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的日子【我在非典的日子】
她是广州市的一名普通市民。 她1999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她是一家大报的医疗线新闻记者，在这个岗位上已工作四年。 多种身份的重叠，使她在非典事件中承受了来自政府机构、卫生行政部门、一线医务工作者和病人、国内外新闻媒体同行以及数以万计读者不同角度的“信息冲击”。 焦虑着，忐忑着，哀伤着，希望着…… 应《南风窗》之约请，她于4月24日晚连夜写下了这篇文字，追记三个月来，不平凡的非典风雨，以及其中形形色色平凡人在生死线上的小故事。 上篇：疫事袭来 “非典型肺炎”和“伊拉克战争”，无疑是2003年最热门的关键词。 生活在这个曾是全世界报告非典发病人数最多的城市(注：到4月24日，香港已经超过广州成为“第一”)，作为一名普通市民、《羊城晚报》新闻记者、1999届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多种身份的重叠使我在这次事件中遭受了来自政府机构、卫生行政部门、一线医务工作者和病人、国内外新闻媒体同行以及数以万计读者不同角度的“信息冲击”。 这是一场天灾。非典型肺炎不请而至，在广东以外一些地区甚至愈演愈烈，全世界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同类病例。 还没有研制出特效药，病毒却在不断变异。在香港，病人合并腹泻比例从广东的25％上升到70％；在北京，用广东探索出的大剂量激素退烧抗炎效果却不明显；一些新发病例的国家，发烧已不是疾病首发症状。 不少老记者对我说，小廖你真“幸运”，从事新闻工作不到四年就遇到这种千载难逢的好题材。多少新闻人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但我却无法庆幸――当一个新闻人被席卷入自己报道的突发疫情里，亲眼目睹身边好友、同学、老师一批又一批倒下、殉职，这是怎样一种哀恸的感觉? 2月6日，第一个报料电话 广东殉职的五位医务人员中，一位是曾为我开过校车的救护车司机，一位是我大学在传染科实习的党支部书记，―位是照顾我同事的护士长，一位是我在“情人节”当晚采访的病危护士。 省卫生厅成立的“广东省非典型肺炎专家指导小组”有六位专家，其中两位专家证实在抢救病人时感染而病倒，一位是我大学实习时的指导老师，一位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兼大学校友。 平时经常互相串门玩耍的大学同学、师弟师妹们，现都在医疗一线上奋战。有的是正巧轮科到急诊室和ICU(重症监护室)；有的本身就是传染科、呼吸科的住院医生；有的在脑外科、泌尿外科工作，本来和非典型肺炎不沾边，但看到医院一线的同事纷纷病倒，就义不容辞地加入了“敢死队”，从各自科室抽调出来做“外援”。 病倒的医生里，有我大学时同住在学生宿舍1－301房的同学，她的床铺在我对面，是个非常娇俏可爱的女孩。还有同在大学广播站工作的学生记者，我当时还算当过她的“上司”，记忆中是个柔弱而坚强的小姑娘。 这些都只不过是最近的90天来发生的事(注：从1月31日中山二院接受第一例病人到5月1日)。 早在去年底，就知道河源、中山发生过医院医务人员被感染集体发病的消息。但是当时这些感染仅局限在某家医院，没向社会扩散，事态很快得到控制。 好像不关我事，于是我渐渐忘了。直到2月6日晚上，第一个报料电话打来，是夜里11时57分。在中山一院工作的同学着急地问；“知不知道中山二院、中山三院都有医生病倒了?是被病人传染的，可能就是河源、中山发生的那种怪病……”我睡眼惺忪地说：“真难得，你给我报料呀?我明天核实一下，要能发稿给你申请报料奖……”电话那头哭笑不得：“你这疯子，谁给你报料，我是提醒你，放完假上班后别到医院转悠，这病很凶险!”我开始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从来没见过这位同学如此气急败坏。可是我是跑医疗线的记者，我不去医院去哪里? 3分钟后，中山三院传染科一位护士长也打来电话，说做护士十几年从来没有休过假，今年春节难得和做医生的丈夫一起放假，于是全家回了一趟婆家，回了一趟娘家。科里安排了同事替她顶班。