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第一篇：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论依法执政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党的十六大不仅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还进一步提出为建设法治国家，执政党要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问题。这是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的新要求。
对于生活在一个长期缺乏法治文明的国度，又一直习惯于行政命令式领导方式的政党，其执政方式向依法执政转变，必然要求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政治斗争式思维方式，是在战争年代形成，但却不合时宜的在和平年代光大起来的思维方式。它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斗争的至上性，强调法律对政治的依附性。人类历史已经表明，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是缺乏理性的政治。法治之所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就是因为法治将政治行为规范化、公开化、程序化和民主化。它将专制时代政治斗争的权术与阴谋转化为和平的、程序化的博奕与妥协。走向法治时代的领导者，“依法执政”就要逐步形成法律思维方式：
第一，合作思维。“依法执政”的“法”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表现来的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综合，它们是各阶级、阶层基于利益而进行博弈、妥协、合作的产物。因此，依法执政要改变行政命令或政治斗争式的思维方式，建立合作和妥协的思维方式。因为政治斗争式思维方式主要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法律式思维方式则主要强调的是阶级之间的合作。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法律则是试图在各个阶级或阶层之间寻求妥协，维持一个和平的休战状态。近代以来每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时，往往都要制定、颁布宪法和法律，不仅把战胜者的意志通过一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还会对战败者作出一定的让步，把战败者的部分意志要求也吸纳到国家意志中，使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演变为暂时的阶级合作。在和平年代，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将更多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更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更要善于倡导合作精神，协调利益关系，实现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依法执政”就要学会合作式思维，通过让步团结更多阶层，通过协商整合公众意志，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
第二，权利思维。法律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一切法律活动都是围绕权利的实现而展开。所谓权利思维就是执政者要增强人权意识，清除封建义务本位的思想，保障和发展人权，保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政治思维方式的核心是权力问题，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权力的运行而展开。虽然权力运用得当可以为权利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腐性，因而常常造成对权利的威胁与侵害。所以，现代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公法的设立，旨在捍卫权利，抵抗权力的不当侵扰。因此，权利思维方式不仅要增强人权保障意识，而且还必须摒弃权力无限和权大于法的观念，牢固树立权力有限观和权力受制约的意识，明确自己手中的权力是有限职权，是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要“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十六大报告语)，同时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任何法外之权，滥用职权，或者职权不作为都违背权力授予者的本意，都是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
第三，稳定思维。政治的思维方式是多变和灵活。有些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玩弄权术，背信弃义。法律的思维方式则是趋于保守和稳定，反对朝令夕改和没有连续性。政令的频繁变动和溯及既往会导致执政者的信誉下降和人们对行为结果的未卜心理，尤其是影响私人权利的政策的突然变化，必然成为有权势而胆大妄为者的专利，也必然成为社会上勤奋而信息不灵通的那一部分人的圈套。法律反对那种脱离法律的所谓灵活性，它追求一般性或普遍性。法律的这一特点要求执政者要具有稳定的思维方式，将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决策与立法结合起来，保持改革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同时，要求执法行为要公正，同样的情况应同样地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行为方式是受思维方式支配的行为模式。依法执政的领导方式要求执政者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法律规范，体现法治的原则。笔者认为，依法执政的行为方式起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间接式。即执政党不是代替人民执政，而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组织不是代替国家政权，而是通过国家政权实现党的领导。与此相对立的则是直接式领导方式，即以党治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政党利益高于民众利益，政党意志高于国家法律，政党权力高于一切，政党机构包办一切。邓小平同志曾就此情况尖锐指出：我们共产党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以党治国”，因为那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9月26 日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郑重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间接式的领导方式，要求党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础上，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支持政府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支持各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公民、法人、机关、组织都依法行使权利(职权)，履行义务(职责)，使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从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党的领导。
第二，宏观式。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是全面性的，但全面性不等于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依法执政不等于依法行政。后者是指政府(主要是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职责和程序所进行的，区别于立法和司法的，国家和社会事务管
理活动，其特点是微观性和具体性;而前者是宏观式的领导。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开展工作。”这种宏观式领导方式主要表现为，把党的主张，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变为国家法律，并带头自觉遵守这些法律，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办事，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第三，程序式。程序是制度化了的方式和过程。法律程序是法律关系主体在实施法律行为时，必须遵循的方式和过程的总称，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马克思早就说过：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表现”(《马恩选集》第1卷第178页)。法律程序的价值就在于其以公开的形式给人以公正感，它即能约束权力行使者的恣意妄为，也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的机会。程序将利益冲突的解决以文明的方式表现出来，排除了领导行为的恣意、鲁莽和专断。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政治领导行为的法律化和程序化。因此，依法执政在领导者的行为方式上就表现为依程序执政，不仅党的主张要经过法定程序才能上升为国家法律，党组织推荐的人选也必须经过法律程序才能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仅领导和决策要经过法定的信息收集和反馈程序(包括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等)，而且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要依靠严密的制度和程序。遵循程序是法治的表现，党的领导行为的程序化，将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提高党的作为执政者的威信。
作者：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党校政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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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深度报道与新闻记者思维方式的变革
内容摘要：本文着眼于传媒变局与深度报道构成的互动关系，分析深度报道理念在我国传媒业嬗变过程中所带来的观念变构，并进而探讨中国深度报道及传媒发展的未来空间。本文还深入分析了深度报道在传媒变局中的角色扮演，认为新闻观念的质变是引发传媒变局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传媒变局、深度报道、观念。
当今传媒面临着进入市场、重新“洗牌”的新形势。面对如此剧烈的传媒变局，新闻报道如果只是在单向度的传统思维下做局部操作的精细化，如在新闻主题的提炼、文体的创新、表达的新颖等方面作局部的零敲碎打，已不足以有效抓住现实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传媒变局的“战略思考”带来的思维转型是深刻的，并且反映为多个层面：它既有对新闻媒介生存法则的重新认识，也有对媒介功能的新的诠释，当然还涉及到新闻媒介如何反映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等操作性问题。后者尽管在传媒视野中属于战术性问题，但“动一发而牵全身”，如果传媒赖以立足的新闻报道本身缺乏影响力，那么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洗牌”、竞争中全盘皆输。
喻国明教授在谈及“未来我国传播领域受众需求的三大趋势”时指出：“媒体，尤其是试图成为最具社会影响力或特定领域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保持其主流地位的秘诀就在于‘随动’——伴随这一主流社会人群的转移而转移自己的目标受众的定位，力争成为服务于现阶段社会或某一特定领域内主流人群的传播媒介，成为他们所倚重的基本资讯来源、思想来源和观念来源。”①就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传媒业发展看，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事实也是如此，主流媒体的制胜“法宝”恰恰在于媒体在与目标受众的“随动”中保持自己的活力，提供适合于主流人群的资讯和观念，从而巩固自身的主流地位。所有这一切，从报道模式看，传统的客观报道因其孤立、片面的提供资讯，已不足以满足主流人群的深度资讯诉求，而以深度报道为代表的新一代报道模式，恰恰与现代思维方式之变化构成一种深度契合和互动，满足了目标受众之需，从而成为新闻报道中的“主流新闻”。
