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大院：一尊农耕文明的化石】 地球文明空白的30亿年
耕田—经商—读书—仕宦，王家的一代又一代先人，从最低微的底层开始，走过了被中国传统社会视为标准模式的盘旋式上升之路，从而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仕途的通达。而遗留在今天山西灵石县的王家大院，亲眼见证了这个庞大的家族往昔岁月里的悲欢离合。它就像一尊农耕文明时代遗留的化石，完整而逼真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它在今天的价值，无疑具有多重意义。
我宁愿相信，这座城堡式的大院，直到今日，它还在无声无息地散发着某种灵气。就像灵石县之得名一样，来源于上天的某次恩赐。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杨坚北巡太原，在这里发现一块陨石，其石“似铁非铁，似石非石，其色苍苍，其声铮铮”。相传石上还有“大道永吉”四字（今已不存）。杨坚认为这是灵瑞之兆，因此以石命县，赐此地为“灵石”，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如果说天降灵石是冥冥之中天地造化的话，那么，王家大院这座“灵室”，则完全是人力造就的鬼斧神工。但是，王家的先人们，为什么要积几代人之力，营造起这座“民间的宫殿”？
试想，当财富、荣誉和地位等世俗的东西都得到满足之后，无论个人还是家族，究竟用什么东西才会使自己以及整个家族能够得到永恒？我想，当年的王家先人们，也在苦苦思索着这一问题。
财富能否永恒？翻开晋商的历史，在那些富甲天下的晋商家族中，根本找不到有关王家的只言片语。王家和那些晋商豪门比起来，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人们不禁对王家的身份怀有疑问。也许只有当你来到灵石县静升村，看到那绵延在整个山坡上的王家大院时才会明白，王家不仅是商人，而且一定是曾经最辉煌的晋商。富而不炫耀也许是商人的美德，但王家的财富却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那就是这座城堡式的王家大院。
荣誉能否永恒？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好像也能够传承一时，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荣誉终究也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王家第十四世王谦受和王谦和兄弟，因资助清廷平定三藩叛乱，供应军需粮草有功，而受到康熙帝的褒扬。后来，年逾古稀的王谦受还参加了康熙皇帝在乾清宫举行的千叟宴，得到了一柄御赐的龙头拐杖。王家十七世王如玉，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参加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土司叛乱，因寡不敌众，和主帅一起战死沙场。清廷赐王如玉“太仆寺卿，入昭忠祠，驰驿归籍，圣谕祭葬，恩恤典银300两，荫一子以知县用”。王氏二十世孙王奎聚，于咸丰四年（1854）二月二十九日，在太平军包围阳谷县城后，与知县一起手握宝剑，登城指挥，屡败强敌。城破后被俘遇害。清廷荫其子为“云阳尉”并以知县用，以告慰他的英魂……王氏族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道道荣誉的花环，如同他们用巨额的银两堆砌起这座庞大的城堡。
地位能否永恒？从清乾隆至光绪年间（1736～1908），王氏家族分别中举人九名，进士四名。这在以“科举入仕”为正途的封建社会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良好的传统，王氏家族才得以人才辈出。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王氏家族逐渐步入高级官员行列，从文职到武职，从中央到地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他们的子弟为官。涌现出了战死疆场的王如玉、王如玑兄弟以及被乾隆御赐黄马褂的王中极等一大批位高权重的官员。这时的王家已到了鼎盛时期，“已近二十世，而丁口达千余人，至产有数万者，数十万者，余亦能饶裕自给，仕宦为郎或至刺史，分宪何其盛也”。
但历史却和王家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物极必反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定律，由盛而衰也成了封建社会中王氏家族不可避免的必然。有创业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万般艰辛，更有败家子恣意挥霍、穷奢极欲的放肆无度。解放以后，静升村的王氏成员大多以贫农的面貌迎接了土改，这与其先世的荣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很多曾经被王氏子孙变卖了的住宅，最后又分回到了王家人的手中。
既然财富、荣誉和地位甚至生命都不能够达到永恒，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才能够穿越时间的隧道，一直走向不可知的未来呢？很有可能，王氏族人几乎不约而同想到的是，建造住宅，将整个家族的光荣和梦想连同生命的延续，都融铸进这座硕大的宅院中。而且这个想法一定得到了后世一代又一代族人的响应。于是，才有了这座传承了几百年而规模不断扩大的“民间故宫”。
