通和经济的吸收。5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工业化的驱动下德黑兰许多大城市有了新工作。20世纪60年代的土地改革释放了大量来自农业的农村人口，这是不能吸收的指数人口增长。这种新的劳动力被吸引到城市：到新的产业，到似乎始终蓬勃发展建筑界，去服务不断增长公共部门和官僚机构。德黑兰的角色是国家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它坚定而巩固地通往外面的世界。 德黑兰战后的城市扩张，是在管制、私营部门的推动，投机性的发展下进行的。房屋一直供不应求，并有大量可用的富余劳动力和资本，因此在德黑兰建筑行业蓬勃发展，土地和财产的价格不断上涨。这个城市成长为一个在某种意义上道路对外脱节的，城镇和乡村一体化的，郊区不断增长的新的定居点。这加强了社会的孤立性，破坏了郊区的花园和绿地，并使城市管理者的感到无能为力。1962年一位副市长在德黑兰表示：“建筑物和居民点已经满足人们所想要的无论何处何种样子”，创造了一个“事实上城镇相互连接的方式不当”的城市(Nafisi, 1964,第426页)。有许多事情迫切需要做，但市政府并没有法律上或经济上有能力处理这进程。

1966年市政法第一次规定了城规最高委员会的法律体制和土地利用规划公司的综合计划。还有他一系列法律，以支持德黑兰市的新的法律和体制安排，使住房和其他管理工作在城市中发展起来。最重要的一步是策划的德黑兰综合计划于1968年被批准。它是由一个伊朗规划师Fereydun Ghaffari领导下的美国的Victor Gruen和伊朗的Aziz Farmanfarmaian所共同产生的(Ardalan，1986)。该计划确定的城市的问题是：城市密度过高特别是城市中心、主要道路沿线商业活动的膨胀、污染、不完善的基础设施，贫困地区广泛的失业和低收入群体不断地迁移到德黑兰。解决的办法是城市自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转型。(Farmanfarmaian and Gruen, 1968). 不过该提案大多主张形态上的变化，试图强调一个现代化的理念，强加这个复杂的都市的秩序。设想这个城市的未来可向西形成一个线性多中心的形式，减少密度和市中心的挤塞情况。全市将形成10个地区，其他各区由绿化带隔开，每个地区约50万居民，并设置拥有高楼的商业及工业中心。各个地区(mantagheh)将分为若干区域(nahyeh)和社区(mahalleh)。每个区域人口约1.5到3万，有一所中学和商业中心以及其他必要设施。每个社区有大约5000居民，有一所小学和一个当地的商业中心。这些地区和区域将有相连的交通运输网络，包括高速公路，捷运路线及巴士路线。过境路线的站点会迅速发展为活动度高居住密度高的节点。重建及改善计划中将有60万人离开中心地区(Farmanfarmaian and Gruen, 1968).。

几乎所有这些措施可以追溯到那个拥有时尚规划理念的时代，这主要是受英国新城镇的影响。在Victor Gruen的《我们城市的心脏》(1965)书中，曾设想未来的中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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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会由10个城市包围，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中心。这很像Ebenezer Howard’s(1960年，第142页)提到的，那个四周被园林城市群包围着的中心城市：“社会的城市”。在德黑兰的规划中，这一概念的直译版被使用。另一个在英国新城镇被使用的概念，比如Redditch和 Runcorn，是把公共交通路线作为城市的骨架的重要性，其停车点是它的重点服务中心。使用邻里中心和小学来限制邻里单元人口，这被广泛应用于这些新市镇，这是一个曾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发展的想法(Mumford, 1954)。这些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主要是在纸面上。该计划已执行，已在美国城市规划中有根深蒂固的想法，包括了用高速公路网的不断延伸去连接城市的脱节部分;在不同地区的社会管理和物理性质的基础上进行区划;引进容积率的控制发展的密度。

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其他主要规划工作包括Shahrak Gharb的局部发展新城镇，以及Shahestan依照英国顾问Llewelyn–Davies提出的规划新的城市行政中心，虽然这被当做正在上升的革命浪潮后来从未实施过。

革命和后革命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革命(1979-1988年)，重建(1989-1996年)和改革(1997-2004)，每个都展示了德黑兰城市规划中不同的做法。