没想到刚才突然接到医院紧急电话，要马上回院上岗，说传染科、呼吸科、儿科、中医科都有医生护士病倒了，是春节期间被病人传染的。病情最重的居然是传染科党支部书记。听说替她顶班的同事也病倒了，她心里觉得很难受。 第二天，我向领导汇报了情况，大家开始意识到事件的不寻常。那两天，各种版本的谣言已经开始偷偷扩散。 2月8日：医院人心惶惶 2月8日上午，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传染病院)打听消息，在医院门口打电话找熟人，感染一科的主任叫我别进去，说病区收满了这种病人，非常危险。就在打电话那当口，一辆印着“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在我身边不到一米的地方呼啸而过，匆匆驶进八院。我看到救护车违反常规地把窗户打开了，里面的人全部戴着几层口罩――看来就是这种病!我当时真的怕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救护车的空气感染了…… 那天下午，到中山三院实地采访，摄影记者则在医院对面的马路拉长镜头，拍摄群众捂着鼻子匆匆路过的画面。没进到病房，我给那里的医生朋友轰了出来，说什么也不让我去传染科，连呆在外科聊天也不可以。那晚在中山三院对面的“岗顶酒家”吃饭，场面非常冷清，金酒家只有我和护士长在吃饭，十几名服务员围着我们服务。 当时“中山三院死了20多个医生”、“武警进驻中山三院”等谣言已经四起，中山三院附近的大小娱乐饮食场所门可罗雀，有很多跨国公司的写字楼年前在总统大酒店订了“开年饭”，结果全部取消了，总统大酒店离中山三院有两个车站的距离，但是大家说：中山三院方圆十里的空气都有毒！ 就在吃饭当口，在中山一院工作的95级一位关系很好的师妹给我电话：医院人心惶惶，她已六神无主了，想到我家坐一坐，缓解紧张心情。我当时还没回家，于是大家没见上面。 第二天上午，这位师妹慌慌张张打电话给我：“我们科一个从中山三院轮科过来的医生昨晚发烧，今天照肺全白了，就是UP(不明原因肺炎的英文缩写，后来又改称Ap――非典型肺炎、SARS――冠状病毒严重呼吸系统综合症)。我昨天下午在病区里和她面对面聊了半个小时，她就是和咱们在中山医广播站一起工作过的师妹……我可能已经被感染了，我本来是戴口罩查房的，可是哪想到在办公室和同事谈话也要做防护呢……幸亏昨晚没见着你，否则连你也害了……”师妹在电话里有些歇斯底里，我有一种和死亡擦身而过的感觉。 幸好，我的这位师妹并没有发病，她现在照顾病人，同时吃药预防。 2月10日：大抢购开始 春节后到2月中旬，是最艰难的日子。很多医生朋友不让我去医院看他们，生怕自己在潜伏期，会传染给我。托了好多关系，终于进到中山三院隔离病房，里面躺着20名被传染的医生护士，很多就是大学期间带过我、教过我的老师。有的人满脸胡子茬，显得很落魄。原来这些医生从没有住院经验，发烧后什么都没带就自觉进病房“隔离”了，他们不知道病房里没有剃须刀、拖鞋和替换的内衣裤。这些天来，洗澡时只好光着脚。发生了这么多医务人员感染后，医院的护工全被吓跑了，连工资都不拿，没有护工照顾他们。 2月10日，《羊城晚报》利用当天新闻优势刊登了第一篇政府公告，称广东出现一种“非典型肺炎”，有一定传染性，要大家注意卫生，家居消毒可用食醋熏蒸。报纸出街两个小时后，一个朋友连续给我发了三条短信息：“东川路市场所有档口都买不到白醋了”、“东川路上超市白醋、红醋、陈醋都脱销了，售货小姐说莫名其妙”、“我终于买到白醋了”。 我在宿舍楼下一探，附近大小商铺，白醋、板蓝根和《羊城晚报》全部沽清了。杂货店里刚回来的店长在破口大骂老实巴交的店员；“笨蛋!突然间这么多天买醋就该问问为什么啦，哪有卖6块钱一瓶的!” 那天，一位摄影记者拍到了“白醋1000元一瓶”的历史照片。 2月11日下午，乘公共汽车到卫生厅参加新闻发布会。封闭的空调车上人很挤，我不经意干咳几声清清嗓子，身旁乘客全部弹到一米以外。在千夫所指、众目睽睽之下，我含冤提前一站下车。 那天晚上，接到北京长途。全国记协的朋友说，今天下午买了20包板蓝根到邮局里准备寄给我，没想到打包邮寄的箱子已经卖光了，全是给广东寄白醋和板蓝根的。“你们广东真厉害，牵动全国的消费市场呢!” 2月12日，广东省卫生厅的安民发布会消息上了各大报的头版。医生开始抢购“达菲”。