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流动性悖论与资本雇佣劳动】 流动性
摘要：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与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农村部门的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构成了流动性悖论。表面看，流动性悖论来源于结构失衡。但究其本质，是资本雇佣劳动，带来了资本留利的不断堆积以及劳动消费不足的逐渐扩大，导致了利润侵蚀工资，以及一系列结构矛盾，引发了流动性悖论。在资本雇佣劳动框架下，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环境，都处在被剥夺的位置上，不可能建立起健康的农村经济体系，自然，也无法支撑一个健康的农村金融体系。只有认清资本雇佣劳动，才有可能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改革引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但改变资本雇佣劳动带来的分配格局，才有可能根治农村经济金融的一系列难题。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悖论；资本雇佣劳动；农村金融改革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曾提出，要“认识到三农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是共生、共存关系，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果将三农比喻为人的机体，农村金融则是机体中的重要器官，取之于机体又服务于机体，而不是一个体外的支持器械，可以只管用，不管养。”[①]周小川着重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的难点，本文则将由流动性悖论的探讨入手，将农村金融讨论深入到其植根的土壤——农村经济，再进一步延伸到农村经济生存的外部环境——资本雇佣劳动的劳资关系，去寻求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陷入难题多年，种种措施都难以奏效的症结。
让我们先从流动性过剩谈起。自1996年出现存差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本文关心的是，流动性悖论在农村金融体系的表现，及其背后的一些基础性原因。本文认为，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规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一、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危机并存
中国出现流动性过剩，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虽然有货币化比率、资金拆借利率、资产价格上涨率等多个指标可以表述，但存贷差和贷存比，是一个最为简便直观的指标。由图1可见，在1996年之前，中国金融体系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具有钱纳里世界发展模型所言的典型特征——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双缺口”（当时中国外汇资金与国内资金同样短缺）。但是，自1996年以来，存差出现并连年大幅度攀升，而贷存比则不断下降，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达到了 69.5%，存贷差已达120519.7亿元。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吸纳存款的30％，即12万亿元人民币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数据来源：1998年及以前为国有银行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2003为全部金融机构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2004），2004-2005来自《中国金融年鉴》（2006），2006年和2007年9月份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统计数据”栏。
注：左纵轴衡量存贷差，单位为亿元；右纵轴衡量贷存比，单位为百分比。
若再考虑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境外资金流入，为冲销巨额外汇储备而投放的本币等诸多因素，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更是显见的事实了。
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实物，自然而然会推高房地产、股票以及各类物品的价格。CPI 的上涨，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是，与整体流动性过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及农村金融部门流动性不足仍然十分严重，被定位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一直面临着流动性危机。更有甚之，伴随着2006年以来为治理流动性过剩而13次上提存款准备金，农信社的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加剧。
实际上，自1996年“行社分家”以来，农信社作为一个自有资本不足，历史包袱沉重的金融机构，就一直处于流动性不足的境地。1990年代中后期，多个地方爆发挤兑风潮，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动荡与部分农信社的生存危机，使得各地的央行机构，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扮演“救火队”角色，以化解流动性危机。 2004年以来，农信社的地方化、商业化改革，得到了央行类似“买断工龄”似的票据贴现以及再贷款支持，资本充足率要求因此暂得满足。但改革效应未延续两年，资本充足率又大大不足，农信社又进一步陷入流动性危机之中。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农信社陷入流动性危机，与央行治理流动性过剩直接相关。13次的存款准备金上调，使得许多基层社备付金更为不足，不得不依靠县市联社甚至更高层次的资金协调，才能对付。
以《银行家》2007年开展的农村金融调查数据为例，我们可以看一下吉林两个信用联社的贷存比统计，可以看到农信社贷存比与全国贷存比的巨大反差。