一、 我国传媒业观念形态的嬗变
我国大众传播业20年来的发展历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化性质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②这大致可以看作是对20年来我国新闻传媒变局作出的路向提示。
对于上述传媒变局，当然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在我看来，推动我国新闻传媒发展的关键力量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变迁。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
和宗教的。”③新闻媒介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和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它的性质、功能和发展必然受到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这双“无形之手”的影响。
二是以“受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影响。新闻媒介作为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桥梁”，它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双向制约，但同时也可能构成两者之间的“纽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是分离的，新闻媒介也出现了传播“偏向”，因此受众因素实际上是被忽略了，其结果是导致本来的新闻受众无法从新闻媒介获知信息，而只能转而从其他渠道寻找资讯和思想来源。这种传、受之间的断裂，必然使新闻媒介的生存空间遭受挤压，难以担当起舆论“公器”的职责。表层地看，从90年代初开始，新闻传媒逐渐找回“受众”意识，并在结构与选择内容的标准上首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根本性转移，而究其实质则是新闻媒介直接感受到了来自以“受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巨大压力，并且调整了传播关系中的位置，找到了契合两端的平衡点。尽管在实现过程中“失衡”现象经常存在，也难免出现两面不讨好的尴尬。
三是新闻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果。我国有着异常复杂的国情和特点，许多现象往往不是经典理论所能涵盖和解释的。新闻媒介的嬗变也能印证这个判断。自然，人们不能否认理论对具有实践的指导乃至引领作用，但就我国新闻的实际情况看，往往是在理论上的是非曲直尚待澄清时，而某种现象却已经有了，或者说新闻实践走在前面了，从而引起新闻观念和理论的探索和更新，最终驶入官方认可的“快车道”。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令人深思和回味，但不可否认新闻实践所蕴涵的巨大推动力量。
以上是我国传媒变局的整体轨迹，而所有与此相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都与深度报道观念有着深切的关联。这里仅着眼于“观念”形态，分析深度报道理念在我国传媒业嬗变过程中所带来的观念变构：
首先，扩展了对媒介功能的认识。一种主流报道形式的出现，事实上总与这个时代的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主流诉求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报道作为党派新闻、客观报道之后的第三代主流报道形式，不仅赋予新闻报道以信息功能、服务功能，而且还以启思性的透视功能、监督功能、培育功能以及审美功能给人以多方面满足。譬如有些记者就认为：“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这种认识，表明深度报道带来的是记者撇开了多年形成的线性思维，而渐渐趋向对新闻的多种功能的整合认识。深度报道中“让事实经过理性的过滤”，在作品中带有“全息摄影的特征”，都表明了新闻从单纯齐一向多样统一的认识超越，更表明了驾驭深度报道的新一代记者审美意识的长足进步。所有这一切，自然会扩展为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
其次，回归新闻的本质。新闻具有宣传的社会属性，但宣传毕竟不是新闻的本质属性，更不是唯一属性。以往的新闻只强调单向度的宣传，忽视新闻之所以成其为新闻的本质属性。深度报道的目标诉求之一，即在于真正实现“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就从本真意义上重新阐释了新闻的含义，纠正了庸俗化宣传隐含的单一属性认知。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社会品格，即“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
格，是否具有历史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④从这一个性设定中不难看出，深度报道对于新闻媒介确立以新闻为本位，摒弃宣传本位起到了“示范”作用。
再次，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引入传播领域。新闻与市场结缘，其前提是新闻的品牌节目获得广大受众的认可，并由此凸现新闻的经济属性，进而扩大为把市场范畴引入传播领域。这里有一个隐形的逻辑延伸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深度报道节目和作品作为媒介的“第一卖点”，吸引过受众的眼球，也赢得了“市场效应”。众所周知，传播市场是建立在社会注意力资源基础上的，而深度报道在各种新闻中最大程度上吸纳了这种社会注意力资源，并且以自己的智力投入，进一步裂变、释放出能量，最终实现了对社会注意力的占有。某种程度上讲，传媒的产业性质最终确立，也不能忽略深度报道在其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期待视野中的传媒功能变革
传媒业态的嬗变，归根结底是缘于传媒业对传媒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无法否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意识形态掌管者惯常地把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仅仅看作是宣传教化的工具，而且在这个精神空间，领袖们、精英们是睿智者、教育者、灌输者的代名词，而“凡夫俗子”的个人则是受教育者、被灌输者、服从者、行动者的另一种命名。它还只承认思想与认知的一种方式，而不能容忍思想与认知的多元性、丰富性、多样性、多层次性的思维模式。
8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解放，新闻媒介的文化传承功能和娱乐消遣功能逐渐被接受，媒介功能有所扩大，但在表达思想言论方面仍多有“禁
区”——它与同时代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大讨论、文学领域中的报告文学揭露和批判现实阴暗面的“社会共振”和引起的时代激荡相比较，新闻媒介在直面时代主题、反映现实问题、触及时弊痼疾等方面明显滞后于其他社会科学。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媒介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由此引发了报纸新闻中深度报道的崛起，特别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的开播以及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报刊的创办，显著地标志着新闻开始直面现实问题，揭露和批判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并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职能。这些新闻类节目或栏目提示人们，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已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媒的首要功能。
重新认识媒介功能在我国是一个艰难进程，但在新闻传播史上却是一个 “老话题”。1948年，传播学奠基人之
一、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就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把整个社会比拟成生物有机体，提出传播活动对于社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三大功能。它们是：
1、监视环境功能;
2、协调关系功能;
3、传承文化功能。就监视环境而言，深度报道以其全面的生态环境扫描、社会环境报道和舆论环境反映，使人们对社会问题形成整体印象和思考;就协调关系而论，深度报道通过提供详实的资讯和社会各方面意见，使问题的讨论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沟通，以实现最大程度上的理解和共识。
这里，不妨再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表现，或许有助于认识问题：2003年1月，一场沸沸扬扬的“非典”事件使广州的城市生活陷入罕见的社会
性恐慌，在此事件中，当地有颇多传媒在既有的宣传管理惯性思维控制下，在广大读者最需要新闻事实和舆论导向的关口，始则装聋作哑，再则隐约其词，而与此同时，网络信息空前畅通，不实的流言也盛行一时，促发了广泛的社会混乱。直至2月11日、12日两天，广州各大报纸纷纷开始大篇幅详细报道该事件，一时间，有关新闻报道和深度分析铺天盖地而来。新闻媒介的大规模介入，迅速遏止了在市民中滋生蔓延多日的恐慌，对板蓝根、白醋、口罩的抢购也于11日、12日基本平息。与此同时，民间和网上的有关“非典”流言也逐渐趋于平静。从前、后对照中不难看出，新闻媒介“装聋作哑”，实际上也就放弃了监视和协调的基本职能，其结果只能使视听混淆，莫辨一是;反之，媒介通过对社会问题、新闻事实的分析、评论，起到了解疑释惑、引导舆论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媒介联系社会、使社会各个部分协调一致的目的。⑤
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诠释其实并非新鲜之见，也基本上为我国新闻媒介管理者所认识，但在现实中履行中，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以近年来新闻媒介中的突发性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类报道为例，为什么媒介经常会显得如此尴尬?个中原因值得总结：首先，突发性事件的起因短时间难以查清，部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介“待原因查明后再做报道”，这样就必然扼杀报道时机，甚至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如1994年3月，浙江千岛湖发生的32名台湾游客被抢劫杀害特大案件，报道明显滞后、反应迟钝，造成台湾民众的不满，损害了政府形象;其次，大多数突发性事件“后果消极”，与我们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正似乎有所抵牾，因此有些主管部门动辄以“容易引起恐慌”为由，进行新闻限制和封锁，而可以回避政府工作中的失误。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不是媒体记者的调查报道，真相很可能被掩盖;再次，有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往往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甚至用行政手段阻止新闻记者进行调查采访。这是媒体现状中特别是深度报道令人担忧的一面。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面前，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学者着眼于我国民主建设的大方向，不断思索着中国媒体发展的未来空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以建设性态度，对媒体应该有什么健康的环境作出了自己的思考：“首先，媒体应该有它的活动空间，能够按照自身的逻辑做事，几百年来，新闻界已经有了自己行业的一些公认准则，超越了这些准则，就是不道德的。而当他们受到不正当干预的时候，这一行业的行为准则就会被破坏，规则被破坏的结果就是行业的堕落。其次，新闻界应该有好的制度和机制，一个好的制度会使越来越多优秀者出现，而坏制度只能使人越来越堕落。第三，要处理好媒体与官员的关系，因为官员绝不会允许媒体报道对他不利的消息，这样的结果就是新闻不能提供真实信息，同时也加大了新闻成本。最后，不要出现太多的媒体败诉。”⑦他还举例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曾作过研究，他发现，中美两国类似诉讼的胜诉比例正好相反，而在我国因为名誉权而状告媒体的案件中媒体的败诉率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长此以往，新闻就会无法生存。这些见解相当深刻，足以启示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所有媒介报道。
