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长春【我所知道的“困长春”

　　祖父一家的经历　　祖父家在外县农安。但年轻时祖父就进城闯荡，开始在齐齐哈尔，后来又到了长春。在长春找到了一个推销农业杂志的职业之后，才和这座城市开始发生关系的，后来东北光复了，祖父暂时回到了老家伏龙泉镇里，镇里先来的是八路军，他给一位驻军连长兴冲冲地写了一些社会改造的建议，那位连长估计水平也不高，看到之后很兴奋，觉得与宣传的差不多，便连人带文章地推荐上去了，结果后来给退回来了，说是“空想社会主义”，现在做不了，得打下天下再说。于是报国无门的爷爷只好自谋生路，又回了长春，重新又做起了推销员的工作，只不过不再推销农业杂志了，改为有什么卖什么。四平战败，林彪北撤，长春又临时恢复了繁华，祖父虽然没一夜致富，但总还能养活一家人，尤其是考虑到父亲的读书，就把全家都接了过来，没想到这却是悲剧的开始。
　　父亲的记忆就是来了长春读书，然后不久，长春就开始了被围。但一开始，街市上的人们还是对国军满怀信心的。光复伊始，长春街头的百姓最先看到的是林彪领来的八路军，破衣褴衫，破枪扛肩。虽然人数不少，却令在街头看惯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国兵的遗民父老对这支中华王师不能不充满狐疑。然后看到了赶跑了八路军的国军新七军，新七军是赫赫有名的新一军的一个师增编过来的，因为急着从西南调过来，一是南方兵，身材矮小，二是身上还是丛林作战的军服，东北人笑其为猴子兵，但对其美制武器是佩服的。
　　但后来就听说八路军又打回来了，打了几仗没打进来，开始时还安心，后来就发现问题了。因为八路是没打进来，但发现国军也打不出去了，而且春天时大力宣传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吉林市的六十军也撤到了长春之后，反而更是困守孤城了。人们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粮价涨了，然后就一涨再涨。每家只有三五天的存粮，于是粮食就开始成了问题。
　　于是饥饿开始了。祖父家那时的情况是，父亲是男孩里的老大，13岁；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应该叫大姑的，17岁，父亲下面是三姑和二叔，11岁和9岁，再下面是老姑，6岁，再下面是三叔3岁，问题是奶奶肚子里那时候还怀着老叔。
　　于是爷爷赚的那点儿钱就不够一家人买粮的了，但爷爷不甘心，提前实行了解放后的办法——吃不饱，找市长。爷爷是个很执著的人，从来只按自己的理论行事。于是作为一个市民，跑到了市政府去找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那时候没武警和保安，尚市长真的就接见了他小人家。见了没别的，爷爷就一个话题，我家人口多，吃不饱，怎么办?你市(长)得管。当时估计尚市长官话不多，只是说，我也没有粮，但可以给你出几个主意，暂渡一时吧：一个是他可以写个条子，把十岁以下的孩子安排进慈善组织办的孤儿院，至少那里还可以有粥喝，第二就是年龄大的市长也没办法了，自行解决。于是爷爷回来后遵照市长命令执行，凭着市长的条子把二叔、老姑等几个小的送到了孤儿院，吃上了粥。
　　大的就没办法了，只好自谋生路，父亲十三岁(虚岁十四)，已经送不到孤儿院了。幸亏了教会的一个教友来找爷爷。他姓黄，苏北人，是新七军里炮兵的一个连长，但军衔好像已经是校级了(这里也能看出新一军的素质不是吹的，炮兵连的编制小，但人员级别和档次是不低的)。他就把父亲带到了建设街现在省军区那里的驻地，以权谋私地给父亲发空饷，其实空饷也没别的，就是有口饭吃。于是父亲便转到了附近的建设街附近的西安大路小学，同桌就是当时镇守长春的新七军的军长李鸿的小姨子。他白天去建设街上学，晚上回到军中吃饭，老长春都知道，西安大路小学离省军区走过去也就五分钟。爷爷那时租住在光复路附近的房子里，很远的，父亲反倒很少回家。
　　但只有一个人没法解决，就是比父亲还大的大姑，那时已经十七岁了，和父亲感情最深，她没有地方能够解决吃饭问题，已经没书可读的她只能住在家里吃住。本来她在绘画上挺有天赋的，刚开始时靠在街上给人画像赚点儿钱贴补家用，但后来人们吃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哪儿还有人请人画像呢。后来大姑就病了，看了大夫，说是肠炎。估计就像三年困难时期一样，这是一个标准的病例，病因只有一个，就是饥饿。那时候大概已经上秋了，大姑就要不行了。据说，大姑一直等到父亲知道消息后，从兵营赶到了病床前见到了最后一眼后才咽气。
