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被正法的“官二代”】 90年代的官二代都在干嘛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6人的强奸、流氓罪行，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的命令，据1986年2月22日的《参考消息》报道：“他们被绑着胳膊、低着头，在3千名旁听者面前示众，然后被拉去枪决。”
　　高干子弟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此前的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做出这样的审判结果，除判处3年轻刑的康也非之外，其余人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据当时的一名西方外交官所说：“他们是以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罪名惩办的”。
　　这6名当年横行上海的罪犯都是什么身份呢？陈小蒙系《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胡晓阳系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系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系中国民航一零二厂工人，陈丹广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系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6个流氓，其中两名记者，4名工人或职员。今天看来，这些人的职业似乎并不显赫，但在当年却并不一般。
　　据当年的报道，大概可知他们的劣迹恶行。1981年至1984年间，他们经常纠合在一起，以跳舞（按，据《文汇报》上称是指“黑灯舞”，“贴面舞”）、帮助调动工作等名义，诱骗妇女至陈小蒙、陈冰郎和陈丹广等人家中，结伙或单独进行犯罪活动，陈小蒙轮*妇女两名，强奸妇女两名（其中一名未遂），帮助胡晓阳强奸妇女一名（未遂），并以流氓手段奸*妇女13名，猥亵妇女5名。胡晓阳轮*妇女1名，强奸妇女3名（其中一名未遂），奸*妇女12名，猥亵妇女10名。葛志文轮*妇女两名，奸*妇女8名。
　　之所以高调公开宣判这个案件的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氓团伙，他们6人“都是干部子弟，有的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弟”。
　　陈小蒙、陈冰郎兄弟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其五，原名刘毓珩，在清华哲学系读书时曾是“一二?九”学生领袖，担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南下请愿中，可谓声名雀起，风光无限，据说“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一脍炙人口的名句正是出自他口。尽管如此，陈小蒙、陈冰郎仍被锒铛入狱。
　　另一个被处极刑的同案犯胡晓阳又是何许人物呢？他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当时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可谓是位高权重。胡立教亲生儿子夭折，胡晓阳系胡妻姐姐的二儿子，由胡立教夫妇领养。1985年1月23日，胡晓阳在衡山宾馆被抓获。
　　邓小平：“判得好”
　　“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外电纷纷发文，称对共产党的雷厉风行刮目相看。
　　面对上世纪80年代初猖獗泛滥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当局忍无可忍，遂决心运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对于那些长期逍遥法外的“花花太岁”，“流氓衙内”同样如此。
　　1986年1月17日，面对不少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的情况，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这样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
　　随后，1月18日，胡启立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讲到对高干子女涉足的大案要案要“杀一儆百”：抓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真正实干，不能手软。对于构成犯罪的，要依照法律，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2月1日，陈小蒙等人被判死刑，2月19日，他们被依法处决。
　　“先打老虎，缓拍苍蝇”
　　从法律上讲，陈小蒙等人犯罪受刑与普通罪犯受刑当无所区别，但在政治上看，处理陈小蒙等人的意义是深远的。
　　在1986年的“端正党风”行动中，改变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反腐痼疾，也就是这次要“先打老虎，缓拍苍蝇”。邓小平就说，先把那些高干和高干子弟抓个典型，打击一下，“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
　　1986年11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按照我们的党规党法，一切忠诚正直的党内外同志，对于我们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负责人严重渎职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有权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评论员文章。对那些害群之马的高干子弟、“特殊公民”发出了严正的警告。显然，枪毙陈小蒙等人在当时也收到了安抚民心，鼓舞百姓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