三、深度报道在传媒变局中的角色扮演
传媒变局带来新闻业态的诸多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业界的连锁反应。因此有人用“革命”一词来形容80年代以来传媒界的变革，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夸张。
当然人们注意到，发生在传媒界的这次“革命”，诱发的因素可以从多个视角来探讨，但不可否认，深度报道在媒体中崛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传媒以新闻立足，新闻观念的质变，必然引起媒介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传播手段、资源配置等各要素的剧变。那么在这场传媒变局中，深度报道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从传媒业态的嬗变看，深度报道凸现了社会“注意力”因素，由此构成了媒体力量的重新配备和整合。深度报道是讲大事的，这些大事可以是某一构成社会强力关注的突发事件或重大时事，如伊拉克战争报道、非典事件报道;也可能是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某种观念形态，如对改革中某些问题的认识或重要政策;还可能是某一重大问题的综合剖析，如西部地区贫困探源等。它凸现焦点、热点，以社会注意力为中心( “受众中心论”)，着力于“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使新闻更具有可看、可听和可读性。
社会注意力，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变动不居，弥漫于日常生活流中。新闻传媒依据传播学中的“议题设置”理论，有效地捕捉时代的社会公共性事件、问题或话题，通过必要的策划和智力投入，使本来弥漫的社会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时期、时段的“问题”上，构成新闻的“看点”。一般来说，客观报道由于孤立、就事论事地对待事件和问题，所以受众的注意力是分散的、短期的，而深度报道因其深入性、关联性和持久性，足以凝聚受众探索的目光，使之关注某个特定的“焦点”。也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媒介就不能像对待客观报道那样处理事实，而需要足够的力量(包括人力、财力、和精力)投入，真正深入地报道、分析、评说事件或问题，以伊拉克战争报道为例，世界各国为深度报道战争进程，媒介投注的人员、设备和资金，是传统业态的媒介所无法想象的。
其次，从传媒的功能变革看，深度报道强化了新闻的“社会守望”职能，并日益延伸出新的社会职能，逐渐构建起一种媒介品格和精神。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敏感点”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格，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这是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依据，如果演化为媒介自身的职责，可以看做是“社会守望”的职志是否实现。以“新闻调查”为例，它的“调查”对象，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真相”：有的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还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空间和集体无意识遮蔽。如果进一步分析，它一般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属于通常所说的内幕或黑幕，那就是被权力或利益遮掩的真相;另一种是复杂事物的混沌状态，一般是被道德观念、认识水平和信息不完整所遮掩的真相。社会守望者的新闻就要通过自己特定的方式，揭穿真相，去除遮蔽，使事实回归常识或真理。
深度报道应关注国计民生，张扬人文情怀，应为净化社会空气尽力，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实施舆论监督等，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本期待。这种期待能否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已日益上升为人们对媒介品格的一种认定，或一种身份符号。以《南
方周末》为例，它的彰显爱心，关注民生，维护正义，平民视点，以及体现出来的启蒙思想、弘扬理性等特征，已构成了它的基本品格。正如一位读者在给《南方周末》的来信中写的：一个禁锢思维的民族不会有希望，《南方周末》心中永存的国脉与民瘼，为人们开启了一个思维的空间。
再次，从传媒经济发展看，深度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注意力资源，已直接成为媒介注意力经济的内容，并成为媒介经济的标识或品牌。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鲁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传媒所获得的最大经济回报来自于“第二次售卖”——将凝聚在自己的版面或时段上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或一切对于这些受众的媒介关注感兴趣的政治宣传者、宗教宣传者等等。那么，这种所谓“出售”受众的行为到底“出售”的是什么呢?对此，麦克鲁汉的回答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文化产业的传媒业，是以社会注意力资源为主要经营对象的经济产业。媒介的注意力经济品质，是一种固有属性，其构成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取决于媒介的内容。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现实中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需求，几乎所有媒介的深度报道都已成为看点和关注点，这些节目或栏目一般都已具备“品牌效应”，直接影响收视率、点击率和阅读指数，这无疑有助于传媒经济链的不断延伸，并且其影响将是十分宽广、持久的。
注释：
①、②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第20页、第6—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时统宇：《深度报道范文评析》，第16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危机》，《新闻记者》2003年3期。
⑥、⑦见2003年2月27日《南方周末》，《中国媒体：责任与方向》。
第三篇：试论高校思政理论课课内实践方式的合理性论文
论文摘要：课内实践方式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础性环节和重要方式。在界定课内实践内涵的基础上，探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课内实践方式的必然性及其合理性，对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是大有裨益的。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合理性
高校在积极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研究者们倾情投入，致力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探讨与实施。但是,毋须讳言,一直以来高校普遍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多囿于社会实践教学，并呈现出“重形式，轻实效”、“内容简单”、“组织形式不规范”、“覆盖面有限”等诸多的困境和弊端，使教师们已经意识到社会实践不是实践教学唯一的内涵，因此，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实践教学更具有合理性和实效性，达到提高学生能力的目的，成为教师们深入思考和探讨的课题。在这种形势下，探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方式及其合理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界定课内实践的内涵
纵观学术界、教育界的专家和学者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内涵的各种界定和解析，笔者认为，实践教学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指导下，根据既定的教学计划，围绕其教学内容，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和引导学生开展把理论与实际、课堂与社会、学习与研究紧密联系起来的自我主动学习，以培养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自主研究解决问题能力为目的的一种教学模式。依此看来，实践教学存在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它是课内实践、校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
课内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方式之一。它既不同于以教师讲授为主，进行理论传授和知识灌输的课堂理论教学，又不同于对场地、经费、时间和安全管理等方面都有较高要求的社会实践教学和校园实践。课内实践教学是摒弃传统的知识的灌输和一切以“我”为中心的注入式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运用丰富生动、原汁原味的“实践资料”(比如：学生专业实习获得的资料、学生社团实践活动资料、假期接触社会积累的资料等等)或利用直观鲜活的图像、案例、情境等实施教学，从而达到让学生间接接触社会，将所学的政治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用相关理论观察、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方式。近年来，这种“让学生们能够在课堂上看‘社会’”的课内实践方式在实践中逐渐被验证，教师们开始认同它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合理方式和最佳途径。
二、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课内实践方式的合理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内在道德素质和综合能力。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在不断优化课堂教学的同时，积极拓展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模式。从广泛意义上来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机整合。在笔者看来，课堂仍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落脚点，我们只有使“理论”和“实践”的整合发生在每一堂课上，让学生在进行理论学习的过程中能充分把握时代的脉搏，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才能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真正实现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因此，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瓶颈
