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柏拉图治国思想的相通处|如何评价柏拉图的治国思想

　　摘要：荀子和柏拉图的思想分别在中国和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的地位，虽然两者在产生和发展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两者在治国思想上却有很大的相通处。面对当今日益多元的的文化背景，各种不同文化之间及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本文从荀子和柏拉图的治国理念入手，以期达到对两者的全面了解。
　　关键词：荀子 柏拉图 社会建构 相通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对先秦时期的思想具有总结式的贡献。柏拉图是古希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 他们都是乱世求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一是寄希望于圣主明君；二是寄希望于教育，通过礼法教育培养治国人才。具体来说两者有以下的相通处：
　　一、强调”分”的社会建构观念
　　荀子和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社会的共同特点是，社会由不同的等级组成，各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各等级之间互不逾越、互不侵犯。同时各等级之间又互相合作，和谐共存的，用荀子的话就是“群”而“分”。
　　荀子注意到，人类不同于动物而且优于动物的地方就是“人能群”，人类是群体性生存与生活的。人类又何以能结成一个群体呢？回答是“分”，这里的“分”指社会分工，也指等级分别。正如荀子所言：“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出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那么“分”又靠什么来维系呢？荀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另一个是：“分莫大于礼”(《非相》)。显然，前者主“义”，侧重于道德教化；后者主“礼”，侧重于礼法制度。1荀子通过阐述“群”和“分”的关系以及维系“分”的方式为自己的社会建构的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柏拉图的理想社会中的公民(奴隶除外)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武士和生产者。其中统治者指哲学家，他们是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是生来含黄金的人。他们具有智慧的美德，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武士属于第二等级，是生来含白银的人，是次优的人物，他们具有勇敢的德性，他们主要负责辅助统治者、保卫国家。处于第三等级的是生产者，主要包括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生来具有铜和铁，他们的美德是节制，他们的职责是从事劳动，以供养第一、二等级的人。这三个等级各安其分、各尽其责，互不干预其他等级的事务，和谐相处，这就是正义。2
　　二、“圣王”和“哲学王”的相似处
　　之所以拿“圣王”和“哲学王”进行比较，主要因为两者有以下的相似处：
　　（1）两者均被认为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在荀子的心目中，“圣人”被等同于“圣王”。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圣人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和深邃的智慧，就应当成为一个国家和整个天下的领导者。而圣人成为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方式就是“隆礼重法”，即通过礼法并重的方式来建构国家体系。
　　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柏拉图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理念。这是由于这一思想深深根植于他的哲学基础。柏拉图把世界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真实存在的“相”世界(理念世界)是知识的对象；另一个是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现象世界。理念世界是现象世界的原型，现实世界是以理念世界为原型创造出来的。4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掌握了理念论才能看出现实世界的种种弊端，并找出相应的救治对策，所以哲学家应该成为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哲学王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成为哲学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成为哲学家。“哲学王”的基本含义就是让哲学家做统治者，或让统治者爱上哲学而成为哲学家。
　　（2）由“圣王”和“哲学王”统治之下的理想社会蓝图具有相似处
　　在荀子的设想中，圣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多而化一”，也就是“公”，它的理想境界就是“大同”世界。柏拉图也为后人描绘了一幅哲学王统治下的理想国的图景：国家地理面积适中，以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相识为度。国家公民分为统治者、武士和生产者三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德性。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统治者和武士没有私产和家庭，因为私产和家庭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理想国特别重视教育，因为国民素质的优劣决定国家的好坏。可见”大同”世界和”理想国”都体现了一种人类共同体，都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公”是它们的一个根本特点。只不过，理想国的“公”与大同世界的“公”并不完全等同。但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它们在中西政治思想史上，特别是对乌托邦思想，都具有深远影响。
　　（3）“圣王”和“哲学王”尽管不可能真正的实现，但都可以得到一种“变相”的实现。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圣王”，却出现了大批“王圣”，即帝王自居为“圣王”，或为其臣下吹捧为“圣王”。这些都不过是假圣王。圣王的本意是“圣人最适合当王”，但历史却造成了“帝王最适合当圣王”。从而美化了君主形象，强化了君主专制。“哲学王”在西方历史上也有相同的遭遇。中世纪的“教皇”可视为“哲学王”的一种折射。
　　总之，不管是“圣王”，还是“哲学王”，实质上都包含了两个方面，即“内圣”与“外王”。这两方面虽然可以从理论上结合，但在实践中总是很难结合，造成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最终使圣学、哲学失去了在人们心目中的应有的色彩。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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