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帝怀了李星云的孩子【杨炎与钱荒】

　　杨炎一生颇为传奇。出身道德名门世家，祖上功德盖世。本人则更甚于祖先，孝感天下，学识一流。致仕为官，也一路坦荡，后官至宰相。但志得意满的杨炎，最后却因谋害同僚刘宴，惹得众怒，不但被罢官免职，还被皇上赐死，不得善终。纵观杨炎一生，最轰轰烈烈之举，就是推行两税法，引发了钱荒，大唐帝国的商品经济由此从繁盛走向衰败。
　　杨炎奏请实行两税法
　　唐德宗即位后不足3个月，就破格提拔杨炎为宰相。杨炎一上任即奏请实行两税法。建中元年（公元980年）正月，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从建中元年至建中二年杨炎被赐死，仅仅一年多，朝廷便几乎刮尽了民财，也将国家带入消藩的浩大战争中。
　　其实，两税法的许多内容，如夏秋两税、据贫富征钱、按亩计税等，在德宗的父亲代宗时就已有之。而两税法的不同，一是改“量入为出”为“量出以制入”，二是改“以粮绢计税”为“以钱计税”。过去国家征税，由于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人均耕种面积一样，故只按人头收粮绢为税。国家再量入为出，根据税收数量，制定开支计划。杨炎会忽悠，一边高呼减少百姓负担，取消按人头征收粮绢税的定额，一边又让朝廷按实际需要向百姓征税。并且，过去百姓自己生产什么，就以什么代税，但现在统统要缴纳铜钱为税，百姓需先将产品出售，换得铜钱再纳税。
　　大唐帝国，适逢乱世，用钱的地方太多。就在两税法实施当年，朝廷就量出为入，征得铜钱大约300亿文。相比于唐朝经济最鼎盛的玄宗天宝年间每年不过20亿文铜钱左右的税收，多出了14倍。天宝年间纳税户口约900万户，建中元年经过安史之乱后，纳税户口下降到300万户。折算下来，两税法令每户承担的赋税相当于天宝年间纳税户的45倍之重。两税法实是看不见的利器，将民间铜钱一扫而光，钱荒由此出现。百姓有钱也不敢花，留待明年纳税之用；朝廷积极备战，用铜钱从国内外市场收购军备物资，并发放粮饷。建中二年，战争爆发，朝廷的军队虽连战连捷，但耗资巨大。原先的300亿文铜钱杯水车薪，在备战初期就已用掉大半，仅十多个月之后，“量出以制入”便失效，百姓手里已分文皆无了。朝廷转而向商贾借贷。商贾不情愿，朝廷就用大棒伺候。打得商人们上了吊，终于筹得20亿文，也仅够两月军费。建中四年六月，朝廷终将商人的铜钱搜刮干净，便又采纳判度支赵赞的建议征收间架税，凡居于房内之人，每大间交2000文钱，中间交1000文钱，小间交500文钱，再次筹得大约30亿铜钱。自此，民间铜钱被搜刮殆尽，朝廷连军饷也发不出了，军队开始哗变，京师长安被攻占，德宗率群臣逃到咸阳。哗变的军队拥立朱在长安做大秦皇帝，德宗再逃至汉中。后来德宗不得不布告天下，承认错误，赦免叛乱，表扬勤王的军队，终于收住了逃跑的脚步。
　　钱荒是唐朝历史上的重大灾难
　　两税法的实施，带来了钱荒。钱荒的出现和持续，给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了毁灭性影响。
　　钱荒即为铜钱之荒，民间无钱，物价自然暴跌。百姓出售产品，但无人有钱来买。致使农商破产，百姓生活潦倒不堪。不仅如此，由于百姓手头无钱，商品交换只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这是货币经济的严重倒退，是对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经济的严重打击。德宗之后，继任皇帝虽多次下诏钱帛兼用，绫、罗、绢、布、米、粟皆为法定流通货币，但皆未能挽救商品经济的衰退，从德宗时期军队哗变开始，王朝慢慢失去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地方藩镇势力又起，大唐帝国从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钱荒还使社会财富流向特殊利益阶层，地方官吏借朝廷之名逼迫百姓纳税，社会豪强趁机发放***谋取暴利。相反，百姓手头无钱，政府只好再次改收粮绢为税，但由于物价暴跌，百姓缴纳的粮绢数倍甚至几十倍于钱荒出现前的数量，方能抵得上折算后的铜钱税赋。由此，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
　　在唐代钱荒的诸多历史影响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此后，中国货币法制的重点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过去的1000年中，中国历代王朝货币法制的重点都是限制百姓盗铸铜钱，抑制由于铜钱过多引发通货膨胀。唐代的钱荒却将货币法制的重点推向相反方向，限制百姓销毁铜钱，抑制铜钱过少引发通货紧缩。为此，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法律措施。例如，开放民间采矿冶铜，以供朝廷铸造铜钱，增加铜钱的供给。再如，禁止百姓销毁铜钱铸造铜器，禁止百姓蓄钱和挟钱出境，以限制铜钱流失。唐朝货币法制重点的转变，影响到后世的各个王朝的货币立法。到了宋代，宋王朝将抑制铜钱减少的法律进一步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保护铜钱流通总量的法律法规。
　　“以钱计税”终被废黜
　　德宗去世后，其子顺宗即位，但因风疾不能说话，只做了6个月的哑巴皇帝就再次传位给太子，即宪宗。宪宗很得太宗遗风，将老爸奉为太上皇，自己集中力量消灭藩镇，并且很有一些建树，开创了类似“贞观之治”的“元和中兴”的业绩。藩镇势力不敌朝廷，只好拱手称臣。宪宗打仗同样需要钱，“以钱计税”的办法也被继续延用，以便从百姓手里搜刮钱财物资。后来，宪宗因重用宦官，在宫廷斗争中被宦官刺死，唐朝迎来了下一位皇帝，是为穆宗。
　　穆宗时期，已是赐死杨炎40年之后了。这时战争已经平息，穆宗正专心于舞蹈和杂耍，此时又有一个姓杨的人，名叫杨于陵的户部尚书出来说话，他选择的时机较好，成功地废黜了“以钱计税”的办法，解决了百姓税赋过重的问题。自此，为患民间40年的钱荒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的缓解。
　　现代学者对唐代的钱荒，大致保持一致的看法，即承认钱荒对经济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但是对两税法的评价却截然相反，大都持赞扬的态度，认为两税法是税收制度的一大进步。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认为，两税法的进步意义，在于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研究税赋史的学者认为，两税法“量出以制入”，意在限制滥征，减轻人民负担；研究货币史的学者认为，两税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与货币关系的发展。然而，古代学者对于两税法却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两税法是唐德宗为了准备战争的无奈之举，并使百姓陷入了长期的苦难之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经历了两税法导致钱荒爆发的过程，曾赋诗诉说两税法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在说明两税法产生的原因时，诗中说：“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至于两税法存在的问题，诗中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关于百姓承受的苦难，诗中说：“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恶得无饥寒？”
　　两税法“以钱计税”，确实是我国古代税收制度上的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如果它没有立即引起钱荒，没有导致商品经济走向衰败，它确实是成功的税收制度。不幸的是，事实恰恰相反。试想，民间市场的铜钱，一部分流出境外换得马匹和军械，一部分储藏在朝廷库府，准备战争军饷及赏赐将士，百姓手头仅余的一点也被藏起留待来年纳税之用，正常的商品经济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发展，货币经济也绝对不可能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进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两税法注定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