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已然远去的“士大夫”:士大夫

　　2012年3月10日15时52分，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76岁。朱维铮先生继承了经学研究的正统，是有士大夫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气息的最后一代人，被誉为“最后的经学家”。噩耗传来，复旦大学校园抹上了一层浓浓的悲伤气氛，更有媒体惊呼：“又一位史学大师化羽去了，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火气大、讲话不讲情面是朱维铮给外界的一个主要印象，在学术上他更是不会随大流、人云亦云，也因此得罪很多人，常常遭人骂。比如他说“孔子是私生子”一度遭到很大非议。因为这个原因，他还曾受到威胁，但他说：“要我向他们道歉，否则就到法院告我。我一直在等他们的传票，传票来了我自己去辩护，我把当年写作的东西都找出来，就等着他们找我打官司。”
　　复旦大学文博系主任杨志刚是朱先生的学生，他表示，朱先生脾气大，但对学生，除了课业上的责难外，一直平易温和。他求学时常去朱先生家请教问题，“朱老师经常躺在床上跟我聊天，一点架子都没有。这种言传身教的机会，太难得了。”朱先生的另一位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廖梅谈到朱先生给她的最大影响时表示，先生治学的方法是让事实说话，这也是他对学生的教诲。“朱先生是一个通过学术研究的语言表达个人现实关怀的学者，一方面他很真性情，一方面他也守住了学术界限。”廖梅说，“我最后一次看望先生是星期六下午，他虽然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但生病期间，凡有人拜访，他都坚持起身，坐到椅子上和人聊天。这不单是他的顽强，也是他对人的尊重。”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易中天评价说:“先生脾气大但架子不大，骨头硬却内心柔软，可谓既有风骨又很谦和，极具学人风范。”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也是朱维铮的学生，他回忆起1986年的一次会议：“那是一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会议。朱先生要我们都写一份会议纪要交上去。结果每个人的纪要都被朱先生用红笔划掉了三分之二。他告诉我们，历史系的人写文章一定要做到‘陈言务去’。这句话我受用终生。”
　　2006年7月14日暨朱维铮七十华诞之际，德国汉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授予学位仪式上，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傅敏怡教授和埃森文化研究所所长吕森教授分别致词，高度肯定了朱维铮的学术贡献，并赞扬他为“低调的大师”。而朱维铮先生则始终谦称自己为“一名中国历史研究的从业者”。
　　在生病的最后几年里，朱维铮依然坚持活跃在教学和著述上。他受邀出任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学术顾问，对此倾注了无数心血。他说：“没有这些大师，就没有中国百年的学术、教育、思想、科学等成就。但现在我们的报纸上，大师满天飞，阿猫阿狗都可以是大师。打开今天的报纸，一些假大师还在神气活现。在我看起来，辨别真假有一条就是，看看真正的大师是怎样的，可以看穿什么是‘假大师’，什么是‘吹牛大师’。我希望看到更多大师，但很遗憾，现在大师比以前少得多了，这就让我们回顾历史时更有意思。”
　　对于大师的定义，朱维铮说：“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去年12月中旬，已是肺癌晚期的朱维铮先生，刚从中山医院接受阶段性治疗结束回家，便坚持到教室中，为本科生上好最后一堂课。他知道自己身体虚弱，行动不便，特意嘱咐助理提早接他到教室。上课的地方在复旦大学五教的三楼，朱维铮走上三楼，在休息室里整整休息了半个小时，才缓过劲来。随后努力让自己进入最佳状态，为学生讲完两堂课。这是先生给复旦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一堂课。
　　上海电视台《大师》栏目对这堂课进行了全程记录。“就到这里”，朱维铮讲完这最后4个字，起身退场，他仍坚持着不让学生搀扶，缓缓走进教师休息室。10天后，他入院，再没能出来。
　　朱维铮的课“就到这里”，他的人生也“就到这里”。唯愿他的思考和求索远播。
　　热点悦评
　　朱维铮先生在学术界、思想界奋战了半个世纪，“博学慎思，敢讲真话，尽到了一位正直的史学家、经学家应尽的学术责任”。治学就是做人。对于一所大学、一个社会来说，这样一位认真读书、认真教书、认真做人的学者、教授的“气场”，就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对于我们中学生而言，无论是为学作文，还是做人处事，朱维铮先生无疑都是一面弥足珍贵的镜子。
　　话题拓展
　　真性情；大师何以为“师”；求真与务实；风骨与风度；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令人感动的一堂课……
　　（来源：《中国青年报》、人民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