德黑兰和其他城市经过两年大量实证，1979年有代表性的是一个革命的到来推翻了伊朗君主，由议会共和制和神父统治的不稳定结合所取代。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在国王的发展模式导致了许多冲突，现代与传统，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全球市场力量和地方资产阶级力量，外国势力和民族主义，腐败和自满中坚分子与不满的群众。像1906年的革命一样，许多隐藏意见的累积使1979的革命成为可能。在第一次革命，维新已占了上风，而在第二次，传统主义者赢得了领导。然而，无论革命的态度还是他们掌握政权之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城市发展都显示出现代化的偏好。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国的这两个爆炸革命事件可以被看作是在动荡中逐步转型所作的努力(Madanipour，1998，2003)。 革命是在与伊拉克长期战争(1980-1988)之后，其间停止了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发展方面的投资减少，而农村地区和省城受到革命政府的青睐，同时遏制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并与大城市公平对待。在此期间主要规划干预是对白天城市中心的私家车活动的限制。同时，战争和新政府的免费或低费用的设施，吸引了更多的人承诺向首都城市移民，到1986年人口达600万。从20世纪50年代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已开始减慢，而直到80年代中期首都的增长都更快，但是它的增长率也开始下降(Khatam, 1993)。 在革命和战争后，正常化和重建时期开始了，其中大部分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这期间见证了德黑兰城市规划的若干努力。但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框架来管理剧烈的城市发展。综合计划在革命后遭到攻击，因为它被认为无法适应变化。 1998年，市长批评它主要是形态上的发展规划、植根于前政权的政治框架、并没有足够重视实际操作问题(Dehaghani，1995)。

综合计划的25年寿命在1991年结束。一个伊朗顾问公司(A-Tech)受委托于1985年筹备1986-1996期间的规划。经过多次延迟，在1993年，该计划最终被城市规划高级理事会批准。该计划还注重增长的管理和线性空间战略，利用了城市区域，次区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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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小区和邻里尺度。它促进保护、权力下放、多中心发展，有五个卫星新市镇，并发展住宅增加城市密度。该协会建议，城市在5个亚区中被划分成22个区，每个区都拥有自己的服务中心(Shahrdari-e Tehran, 2004)。

1993年的计划不受市政当局欢迎，不同意它的估价和优先次序，认为它不现实、昂贵、无法实施。1996-2001年期间市政当局自己做了一个战略规划，它被认为是德黑兰市政的第一个规划或是德黑兰80。它强调对一个城市提出战略和政策来实现他们的第一个规划，而不是以介绍土地利用规划为目标。它把城市的主要问题确定为能提供服务的资源短缺、城市发展模式和速度、环境污染、缺乏有效的公共交通工具、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然后市政府对城市的未来远景概述了六个主要特征：一个清洁的城市，建设便于运动的城市公园和绿化带，新的文化和体育设施，改革发展的城市组织，以及对城市空间的改善，包括土地利用和保护的全面和详细的计划的编制规划(Shahrdari-e Tehran, 1996)。

全市实施了1968年的计划中提出的一部分建议，诸如增加南方的绿色开放空间，或是兴建高速公路网;开放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使之得到新的发展以缓解全城的运作。继承1993年计划的意见，市政府放宽容积率限制，并允许热闹地带有更高的密度。然而，这并非基于规划的考虑，主要是为了使市政当局的财政独立。这在发展产业区广受欢迎，但受到公民的争议。开发者可以通过向市政府缴纳罚款建立更高的建筑物，而不必考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个政策俗称“密度销售”。该城市的面貌，特别是在其北部地区，是在短期内改变的，其中包括中通过宽阔的街道和高速公路连接高楼大厦。在较贫穷的南部，一个大型的重建项目Navab穿过密集而破旧的建筑物建造高速公路，建立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这个城市的行政边界扩大了两次，一次向外，一次向西，涵盖了700平方公里的22个区市。

这个时期的重建争议随着民主的改革而产生，它重新启动了城市市议会的选举，这首先造成了市长和市政府关系的制度混乱。该会于2001年公布了自己的城市构想作为德黑兰宪章，这总结了大会上安理会成员、非政府组织和市政专家之间原则上同意的问题。该宪章主要采纳了可持续性和民主性原则，被用于开发自然和处理环境、交通、社会、文化、经济问题、城市管理战略、区域性城市，国家和国际角色 。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of Tehran The city had grown in size and complexity to such an extent thatits spatial managementneeded additional tools, which resulted in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municipalorganization, and in the prepar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the cit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during which the Allied forces occupied the country, there was a period of democratization, followed by political tensions of the start of the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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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ruggles over the control of oil. This period was ended in 1953 by a coup detat that returned the Shah to power, who then acted as an executive monarch for the next 25 years. With high birth rates and an intensific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Tehran— and other large cities—grew even faster than before. By 1956, Tehran’s population rose to 1.5 million, by 1966 to 3 million, and by 1976 to 4.5 million; its size grew from 46 km² in 1934 to 250 km² in 1976 (Kariman, 1976; Vezarat-e Barnameh va Budgeh, 1987).