由表1可见，两家联社中，都超过70％的农信社出现贷差（存贷比在100％以上），超过20％的农信社，贷存比在200％以上。一旦出现金融动荡，挤提风险将瞬间释放，央行几年来的支农再贷款、票据置换努力，完全打了水漂儿，农信社仍然不能成为自求生存，自我平衡、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实际上，两个联社依靠营业部分别聚集联社34％和14％的资金，以应对流动性不足的难题，流动性危机，只是通过联社的资金协调，才勉力应付。但是，两家联社的贷存比都超过80％，高于商业银行法要求的75％。新一轮改革中盲目的增资扩股，又带来了分红压力。保支付，保开门，保分红，仍是农信社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致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
1.农户贷款覆盖面小
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对我国农户贷款的覆盖面所作的调查，全国2.2亿农户在2005年3季度末全国在农村信用社有小额信用贷款或联保贷款余额的农户数为 7134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2.31%）。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2.短缺总量巨大
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2007年10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不足1.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6.1％，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金融和经济，本来是“毛”与“皮”的关系，正像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言的，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既然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
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 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情况下，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如表2所示，1999年以来，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占比，一直在5％－6％之间徘徊），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全国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从历史原因看，农村经济的薄弱，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推行“不同经济部门不等价交换”的原始积累政策，直接相关。农村的积累，在“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的口号下，形成了一种行政抽取机制。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过程中，农村又渐渐地被错误定位为市场经济。最终，出现了资本、劳动力逃离农村，这些长了脚的生产要素，可以“用脚投票”。在巨大的城乡经济发展差异下，作为不动产的农村土地，也像长了脚似的，一步步的“农转非”，变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用地。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扩张，只是将过去的行政抽取机制，转换为市场抽取机制而已。如若不能由农村内生出合适的金融安排，那么，不仅是农村的储蓄资金会被市场金融抽走，连稀薄的产业利润也都会不断地转换为贷款利息，被市场金融抽走。使得孱弱的农村经济，沦为金融资本的依附，延续多年的农村失血症，会进一步演化为败血症。说得严重一些，农村经济再也没有复苏的那一天。
四、资本雇佣劳动
当然，本文不是为了探讨农村市场金融与农村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问题，而是谈论农村何以成为一个被剥夺的对象和日趋衰败的部门。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不同经济部门不等价交换，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逃离农村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世界机制——资本雇佣劳动。
在全球性的资本雇佣劳动框架下，资本收益对资本的分配，远远超过对劳动的分配，使得一方面资本留利大量积累，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却因劳动工资收入的相对下降而内需不振。中国自1997年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扩大内需，但一直不能奏效，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劳动者的初次分配不足，以致于国内消费不足。内需不振，转而依赖外需，导致了外贸依存度不断增加，以廉价商品补贴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在享受中国廉价商品好处的同时，却不领情，与中国产生一波又一波的国际经济摩擦。而在国内，这种分配的不公，最突出地体现在农民这个整体的弱势群体，从农业活动中所得的农产品价格支付极其微薄，以及农民工在二三产业被资本雇佣时，所得的极低的工资支付。两相背离的长期结果，使得农村资金短缺，和农信社陷入流动性危机，成为必然现象。
我们首先看一下劳动工资。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对于劳动力支付的工资报酬，就可以看到，中国不仅和美国有35倍的工资差距，还和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巴西、墨西哥存在4倍的差距（见图2）。对劳动报酬的过低支付，使得中国出产的廉价商品，最需要这些商品的中国劳动阶层，却无力消费，只能廉价出口（近几年达到过惊人的9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补贴给富国和富人。
注：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计算。数据载万东华等《对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初步分析》，中国统计信息网2007-05-22.
