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期刊 文学教育应当回到文学教育自身

　　文学教育说起来简单，但细究起来，却是十分复杂的。首先，文学教育是广义的既是社会的文学教育，又是学校的文学教育，这两者无论是教育主体还是教育对象都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其次，即使是学校的文学教育，也因学校的层次不同而有所区别。小学，中学，大学，层次不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自然也不同。再者，即使是大学的文学教育，也有院系的专业教育与其他系科的非专业教育之分。最后，文学教育自身也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文学教育既是指通过文学作品这一特殊形式对人进行的人文素质教育，也是指通过文学知识的传授对人进行的专业训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之，文学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理性的建设。本文讨论的文学教育主要是指当代中国大学中文系(文学院)的专业文学教育。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教育成为当下中国、特别是教育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文学教育在当代大学体制内的边缘化。
　　在中国的大学里，中文专业曾经是青年学子追逐的热门专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得到社会尤其是青年人的追捧。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作品是‘人民生活的教科书’。”但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尽管中文仍是当今大学中的重点专业，但中文热早已变成了留在人们心头的美好记忆。与实用性的法律、经济、管理、新闻，甚至广告等等专业引无数学子竞折腰的现状相比，传统的中文学科在高校中受到青年学子的普遍冷遇，其在学校中的地位也在日益下降。
　　文学教育之受到关注，也与当下中国社会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精神不振现象有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物质上有了极大的发展，但精神的追求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大幅提升，相反，在某些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读书，尤其是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因此，重建人文精神确实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而对于精神家园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与责任的文学教育自然不能无动于衷。
　　综观目前有关大学文学教育问题的讨论，虽然也出现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但整体看来，建设性的讨论比较少，理性研究问题少，其中有两个倾向性问题值得提出并思考。
　　文学教育讨论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之一是将文学教育的作用扩大化。很多人都把文学教育的作用提得很高，比如有人认为：“人文教育能够为社会提供一种正确的精神价值导向!能够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它关系到一个民族心灵的塑造!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和民族的未来。”因此，“用文学艺术所昭示的乌托邦理想去提升世人的精神境界，从而文学教育在任何时代都成为必要，特别是现代社会流行的拜物倾向和科技理性导致人类精神水准和生存状态的劣质化之时，一些有识之士更是将文学教育视为救世良方”。“在这样一个欲望的时代，大学的文学教育理应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这是文学教育，但又不单是文学教育，是通过文学进行的情感教育、精神教育、灵魂教育，甚至是灵魂的拯救教育。但我们的文学教育并没有承担起这种神圣的使命”。
　　另外一种倾向性问题是将文学教育的功能实用化。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有用”与“无用”日益成为人们衡量某一学科有无前途的标准。为了生存，许多大学的中文系或是文学院纷纷开拓新的实用专业，而传统的文学教育却成了被人一再嘲笑的对象。比如有人就这样议论说：“高校中文系或文学院的教学目的和培养目标，似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适应社会多方面需要的文学教学、研究、创作、评论、编采、文秘、组织、策划、联络、管理等专门人才。”如此看来，中文系似乎只有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才有生存的必要。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也是不利于文学教育的讨论与变革的。
　　论者在这里将文学教育的作用扩大化，显然是近代以来文学救国思维的惯性发展。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基于对国家、民族的深深忧虑，从而提出了文学救国的主张，对文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这毕竟是特殊时代面对民族命运而产生的一种过激反应，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的时代，期望文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有所作用，无所厚非，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指望文学收拾人心，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事实上，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放大文学教育的作用，甚至把它视作救治社会疾病的一帖良方，很可能是一种无意义的精神自慰。“文学救国”几乎是一个没有成功先例的命题。
　　首先，文学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却不是社会的中心，也无法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诚如陈思和先生所说：“文学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大约都是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即使在西方社会里也是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从事或喜欢文学，不仅如此，要求所有人都去接受文学教育也是不可能的，有时可能会造成灾难。曾几何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去批判电影《武训传》中的阶级投降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此，重蹈那种把文学抬到社会中心的位置，夸张地要求文学承担各种意识形态或者各种非文学功能的责任，都只能是对文学自身的损害。事实上，文学不仅属于边缘化的社会存在，而且也只有处于边缘化的情况下才更有可能发挥其作用。因此，我们强调文学教育，不是要夸大它的作用，而是要恢复它本来该有的面目和在社会上的恰当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本来该有的作用。
　　其次，尽管文学具有强大的向善力量，但这种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当今社会中有许多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并不是因为他的文学修养不够，相反，有许多贪官的文学修养是很高的。另外一个更加极端的情况是，文学是审美的，文学家往往是以审美的目光审视他所处的时代生活的，因此，优秀的文学家与现实往往都有一定的距离感，他们敏感的知觉和犀利的目光，使之能超越时空制约，从而创造出流芳百世的艺术作品。但是，这种可以成就艺术大师的目光或审美理想放之于现实就未必有效，因为以审美的目光去看待社会，或者说用审美的态度去治理社会，很有可能造成社会更大的问题。
　　再者，过分强调文学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很可能引起反作用。如果过分强调其具教育性的一面，很可能把文学教育庸俗化为单纯的思想教育、品质教育的工具。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有过把文学教育与思想教育合而为一的实践，所有的文学教育都变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结果是消解了文学自身的意义与价值。2011年第12期《飞天》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经典名著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就说：“所谓文学经典名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不但培养了学生正确的思想政治的价值观和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和态度，更是将传统优秀的文化精神融于其中，是正确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内在于心灵深处的文化底蕴和行为准则。”其实，经典文学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有着超越于时代政治的人生内容。这种将文学教育思想政治化的现象，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特别突出，在这里，文学教育不是文学教育，而是变成了简单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