Revenues from the oil industry rose, creating surplus resources that needed to be circulated and absorbed in the economy. An industrialization drive from the mid-1950s created many new jobs in big cities, particularly in Tehran. The land reforms of the 1960s released large numbers of rural population from agriculture, which was not able to absorb the exponential demographic growth. This new labour force was attracted to cities: to the new industries, to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which seemed to be always booming, to services and the constantly growing public sector bureaucracy. Tehran’s role as the administrativ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re of the country, and its gateway to the outside world, was firmly consolidated. Urban expansion in postwar Tehran was based on under-regulated, private-sector driven, speculative development. Demand for housing always exceeded supply, and a surplus of labor and capital was always available; hence the flourish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rising prices of land and property in Tehran. The city grew in a disjointed manner in all directions along the outgoing roads, integrating the surrounding towns and villages, and growing new suburban settlements. This intensified social segregation, destroyed suburban gardens and green spaces, and left the city managers feeling powerless. A deputy mayor of the city in 1962 commented that in Tehran, ‘‘the buildings and settlements have been developed by whomever has wanted in whatever way and wherever they have wanted’’, creating a city that was ‘‘in fact a number of towns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an inappropriate way’’ (Nafisi, 1964, p. 426). There was a feeling that something urgently needed to be done, but the municipality was not legally or financially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this process.

The 1966 Municipality Act provided, for the first time, a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Urban Planning High Council 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land-use planning in the form of comprehensive plans. A series of other laws followed, underpinning new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Tehran municipality, allowing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others to work together in managing the growth of the city.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taken in planning was the approval of the Tehran Comprehensive Plan in 1968. It was produced by a consortium of Aziz Farmanfarmaian Associates of Iran and Victor Gruen Associat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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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Fereydun Ghaffari, an Iranian city planner (Ardalan, 1986). The plan identified the city’s problems as high density, especially in the city centre; expansion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along the main roads; pollution; inefficient infrastructure; widespread unemployment in the poorer areas, and the continuous migration of low-income groups to Tehran. The solution was to be foun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s phys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abric (Farmanfarmaian and Gruen, 1968). The proposals were, nevertheless, mostly advocating physical change, attempting, in a modernist spirit, to impose a new order onto this complex metropolis. The future of the city was envisaged to be growing westward in a linear polycentric form, reducing the density and congestion of the city centre. The city would be formed of 10 large urban districts,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green belts,each with about 500,000 inhabitants, a commercial and an industrial centre with high-rise buildings. Each district (mantagheh) would be subdivided into a number of areas (nahyeh) and neighborhoods (mahalleh). An area,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15–30,000, would have a high school and a commercial centre and other necessary facilities. A neighborhood, with its 5000 inhabitants, would have a primary school and a local commercial centre. These districts and areas would be linked by a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hich included motorways, a rapid transit route and a bus route. The stops on the rapid transit route would be developed as the nodes for concentration of activities with a high residential density. A number of re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schemes in the existing urban areas would relocate 600,000 people out of the central areas (Farmanfarmaian and Gruen, 1968).

Almost all these measures can be traced to the fashionable planning ideas of the time, which were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 British New Towns. In his book, The Heart of Our Cities, Victor Gruen(1965) had envisaged the metropolis of tomorrow as a central city surrounded by 10 additional cities,each with its own centre. This resembled Ebenezer Howard’s (1960, p. 142) ‘‘social cities’’, in which a central city was surrounded by a cluster of garden cities. In Tehran’s plan, a linear version of this concept was used. Another linear concept, which was used in the British New Towns of the time such as Redditch and Runcorn, was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transport routes as the town’s spine, with its stopping points serving as its foci. The use of neighborhood units of limited population, focused on a neighborhood centre and a primary school, was widely used in these New Towns, an idea that had been developed in the 1920s in the United States (Mumford, 1954). These ideas remained, however, largely on paper. Some of the plan’s ideas that were implemented, which were rooted in American city planning, included a network of freeways to connect the disjo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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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s of the sprawling metropolis; zoning as the basis for managing the social and physical character of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loor Area Ratios for controlling development densities. Other major planning exercises, undertaken in the 1970s, included the partial development of a New Town, Shahrak Gharb, and the planning of a new administrative centre for the city—Shahestan—by the British consultants Llewelyn–Davies, although there was never time to implement the latter, as the tides of revolution were rising.

Planning through policy development: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revolution and war The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perio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revolution (1979–1988), reconstruction (1989–1996), and reform (1997–2004), each demonstrat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urban planning in Tehran.