正是资本雇佣劳动，使我们这个本来应该如钱纳里模型所言的资本“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双过剩”！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常年双顺差，又加大了冲销外汇的人民币投放，进一步加大流动性过剩危机。
实际上，在1997年之前，中国对国家发展的基本矛盾，一直表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适应”，可是，当 1997年中国出现全面性过剩经济之后，我们发现，不仅生产力落后导致的供应不足，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劳动的分配不足，更加制约了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使得人民群众面对十分充裕的产品，却无力购买。可见，原先表述的基本矛盾似乎解决了，但似乎又远远没有解决。可能，“落后的生产力”这样的表述，要变为“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样的表述了。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原先教科书中所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同样的出现在中国。劳动分配的不足，以及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得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近些年不断下降。并没有多少财富的居民，却不断地提高预防性储蓄，以实现自我保障。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提供的数据，我国最终消费占GDP 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而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要知道，7个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的人均储蓄率只有6.4%.[②]
在这种情况下，看待2006-2007年CPI 的不断上涨、房地产、股市的疯狂升值，会看到新一轮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背后，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另加结构性与流动性过剩型因素共同推动的因素，这种综合性通胀的出现，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至于农民工在这样极低的工资水平下所得的工资支付，本文将在第五部分论述。此处再论及农民从农业劳动中所获得的价格支付。
由于中国欠缺基础数据，还是以我们一直学习的市场经济楷模——美国为例，说明对农民价格支付的结构。对于食物价值的分配结构，美国有食物美元（fooddollar）的计算。食物美元衡量消费者支出的每一个美元，最终流向了哪里，其含义是衡量食物价值的利益分配。图3表明了消费者支付的食物美元的流向结构。
资料来源：Rolf Laub 绘图，数据来自Stewart Smith ，University of Maine.载国际观察研究所的WORLD WATCH ，September/Octob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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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有如下的说明文字[③]：
小标题：“农民在食物美元中所占份额的不断下降（1910-1997），并预测到2020年。”
我们大部分的（实际上，几乎是全部的）食物花费，都并非给了农民。这意味着，伴随越来越多的金钱移入全球食物体系，农民所得到的金钱，却不断地受挤压而减少。加拿大Saskatchewan省农民、前加拿大国家农民联合会主席NettieWiebe 说：“当全社会对食物的原材料生产大打折扣时，这只是对农民大打折扣，甚至视其毫无价值的第一步”。换言之，一个社会如果连农民都不尊重了，还会尊重他的食物吗？
由图3可见，1910年至今，美国的农业投入份额（最下面阴影部分，inputshare ），大体在10-20%之间波动，这部分投入为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等生产性投入，代表消费者为食物的初始生产成本，所付出的价值。但食物的市场份额（最上面阴影部分，marketing share ），却由1910年的45％左右，一路上升，在1997年达到75％左右。而一直作为食物生产者代表的农民（中间部分，farm share），1910年还能获得近40％的食物价值，到1997年，下降到8％。根据有机谷提供的资料，2006年下降到5％左右。
在每一个食物美元中，农民仅能获得5分钱的份额！这样的结果让人不可思议，但也颇为无奈。农民在食物份额中所占比重，还在产业化农业和产业化食品的资本压力下一步步收窄。如果我们读一读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分别对苏联、东南亚和中国农民的分析，我们会知道小农的家庭农场，生命力比产业化农场要顽强的多，出现破产的底线，要晚的多。[④]但是，他们却因经济因素无法解释的原因被打败了，直至无法生存，相继被逐出市场为止。1950年以来，美国家庭农场的破产转卖数量，达到了60％以上！
如果连政治上颇有地位，经济上颇有实力的美国农民，都不能在市场化、产业化的浪潮里，以及粮食政治化的过程中，得到合理的价格支付（实际上，虽然美国政府给予商品化粮食三分之一食物价值的补贴，但无一例外地全部流入产业化食品企业的腰包里了，农民得到的农产品价格支付，自1970年代，下降了20％，而消费者消费的食物价值，上升了30％），那么中国的弱势小农，所得到的食物人民币（food RMB），其份额可想而知。一个直接的现象观察是，除极少数平均土地规模较大的农村（如东北）外，绝大部分中国农民，不能从农作物中，得到维持其基本家庭生活的价值支付。以致于他们不得不成为农民工，离开他们的土地。而土地的生产功能，已经一步步蜕化为生存保障功能，成为没有纳入低保体系的农民的最低保障。
五、利润侵蚀工资
如下本文集中讨论一下资本雇佣劳动体系下，对劳工，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支付。
2007年11月份，中国社科院出版了《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开始告别微利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成本超常压缩是盈利增长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正如一些报道所言，改革开放后人们担心的国有企业“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目前已转变为开始担心是否会产生“利润侵蚀工资”现象。
数据显示，1994-2007年，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呈现了“U ”形曲线变化。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降低到最低点3.7%以后，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开始不断提高，到2006年达到15.56%，2007年8月达到17.10%（折算到全年相当于25.65%）。2007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7%，比2006年同期提高21.57个百分点。中国企业利润总额已经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如果以净资产收益率来测算，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近几年确实有大幅提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工业企业已经从微利时代过渡到高利时代。
