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天那个唱新闻的阿炳被你们忘记了 阿炳唱过的新闻
张广天头微微低着,眼镜片有点下滑,然后抬起眼来看着我。有些外鼓的眼睛,好像在试图摆脱镜框的束缚,把问题看个真切。 他在竭力探索这个世界,以他独特的视角。 过去,他创作戏剧和戏剧音乐,扛着左派的大旗,创作以切·格瓦拉为主角的话剧,热情地拥护毛泽东,他的话语总是指向一个极端,好像不那样就不过瘾似的。
现在,他号称推出了一张“你们不需要的专辑”,用自己并不算美的唱腔,探寻工业化时代的民歌传统。他还对我的“不美”说法提出了异议:“这个我不同意,我的歌唱是很美的,听惯了快餐的人才会认为不美。当然,这是你的感受,我要尊重的。”
你看,他的极端只是一种方式,而非他想要的结果。
就像他并不反对爱喝可口可乐的人,可是他反对那些——“看别人喝可口可乐就跟着喝”的人。他正是害怕这样——误入人群,做不了自己。于是,他说:“你们都怀疑‘毛泽东’,肯定是你们有问题,我就找一个跟你们相反的东西,这样我自己的路就越来越宽广了。”——他的意思是,我并不是一定要走向“毛泽东”的道路,而是要通过两股相反力量的撕扯,找到真正的自我。
这张新专辑《杨柳枝》,取自刘禹锡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要喊出的话是——“民歌在今天,必须活在各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时代中生长。”
第一首《卖歌》,他就说出:“那个唱新闻的阿炳被你们忘记了,那个拉二胡的阿炳被你们留下了。 ”然后又开始批判现在的歌曲“爱情都甜成了糖尿病,友谊都麻成了牛肉麻饼”,接着又提出“不如来点买卖公道的手工艺,听众和歌手都先签个约画押,不许短斤缺两不许白吃白喝”。
接着,他用外婆家乡的汤溪话,讲了一个老太太等不到情郎归来的故事,这首歌解决的是方言入歌的问题;《我的朋友京不特》,则是他给过去朋友的一封真切的信:“当初为了真理去流浪,大风大浪我们都不怕……只是为了纸短情长,好多话儿想好又不讲。”他说这写的是一代人失落的情感。
他也唱属于当下的民歌,《小倩的征婚启事引发的公知议论》里唱着:“她想找个男朋友,首先必须送她一辆车……这样做有什么过错?这样做很率真不做作。”
当然,所有的歌里最美的是那首《杨柳枝》,这个久远的美丽故事,由他重新作词编曲,一唱三叹,引人泪下。“杨柳枝啊杨柳枝,风吹细细轻舞飞;杨柳枝啊杨柳枝,雨雪霏霏催人归。”他不认为这是对古老故事的缅怀,而是在通过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来表达对和平的向往,颇具现实意义。
BQ=《北京青年》周刊ZH=张广天
“种田辛苦要唱歌”
张广天说:“民歌,首先是一种立场。”口琴和吉他包装起来的东西,唱着过去的祝福,或者“跑到晚会上去装腔作势,拿几种不存在的唱法来忽悠外行”,都不能算民歌。
民歌是像阿炳那样,感时而发,与现实发生碰撞和照应,而不只是悦耳的情与爱,就像过去的人们那样,“种田辛苦要唱歌”。
BQ:你的那句词“唱新闻的阿炳被你们忘记了,拉二胡的阿炳被你们留下了”,具体指的是什么?
ZH:阿炳是农业时代最后一个吟唱人,但是我们只记住他的《二泉映月》,忘记了他主要是在唱发生的事情,他在无锡一带唱新闻,把每天发生的事情改成歌,用琵琶伴奏。刚解放的时候,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去录阿炳的音乐,那时候钢丝录音带子没带够,就录了他的二胡,别的没有录下来,再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阿炳唱新闻是一个传统,就像我唱民歌,都是感时而发。
BQ :你的歌比如《杨柳枝》讲的是过去的故事,而《小倩的征婚启事引发的公知议论》则是现代的故事,我觉得你讲过去的事是很美的,但是讲现在的事没有那么美。
ZH:只因过去了的事和我们没关系了,我们才会从观赏的角度看它。现在的东西会跟你发生联系,你会直接地感受到喜怒哀乐。民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唱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刘三姐就有一句歌词是“种田辛苦要唱歌”,她把唱歌的原因说出来了。从农民中出来的民歌,它一定跟种田有关,农民在唱歌舒缓劳累,农民就把自己的感受抒发出来了,所以实际上民歌真正的意义在当下或者未来。过去其实也是民歌,只不过是博物馆里的艺术,它的存在也有意义,只不过意义是观赏和收藏。他不是鲜活的。
BQ:你是不是觉得民歌中一些现实的或者是讽喻的东西丢失了?