在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大多数情况下，“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是“貌合神离”的。“课堂教学”即是“课堂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即是“社会实践教学”，一个在课堂内展开，一个在课堂外开展，导致了这两种教学出现各行其是的局面和难以整合的困境。其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主要是教材的解读、知识的灌输和一切以“教师”为中心的注入式的教学模式。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不足，讲授有余，研讨不足，偶尔的提问式教学或启发式教学也是单向的互动，学生缺乏应有的学习热情，课堂抬头率不高，教学流于形式。
这样的课堂教学模式实际上没有把其中的“课堂实践”环节剥离出来，没有给学生以任何的活动空间，妨碍了学生的活泼发展;也没有给学生以任何的思维空间，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没有给学生以创新的空间，扼杀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展，从而制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第二，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很长时间以来，不少学者把它狭义地理解为将课堂实践活动排除在外的以社会实践为主的教学活动，以至于高校普遍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多囿于社会实践教学。然而，社会实践教学在目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首先，它需要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事实证明，只有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保障机制，建立实践教学指导老师激励机制，建立合理的实践教学经费管理体系，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落到实处，发挥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其次社会实践教学组织困难，覆盖面有限。实践教学作为必需的教学环节，应该像理论教学一样，面向全体学生。然而涉及学生众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进行普及性的社会实践教学都将面对场地、交通和安全管理方面等问题，使得实际组织起来难度较大。最后，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导致社会实践教学可操作性不强及其效果无法保证。目前很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组织形式上采取大班合堂教学形式，每个思政课教师要面对好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学生，实践教学无法积极实施，而且，很难落实对学生社会实践的逐个检查和指导，造成实践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第三，通常情况下，高校组织学生社实践活动的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外，还有高校的其他部门，如学工处、团委、学生社团组织和各系(部)等，即使他们组织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是一致的，但由于负责授课的教师与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教师分属不同的管理系列，两者各自为阵，不能有效结合，从而使“知”与“行”之间的距离人为拉大，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再者，如果“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整合仅仅是要等开展了“社会实践”活动以后才开始，那么，这种整合是难以如愿的，因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在现实中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总是滞后或被搁置。
因此，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立足现实，想方设法，克服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瓶颈，探索更加符合实际的实践教学方式。
(二)对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方式合理性的认知
“教学相长”是自有教育以来的一条古训，也是现代教育与教学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律。所谓教学相长，就是教者与学者，即教师与学生之间在教学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种教学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正是教学相长规律在具体教学中的真正落实，即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克服了“传授—接受”教学模式中学生处于被动的状态，而是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关注学生的全面、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课内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和谐，形成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学习氛围，从而让学生自己在知识的重新建构中获得真知，在面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矛盾中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
与社会实践教学的开展相比，课内实践具有其明显的特点和优势。一是课内实践对经费需求少，其他条件要求也不多，学校现有的硬件设备基本能够满足课内实践的实施需要;二是课内实践可操作性较强，只要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就可开展课内实践，教师可在课堂上精心组织覆盖全体学生的实践方式，使所有学生受益，并且能够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如果在开展过程中发现新问题新情况随时都可调整。三是在课内实践的教与学中，教师与学生可以面对面相互交流，积极互动，使得师生感情不断增进，实现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相长。因此，在当前资源不足、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探索课内实践方式显得既必要又迫切，它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最佳途径。
(三)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内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必须同时注重课堂理论教学效果与实践教学效果的取得。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课堂理论教学是基础，敷衍理论教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会失去根本;实践教学是深化，轻视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势必流于空谈。因此，一方面，实践教学必须紧紧围绕教学目的和内容展开，以课堂教学的理论为指导，来进行实践教学目标、内容和环节的选择、教学地点和方式的确定。另一方面，课堂理论教学要依赖于实践教学，搞好实践教学，有利于增强其实效性。只有高水平的课堂理论教学与高质量的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才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可靠保证。
尽管如前所述，课内实践相对于社会实践具有节约教育资源、时间短效率高、可操作性强、参与面广等独特优势，能够做到教学相长，但课内实践毕竟只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式。它不能完全取代社会实践实现“外化践行”和校园实践强调“现实体验”的作用。课内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是三种不同层次的实践教学方式，三者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共同构成比较完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在实践教学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三、合理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方式的创设
课内实践方式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法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近几年的教学改革过程中，我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始终秉承着“育人为本”的根本目标，以实践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着重对课内实践教学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创设了一套突出“合作学习”特色、形式灵活多样的、合理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的实施方式。 合作学习旨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学生参与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其观察社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在课堂上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小组之间合作来共同完成教学任务，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其主要做法是教师将每班分成4-6人组成的若干学习小组，组员之间分工协作，共同完成教师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设计的各种学习任务。
以“合作学习”为特色的课内实践实施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生活感悟或时事评议。这是根据课程性质创设的实践方式(“生活感悟”适用于“基础”课，“时事评议”多用于“概论”课)。学习小组可以近期你所见、所闻的事件为选材范围，包括最近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或生活中让你有所思有所悟的大小事件，提炼2-3个关注主题，学习小组充分讨论，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形成共同的感悟或评议，并利用课余时间分工合作完成资料收集整合、编辑制作PPT课件的学习任务，并由学生主讲人在课堂上进行5-8分钟的陈述，由教师和其他学习小组进行点评。这种课内实践教学，给学生提供张扬个性、展示能力的舞台，激发和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同时，教师能有效地引导学生理性想问题慧眼看世界，端正世界观、价值观，效果显著。
(二)专题研讨。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设计出相关的研讨题目，提前把任务布置下去，让各学习小组在课后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小组相对一致的认识写成发言稿。课堂上围绕研讨题目，各小组代表上台发言，其间，对有争议的观点，可以展开自由讨论，畅所欲言，最后由教师结合知识点进行点评及总结。这种实践方式既可以方便教师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又能锻炼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与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与探求知识的内在动力，在表达中加深理解，在讨论中自主学习丰富知识。
(三)情境模拟。即根据教材章节内容，创设特定情境，让学生扮演某种角色，通过现身说法消化教学内容。如“基础”课，上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可根据课程内容组织“人生价值拍卖会”;上社会公德时，可让学生自行设计小品表演;在法律内容时，可以组织模拟法庭。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树立展现自我的信心和勇气。
