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山西翼城企业 山西翼城：“二胎”27年

　　失独者之痛、性别比例不均衡、养老矛盾、民工荒、人口素质逆淘汰等时下日益凸显的问题，被认为是计划生育“惹的祸”。在民间，呼吁放开二胎甚至取消计划生育的声音越来越高。　　当然有人也担忧“人口爆炸”时代会再度来临。不过，在山西西南的一座小城，那里的一项试验似乎能够打消这样的顾虑。
　　不为人知的“二胎特区”
　　翼城，一个不为人知的人口特区。1985年，翼城从全国“一胎化”的大背景下脱颖而出，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二胎试点之一。而今，这个试点已经悄悄走过了27个年头，并顽强地幸存成为孤本。
　　1984年春节，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呈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的办法，能同样控制好人口数量。
　　胡耀邦对此作出亲笔批示，称“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并要求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与此同时，中央专门下发7号文件，提出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旨在缓和严格的政策带来的紧张情势，这后来成为公认的翼城试点的出发点。
　　后来，国家计生委同意由梁中堂在山西选择一两个县试行“两晚一间隔”的办法。翼城县作为当时计划生育战线先进县便由此成为了“二胎特区”。
　　1985年，翼城县的农民家庭正式被允许生育二胎，不过条件是：晚婚晚育加生育间隔。所谓晚婚，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而晚育加间隔则要求农民第一个孩子在妇女24岁时生育，第二个孩子30岁生育。
　　试点政策的效果在第二年就开始凸显出来，晚婚率一下子就从1985年的37.3%飙升到1986年的81.24%，第一胎的晚育率更是高达93.3%。
　　但即使是试点，翼城仍面临着计划生育同样的考核标准，当时定下的目标是到2000年时全县人口控制在30万。
　　1985年7月，当地做了一份人口发展测算表，预计在2000年，全县总人口为300331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全县人口303258人。15年只增长不到3000人，翼城用事实证明，有条件地开放二胎，人口并没有出现不可控的增长。
　　不仅如此，多年来，当地无论是人口出生率还是自然增长率，都在逐年下降，并且年年低于全国和山西省的水平。另外，翼城县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也优于全国平均值。
　　以精确数据的2006年为例，翼城县、山西、全国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为8.76‰，11.48‰，1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分别为3.8‰，5.75‰，5.28‰。
　　梁中堂认为，翼城的“二胎试验”进行了27年，没有出现人口失控，这恰恰说明了人口的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它要受到许许多多的条件制约，远不是政府制定目标和指标可以限制的事情。
　　“翼城经验”难复制
　　作为“特区”孤本，如今的翼城随着“开放二胎”日益高涨的呼声再次被人们提及，而就在20多年前，它也曾差点儿就被推上了历史前台。
　　1986年12月，在全国计生工作会议上，国务院领导谈及“两晚一间隔”试点时曾作过表态，“如果经过10年，证明这种办法人口增长率并没有提高，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
　　此番表态，给了当时试点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很高的期待。然而事与愿违，尽管翼城县无数次用数据证明了它的成功，但却始终无法突围，就连将这一政策扩大到临汾地区的努力都没有奏效。
　　当时，包括中国人口学会和国家计生委多年来都前往考察，可最后总结都是一句话——效果很好，但不宜推广。
　　那时候上学、就业、房子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成为如此沉重的负担，“少生快富”，即使口号喊得再响亮却也根本无法阻挡超生大军。专家们都很担心，地域的不同，人们有着不同的发展与认识水平，很难保证翼城二胎的开放在其他地方不会变成灾难。
　　直到今天，未完的历史使命让人口专家再次重新审视翼城。无论是前去调研的学者，还是当地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为，翼城模式最宝贵的经验实际上是解决了多孩生育的问题，由于更接近百姓需求，也大大降低了计生工作的难度。不过他们也承认，随着环境的变化，翼城县“两晚一间隔”模式已错失推广的最佳时机。
　　临汾市计生委负责人分析说，目前包括山西省在内的许多省农村地区都实行的是一胎半政策（即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加上各种符合条件的再生育的情况，实际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家庭不能生二胎，这导致翼城县的试点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就连翼城模式的奠基者梁中堂也认为，没有推广并不意外，因为试点本身就是一个偶然叠加的结果，不具备可复制性。“但翼城县实验的意义却是不容置疑的。”
　　第一，翼城县农民平均生育两个孩子，其人口增长水平还低于全国，说明全国的农民也平均生了两个孩子。第二，翼城县和全国的人口增长说明，老百姓在宽松的政策下不一定多生孩子，在严紧的政策下也没有少生孩子。第三，这样的结果表明，人口变动是一个客观过程，生育政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没有对人口过程发挥多大的调节作用。
　　从如今的形势来看，梁中堂认为，已经不是该不该推广翼城经验的问题，而是把自由生育权交还给人民，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育。
　　调整政策等不起
　　今年23岁的续燕霞是翼城县王庄乡人，已是一名准妈妈，她与丈夫商量好，打算只生一个孩子，“做B超我们也从不问是男是女。”
　　当地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王永亮说，该乡现有独生子女户1680多户，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一个女孩。
　　中国城乡之间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正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趋同现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顾宝昌在调研中发现，在江苏、湖北等一些允许生二胎的农村地区，人们也常常选择放弃生二胎。“这给中国的人口政策敲响了警钟。社会在变化，人的生育观念和行为在改变，如果政策一成不变，就很难适应新的变化，最终导致被动。”
　　顾宝昌指出，目前，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较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大大降低，实际生育率也大大降低，“放开二胎”只是让中国的人口结构朝着正常、健康的方向调整，由此新增的人口“可以预见，也能承受”。
　　顾宝昌还说，制定人口政策，必须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不能“事到临头懊悔迟”。即使从现在放开“二胎”，已经不能算早。
　　据媒体报道，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近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透露，自明年起，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这项政策将在五年之内扩展到全国范围。
　　但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则模糊地表示，“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据《法治周末》、《第一财经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