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最经典10句诗 论陶渊明散文之“会”的审美内涵

　　摘　要：魏晋玄学思想盛行，对当时士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表现在文学上则是追求“会”的审美境界。陶渊明的散文产生于内忧外患的东晋时期，在其个性和时代审美思维的影响下尤能体现出“会”的审美内涵。
　　关键词：“会”；陶渊明；散文；审美内涵
　　“会”在词典中有多种释义，而此处之“会”指的是在魏晋玄学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美学话语。魏晋时期儒、释、道三教并行，玄学思潮也于此时应运而生，对当时士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表现在文学上则是追求“会”的审美境界，强调以直觉感官来把握事物，并最终超越事物的形体去直达其本质。陶渊明深受此种审美思维的浸染，其散文看似平淡质朴实则意味深远，充分体现了“会”的审美内涵。
　　一、 不求甚解之“会”
　　陶渊明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中曾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而陶渊明的散文亦是“深意藏焉”，对其散文的把握，则更需要会意其“不求甚解”的苦心。
　　时代的动乱黑暗催生了“不求甚解”的应对方式。陶渊明出生于西晋灭亡后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这时期虽然没有建安时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战乱危机，也没有正始时期“名士少有全者”的生命之虞，但是西晋统治的腐朽和荒淫早已为东晋埋下了不安定的祸根，使东晋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少壮时的陶渊明仍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追求，而经历了晋宋交替之际的黑暗现实，他终于对整个社会彻底失望，开始了归耕田园的生活。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正作于这一时期。当时刘裕为了强化个人势力，不断翦除异己，但在表面上又提倡忠义。其行为跟西晋时期司马氏标榜名教却杀名士以得天下是如此的相似，当时阮籍以“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来应对，而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亦未尝不是对此黑暗现实的一种应对方式。
　　对世事的“不求甚解”反映到陶渊明的散文创作上，就是在文中蕴藏无限的深意，追求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表达效果。缪钺《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新释》一文即举《饮酒》为例，认为陶渊明不满于刘裕暗杀零陵王又不便明说，“只好作一首隐晦难解的《述酒》诗以表达其隐衷, 也就是持‘不求甚解’的态度, 但是诗中寄托之徵旨则是其“会意”之处。”[1]袁行霈在饮酒诗的题解中也认为这些诗作于刘裕篡位夺权时期，其诗暗示着东晋的灭亡。[2]而陶渊明的散文和其诗歌是相通的，在语言的蕴藉上，散文固然比不上诗歌，但在表情达意上，散文却更胜一筹。所以，陶渊明在那些抒情性散文中也多将现实内容和个人情志加以糅合表现，使其显得寄托遥深。如他的《读史述九章》，其为作者读史有感而发，但观其中所述之人，多为高风亮节、贤德守义之士，可见其真正的感发点在于现实社会。这些文章作于晋宋交替之时，文中所说的“贞风凌俗”不仅仅是有感于史，也蕴含了作者在古今的对照中形成的深刻体会。伯夷、叔齐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是“隐士”和“义”的象征，因此，对伯夷叔齐的推崇，表现的是作者对上古淳真之风的追念，对高洁人格的追求。由此可见，对现实之“解”而“会”之，使陶渊明树立起自己的审美理想去审视古人的道德品格。读史之感只是其文中可以明言的部分，其中还寄寓着其不可言说的情感体验。通过这种以史证今的曲折笔法，陶渊明对世风的不满才得以抒发，他的人生理想才得以寄托，这跟阮籍作《咏怀诗》的苦心如出一辙。
　　如果说《读史述九章》更近于诗体还未能体现陶渊明散文的鲜明特色的话，《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自祭文》等篇则在文的平铺直叙中尤显得意味深长。在《桃花源记》中，作者构筑了一个环境幽雅、民风淳朴、生活祥和的世外桃源，然而这又不属于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志怪故事，而是在似幻非幻中发人深省。如当武陵人为村中人“具言所闻”时，村中人皆“叹惋”，这就于无形中将桃花源内外的世界进行了对比，桃花源外的现实可见一斑。又武陵人辞去之时，村中人叮嘱其“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不是谦逊之辞，而是深怕桃源内的平静生活被破坏了，此又见桃花源内外世界之别。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则特意安排了一个“高尚士”去寻找桃花源，这说明桃花源乃是高尚之士的追求，也即作者的理想，而最终的规而未果则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桃花源记》的意旨，后人说法甚多，或曰愤宋，或曰并斥晋、宋而追念上古之真风，而种种阐释则恰好说明其文章于平淡之中蕴含着深刻的内蕴，需要不断挖掘才能体会。陶渊明在许多散文中都真实披露了其贫困的生活情状和个人的淳真性情，但若以此将其所叙定实，则难以把握其真意。由此可见，陶渊明散文之深，乃在于其真真假假、托而隐去的笔法中，这是需要人们需要去“会”的第一层境界。
　　二、一往情深之“会”
　　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3]陶渊明即是其中的代表。人们读陶渊明的诗，往往只看出其冲淡平和的一面，殊不知陶渊明亦是个深情之人。陆机 “缘情说”的提出极大提升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也为陶渊明的满腔深情找到了抒发口。陶渊明的“深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生命的眷恋之情
　　陶渊明在散文中唱响了一曲生命的恋歌，这集中表现在他的祭文中。陶渊明曾经自拟挽歌，其中有言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显示出对生死的超脱和对世事的通达。由此，人们往往将陶渊明视为“超脱”的代表。然而这并非是陶渊明生命观的全部。首先，魏晋时期是个生命意识极强的时代，对人生短促、生命无常的咏叹是这时期文学的主题。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时期，他所奉承的生命哲学跟狂放任诞的魏晋名士不同，他的作品虽不表现“及时行乐”、“求仙问道”的消极追求，然而对生命的留恋和对人生抱负的难以忘怀却是一致的。其次，魏晋有文人自挽之习，而这些自挽歌乃陶渊明青壮年时仿之而作，其中对于生死多是假想之辞，故不排除有自娱、自我欣赏的成分。因而，窥探陶渊明的生命观还必须从他切身面对死亡而真情流露的祭文入手。在他的《祭程氏妹文》和《祭从弟敬远文》中，作者对生命的无常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追问，由对手足的一往情深表达了对生命的执着，真正达到了“情往会悲,文来引泣”（《文心雕龙·哀吊》）。由此可见，陶渊明虽然通达“有生必有死”之理，而当这种生命的流逝发生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他又为此惋惜、哀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