(四)主题演讲。这是强调“说”的实践活动。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确定演讲的主题，如“我的大学生活我做主”、“今天，这样的爱国行为令我感动”等，学生课前已经过思考和讨论，在课堂进行演讲比赛。这种方式，学生的参与率一般不高，但效果良好。即便不参加比赛，作为观众欣赏别人演讲也会获益颇多。
(五)案例评析。教师选取与授课内容紧密相关的典型案例或典型行为，在案例阅读与背景介绍的基础上，提出精心设计好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形成小组集体意见，并推荐代表发表自己的观点，各小组之间可以交流看法，最后由教师予以引导或总结。以案例评析方式开展的课内实践教学最终目的不在于让学生强记内容，而在于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在于通过案例评析，促使学生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意在锻炼学生作出决策的能力，推导、验证伦理和法律知识的能力，培养思维能力。精选案例与问题设计是关系案例教学是否成功的关键，案例选择要具有典型性、时效性、贴近性和情趣性，设计的问题要有理论含量、有现实感、有一定的深度，要能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和热烈讨论。
(六)影视观摩。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利用多媒体选择播放具有代表性的、经过剪辑的、短小精典的视频或教育类影片。教师设问，学生边观看边思考，最后，学生回答教师提问或课后写一篇读后感。影视观摩教学是学生最喜爱的课内实践方式，借助于形象生动的画面与声效，教学效果最好。
“合作学习”的课堂实践教学模式较好地把课程内容渗透到了实践教学环节中，有效地践行了思政课“贴近社会、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原则，使学生既掌握了的基本理论知识，又培养了学生应有的综合素质。如通过“专题研讨”、“案例分析”、“生活感悟”等合作学习实践方式，使同学们根据自己的体会，用自己的视角观察社会，有效地激发了大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社会现实、关爱自身成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还让同学们锻炼了思维，学会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彼此协作，体会了合作学习的成就感和培养了团队精神。这种“入脑入心”的课内实践方式，有效地提高了思政课的“到课率”和“抬头率”，有效地提升了思政课的教学魅力，解决了学生上课参与度不够、学习兴趣不浓的难题，同时，有利于学生逐渐由学习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提高综合素质，提高教育教学实效性。
商英20___-2班的钟文秀同学在座谈会中说：“我蛮喜欢上思政课的，喜欢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老师的精彩讲授，尤其是课堂的实践教学方式把我们松散的心带动起来。如新闻播报、感悟活动等课堂合作学习活动，既锻炼了同学们的思考能力，带动我们的积极性，也让我们有机会锻炼自己和体现小组的合作精神。”;数控20___-3班李仕威同学认为：“小组合作学习突出了‘集思广益’的教学思想，让我们体验合作学习的快乐，提高我们的实践能力，激发我们的求知欲望，也拉近了老师和学生的距离，使我们对学习充满热情，使课堂充满快乐。”
第四篇：演讲观点表达的几种方式
只有创造之花才有永开不败的美丽，观点表述的创新是演讲生命力的源泉。掌握创新思维的方法，提出新颖而富有吸引力的观点，是演讲者水平和实力的真正体现。观点是演讲的灵魂，“喜新厌旧”是听众的普遍心理，因而追求观点表述的创新是演讲者的重要任务。创新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只要我们熟练地掌握一些创新思维的方法，就能在演讲实践中提出新颖而富有吸引力的观点，从而使我们的演讲更为听众所喜闻乐见。以下五种方法可供参考：
1.老话新说
同一个正确的观点，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其中有些说法是听众非常熟悉的，如果演讲者一味地外甥打灯笼--照旧，照本宣科，老话连篇，就会使听众兴味索然。在市场经济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同一种商品，换上新的包装之后，就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增加商品的附加值，并能激起顾客更强的购买欲望。同样，在演讲中，把老观点巧妙地“包装”一下，也是观点出新的常用方法。如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曾在演讲中说：联想集团培养人的第一个方法叫做“缝鞋垫”与“做西服”。什么意思呢?就是培养一个战略型人才和培养一个优秀的裁缝有相同的道理，我们不能一开始就给他一块上等毛料去做西服，而是应该让他从缝鞋垫做起，鞋垫做好了再做短裤，然后再做一般的裤子、衬衣，最后，才是做西服。
培养人才不能拔苗助长，不能操之过急，要一步一个台阶爬上去，这个并不新鲜的观点人人都懂。演讲者在这里把培养人才和培养裁缝类比，把培养人才的过程描绘为从缝鞋垫到做西服，用一个通俗而新颖的比喻给老观点披上了一件新外衣，内容是旧的，但形式是新的，可谓殊途同归，新意盎然。
2.借老说新
生活中有许多流传甚广的话，如民谣、俗语、谚语等等，但它们为人们所理解的内涵是相对固定的，如果演讲者能巧妙地借用这些老的形式，并加以“改装”，赋予它新的内涵，就能为我们在演讲中进行观点创新找到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而对于听众来说，则会使他们感到似曾相识但又侧重不同，只要演讲者能自圆其说且言之有理，就能在听众的认识上达成一种新的和谐。如笔者曾在演讲中说：对待事业，要有心栽花，花不开，也要栽;对待名利，要无心插柳，柳成荫，也无心。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俗话的形式和内涵广为人知，笔者借用它，稍作改装，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听众的热情肯定。
3.破旧立新
顾名思义，演讲中的破旧立新，就是在否定、破除旧的观点之后，提出与旧观点相反或相对的新观点，虽然破旧立新的难度和风险较大，但只要有言人所未言的勇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能收到出语惊人、震撼人心的特殊效果。如一位演讲者在《我们不愿做睡狮》的演讲中说：有人曾预言，中国是一头睡狮，就这样我们被人家当了一百年睡狮，我们也把自己当睡狮自我陶醉了一百年。狮子是百兽之王，但一头酣睡的狮子能称得上是百兽之王吗?一只睡而不醒的狮子，一个名义上的百兽之王，并不值得我们为之骄傲。如果我们为这样一个预言而陶醉，就好比陶醉于“人家说我们祖上也曾阔过”一样，真是脆弱而又可怜。我们不要伟大的预言，我们只要强大的实力，我们不要做睡狮，只要我们觉醒着、前进着，就比做睡着的什么都强。人家的预言曾是我们骄傲的资本，但仔细分析起来，为一个过去的预言而陶醉或昏睡，于实际又有何益处呢?所以演讲者鲜明地提出“我们不愿做睡狮”的观点，犹如当头棒喝，既促人清醒，又激人奋发。
第五篇：军事思维方式的转变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说，在工业时代，有工业时代特有的军事思维方式;在信息时代，有信息时代特有的思维方式。当前，人类文明正由工业时代(社会)向信息时代(社会)过渡，机械化军事形态正向信息化军事形态转变，亦即正在发生空前深刻、广泛的世界新军事变革。任何社会变革和军事变革，都必然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而思维方式的改变反过来又会作用于社会变革和军事变革。要推进新军事变革，首先必须改变军事思维方式，不革除过时的机械化军事思维方式，新军事变革的展开就无从谈起。
变机械化军事思维
为信息化军事思维
在我们需要转变的所有军事思维方式中，变机械化军事思维为信息化军事思维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转变。其根本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军事变革的本质是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事形态改造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事形态，顺利实施并最终完成这一改造的最重要的思想条件是抛弃机械化军事思维模式，树立信息化军事思维观念;二是变机械化军事思维为信息化军事思维是实现其他军事思维方式转变的基础，这一转变实现了，实现其他转变就容易了。
要实现由机械化军事思维向信息化军事思维的转变，必须做到“一个破除、三个认清”。一个破除是：破除根植于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思维方式。在工业时代，机械化战争主要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机械化大兵团作战模式。战争形态是塑造一定样式军事思维的“模具”，机械化战争形态反映到军事思维领域，就形成了规则性的军事思维方式，即机械化战争思维模式。现在的战争形态是高技术战争，未来的战争形态是信息化战争。作为一个军人，只有在头脑中破除机械化战争思维模式，才能跟上时代，认清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很多所谓的“军事专家”之所以对战争进程判断错误，对很多战况迷惑不解，就是因为他们用机械化战争思维模式来分析这场战争。
三个认清是：首先，要认清信息和信息力将是构成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在农业时代的冷兵器战争中，体力是构成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在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中，火力是构成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在现在的高技术战争中，信息在军队战斗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而在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战争中，信息和信息力则是构成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第二，要认清信息优势是最大的军事优势和作战优势。在信息时代，能确保先于对手更清楚地了解军事情况的信息优势，可使己方牢牢把握军事主动权;在战争上，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肯定拥有作战主动权。最后，要认清军事信息技术是最关键的军事技术，是研制信息化武器装备和对机械化装备进行信息化改造的技术基础。
变要素型军事思维
为体系化军事思维
要素型军事思维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产物，其实质是在解决和处理军事问题时只看重个体要素，不关注整体全貌，这在军队建设和战争中都有表现。在军队建设中的表现是：陆、海、空等各军兵种单独发展，自成体系，横向联系少;武器装备的发展采用“烟囱式”，只顾研制一代比一代先进的武器系统，不注重武器装备之间的横向互通互动;在军事组织体制改革中，只强调某个或某些单位的重要，不注重以结构谋功能，从整体看个体，谋求整体功能的提升。在战争中的主要表现是，采用“要素打击式”战法。“要素打击式”军事思维方式具有历史合理性。但是，随着军事实践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高技术战争的非线性特征日趋明显，这种军事思维方式就应该改变了。
体系化军事思维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建设信息化军队和实施高技术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战争所要求具有的军事思维方式，其实质是用“大系统”的观点来处理军事问题，进行军队建设和军事活动。在军队建设上的表现是：建设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实现预警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三大作战功能一体化、网络化、实时化;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压缩指挥层次，使领导指挥系统扁平网络化，更便于信息快速流动和使用;用超前的战争和作战理论来牵动武器发展和人才建设，改进人和武器的结合方式，谋求和发挥军队的整体效能。在战争中的主要表现是采用“结构打击式”战法。“结构打击式”战法是指，通过对敌方作战系统的结构实施打击，使其整体性和稳定性受到破坏，从而引起作战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造成系统质变，以此来削弱敌方作战系统的整体功能。系统摧毁战、结构破坏战、重心打击战是“结构打击”的不同称呼。实施结构破坏战的常用方法是打击敌方作战系统的重心，实施“斩首”原则，摧毁对方的指挥控制系统。美军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特别是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都是这样做的。