中山一院因为有一名进修医生证实患病，所有和这名医生接触过的医生都要到保健科登记，接受密切观察，院方给每人发一盒“达菲”预防。按说明书用量，一盒“达菲”是不够预防的，医生们开始自费抢购。带动来医院看病的病人也疯狂囤药，中山一院药房很快就断货了，那晚我的手机又响个不停：有谣言称非典型肺炎是缺碘引起，联系到美伊即将开战，好多市民在连夜排队买米买盐买油。 2月12日：随副省长慰问医院 2月12日下午，我跟副省长雷于蓝到接收病人最多的三家医院慰问。 第一站是中山二院。一下车，所有迎接我们的院领导、医生、护士全戴着口罩和帽子，就像进了日军的细菌战实验室。倒是把我们这些慰问者给吓了一跳。 医院给我们发口罩和帽子，我之前已经准备戴着一个口罩，于是把新口罩往旧口罩上一罩：当即憋得喘不过气来。偷眼看看副省长、卫生厅长、副厅长没一个戴口罩和帽子。心想，做再多防护也没用，这些人要给感染了免不了又传染给我，大家天天见面，总不能戴口罩采访领导吧?又想到医院已做了足够的消毒措施，我们又没进隔离病房，应当不用这么恐慌。把心一横，摘了口罩。 中山二院院长在汇报时相当沉重：“我们医院建院160多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他在汇报中提到一个特“毒”病人，大家私下称他“毒王”，他是一个海鲜批发商，经营一家酒楼，是在1月31日晚上，由医院放射科主任介绍进来的，结果接诊他的放射科教授、呼吸科主任全部病倒，谁沾到他都发病，他自己的十几名亲属(最后确诊21人)、医院30多名医务人员(最后确诊40人)，连救护车司机、担架工人、推轮椅的护工都无一幸免。“毒王”转送到中山三院，又放倒了20多人。连累了中山三院的同事，他们心里很过意不去。 这个消息我和不少跑卫生线的记者之前都隐约听说过，一想到连中山三院传染科的医生都病倒了，都感到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到了第二站中山三院，记者们都问起这个“毒王”。当时参与抢救又幸免发病的医生说，给病人上呼吸机时，他咳得很厉害，血痰溅了一地，旁边操作的医务人员全给喷到了带病毒的痰，当时就知道会传染了，但松不了手啊，一放手他就会缺氧死亡了。 中山三院有20名医护人员给放倒，其中包括呼吸科主任、儿科主任、医院感染科主任、传染科副主任。医院人员重创，病区和人手都不够，只好把他转送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从中山二院到中山三院到市第八人民医院，三个医院100多名医护人员接力救一个病人，50多个医务人员病倒，而且到了后期，所有医务人员都知道他是一个传染性很高的“毒主”，仍然没有放弃抢救。这是一个非常默的好题材，但是不能惊动同行。我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秘密进行了
采访。2月14日，《晚报》推出独家头条《百名白衣天使冒死救一人》。 一步先，步步先。《晚报》在2月中下旬连续推出了系列《记者手记》、系列《反思》井对中医的特殊疗效进行了独家的发掘。 2月底：非典小低潮 到了2月底，非典型肺炎进入一个小低潮，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开始减少，我也以为事情就快过去了，在我的最后一篇记者手记中，我用了“非典型肺炎有望自然消失”的说法，那是2月21日我采访一位正在住院的感染科主任的观点。 这位医生说，传染病发展有个规律：新疾病传来，人群没有抗体，于是病倒，疾病蔓延开，感染者未必都发病，视乎各人体质。当大部分人都“隐性感染”获得抗体，疾病就会自然消失。1918年的甲型流感就是当时一种新的病毒，一战时美国把患病的士兵送到欧洲战场，结果导致流感在全世界蔓延，战后20个月，这种流感自然消失了。因为流感病毒已经感染了全世界所有人，2000万人死亡，剩余人因为免疫系统比较完善，因而感染了病毒却不发病，产生了抗体。这种流感病毒找不到新的感染对象，于是销声匿迹。 就在我采访完这位感染科主任的第二天下午，他就因病情突然恶化送进了广州市呼研所ICU(重症监护室)。3月上旬，甚至一度传出他的死讯：他在住院期间手机给小偷偷了，一度停机，病人们找不到他，以为他死了。 3月初：人吓人的故事 3月初，中山医的校区和附属医院又流传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中山医一个一年级学生宿舍里八个女生全部感染了非典！