ZH:如果民歌在写作中丧失了这样一种立场,一种跟今天的联系,那么你唱得再好它也是不好听的,也只是消费。比如你在这商议时事,有人在那唱着堂会,那么爱听不听,听着不错,不听也可以的。但是有些歌,如果阿炳在那唱新闻的话,你会觉得你很想听很想参与。
BQ:你所说的“真正意义的民歌”,现在很少见到。
ZH:时代的潮流,造成民族自信心的大丧失甚至自我的丧失。就如现在买房子的事,其实真正需要买房子的人并不是很多,那些可以租房子住的人也去买房子。这个就是被时代的虚荣牵着鼻子走,我们的音乐也是同样的问题——都是对国外乐队的翻版,比如民歌用口琴、用吉他、用国外的方式,最主要的不是他的材料,而是他的方式,自身的传统就受到了影响。
“问题是我们不清楚我们需要什么”
张广天并不认为唱民歌只是为了延续老祖宗的传统,假如现在可以坐火车,马车其实是可以丢了的,“问题是我们不清楚我们需要什么”。
他认为真正的公民,不应该被无数信息左右,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看自己是如何成长的,喜欢吃麦当劳大可以吃麦当劳,但是你需要米饭的时候,别不好意思吃米饭——米饭也可以代表先进。
BQ:民歌跟民间有关系,但是民间的这些传统都在丢弃,你反而又在找寻这些传统。
ZH:如果今天的生活一定不需要弦歌的传统了,那我们可以不要。问题是我们不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民歌代表民的歌,是老百姓独立的价值观念,如果十三亿人都是一种活法的话,就不会有特别的民歌。现在是公民社会,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才是民歌活的状态。当我听你的歌,我没法归类,民歌才是解放了。
BQ:那你是怎样去找寻民歌传统的呢?
ZH:我不是去找到传统的问题,传统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鲁迅先生曾说“国粹能让我活,我就让国粹活,国粹不能让我活,我就不让国粹活。”他这句话说得是很深刻的。就像我们要修一座古庙,老百姓如果没有房子住,你修还有什么用呢,你不如把古庙拆了给老百姓住。这个是鲁迅先生的观点。所以传统不一定要没有理由地保护。
比如你喜欢吃米饭不吃麦当劳,但你吃了两年麦当劳还是喜欢吃米饭,你不能说你喜欢米饭,因为它是民族的。你可以说我吃过麦当劳,它有它的好,但不适合我。
我回想我小时候是听什么音乐长大的,我是在什么环境下生长,我读了什么书,我怎样想问题,当我逐渐发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放弃麦当劳,尤其是别人告诉我麦当劳代表着先进的时候,我米饭也可以代表着先进,我已经发现这个秘密了。不是简单的麦当劳好还是米饭好,是你自己丧失了自信,自己选择了吃麦当劳。如果流行音乐吃着麦当劳也就算了,如果民歌你也吃着麦当劳,那么你完蛋了。
BQ:但是时代大潮是这样的,你是个体,是很微小的,你的反抗有用吗?
ZH:这是一个人的希望。我要尊重我自己,你不尊重我你可以毁灭我,在没有被毁灭之前,我要尊重我自己。工业化社会是人们的一个车站,现在你看有很多在后工业时代的国家人们就越来越民族了,越来越没有霸权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希望。
工业化生产关心的是流行,怎么制造流行符号,而我关心的问题是比较个别的问题。
比如汉语是有四声的,唱歌是有平仄起伏的,以前京剧的演唱方式是讲究腔词关系,腔调是指主旋律,词是指歌词,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你不能跟着词的音调往反方向走,这就是一个汉语演唱的问题。
还有复杂叙事入歌的问题,比如我们要了一杯木瓜汁,我们怎么入歌怎么唱,比如说我跟你约好的两点,可是我迟到了,我吃了饭,这些能不能入歌,入了歌之后又怎么唱。
BQ:在我感觉中媒体把你塑造成一个激进、坚硬的人物,但是我在你的歌中听到了忧伤和失落。
ZH:我宁愿他们把我塑造成这样,在这个时代有多少人为了爱情而死,几乎没有,这就说明一切。如果我这么做会有人不喜欢,有人会对抗,我宁愿选择一个你们都不要的标志,让我可以为爱去死。爱情和战斗一样,让我有力量。我宁愿拿毛泽东保护我,让我可以为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