但这份报告也指出，近几年企业利润大幅增长除了由于企业竞争力提升之外，也有其他一些因素在发生作用，特别是，企业成本超常压缩也是盈利增长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数据显示，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 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提高了7.7个百分点。所以，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差异，使得受资本雇佣的劳动，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工资支付。正如另外一些统计资料显示的那样[⑤]：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 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生产发展的成果。有关统计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甚至我们看到，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在当今中国频频出现。当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且贫富差距拉大时，整个社会要想扩大内需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有需求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需求的支付能力而无法实现潜在需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则需求过足而无法让个人潜在的消费再扩展。可见，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阻碍了内需的扩大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中国的劳工成本总体上在上升，但这种上升呈现出明显的结构不平衡。相对于高素质劳动力而言，没有接受到多少教育与培训的2.12亿农民工，还只能得到地板价格的工资支付。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还可以将这种探讨引向更为深入：在中国的二三产业，已经吸纳了大部分农民工，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各部门的就业比重，均已超过半数。[⑥]但农民工得到的工资支付，却大大低于城市工人。
表3是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区、市）314个村近24000家农户的跟踪调查得到的。由表3可见，农民工务工工资虽然有地区差异，但并不十分明显，平均月工资大体在1000-1300元之间，他们的月支出，是如此之少，我们可以用节衣缩食来形容。就这样，才能节余700-850 元，节余所得，可能不足以供养2个人，以致于一家可能需要两个青壮年劳动力出去打工，才能维持家计平衡。或许，这就是“386199”农村空巢化的原因所在了。城镇居民的同等工资水平，这几年一直是农民工的3倍以上。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城乡之间十分明显。
按照据国家发改委网站2007年公布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报告，2005年居民收入总量83246.6亿元中，城镇居民收入总量为58983.3亿元，占70.9%；农村居民总收入为24263.3亿元，占29.1%.七三开的收入比例，与四六开的人口比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自1998年之后，一直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快于农村。这也导致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差异不断拉大：1978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 154.9亿元，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55.7亿元，二者相差1.87倍；1990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5278亿元，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 1842亿元，二者相差仍是1.87倍；但到了2005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116445亿元，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24606亿元，二者差距一下子扩大为3.73倍。
从人均收入看，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21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3.48倍。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5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3.28倍。这样的收入差距，已经持续多年，显然已经固化。
若我们考虑工资收入的差异，更可以凸现这种不平等。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报告，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工薪收入达7798元，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175元，其中的差距为6.64倍。虽然农民工打工有季节性的因素，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异的因素，有从事行业差异的因素等等，可以让人去为这种差异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但差异的巨大和客观存在，让人明白内需为何不振，农村市场为何屡启不动。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的 2006年中国农民工问题调研总报告称，农民工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的，仅占13.7%，而且，“一些企业主往往把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标准。农民工工资水平与物价和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不断扩大。据湖南、四川和河南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的50％，但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据调查，沿海有的地区农民工工资过去十年年均提高不到10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⑦]江西省城调队200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农民工超时工作的人数超过2/3[⑧].