这是广州高校首宗爆发个案！ 我到学校去采访，结果很多学生都说确有此事，他们人心惶惶。我当即到卫生厅了解情况，没想到他们手头已经有了对这件事情的详细汇报材料：“3月3日下午，我中心(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接到报道：中山大学医学院同宿舍八名学生出现发热，其中一名学生刘某出现疑似非典型肺炎，立即前往现场调查，情况如下……” 原来这名学生是咳嗽了一个月后开始发烧的(根据目前所有的病例资料，非典型肺炎的首发症状是发烧)，合并有咽痛。3月2日发烧到39度，入住中山一院急诊科，X光示右下肺炎，白细胞记数15000(正常人的数值是4000―10000，这次非典型肺炎的诊断标准中，白细胞就是不升高，属正常范围，有的反而下降)，以“化脓性扁桃体炎”留观。 资料还显示，这名学生没有和非典型肺炎病人接触史。但是她所在的宿舍女生全部出现低热，37．1－37．5度，X光检查并没有异常和其他身体不适。 ――原来这帮学生是给“吓”病的。由于不了解情况，那间宿台的女生成了“二等公民”，同学们都敬而远之，连隔壁去过这间宿舍的女生都回不了宿舍，大家要求她自我“隔离”，过了潜伏期再回来。 3月里，经常深夜接到同学或者师弟、师妹的电话。他们被组成“敢死队”，轮流进入隔离病房工作，为了不传染家人朋友，他们自觉地“自我隔离”。开始是住在医院值班房，趁家人不在时偷偷“摸”回家，冲个凉又离开。后来连值班房都不住了，自己掏钱住酒店，因为不想传染给同事。一次我要送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的药物给一个同学，结果她叫我在酒店楼下马路边等，说是外面空气流通。 在我的采访中，耳闻目睹了不少医学专家、医护人员的故事。 黄子通：把自己的肺亮出来 中山二院副院长黄子通，2月16日抢救被“毒王”放倒的“二代毒王”感染后，一度病危送到广州市呼研所ICU。病愈后，他把自己住院期间的九张X光片当成非典型肺炎的活教材，向年轻医生讲授治疗经验。我上门采访他时，他正指着第九张x光片非常轻松地告诉大家：“这是我康复后复查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肺野透亮清晰，和患病前正常的肺一模一样。我现在自我感觉甚至比患病前更好，因为我已经获得了抗体。” 黄子通身兼急诊科主任，常年工作在最紧张的医疗前线，这次严重的医护人员感染事件是该院建院160多年来的第一次，他本人则是93名医护人员中病情最危重的一个。重返急诊科一线的他，没有说豪言壮语，只是带着歉意对我说：他不能谈太久，因为急诊科的工作很忙，最近每天诊疗超过100名发烧的病人，急诊量与往年同期的情况一样，所有人员都要特别打醒精神，要在这100多名病人中筛查出非典型肺炎病例，一个也不能漏网。 张天托：自己给自己开药 2月1日抢救“毒王”当天，与传染科副主任邓练贤、儿科主任王清文、医院感染科主任邓子德、传染科区护长王乔凤等一起病倒的中山三院呼吸科主任张天托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话速度很快，经常说几句话不喘一口气。 但你很难想像这样的人在感染了非典后，居然喝一口水都要分两次呼吸，回答医生查房提问时只能使用“晕”、“喘”等简单的单词。 年初三中午，张天托与其他科主任轮流为呼吸停止、心跳停止的男童做徒手胸外心脏按压达四个小时之久，男童也曾两度心跳复苏。那晚，他的胸部很痛，当时他还以为只是为病童做太久心脏按压导致的肌肉酸痛，没想到自己已经被感染。 张天托病倒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幸好”，因为年初三有一名女士要求探视“毒王”，被他以有传染性为由挡在门外，想到自己的坚持避免了那位不知名女士的感染，他感到很欣慰。 当时卫生厅发出的指引中将这种病命名为“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不明，传播途径不明，没有明确临床治疗方案。躺在病床上的张天托，经常要为其他同样病倒的同事会诊，为自己开医嘱打吊针。 他记得抢救“毒王”时，他咳出很多血性泡沫痰，结合这种肺炎的传染性如此强，他在记忆中搜索出“肺鼠疫”这个名词，于是他给自己开了特效药四环素。