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 阴翳礼赞 从《鹤唳》看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趣”
摘要：日本唯美派大师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他心中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中国情趣”。在谷崎的一系列中国题材作品中，最能反映他“中国情趣”的，当推发表在《中央公论》大正十年（1921年）七月号上的小说《鹤唳》。在作品中，谷崎通过塑造靖之助这一形象，对自己的“中国情趣”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本文试图以靖之助为中心对《鹤唳》进行分析，发掘和探讨作品中体现的谷崎的“中国情趣”。
关键词：《鹤唳》 谷崎润一郎 “中国情趣”
1 引言
众所周知，日本唯美派大师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自幼受中国文化熏陶，一生中仅有的两次海外旅行也都以中国为目的地，在他心中一直怀有一种“中国情趣”。作为一位高产的作家，谷崎更是创作了众多中国题材作品，如他早期的名作《麒麟》、《人鱼的叹息》，以及创作于第一次中国之行后的《苏州纪行》、《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天鹅绒之梦》等“中国情趣”作品群。
“中国情趣”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央公论》大正十一年（1922年）一月号中，在当时它还是个暧昧不清的词语，不同艺术家对它的理解亦有所不同。现今，我们已经可以对“中国情趣”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了，即“流行于大正时代的、针对中国的一种异国情趣。” 因此，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趣”也就可以理解为作家谷崎针对中国的一种异国情趣或特殊情结。
在谷崎的中国题材作品中，最能体现他“中国情趣”的作品当推发表在《中央公论》大正十年（1921年）七月号上的小说《鹤唳》。《鹤唳》是一部充满“中国情趣”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靖之助是作者谷崎的分身，他对中国的极端憧憬和崇拜正是谷崎“中国情趣”的扩大化。本文试图以靖之助这一形象为中心对《鹤唳》进行分析，挖掘和探讨作品中体现的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趣”。
2 谷崎的两个分身与《鹤唳》的主题
为了表现《鹤唳》的主题，谷崎在作品中设置了两个相当于自己分身的人物。在具体分析作品前，有必要先对隐藏在其中的作者的两个分身进行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鹤唳》的主题。
2.1 谷崎在《鹤唳》中的两个分身
谷崎在《鹤唳》中设置了“我”和靖之助两个主要人物，而这两者均可视为谷崎本人在作品中的分身。
“我”与谷崎的联系从作者年谱以及小说文本中即可看出。据年谱显示，谷崎于大正八年（1919年）十二月从东京本乡区曙町迁居至神奈川县小田原，并在那里一直居住到大正十年（1921年）九月，就是说谷崎从创作到发表《鹤唳》，均处在这段“小田原时期”。谷崎虽未在《鹤唳》中明确指出故事发生的舞台，只说那里是据东京不远的海岸小镇，但通过作品中对其特征的一些描述，如：“南面临海，自北向西被高山环绕” 、小镇中有“城址公园”、环绕小镇的山丘上遍布 “梅林”和“蜜桔田”等，还是不难发现所谓的小镇就是指谷崎当时的居住地小田原。由此可知，《鹤唳》不同于《人鱼的叹息》、《天鹅绒之梦》等完全出自谷崎幻想的作品。它与《西湖之月》相似，是一部建立在真实世界基础上的、带有作者自传色彩的作品。因此，小说中的“我”自然也就可以理解成谷崎本人的分身。
靖之助虽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却并非完全出自作者的想象。从作品中对靖之助的描述来看，他与谷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怀有“中国情趣”，如：两者都对中国古典文学抱有兴趣，都对中国怀有憧憬之情，并且都到过中国。由此可见，谷崎在创造靖之助这一形象时显然有意将自己的“中国情趣”投射其中，换句话说，靖之助是基于谷崎的“中国情趣”和个人经历而虚构出的人物，当然也就可以视为谷崎本人的另一个分身。
2.2 《鹤唳》的主题
至于谷崎为何要在同一部作品中加入自己的两个分身，还要从《鹤唳》的主题说起。
《鹤唳》与谷崎先前创作的一系列“中国情趣”作品在主题上有所不同。谷崎在这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是自己不断增强的“中国情趣”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对日益高涨的“中国情趣”的反思。因此，才需要这两个性质和功能截然不同的分身，靖之助是谷崎“中国情趣”的极端化，“我”则代表谷崎理性的一面。“我”作为一名理智的观察者和叙述者，向读者传达了自己关于靖之助的所见所闻。作品中找不到“我”对于靖之助的行为的评论性语言，“我”只是负责不带任何感情地向读者讲述故事，至于是非曲直则完全交给读者判断。事实上，当时的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只能以悲剧性的结局突显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达对心中不断高涨的“中国情趣”的反思。
3 《鹤唳》与谷崎的“中国情趣”
《鹤唳》是一部反映谷崎“中国情趣”的作品。事实上，靖之助作为谷崎在作品中的分身，与谷崎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怀有“中国情趣”。我们可以在靖之助这一人物身上看到谷崎本人的影子，通过分析《鹤唳》中靖之助的“中国情趣”，可以对与谷崎的“中国情趣”相关的问题作出回答。本章从靖之助这一形象入手，分三节对其“中国情趣”进行具体分析，进而对谷崎产生“中国情趣”的原因，第一次中国之行的动机，中国之行后“中国情趣”的高涨，以及对“中国情趣”的反思等问题进行探讨。
3.1 “中国情趣”的产生及其原因
靖之助的“中国情趣”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本节先对靖之助产生“中国情趣”的原因进行归纳总结，再结合谷崎的实际生活说明谷崎的“中国情趣”是如何产生的，由此揭示两者的相似点。
靖之助产生“中国情趣”的原因可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祖父的影响。靖之助的祖父以行医为业，同时沉溺于中国古籍和诗文中，他不但在家中建造了中式庭院，还在其中修葺了名为梅崖庄的草庵作为隐居之所。由此可见，靖之助的祖父也是个怀有“中国情趣”的人，自幼就和祖父生活在一起的靖之助会受到他的影响也不足为奇。二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厌恶和逃避。靖之助幼年丧父，在祖父和母亲的抚养下长大，是个极其任性的独生子。中学时祖父去世后，他的性格逐渐变得阴郁。为了逃避现实中的不快，靖之助整日游荡于花街柳巷，饮酒作乐。从东京帝大中文系毕业后非但不去求职，反而过着更加放荡的生活，“一有钱便去东京玩上几天，偶尔回到家中就立刻躲入梅崖庄，醉心地阅读祖父留下的中国古籍”。在母亲劝说他结婚时，靖之助则推辞说：“日本真无聊，我想去外国看看”，“母亲要是不在了，我就立刻到外国去”。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靖之助对现实生活是极其厌恶的，饮酒、找艺妓，甚至阅读中国古籍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逃避行为，当靖之助产生想去外国的想法时，这种逃避现实的心情已经达到了很深的程度。也就是说，来自祖父的影响使靖之助对中国古典产生了兴趣，“中国情趣”在他幼小的心中生根发芽；对现实生活的厌恶则逐渐深化了靖之助心中的“中国情趣”，这令他越发厌恶本国，并产生了远走他乡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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