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天真烂漫是吾师_天真烂漫是吾师

“天真烂漫是吾师”，语出董其昌。

一个艺术家身上可贵的是什么。或许，就是这颗“天真烂漫”的心。

董其昌以“天真烂漫是吾师”来构建他的线条和云山，呈现生命的本真，直入性地。他的笔法“生”、意境“淡”、布局“拙”，不能不说，是他刻意经营的。对他来说，“生”，乃熟外之生;“淡”，是绚烂之后归于淡;“拙”，亦是超越圆熟以后的“拙”。没有像他这样的对笔墨的把控能力，根本无法掌控局面。

可是，董其昌终归是个有争议的人，在他的道德和艺术造诣之间。王季迁先生收藏了董其昌的一些书画作品，他也极为推崇董其昌的书画。在徐小虎写的《听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中，我们看到王季迁先生的为难。他说：是的，他(董其昌)的画极雅，学问很高，书法是一流的，笔墨在绘画中也是第一等的，但是据说他可能不是个真正的君子。

董其昌的心情一定也很复杂。幸亏他听不到后人对他一生的点评。他一生的名誉随着民抄董宦而被世人诟病。那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数万江南民众围抄董其昌家，董府几乎完全陷入火海，他的大部分收藏也被洗劫一空。据传此事的导火线为董其昌令其子强抢民女为其妾。有称董其昌为官多年，占有良田万顷，荒淫奢侈，横行乡里，民众早有积怨。此后，有四年时间，董其昌惶惶然避难各地。多年前，倪瓒散尽千金，住在舟船之中。如今，董其昌也只能被迫在舟船中度日，或者漂游在江南地区的水路中，有时也借居朋友家中避祸。而他此时创作的大量书画作品，大多也是为了生存，或酬谢收留他的友人，以应对家族面临的灭顶之灾。

这位倡“南北宗论”，“华亭画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仕途经历了明万历、天启、崇祯三帝，可谓“三进三退”，风云跌宕。有称其“腾挪闪跃”，或“善打太极”，“左右逢源”，以京官与名士的双重身份周旋于社交场合，在仕宦阶层中谦逊超迈，得以成为艺术巨擘。这话有失公允。因为，董其昌艺术上的成就是无可非议的。

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他的行动明晰、坚定。他17岁参加松江府会考，本想一举夺魁，没想到因书法不佳，屈居第二。自此发奋。他从临摹入手，取晋人韵味、唐人笔法、宋人意趣，又能出神入化，自成体系，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他潜心习画的决心也可见一斑，人称其有着与整部画史斡旋的雄心壮志。

董其昌生活的年代，一连串光彩熠熠的名字，在星空闪烁,徐渭、王铎、黄道周……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董其昌的经历。

万历十七年(1589) ，董其昌以文采超群而及第，可以说，一篇出类拔萃的八股文，奠定了他荣耀的基础，同时也铺开了他一生飞黄腾达的政治之路，也开始此后亦官亦隐的45年。

他并非有特殊的行政能力，但是，被遴选进入翰林院，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安稳又有荣光的职位。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帝怠政，深谙禅佛之理的董其昌，依循进退之道，一年后自动隐退，返回华亭，以书画自娱。1593年，他返回北京，出任十四岁太子后来的光宗的讲官。几年后，他被调任外地，拒绝新职，1599年以“移疾”之名，回到华亭，复以书画自娱。此后他又短时间出任湖广的提学副史，后又一直在退隐之中。1616年，董其昌遭受了民抄董宦的灭顶之灾，四年后，也就是1620年，他昔日的学生光宗登基，有一日想起旧讲官，问：董先生何在?在江南水路舟船中度日的董其昌，听闻此音讯，感叹否极泰来。

然而，光宗是历史上的短命皇帝，董其昌还没有来得及动身赴京，就传来皇帝在位一个月就驾崩的消息。1622年，董其昌依旧入京，他奉命以一流的史学知识，参与编纂万历在位录。1625年，北京党祸酷烈，董其昌官拜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后即退隐“家居八载”。崇祯五年(1631)，魏忠贤已死，政局趋向清明，77岁的董其昌再次奉召入京，负责辅导太子。他一再请辞，1634年，80岁的董其昌获准告老还乡，回到华亭。崇祯九年(1636)逝世，享寿82岁。

