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主体与信息环境的双向建构】政治参与的主体

　　摘 要：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审视，网络政治参与不仅是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信息政治（informational politics）的一种民主政治策略，而且是信息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文化层面深入到信息生产层面看，网络政治参与打破了“主-客”二元关系，形成了主体与信息环境之间的互动。一方面，主体需要利用文化符号适应已有的信息环境，其所产生的文化反应进一步塑造了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另一方面，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在满足对信息自由和平等诉求的同时，主动建构了全新的信息环境空间。网络政治参与主体与信息环境之间的双向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信息环境的生态平衡。
　　关键词：政治参与；文化符号；信息环境；信息平衡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8/09-0045-05
　　作者简介：曹昱（1978- ），女，江苏南京人，南京林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哲学。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作为现代政治学中的术语被理解为一个旨在影响政治决策的概念，依据美国学者亨廷顿和纳尔逊所给出的定义，即“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1］。政治参与的主体必然会与从社会结构中滋长出的民主环境相互作用。在互联网成为继报纸、电台、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体”之后，网络信息空间在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全新虚拟环境的同时，也影响了政治参与主体，催生了“信息政治”。“信息政治”不仅在信息化时代是政治空间的媒介，而且也构成了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在曼德尔所称的“信息资本”的后现代背景下，本文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坚持以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全部社会存在和运动的本质和基础”［2］，探讨信息方式下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生产之间的密切关联，试图为网络政治参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信息环境塑造网络政治参与主体
　　信息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已然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信息化发展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强调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信息资源的基础上，促进主体间的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社会发展。可见，“信息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程，或简单的现代信息的应用问题；更重要的，信息化是一个社会的进程，即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过程”［3］。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及其空间布局构成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知识创新、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并构成了信息环境的要素。由信息技术所引起的变革来自于无所不在的信息流，这些信息流则构成了信息环境。信息环境中的信息流必然会对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产生直接的影响，并将集中体现在政治交流领域之中。
　　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空间为政治交流提供了全新的信息环境。“在网络空间这一独特的、虚拟的平台上，因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和公共意志的推动，诞生了诸如网络论政、网络监督、网络宣传、网络评判、网络互动等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方式，并开辟了扁平化、交互性、及时化的网络政治空间这一新型政治参与载体。”［4］网络政治空间的开辟，从而使网络政治参与得以不断运行必然有着内在的能动机制。一方面，交流主体需要具有一定的信息民主和法制意识；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环境可能通过激活参与主体的信息意识，满足信息需求，从而促进对政治交流主体的塑造。只有当信息环境对主体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时，虚拟网络才可能转化为现实力量，为政治空间的建构提供开放和有效的技术支撑。
　　网络空间不仅成为提高公众民主政治觉悟的信息环境，而且也培育和提升了公众的信息民主、公正和平等意识。信息环境中的民主诉求强调了政治交流在政治活动中的突出作用。一直以来，无论站在何种政治立场上，政治交流都被认为是通达民主的必经之路。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了政治对话的作用，呼吁增加政治对话的机会，提高对话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例如，远程民主论和协商民主论都将公众设定为政治交流的主体和政治决策的主体。前者认为建立在发达的通讯信息技术之上的大众传媒、舆论调查等制度成为搜集公众意见的容器，从而使公众构成了新政治主体，形成了推动民主的现实力量基础；而后者则作为前者发展的一个结果，预示着如果公众与政府直接就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就有可能实现平等的政治交流。事实上，网络媒介的出现不仅在技术层面上改变了政治交流模式，更激发了交流主体的民主平等诉求，促进了主体对民主和平等意识的提升。理解和沟通作为政治的基本原则不仅是网络政治交流的前提，而且成为利用网络媒介的一个必然结果。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对话、辩论等公民参与方式极大地增强了交流和参与主体的主动性。
　　信息环境的虚拟性也增强了主体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为了维持稳定与秩序，组织必须防护自身以免受外力的影响而发生变动，而藉由此一方式，亦足以维持组织的生存并保护其成员的利益。”［5］个体对于组织和秩序的依赖性得到加强，并在一定程度上生发出信息政治的内在动力，进而推动“公共领域”的发展。西方一些学者，如丹尼尔?贝尔等未来学家们认为，随着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官僚制度向网络组织形式转变以适应信息政治模式的需要，参与制民主将获得突出的地位。一方面，信息政治模式充分体现了参与制民主的本质，即公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将不依赖于自己的代表而直接参加与自己利益有关的决定，突出了公民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信息政治模式也实现了公民松散力量的凝聚，培育了公民的群体意识。网络政治参与的实施需要主体保持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之间的张力。网民松散力量的凝聚需要相互间的信任，而信任度则反映了对他者和自我关系的把握程度，在网络政治交流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能力指标。网络政治参与所建立的关系指向的不是学缘、业缘或者是趣缘，更多地是立场和观点的一致性，网民的主体意识也就投射在由交流而构筑起来的网络意见之网上。可见，这种张力意味着，“由于电讯科技的前进，一个信息的秩序……在一个意料以外的世界中推行”，并最终突出地表现在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具有对网络空间秩序进行主动治理的意识和能力。面对信息空间中的信息自由主义所引发的信息泛滥，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伴随着“公共领域”的建构，逐步形成了共同的目标，即发掘并有效利用信息，维护网络空间秩序。秩序作为“事物的一种状态”［6］在网络空间中所体现的不是制度、规则被服从或是被遵从的结果，而是通过网民个体在政治参与中形成的带有自我规范性的软约束，从而网民群体自觉遵守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