变单向型军事思维
为多向型军事思维
在工业社会，“刚性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主要生产钢铁、机车、机床等产品。在信息社会，发生了“柔性技术革命”，主要生产芯片、通信设备、计算机软件及其合成的各种高级系统的“柔性生产”方式开始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工业社会是产生单向型思维的社会基础，“刚性技术”是导致单向型思维的技术基础，用这种思维方式看问题，分析矛盾，就会看绝对面多，相对面少，认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对黑白之间的广大灰色区域视而不见。信息社会则是产生多项型思维的社会基础，“柔性技术”又是导致多向型思维的技术基础。多项型思维方式强调相对性，要求从与事物相联系的诸多方面出发，沿着多个指向、多个起点，针对多种可能性，全面、历史、发展地思考问题，而不是沿着一个指向、一个角度、一种可能，最后形成一种思维结果。
信息社会特有的“柔性生产”和“柔性技术”导致的一般性多项型思维反应在军事领域就是多项型军事思维。多项型军事思维方式的主要表现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倡导“合作双赢”战略，反对“零和竞争”战略;在军队建设方面，注重加强“软件”，既提高军人的精神素质和部队凝聚力，又大力发展以软件为核心的军事信息系统;在作战方面，强调实施包括心理战、网络战、电子战在内的信息战，主要打击敌军的信息系统，而不是有生力量;对一场战争的分析，可能不得出正义或非正义战争的结论;对一个国家的看法，也可能不做出非敌即友的判断。
变现实应急型军事思维
为未来前瞻型军事思维
在农业社会中，农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劳作，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进行眼前的农事活动，他们的思维方式属于“顾后型”。在工业社会中，大机器生产、严格的专业分工和繁忙的流水线，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当前的生产、工作与生活，这是产生现实应急型思维的社会基础。而信息社会则要求人们更多地关注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思维。这是因为，在信息时代，技术发展快，知识更新快，情况变化快，任何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永远向前看，向前奔。信息社会是产生未来前瞻型思维的社会基础。
现实应急型军事思维是，目光短浅，不是着眼世界、着眼未来、着眼发展，而是以服从暂时的眼前需要为思考问题参照系的一种思维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这种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是临渴掘井，仓促上阵，甚至“杀鸡取蛋”，遗患无穷。指导战争，没有仓促上阵而不失败的;指导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没有因杀鸡取蛋而不留下隐患的。
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都要求我们确立未来前瞻型军事思维方式。一是着眼未来。这样才能不被眼前的困难和表象所困扰，做出既远见卓识又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在军队信息化建设上，应统筹规划，整体布局，分步实施，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到什么样是什么样;要把现实需要与长远需要结合起来，防止“短期效应”。二是要敢于跨越。就是说，要打破按部就班的思维定势，使军队建设实现打破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还是按照常规的、应急的思维方式，四平八稳，慢慢腾腾，跟在别人屁股后头爬行，那只能使差距越拉越大。
变封闭型军事思维 为开放型军事思维
信息时代是国家边界的作用弱化的时代，信息社会是网络化、一体化的开放社会。这种时代和社会的特征，必然会反映和深透到军事领域，要求我们改变军事思维方式，变封闭型军事思维为开放型军事思维。
开放型军事思维的核心是“世界军事观”。“世界军事观”包括“世界战略观”、“世界战争观”和“世界国防与军队发展观”。“世界战略观”是指，要站在信息时代国际战略发展的高度，根据世界战略格局走向与我国战略利益的互动关系，来谋划和实施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世界战争观”要求，从世界战争形态演进的历史长河中，观察、明确与预测我国我军今天和明天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今天准备打高技术战争，明天准备打信息化战争。“世界国防与军队发展观”的实质是，综观世界军事发展的风云变幻，顺应世界军事发展的大方向，以赶超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军队为目标，制定与实施我国的国防与军队长远发展规划。
变保守型军事思维 为创新型军事思维
在工业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工业产品数量的增加和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在信息社会，产品更新换代快，其中的技术知识含量高;产品的价值与作用，主要取决于技术知识含量，而不是数量。创造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比简单地增加产品品种与数量，更需要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信息时代要求我们摒弃保守型思维，掌握创新型思维。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事形态要求我们掌握与之相适应的创新型军事思维方式。
保守型军事思维，就是封闭保守的思维，是以过去的旧习惯或旧传统为思考问题参照系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的突出特征是，思想僵化，墨守陈规，遇事不是思考“应该怎么办”，而是看“过去怎么办”，“书本怎么办”，习惯于从“传统”中找答案;遇事不是思考“自己怎么办”，而是看“别人怎么办”，习惯于“从众”决策;遇事不是思考怎么样使思想和工作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而是用旧传统、旧习惯“剪裁”新事物。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战争不行，指导军队建设也不行。
当前是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发展时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刚刚启动的时期。在这种时期，保守型军事思维更有害，更必须变保守型军事思维为创新型军事思维。
要实现由保守型军事思维向创新型军事思维的转变，一是要勇于标新立异。所谓标新立异，就是想人所未想，言人所未言，行人所未行，敢为天下先。在新时期军队建设中标新立异，就是要标当代世界军事变革之新，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之异。也就是说，要以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最前沿为参照系，在创新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实践。二是要敢于冒点风险。创新型思维是一种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的高级心智活动，也是一种风险性较大的思维。这种思维往往是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往往能做出最佳决策，创造人间奇迹。然而，由于这种思维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必须有一种“吃螃蟹”的勇敢精神，不苟俗流、不随众议的自主精神，不畏人言、不怕失败的敢闯敢干精神。三是要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我党我军有着优良的传统，但传统是动态的，传统的本质是创新，拒绝创新的传统是过时的传统。因此，我们绝不能把传统当包袱背起来而拒绝创新。但是，创新也不是空中盖楼，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发。创新是继承中的创新，继承是创新中的继承。
思维方式须转变(思想纵横)
刘家义
思维方式是人们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和认识、改造世界的 出发点、原则和方法的总和，是人们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统一 的具体体现。不同的人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或相同的人 在不同时期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改变，其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不同思维方式由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 和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按照马克思主 义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摸索和总结了一套科学 的、适应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这就是以唯物辩证 法为理论基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 全面系统地观察思考问题。按照这一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遗憾的是， 人们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同时，小生产意识 并未随之彻底消失。而这种小生产意识，加上几十年的计划经 济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必然产生巨大的惰性和僵化的 思维方式，致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经常 将整体与部分、运动与静止、均衡与非均衡、普遍与特殊割裂 开来甚至推向极端，进而使人们的思维方式逐渐变得安于现状、 墨守成规，缺乏积极进取的生机与活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 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主要表现是静止、封闭、片面、孤立 地思考问题。
思维方式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虽已进行了二十年，其间又 经历了持久的思想解放过程，但时至今日，传统的思维方式在 许多人头脑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否 进一步迈开步子，打开局面，关键看思维方式是否真正转变了。 思维方式转变了，就能突破陈旧过时的观念，拓宽思路，放开 手脚，在工作中不断有新办法、新突破，就能促进生产力的解 放和发展;否则，就不可能迈开步子勇往直前。
当然，转变思维方式，既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 在空地上另起炉灶，一切从零开始，也不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 全盘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 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结 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当前，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实际，转变思维方式必须做到：
一是变封闭型思维方式为开放型思维方式。任何事物都有 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既非一成不变，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人们无论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和多么雄伟的气魄，只要以一种封 闭、保守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就会受到惩罚并为之付出高昂 的代价。因此，只有始终坚持开放型思维方式，才能不断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将社会实践不断推向更高阶段。
