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时代同行者_民族精神的内涵

　　雷达先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标志性评论家，他是一位民族精神的时代同行者，是一位关注灵魂的文学经历者、思想者和言说者，一位文学良知的阐发者和文学精神的探究者，更是一位文学责任与使命的主动担当者和守望者。30余年来，他坚持文学立场和文学批评内在法理，探究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状态，中正地阐发了其中可贵的精神品质。世纪之交，雷达在努力探究信仰基础上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指归，焦急地发出了爱的、秩序的、肯定的、积极的、光明的、希望的、信仰的、正常的、永恒的呼吁。
　　透过雷达的评论世界，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所展示的精神状态的不同层面、不同色调、不同诉向和不同品质。他有关“农民与土地”“历史的灵魂”“文化背景与哲学意识”“创作主体论”“寻根”“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民族灵魂与精神生态”“终极关怀”等文学思潮和现象的论述，无一不在思考和发现一个时代民族的精神状态，而这恰恰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所以，反思这样的文学评论世界就是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状态，有助于当下文学汲取更健康的精神资源，更正面积极地进行当下文学理论建设。
　　一、质疑反叛中“人”的发现
　　与“五四”新文化的基本精神资源有关，新时期文学一开始指向反叛与质疑。不同时段有不同主义、理论，涌现了品类繁多的风格、流派和姿态，但基本精神中充满太多否定和颠覆，质疑和反叛，甚至于放弃是非标准和正误标准而把是否具有质疑与反叛看做衡量文学内在价值的重要标准。
　　十年“**”结束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春天气象，但横扫天下的怀疑主义精神没有改变。“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是当时众多文本的精神定位。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有人生经验和文化立场的正当性。这反映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现象：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不是来自永恒、绝对、无限的真理，不是源于与宇宙世界共存的法理、规则、律例、诫命，而是来源于随时随势变化着的零碎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杜亚泉之所以把中国社会定义为“游民社会”，是因为该社会“无恒业”、“无恒理”，无合乎人道的幸福健康人生。在雷达的文学评论世界中，也可以看见中国当代文学呈现的一些实相。如《芙蓉镇》里的王秋赦；如莫言之红高粱系列；再如贾平凹制造的“废都相”，在绝望中“逍遥”的“士”“儒”们。
　　然而，在这个时刻，雷达却将关注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人”的发现上。从新时期一开始，他‘就抵制了那种从作品中抽出政治结论的武断评论，而是从艺术规律的要求、从美学观点的要求出发，对作品进行有说服力的艺术分析。他的评论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的，而是从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心灵的实际出发的，富有现实的和生活的气息”。
　　当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等“伤痕文学”作品发表，文坛上批评的声音很多，但《文艺报》和《文学评论》共同举办了正面研讨“伤痕文学”的会议，雷达以《文艺报》记者名义发表的《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就是当代文坛上较早发现“人”的文章。
　　1978年初，雷达指出，《班主任》“救救孩子”不仅是作品中张老师的呐喊，也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呐喊。《人民的心声——赞(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现》一文是雷达对“人”的发现的进一步肯定。雷达认为，尽管《班主任》等短篇小说有不同程度的不足，但它们敢于大胆地“看取人生”，喷射着人民感情的炽热岩浆，回荡着时代精神的有力旋律。1980年4月，雷达写下了《灵魂奥秘的揭示》，文中以《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乔厂长上任记》《记忆》《重逢》等小说为例，详细分析了文学如何深刻揭示人的灵魂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文章中，雷达始终关注文学作品中“人”、“人的灵魂”。这使他具备了进入宏阔视野的可能性，也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文学评论中寻找到当代文学的主流，并留下了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串足迹。
　　二、多元并存中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面对30余年来的中国文学，雷达说：“这三十年，中国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灵魂的主线?”雷达认为，主线是有的，那就是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的主线，“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和社会形态来看，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雷达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寻找“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人性、人的权利、人的尊严被不断重新提起和研究的时代”；到1990年代，“人”还没有寻见，启蒙工作才开始，寻找的工就开始收了，还没有拥有神圣、庄严，就开始告别神圣、庄严而走向了世俗化、欲望化、商业化、消遣化时代。至此，雷达开始了对民族灵魂发现与重铸的细致探寻。
　　首先，雷达对民族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与探究。雷达说，在《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可以明显看见作家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定的看法，看见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宽厚、仁爱的人伦情感和道德情操。1990年代的社会问题小说《抉择》《天网》《中国制造》《大雪无痕》等“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左手》《桑烟为谁而起》《双鱼星座》《私奔》等女性主义长篇小说“随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她们与男性、男权的对立冲突中所表现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和平等等意识的吁求，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如张洁的《无字》，写“女性特有的痛苦，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悲剧”。进入新世纪以来，“‘欲望化写作’为核心的选材倾向直接导致了官场小说、犯罪小说、都市时尚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的盛行”。此类文本对眼见感官的重视过于精神本身。《中国农民调查》《泥鳅》等直面“三农”问题，讲述“歧视与屈辱”，“透露出作者在面对社会问题的庞然大物时的无力解决的困惑”。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王蒙《尴尬风流》、阿来《空山》、余华《兄弟》、刘醒龙《圣天门口》、王安忆《遍地枭雄》、毕飞宇《平原》、北村《愤怒》、杨志军《藏獒》、曹文轩《天瓢》等在人的内在精神的探究方面进入了一个比较沉稳的阶段，所展示的空间也空阔了许多，“从家族、地域、乡土、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深究与考察，有的还试图寻求民族灵魂的强健之路”。确实出现了一些精神价值高的作品，如宗璞的《南行记》《东藏记》，“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操守、道德理想、文化品质以至心灵历程的探索和描绘”，对知识分子的学养、才情、气质、心灵的探讨有显著的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