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扩招_本科停止扩招，福兮祸兮

　　4月底，教育部发布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称为《意见》)被媒体聚焦，放大，其关于“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的表述，迅速在公共领域以及高中生和家长心中引发震动。
　　悖论
　　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突破权力、金钱、人脉等方面的阶层封锁，给平民子弟提供上升空间。穷人无法和富人、权贵子弟“拼爹”，但如果“文凭”、“知识”都拼不过，几无改变命运的可能，当不了“凤凰男”，只能做“屌丝”。
　　扩招理论上具有让更多人成为“凤凰男”的伟大抱负。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达到47.4％。到2001年，两个参加高考者，就有一个可以上大学。2011年，全国高校共招生675万，平均录取率达到72.3％，快相当于报名的4个人中就有3个可以上大学了。
　　13年来，那么多人可以上大学，似乎会压缩庞大的底层，壮大中产阶层，改变阶层结构，而贫富差距也将随之缩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阶层结构变化不大，从流动性来说更加固化，贫富更为悬殊。
　　一方面，扩招的利益驱动使一个人上大学(甚至高中)成为一种投资，成本昂贵。一个农民家庭，一个城镇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改变他的命运，并以他命运的改变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增强了劳苦程度，降低了生活水平，甚至导致破产。但是，学生毕业后，在不算短的时间里并没有改变本人或家庭所处的阶层结构，反而导致他原来的家庭实际的经济状况恶化了。
　　为什么会这样，已经形成了经典的解释，就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更多地只需要民工这样的廉价劳动力，不需要似乎专门是去做技术、做管理的大学生。“扩招”生产出那么多大学生，实际上是被既定的经济结构所排斥的。
　　但作为一个劳动力，在各种“用工荒”中，大学生实际并不剩余。真相是：中国那么多年来的经济结构，确实无法提供太多对应于“大学生”身份的某一社会地位、收入、上升空间的位置，因此并不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预期。他们变成了一个因其身份而游离既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尴尬群体。“大学生”的身份，没能在一段时期内转化为较高的社会阶层的成员。
　　对政治社会学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张静认为，这种情况，对整个社会其实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如果一些人自以为读了大学，马上自视甚高，看不起另外一些没读过大学的人，那么，社会的歧视，其实也通过文凭体现出来。
　　就是说，和权力、金钱等一样，文凭也加剧了社会紧张和群体的心理对峙。
　　如果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为了功利性目的而不考虑它在现实演绎中会导致何种后果，并且没有发挥出多少它的社会功能，那么，某种意义上它是失败的，而且会造成诸多隐患。
　　风险
　　13年高校扩招最为人所诟病的隐患或负面后果，大致有三：教学质量下降、高校负债、大学生找到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工作比较困难，社会上出现一个具有失意感的“文凭一知识群体”，比如“蚁族”。
　　在199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沿袭了这一传统，那个时候，大学包分配，学生毕业后都可以进入到“大体制”里面，比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拥有一个相应的位置和资源。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大体制”的社会控制的。
　　这两种为了体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教育，都属于精英教育，产出的人，体制可以吸纳。
　　然而199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人多了，且不包分配，即教育不再承诺一个人拥有某种身份就可以天然地获得一个相对较高的社会位置和资源，他需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识、技能去搞定，前提是，有机会。
　　这些人对自己的想象是不能再进入原来的社会阶层了，而是必须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比如进入管理层，但社会并没有那么多职位给这些人。那么，教育就具有了一个负的功能，就是不断地生产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
　　反观网络舆论，“情绪群体”其实更多地是“文凭一知识群体”。这种情况，和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的欧洲所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多少差别。
　　当不想沉默的“文凭、知识群体”，和沉默的大多数有共同的挫败感时，社会风险就被放大了。
　　影响
　　停止扩招，最能看得见的结果是：今后，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减少，工作更好找一些。社会整体的风险，似乎将因此而降低。
　　另一个同样可以看得见的结果则是：一些青年在高中毕业后，在不愿或无法去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下，将提早出现在“社会上”，也就是说，理论上，他们被剥夺了用上大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在中国，这一机会的重要性，对于平民子弟来说，仍然是第一位的。
　　在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所占比例已经减少很多。收紧招生，比例将更加减少。停止扩招，更不利于社会流动。
　　在停止本科扩招时，《意见》并没有收缩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而是把增量放在“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也就是说，就“文凭”这一符号来说，放在高等教育的高端和低端。
　　从形式上，这将意味着，这一公共政策传导到社会阶层结构上，可能会使发育已经受到阻碍、呈现“下流化”的中产阶层，将更缺少未来的阶层成员。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的情况下，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难以得到扭转。
　　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目前为26.5％，虽然学生总数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总人口中的大学生数”并不高。发展职业教育这一方向是对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缺乏大量的技术工人，但以抑制本科招生人数为代价，有点牵强。另外，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转型，对本科生的需求并不会萎缩。
　　最好的办法，也许只是把《意见》当成一个临时性的政策，根据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予以调整。同时，教育本身也不能单打独斗，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得到教育资源的大量投入，也需要在分配标准、社会评价上，改变社会对整个职业教育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