二是变单向型思维方式为系统型思维方式。任何事物都是 作为系统而存在的，都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 多层次、多方面，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人 们，首先必须牢固树立全局思想，置局部于整体之中，从全局 看局部。也就是要从世界范围思考中国与外国的联系与冲突、 优势与差距;站在全国的高度思考经济运行中宏观、中观、微 观的关系。其次必须牢固树立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思想。各 自为战、单项突破必然是一盘散沙。讲整体推进并非万箭齐发， 而是在重点突破基础上的整体推进，而重点突破是在整体推进 的前提下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绝非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抓住一点，不顾其他。
三是变教条型思维方式为求实型思维方式。实事求是是马 克思主义的精髓。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还习惯于把抽象原 则或主观愿望当作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包治 百病的教条，“以不变应万变”。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最大障碍，必须坚决摒弃，代之以求实型思维方式，坚 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的国情出 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不从众，不墨 守成规，不先入为主，从而更好地总结过去、学习他人、开创 未来、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人民日报》 (1999年05月20日第9版)
论中国共产党人思维方式的转变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的思维方式突出了对矛盾斗争性的认识与运用，在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后，要求思维方式必须突出矛盾同一性，即思考问题的方法必须与时俱进，从突出斗争性转变到突出同一性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一步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思维，并提出了和谐社会理论，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思维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 思维方式 矛盾斗争论 矛盾同一性 社会和谐论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突出矛盾斗争性
矛盾法则是通过揭示思维对象的对立面达到全面认识事物和事物本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叫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者，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等，都是用辩证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理解世界、分析世界并进而改造世界的。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方法，比较集中地体现这种方法论的代表作是毛泽东在1937年所著的《矛盾论》，突出了辩证思维的实质和核心，从方法论角度深化了辩证法在思维领域的运用。
认识事物，首先必须认识事物的内部矛盾。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首先必须充分地认识自己，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从对立面认识事物的本质。在空间上，矛盾无所不在;在实践中，矛盾无时不有。由于矛盾具有普遍性，才使得我们能够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并由此及彼，在事物的对立面中找到事物的本质。
在动态发展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毛泽东指出，矛盾不仅存在于物质的运动形式中，也存在于每一运动形式的各个发展过程，还存在于各个发展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认识事物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和具有内部规律性的，不去认识这种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就是主观主义的方法，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经常犯这种错误。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中，注意掌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这种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方法，应该“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方法。
《矛盾论》突出了对矛盾斗争性的认识与运用，这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特殊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它的时代条件就是激烈的社会矛盾的对抗。它的应用使得革命党人思路清晰，阵线明确，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保证。应当肯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其理论成果的社会功能都是合理的，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历史作用。但也应当指出，这种以矛盾斗争性为主线的思维方式如果被绝对化，也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虽然也讲矛盾的同一性，十分强调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是，在统一战线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只不过是一种策略，它为的是能够组织最大的力量向敌对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
执政地位的确立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必须突出矛盾同一性
当激烈对抗性的矛盾解决以后，事物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即同一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面对这种局面，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即从突出斗争性转变到突出同一性的方向上。1957年，这是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第一年，这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报告，一方面指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它与毛泽东自己在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强调，表明毛泽东对矛盾的斗争性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社会转型了，但他的思维方式仍然沿用战争年代的模式，没有适时地实现由斗争性向同一性思维的顺利转型。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且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在思维方式上仍然考虑“人民与敌人”的区分，必然把敌人想象得越来越多，最后也必然要用剧烈的阶级斗争手段来解决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
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的思想与实践的走向都是以“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为起点，在理论的逐步发展和对实践的指导中，最后合乎逻辑地走上阶级斗争扩大化道路。后来，党和国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失误，固然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思维方式没有与时俱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作为革命党，思维方式无疑要突出矛盾斗争性，“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作为执政党，思维方式必须突出矛盾同一性。因为执政党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他们必须主动地解决社会问题并主动地预防社会问题，必须把任何矛盾都限制在可操控的范围之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据实事求是原则，联系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实际，运用现代哲学的发展成果——系统论、结构论来充实辩证思维方式，形成社会和谐论方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社会和谐论突出了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统一性，突出了矛盾双方的同一性。从而构成执政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强调事物的结构联系和协同作用，强调事物的组织机制和对外部环境的开放性循环，强调了矛盾的和谐运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思维领域中的一次革命。实践证明，在这一哲学思想指导下，在处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当今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时，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共产党人思维方式中的社会和谐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突出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实现了矛盾辩证法同现代系统论的结合，在对一系列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论述中，贯彻了社会和谐思想。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
合作竞争的和谐世界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民族、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要和平相处，协作共进，反对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就应反对只顾自己，不顾他国的僵硬观念，极力主张建设和谐世界。
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发展，再不是过去所说的“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而是一个涉及整个社会系统的深刻的时代性变革。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短短五句话，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和谐社会。
全面改革论。改革不是局部的某个要素和某个方面的修修补补的变革，而是一个从思想观念到社会体制、从社会体制到政策体系、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以至其他各个领域的系统性变革。