用了四天不见好转，他又使用了对抗革兰氏阴性杆菌的“左旋氧氟沙星”，不久又换对抗产霉细菌的“马斯平”，听到社会上有禽流感传言，他试了试“达菲”，听到病毒推断，他给自己上了“病毒唑”，结合想到中医对病毒有一定的疗效，他在自已的处方了又添了“穿琥宁”…… 张天托当了一轮白老鼠。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试药经验，当有关方面宣布病原体是，“衣原体”时，他大叫“不可能!”因为他已经给自己用过对衣原体有特效的四环素啦…… 张天托现在仍战斗在医疗线上。 蔡卫平：身为病人真的很烦 全国闻名的艾滋病专家蔡卫平主任是“广东省非典型肺炎专家组”的成员，他领导的感染一科有六名医生，三名病倒了。病倒期间，感染科其他医生还要不断到床前向他请教，病区里又收了一名重症非典病人，要用多大剂量的激素? 蔡卫平说，这次生病是把上半生没受过的苦都体验回来啦。高烧，整个人累得软绵绵的，不敢翻身，一动就喘得厉害。早上起床，先猛吸一轮气，才够氧气坐起来。再猛吸一轮气，慢慢下床。又猛吸一轮气，扶着墙壁走到洗手间。人内不敢拴上门，因为害怕晕倒在里面。 最最难以忍受的是，全身莫名的痛，像一根根刺插在骨头里，疼痛从身体里面源源不断地透出来，让人非常绝望和烦躁。 蔡卫平要转到广州市呼研所治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听话的好病人。他的同事兼拍档陈友医生一天为他开六七瓶针水，没完没了吊一整天，有些针剂有血管刺激性，他打吊针的手痛到人心，于是破口大骂。陈友给他下激素降温消炎，他也要讨价还价，用多了手发抖，还会虚胖，能不能减点量啊…… 转到呼研所，这位“专家”终于乖乖当了病人，任医生下药。3月14日出院后，自我隔离休息了两个星期，蔡卫平又回到抗击非典的一线。 蔡卫平说，当了一回病人，终生受益。他亲身体会到病魔缠身的那种痛苦、焦虑和绝望，怪不得他的艾滋病人在住院时总想跳楼。他也体验到被隔离时坐牢一样的感觉，还有打吊针的那股难受劲，以后他会尽量少给病人开不必要的药，多与病人谈心，了解他们的感受和需要。 不是所有医务人员都崇高 不是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崇高。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的一位医生，在2月8日接诊“毒王”上呼吸机时被毒倒，病重转到另一家医院治疗时，晕倒在洗手间里半个小时没人理。那家号称“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的医院医生护士基本不进隔离病房，查房时就在门外用对讲机：“你今天有什么不舒服?你自己也是医生了，想要什么药?我给你开。” 有些医院的医生护士更绝，查房时将调查表递进去，让病人自己打勾：“有无退烧”、“有无腹泻”、“有无咳嗽”、“痰中有无带血”……有些医生对自己痛倒的同事说：“你自己就是专家，现在请你用听诊器听听自己的肺……” 我们的一位摄影记者的远亲，全家都感染了非典型肺炎，儿子在胸科医院，他们两夫妻则到另一家号称“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的医院治疗。隔离期间，当妈妈的给我打电话时很绝望：医生护士根本不理我们，按急救铃一个多小时都没人来……当爸爸的没有挺过来。两夫妻下了岗，欠医院十几万医疗费，医院就把死者骨灰扣着：“不还钱就别想要骨灰……” 3月19日起，《羊城晚报》两次领先推出了两位殉职医护人员的典型，并独家采写了三名康复医生。他们都是主任、护士长，但他们没有退缩，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人民的健康。 我采写这些题材时感动和激愤填满了整个胸腔；我要告诉所有读者这些医护人员的崇高和伟大，也要让个别苟且偷生、还要邀功领奖的医院为此汗颜：他们不仅比不上自己的同行，甚至比不上新闻界不怕死的记者。 逝者已矣。我愿医界精英早日降伏非典，也愿非典之疫被攻克后，再不用恐惧与不安的人们，会长久地记得这些曾经生活过、工作过、热爱过，却悄然殒逝于这个春天的诸多平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