这个猜想无论从王家大院的整体还是局部，也许都可以得到佐证。
四合院是北方最普遍的居住形式，不论京城里的王府豪宅，还是山村中的小户人家，大都采用这种格局。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包容了丰富的文化心理内涵。它四四方方，主次分明，天圆地方，东南西北，阴阳昏晓，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隐喻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王家大院由一个个四合院组成，而整个王家大院又是一座更大的四合院。和一般的建筑不同的是，整个王家大院又按照“王”字的笔画来布局大大小小的建筑物，使得整个建筑群有主有次，枝叶分明，高低错落，井然有序，四通八达。
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遍布于整个建筑群躯体各处的雕刻了。木雕、砖雕和石雕，被誉为王家大院的“三绝”。对于精美和细节的刻意追求，可以说达到了苛刻的程度。王氏族人在一刀一笔的精雕细刻中，把对生命延续的强烈渴望，都刻进了木头、石头和砖头。是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还有什么物质载体，能够比它们更持久和坚硬呢？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追求永恒的方式吗？触目可及的雕刻，除了给人以视觉上的赏心悦目之外，它还给人以某种暗示：这个家族的荣耀，就渗透在一砖一石、一花一木当中。
建造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大院，至少耗费了王氏族人二十几代人将近几百年的努力，而维系这座大院的精神力量亦即凝聚力是需要我们刻意寻觅的。
王家在清顺治、康熙年间发迹，当时“功名磊落者代不乏人，身列儒林名登仕籍者五十余人”，或正途科考，或异途捐保，或祖德荫袭，王家在官场颇为如意。十五世孙王梦简官居四品；王凤美任陕西咸阳、连城二县少府，政绩突出，被建坊旌表；十六世孙王中辉居四品；王中极居五品并受赐黄马褂和银牌；还有一百余众为贡生、监生以及生员；十七世到十八世是王家官运亨通时期，十七世孙王讷领四品；王讱领五品；王喜领七品；王如玑领四品并被晋赠二品官衔；王如玉领四品；十八世孙王肯为升湖南宝庆府知府，王肯任诰授二品，王荣綮诰授四品；到清嘉庆年间，王家考官、捐官以及授、封、赠各种大夫四十二人，形成一个颇见势力的官僚集团。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居庙堂之高的官僚集团，其投射于基层的政治影响，尤其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是极其有限的。维系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的，恰恰不是位高权重的官僚集团，反倒是根植于民间的乡绅。而在王氏族人中，这样的乡绅比比皆是。
在王家大院红门堡的南坡下，有奉旨为王家十五世孙王梦鹏建造的孝义石坊和孝义祠。王梦鹏自幼至孝，11岁丧父，20岁丧母，此后每当吃饭时必祭父母，哀恸之声令路人落泪。他对继父母的侍奉数十年如一日，从无怨言，丧事如待亲生父母，并在墓旁结庐守哀。王梦鹏生性慷慨，恪守德行，成为族人楷模。
王家后人孝义之行承接祖训，从王实伊始，乐善好施便成为王家传世之道，所以，静升村才有了王家为官不曾横行乡里、富足则多行义举的口碑流传。康熙初年（1662）王佐才于柏沟村办义学，购田20亩为师薪计。王梦鹏去世后，其子王中极为村中义学增修房舍20余间，至今遗址犹存。雍正时，王生炳办塾，捐银千两作为读书基金，以励子弟乡人奋进。乾隆二十四年（1759），灵石大旱，王家十七世孙王如玑命长子王肯为捐银3000两，另有王世泰捐银千两，赈灾救民。19年后，灵石遭受严重霜灾，秋粮无收，王中堂、王中辉各捐千两，外购粮食以济乡里。嘉庆时灵石再遇灾年，王汝聪捐银近5000两，使众多百姓得以存活。三次重灾，王家三次慷慨解囊，共捐银将近2万两。到了民国初年，尽管王家已走向衰落，世孙王修齐还兴办了第一座女子学堂。
除了灾年的赈济，平日里王家兴义学、建义仓、筑义坟、办义店，修桥铺路，挖渠蓄塘，义不容辞。静升村文庙倾毁，十四世王斗星捐金于康熙十四年（1675）重修。十五世王麟趾捐地起坝，开渠引水。十六世王中行在县城兴建会文馆，王中极承父志将族谱纂修完毕。村前河上遗桥王公桥、通济桥两座，亦是王家修造，令有镇波、锁浪二桥今已湮废。王家所修三条道路，方便了乡人出入，至今有一条充作排洪暗渠仍在造福一方。
事实上，王氏族人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基层乡村的社会救济和保障角色。基层政权的一部分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个家族所代替。
王家大院昭示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旅游方面的经济、观赏价值。作为文化遗产，它不仅具有认识价值，还具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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