我在记录他的不断上任不断归隐的仕途，感叹他的闪避。这是一种精明，也是保全。“陈力就列，不能则止”，面对风声鹤唳的政治风暴，当董其昌避过风口浪尖，我们无法说这是他人性的卑劣。他只是保全自己。或者说，他清醒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一切，不想遭致杀生之祸，从而明哲保身。但是，尴尬的是，董其昌的名字始终与骄横跋扈、老而渔色、强抢民女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事件似乎应该是确实发生过，这更让他声名狼藉。他在民怨滔天中活到82岁。

有人称，书画的表现特质，诸如结构、意境、笔墨等等，不免多少反映出艺术家的性格，但它美的程度并不和人品有直接的关系。我对此不大认同。那只能说，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书如其人，这些理论，对董其昌而言，都只能是个例。

对董其昌来说，多年来，他一直难以忘怀的是他25岁时，在嘉兴项子京家见到王羲之的《官奴帖》时内心的那份震撼。那是近乎晕眩的感觉，那种笔法的顿悟，是他一生重要的时刻，自此以后“方悟从前妄自标评”，从而开启了他孜孜不倦地临仿古人法书、画作之路。

如同他在仕途的通达，董其昌在书画上的探索，尽管长期艰苦跋涉，最终却能集大成，这样的缘起，不能不说，从一开始，他对书画，就充满了超越先贤和开宗立派的欲望。

在他一生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临仿颜真卿、褚遂良、怀素、王蒙、王维、赵孟頫、倪瓒等人的作品，他也曾自言学习李北海五十五年，但见到米芾运笔，自此叹服，开始仿效他终生崇拜的米芾。可贵的是，他博采众长，他的创造力惊人，以致“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因为他很快清醒认识到如果一味临写，会步入拟古的泥淖之中，就如大多数的书画家，终其一生，都在临摹中度过，没有自己的想法，临摹成了桎梏。董其昌的聪明在于，在仿古中，他总是取符合自己天真、率意、自然审美标准的书画，进行悟通、反省，将古代名家书画之风为己所用。

有趣的是，他曾多次批评赵孟頫书法，他也始终在学习其长处。他的矛盾不言而喻。万历四十四年，董其昌书《论画册》，字形微扁，秀媚之意从行间溢出，那分明是他多次批评的赵孟頫的书风。而终于在赵孟頫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秀逸淡远爽俊的书风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以致康熙也亲自临写董书，一时满朝皆学董书，在康熙、雍正之际，一直延续到清末，董其昌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董其昌从未在画论中指陈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局限。他让读者认为，他集各家画法的精华于一身。这当然离不开他有机会看到历代书画家的真迹。他曾在江南私人藏家家中饱览民间收藏的历代名迹，又有机会看到内府的藏品，而当他自己也富甲一方，他则成了当时一流的鉴赏和收藏家，这是与他同时期许多书画家无法获得的条件，也是他的艺术能向纵深发展的另一个原因。

如他一生推重的倪瓒，那种孤亭寒林中所饱蕴的生命，那种当下即成的生命呈现精神，无画史纵横习气，“时一仿之，十指欲仙”。以致董其昌近乎膜拜地认为，云林的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天音，只能静静地倾听。日后，当董其昌的画风名扬天下，他的山川树石、烟云明灭，墨色层次，拙中带秀，清隽雅逸，分明都贴上了“精神”的标签。

毫无疑问，“天真烂漫是吾师”为其丹髓。对其他人来说，可以模仿董其昌，但在组合深浅、干湿，在结构布局，在技法上永远不显得熟练，没有习气，永远天真烂漫，这近乎不可能。

然则，每一幅作品，当笔墨纸砚陈列在眼前的时候，下笔就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预谋。

董其昌一定是迷恋这种感觉。

当他具备足够的技法，以及掌控能力，每次下笔，他一定是时时期待意外和惊喜。

因为我们看到，他甚至不屑重复自己最成功的作品。

多么美妙的事情，每次下笔看似几无定局，每道笔触却承载着每一笔定局。

后人注曰：“思白(董其昌号)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但这些并不影响书画史对他的论断：晚明最伟大的书画家和画论家。

几百年已过，世无董其昌，“天真烂漫”今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