After two years of mass demonstrations in Tehran and other cities, the year 1979 was marked by the advent of a revolution that toppled the monarchy in Iran, to be replaced by a state which uneasily combined the rule of the clergy with parliamentary republicanism. Its causes can be traced i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Shah’s model of development, which led to clashes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underdevelopment, between global market forces and local bourgeoisie, between foreign influence and nationalism, between a corrupt and complacent elite and discontented masses. Like the revolution of 1906, a coalition of many shades of opinion made the revolution of 1979 possible. In the first revolution, the modernizers had the upper hand, while in the second the traditionalists won the leadership. However, the attitudes of both revolutions—and the regimes that followed them—to a number of major issues, including urban development, show a preference for modernization. In this sense, both revolutions can be seen as explosive episodes in the country’s troubled efforts at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 (Madanipour, 1998, 2003).

The revolution was followed by a long war (1980–1988) with Iraq, which hal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vestment in urban development dwindled, while rural areas and provincial towns were favoured by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both to curb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to strike a balance with large cities. The key planning intervention in this period was to impose daytime restrictions on the movement of private cars in the city centre. Meanwhile, the war and the promise of free or low-cost facilities by the new government attracted more migrants to the capital city, its population reaching 6 million by 1986. Th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city had started to slow down from the 1950s, while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was growing faster until the mid-1980s, when its growth rate also started to decline (Khatam, 1993).

After the revolution and war, a period of norma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tarted,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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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ed for most of the 1990s. This period witnessed a number of efforts at urban planning in Tehran. Once again, urban development had intensified without an effective framework to manage it. The comprehensive plan came under attack after the revolution, as it was considered unable to cope with change. In 1998, the Mayor criticized it for being mainly a physical development plan, for being rooted in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of the previous regime, and for not paying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implementation (Dehaghani, 1995).

The comprehensive plan’s 25-year lifespan came to an end in 1991. A firm of Iranian consultants (A-Tech) was commissioned in 1985 to prepare a plan for the period of 1986–1996. After much delay, it was only in 1993 that the plan was finally approved by the Urban Planning High Council. This plan also focused on growth management and a linear spatial strategy, using the scales of urban region, subregion, district, area and neighbourhood. It promoted conservation, decentralization, polycentric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f five satellite new towns, and increasing residential densities in the city. It proposed that the city be divided into 22 districts within five sub-regions, each with its own service centre (Shahrdari-e Tehran, 2004).

The 1993 plan was not welcomed by the municipality, which disagreed with its assessments and priorities, finding it unrealistic, expensive, and impossible to implement. The municipality produced its own strategic plan for the period 1996–2001, known as Tehran Municipalty’s First Plan, or Tehran 80. Rather than introducing a land-use plan as its goal, this was the first plan for the city that emphasized a set of strategies and propose d policies to achieve them. It identified the city’s main problems as shortage of resources to deliver its services; the pace and pattern of urban growt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public transport, and inefficient bureaucracy. The municipality’s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city was then outlined to have six major characteristics: a clean city, ease of movement in the city, the creation of parks and green spac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ultural and sports facilities, reform of the municipal organization, and planning for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space, including preparation of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plans for land use and conservation (Shahrdari-e Tehran, 1996).

The municipality implemented part of the proposal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green open spaces in the south, or constructing new parts of the motorway network, which was proposed by the 1968 plan; opening large parts of the city to new development, and easing movement across the city. Following the advice of the 1993 plan, the municipality relaxed FAR limits and allowed higher densities through bonus zoning. This, however, was not based on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but was mainly to bring financial autonomy to the municipality. This proved to be popular with the development industry, but controversial with citizens. Developers could build taller buildings by paying fines to the municipality,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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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popularly known as ‘‘selling density’’, without having to show their impacts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face of the city, particularly in its northern parts, was transformed in a short period, consisting of medium to high-rise buildings connected through wide streets and motorways. In the poorer south, a major redevelopment project, Navab, cut a motorway through the dense and decayed fabric, building gigantic superstructures on each side. The city’s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were expanded twice, once outward and then westward, to encompass 22 district municipalities in 700 km².

This controversial period of reconstruction was followed by a period of democratic reform, which re-launched an elected city council for the city, which at first caused institutional confusion about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yor and the municipality. The council published its own vision of the city as Tehran Charter in 2001, which was the summary of the principles agreed between council member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urban experts at a congress about the subject. The Charter adopted sustainability and democracy as its key principles, which were used to develop strategies for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s, transport,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issues, urban management, and the city’s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o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