　　这时已经是夏天之后的事情了，本来奶奶就一直想走，女人的直觉是更准的，而且风险意识比男人高得多，她们不赌。她一直就希望能够一家人“爬卡子”出去回老家，至少能保证一家人吃上饭。但爷爷是男人，他从来不承认他养活不了一家人，几十年里，只要他在一家人就没挨过饿的，他以前一直相信自己的能力的，所以他一直拒绝出逃。但大姑饿死使这个倔强的男子汉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决定爬卡子回老家。
　　这里需要说一说长春人所说的“卡子”了。当年说爬“卡子”其实指的是两道。因为当时两军并不直接对垒，所以都有一个缓冲带，缓冲带的这边是国民党的“卡子”，管放不放的。长春人过去买房习惯于说买五桥以里的，因为老长春城区一边是伊通河，一边是铁道，于是铁道上三座桥，伊通河上二座桥就成为了老城区的界限，而当年国民党的“卡子”就是这五座桥——西北的西安桥，东北的东大桥，东面的南关大桥，西面的西朝阳桥，再有就是西南的一个其实当时没桥，但位置近于现在的西解放立交桥，但“卡子”的位置是在现在的省医院路口上的红旗街一伪满时叫作“洪熙街”，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洪熙官的什么影响没有。另一道则是进入解放区的，管收不收。大概西北的位置在宋家洼子，东北的位置在安龙泉，西南在孟家屯一带，东面的在龙眼或者三道，还有就是净月和奢岭一带了，这里主要是查粮，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不让一粒粮食流进长春，西面的不太知道了。中间地段是三不管，但共产党常派游击队和一些情报人员在其中，主要功能是打冷枪，骚扰国军，而国军也常有人出没。因此，这才是最惊险之处。
　　据父亲说，那时在八月节之前，父亲从学校回到了家，一个朋友送来了一升黄豆，还有一位邻居也送来了一升黄豆。将一半连夜磨成豆面，吃掉；另一半炒熟装到袋子里，供路上用，第二天早上踏上了未知的行程。
　　这里必须说一说黄豆的事情。因为它不只是一种作物了，在当时的长春人那里，它具有一种巨大的符号价值。(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东北曾经拥有世界大豆产量的百分之九十，这曾经是中国东北最重要的物资。日本人之所以把中国东北当成是日本的生命线，其实很多研究者忽视的正是大豆这样的小事物。因为化肥没有大规模应用之前，日本的GDP主要是靠农业支撑的，而日本以水稻为主的农业中必须依靠大豆的豆粕为肥料。因此，在四十年代之前，没有东北的大豆，日本的财政就会破产。因此，日本对于大豆的囤积就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光复之后，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物资中大豆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以至于光复之后，接收大员们接收的粮仓里大豆占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于是，1946年一年里，东北城市里居然不买煤了，都以黄豆为燃料，这种浪费也很好理解，因为黄豆的价格比煤炭还低。但到了四八年，长春围城的危(威)胁越来越重了，一个值得感谢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当南京政府要他将二百万斤大豆调运到南方，他那时已经预感到了长春的情况不妙，便私下找理由扣留下来，所以长春后来主要的粮食就靠这二百万斤大豆了。大豆当时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磨成豆面，糁(掺)在其他粮食里吃，另一种就是炒熟吃。父亲回忆路上带的一半便是炒熟的黄豆，放在一个袋子里，不时掏出几个来吃。但不可能总吃，因为感觉永远处于饥饿状态之下，吃多少都没有饱的感觉。其实一家八口人，一升黄豆一个人才能分到几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