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共存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所有制结构，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多层次分配结构，不把“主体”变成“一体”，使各种要素和谐地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各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即对立又统一。这在整体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和谐社会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价值越来越突出。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特点，既不能把它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要素的简单相加，也不能仅仅看作是这些要素运动的外部条件。要使社会达至和谐，必须使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要素协调发展，同时这些要素之间及其内部也能协调有序地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从矛盾斗争性思维方式向矛盾同一性思维方式转变的领头人是邓小平。邓小平从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上，开始显示了同一性的思维方法，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中，邓小平摆脱了毛泽东的“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的思维模式，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然后在全面改革与全方位开放的实践中，使这种思维方式走向成熟。然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矛盾斗争性思维方式始终干扰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中国共产党内部看，在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思维方式转变的是党的十六大和“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段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总结，它宣告了“革命党思维方式”的终结。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谐社会”理论，标志“执政党思维方式”的完全确立。正是这种社会和谐的思维方式，才保证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社会稳定并取得伟大成就，同时，坚持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方法论基础。(作者单位分别为：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创新前提是实现思维方式转变
2008-06-06 10:34 来源：南方新闻网
省委书记汪洋到中山市调研时强调：中山要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适宜创业”、“适宜居住”、“适宜创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这就向中山市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转变思维方式，解放思想才成为可能;只有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才能成现实。
有社会科学家提出人类社会主要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圆性思维”;一种是“线性思维”。“圆性思维”是一个以义气为先、人伦为上、经验为本的封闭的静态的狭隘的思维模式，这是在漫长的春夏秋冬轮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化形成的思维习惯。“圆性思维”的短处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圈子”，如“经济圈”、“文化圈”、“家族圈”、“老乡圈”、“朋友圈”等。还“妄自尊大、划地为牢，总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人情为大、投桃报李”;“不愿意接纳新思想，不愿意学习新知识”;“崇拜经验，凭自己过时的经验处理新问题”;“小富则安，知足常乐，喜欢为自己划句号”，等等。“圆性思维”具有排异性;“圆性思维”缺乏冒险精神，少有进取冲动，在人格表现上缺乏气度，从社会特征上表现为“熟人社会”;“圆性思维”挫伤人们的积极性，束缚人们的创造力，影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如此之长久顽固，就是未能突破“圆性思维”的樊篱。
“线性思维”是一种讲究理性、不怕风险、善于进取的开放的动态的思维方式，这是在漫长的逐水草而居，常常变幻莫测、处处包藏风险的游牧文化形成的思维习惯。“线性思维”有进取的冲动，有创新的欲望，有冒险的习惯。“线性思维”的长处表现为：“敢为人先”，“开拓创新”，“不满足现状”，“讲理性”，“讲科学”，讲法律”，“讲信誉”。发展是“线性思维”的结果，在人格上表现为大气，从社会特征上表现为“生人社会”。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发达地区，就体现出“线性思维”为主的特点。
解放思想，实现改革创新，说到底就是不断地扬弃“圆性思维”的短处，减除“圆性思维”的惯性，增加“线性思维”的长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冲破几千年来的“圆性思维”模式，向“线性思维”转变，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也不断地冲破“圆性思维”的种种樊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工业立市到工业强市，出现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新局面。当今社会是新旧交替的时代，在思维转型过程中，是“圆性思维”与“线性思维”并行共存，当下社会出现许多社会矛盾，说到底是不同思维方式碰撞的结果。
汪洋书记提出“三个适宜”，在中山市原来提出“两个适宜”的基础上增加了“适宜创新”。创业不等于创新，创业是创办事业;创新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提出“适宜创新”，是树立了更高的目标。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学习孙中山“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实现改革创新，不断革除有悖于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制度、体制、习惯，重点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创新发展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提高引进外资质量;以人为本，注重民生质量，注重生态，加强公共服务，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提供各种便利，以开放的心态欢迎世界各地的人到中山创业。在不远的将来，一个人人有机会、个个谋发展的“生人社会”，一个新的移民地区将屹立在珠江口西岸。
解放思想，实现改革创新，说到底就是不断地扬弃“圆性思维”的短处，减除“圆性思维”的惯性，增加“线性思维”的长处。 (中山日报 虞天识)
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作 发布时间：2010-11-29 06:34 周天勇
者：
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是解放思想。
网络编辑:谢永利
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到发达状态，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不能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则，不能简单想当然策划某一战略和政策，不能主观从事决策。比如，中国过去的反城市化，提倡农村发展工业和服务业，这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趋势相违背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造成了城乡和产业结构的极度扭曲，积累了我们今天巨大的、不得不需要花更大的力气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种违背规律的反城市化，终将也是做不下去的。
人们不能感情用事，而无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去做成本高昂而收益甚小的事情。比如，游牧民族逐步地定居，大量分散的农村逐步地集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此，如果从缩小城乡差距的直观角度出发，将财力物力更多地投入农村，甚至鼓励农民大量建房，在农村极为分散地实现居住等方面的小康，不但会占去比城市多得多的土地，而且，几十年后，在农村会形成大量的废弃房屋和建筑垃圾。
人们不能凭经验去思维和决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如农业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发展阶段就不一样，工业发展阶段与知识经济发展阶段就不一样，而且科技进步，文化交流，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每天都在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果依赖过去的老经验去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将会成本高昂，甚至会出现副作用。这就需要直接调查的能反映实际情况的数据，进行数据的比较和分析;需要到实地去调查研究，真正掌握一线情况和问题，并且了解其内在的原因，以对症出策。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与一个家族是有区别的，一个家族与一个家庭是有区别的，一个家庭与一个个人也是有区别的，而一个人的一生与一天怎样工作和生活也区别很大。治理一个地区，除了尽可能正确地处理日常性的事务外，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长远而又重大的一些全局而又战略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目前实行的70年出让土地，一次性收钱花钱的地方土地财政，可持续吗?如果从给我们民族的后代人的可持续财力着想，无疑应当尽早下决心改变这样一种不可持续的体制。
将正确思路、战略，变成综合性的方案，并真正能在各部门和各个阶段得以协同实施是非常重要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思路清晰和正确的基础上，需要综合思维能力，需要形成各个方面综合配套的战略，并且应当根据战略的需要，设置和改革体制，制定政策，由各个部门真正去实施。而我们目前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好的思路和观念，不能转化为战略构思;好的战略规划等，不能据其形成实施方案、法规、法律;好的方案、法规、法律，不能在实际中得以落实。原因很多，或者是旧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所阻，或者是过去工作方式的惯性推动，或者是现有的一些体制难以改变，或者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博弈，或者是各个执行部门间难以协同等等。因此，需要改变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一简单而又单一的思维方式，树立综合和系统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发展战略不配套，甚至一些发展单方面制定战略的局面，特别是转变发展方式战略上，改变在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间综合性不强的局面，制定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并且各个阶段有机衔接;需要改变战略不能得以实施，即执行不得力的局面，强化各部门和各地区对于总体战略在各部门和各地区的执行和贯彻力，使得科学正确的战略，真正能得以实施。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