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与新挑战】 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

　　只有一个日益强大且自信的中国，才是能够妥善解决横亘在中日之间一系列“老问题”与“新挑战”的根本之道。　　2012年适逢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40周年，然而，自今年1月开始，日本单方面将钓鱼岛周边的四个小岛进行命名至今，钓鱼岛问题就频频占据各种媒体的显要位置，不断触动两国民众的敏感神经，“交流友好年”的活动气氛几乎被洗涤一空。
　　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
　　中国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近期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表示，中日间存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还有历史、台湾、领土主权等诸多敏感问题，发展中日关系，要有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
　　唐家璇表示，纪念邦交正常化40周年，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找启迪，以利今后更好地发展中日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留给我们许多重要的经验和启迪：
　　发展中日关系，要有洞悉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战略眼光。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日本国内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中日两国领导人敏锐地看到，两国邦交正常化时机已经成熟。田中角荣首相顺应时势，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率团访华，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一举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掀开中日关系新的一页。在此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打破政治僵局等几次重大历史关头，两国领导人都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抉择，他们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值得后人学习。
　　发展中日关系，要有勇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不难想象，面对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巨大创伤和两国间意识形态鸿沟，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充满艰难险阻。在重大历史抉择面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政治家从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果断作出战略决断，排除重重阻力和干扰，毅然承担起历史责任。他们的正确抉择，有力推动了历史车轮向前发展。
　　发展中日关系，要有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中日间存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还有历史、台湾、领土主权等诸多敏感问题。两国领导人在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着眼长远和大局，正视现实，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就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达成一致，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暂时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的重要谅解。两国领导人显示的高度政治智慧极大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为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国老一辈政治家达成的重要共识和谅解，应予珍视和坚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创造条件，逐步探索如何由“求同存异”发展到“求同化异”。
　　发展中日关系，要有坚定不移的友好信念。中日友好是贯穿两千年中日关系的不变主题。战后，两国各界有识之士秉持中日友好的坚定信念，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推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积累条件，经过2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集涓涓细流汇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顺利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证明，中日两国合则两利，完全可以实现双赢；斗则俱损，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中日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中日关系 “复杂且敏感”
　　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日关系通常被形容为“复杂且敏感”，钓鱼岛主权归属、靖国神社及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等问题横亘期间，既牵涉国家利益又与历史情感息息相关，任何问题的处理不慎足以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但上述问题无一例外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问题既然在1972年时未成为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巨大障碍，为何近年来却频频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挑战”呢？
　　以钓鱼岛问题为例。历史资料显示，田中角荣访华时曾主动向周恩来总理询问钓鱼岛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周总理回答说这一问题暂不考虑，双方随即转移了话题。这背后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田中主动向中方提及该问题，说明日方当时承认中日在该问题上存在争议；其次，中方暂不考虑解决钓鱼岛问题，显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一方面意识到该问题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动见观瞻，解决起来势必荆棘密布、旷日持久，另一方面又认识到相比钓鱼岛问题，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才是中日关系的大局所在，不能因小失大，因而采取了搁置争议的做法；最后，田中未对周总理的回答提出异议，显见日方对搁置争议的做法是予以认可的。
　　如果将中日关系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钓鱼岛问题无疑就是附着在其身上的恶性肿瘤。在强行割除肿瘤极有可能导致其不治身亡的情况下，搁置争议的做法则是使病情得到控制，不使肿瘤恶性扩散的一剂良方。因此可以说，当时两国领导人对钓鱼岛问题采取搁置争议的做法实际上是以“求大同，存小异”的高度战略智慧有效地化解了该问题可能给中日邦交正常化带来的冲击，对双方而言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两国同意搁置争议的前提是双方均认为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而涉及与之相关问题亦应通过外交方式快速、低调处理。而近年来日本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强调无论是东京都“购岛”还是国家“购岛”均为日本内政，并指责中国对钓鱼岛的立场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感情，要求中国自重；另一方面启动司法程序意图审判被非法逮捕的中国渔船船长的种种失当举措无疑破坏了中日双方已有的默契，大大挤压了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途径。
　　众所周知，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自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了“迷失二十年”的经济低迷期。中日两国经济总量更在2010年出现逆转，这种双边关系的易位再与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日趋严重及政局的长期动荡相结合，使得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和焦灼感。这一方面导致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频频甚嚣尘上，中国的一举一动极易被过度诠释，更进一步加深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走向的不信任度；另一方面，日本对华外交中的从容与沉稳越来越难觅踪迹，加之当前的日本领导层缺乏从政经验，又奉行政治主导的排斥官僚做法，在处理钓鱼岛这样的争议问题时以零和博弈的视角，一味地陷入到自己的立场主张中，最终导致双方对立加剧，矛盾激化。
　　日本处理钓鱼岛问题的亢奋冒进，不但使得“老问题”再度成为牵动两国政府和民众的敏感神经，更使得如何和平解决该问题面临“新挑战”。但这仅表示搁置争议的难度在加大，而不意味着这一主张不再适用。面对钓鱼岛问题出现的“新挑战”，作为地区稳定的维护者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方面应本着从两国关系发展和区域稳定、繁荣的整体目标出发，继续坚持搁置争议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对于日本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的失当举措应采取果断的措施，戳破日本的谎言，积极凸显主权在我的立场。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的对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化巡航，到日前官民并举的保钓运动等一系列行动来看，面对“新挑战”，中方不但没有自乱阵脚，其处理手法显得越来越游刃有余。因此可以说，只有一个日益强大且自信的中国，才是能够妥善解决横亘在中日之间一系列“老问题”与“新挑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