若我们再考虑进农村人群间、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上述仅限于城乡之间比较的差异，又会放大几倍。使我们能够理解当前财富分配极不平等的现实：据对全国 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751，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按照农村住户人均收入水平的5等分分组，2005年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比由2004年的6.9：1，上升到2005年的7.3：1.就地区差异而言，2005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1.46：1，提高到2005年的1.47：1；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由2004年的 1.91：1，提高到2005年的1.92：1.而且，资料显示，省内的不同地区的差距，已经超过区域差距了。
我们还可以再看看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表4进一步计算了各个月工资水平段的农民工占比，可以看出，2003-2006年，农民工的工资虽然在持续增长，但是，工资在千元以下的农民工，一直在七成以上。这样的工资水平，充其量只能满足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要求，无法支持农业技术改造和家庭生活的持续改善。与此同时，国务院研究室也在2006年调研之后，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对正在城镇务工和返乡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元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至500元的占29.26%，500元至 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
由利润侵蚀工资的具体事实，再来看资本雇佣劳动的结果，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全球性的资本雇佣劳动，带来了以资本剥夺劳动，劳动消费与资本产出配比的结构失衡为主要特征的流动资本过剩。这种资本雇佣劳动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在中国表现尤甚，由此导致了中国在低收入水平条件下，广大人民基本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的生产过剩危机。不着手解决尊重劳动、尊重农民、尊重农村基本经济特征的基本背景问题，内需永远无法启动，相对过剩的生产危机，仍然会继续持续下去，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解决之道，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空有短期之功，而无长期之效。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剧本已十分严重的结构不平衡问题，正如本文探讨的城乡金融差异一样。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对流动性悖论与资本雇佣劳动的延伸讨论，是想说明一下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共生关系，并从共生关系的角度探讨朝向正确方向的合适安排。
笔者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我们一直还天真的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
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指责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绝大部分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还都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若从更本质的角度讲，一个个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对农村发展的长期损害，可能大大超过农村融资量扩大的短期得利。当我们已经知道，农村的储蓄通过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农村的时候，我们说农村患了资金集体扶富的“失血症”。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发放一笔又一笔小额贷款的时候，他们又把农村本已经微薄的产业利润进一步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如若我们又在没有考虑农村社区内生的金融安排时，就将农村利率放开，那么，金融资本会将农村利润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农村经济难再有复苏的那一天。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农村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外来的金融组织，如果要达到名曰“支农”的目的，只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即可。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竞争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一定帮助。
当然，上述的建议，还仅仅在现有体制内，做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就不能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也无法使农村获得比城市更为优越的信贷条件，也就无法彻底改变资金流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整体框架内，在自由贸易的丛林法则下，农村经济仍会陷入在弱肉强食的状态，农村金融自然还处于无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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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周小川《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几点思路》，《新华文摘》2004年第21期。
[②]见邓聿文《流动性过剩其实是经济危机前兆》，载《中国保险报》2007年2月12日。
[③]原文为：Farmer‘s Declining Share of the Food Dollar，1910–1997，with Projection to 2020Most of what we spend on food—in fact ，nearly all—goes to non farmers.This means that while there’s plentyof cash moving through the global food system ，the money available forfarmers keeps getting squeezed.Nettie Wiebe，a Saskatchewan farmer andformer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Farmers Union of Canada，thinks that“when society discounts the raw food product ，it ‘s a small step todiscount the farmer as of little or no value.”In other words，it maybe difficult for a society that does not respect its farmers to respectits food.
[④]如果我们读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我们会知道小农经济会顽强存在的独特秘诀——追求家庭消费满足和不计工资的劳动核算机制。这使得农民农场在不利的市场行情下，亏损的出现要比资本主义的产业化农场晚得多，因此，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和稳定性（恰亚诺夫，1925，61页）。若再读斯科特对东南亚国家，黄宗智对中国华北小农和长江小农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家庭农场同样顽强的生命力。
[⑤]见邓聿文《流动性过剩其实是经济危机前兆》，载《中国保险报》2007年2月12日。
[⑥]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均已超过半数：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已占到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
[⑦]见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由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发表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载《改革》2006年5期第9页。
[⑧]见《中国统计》2004年9期，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