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脚：中国的地母形象与苦难之神:地母

　　《太阳最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下引该书只标明页码，不注明出处)作为一部长篇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没有当下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的所存在的煽情和喧嚣，整部小说沉静地对一段特定历史中的真实生活进行了本真的追溯，重新勾勒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充满了革命激情的时代的轮廓，极为真实地还原了一段家园飘摇、充满血与火的斗争的沧桑历史。傅大脚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形象，表征着中国女性传统精神内涵中生生不已的特质——地母形象与苦难之神。
　　傅大脚生活在革命年代，生命个体无可回避第被时代之潮所席卷。作家通过对她一生的书写，完成了对她所具有的两种特质的刻画。她既是中国地母形象的化身，竭尽全力完成维系生命绵延不绝的使命，具有勤劳、受难、牺牲、坚贞、坚韧等精神品质；她又是苦难之神，完整地展现了一个女性如何在苦难中度过一生。小说中未提她的本名，“傅大脚”是因能干和脚大得来。在中国大地上有很多这样的女性生活过或正生活着，傅大脚形象背后是一群中国女性，她们可能是王大脚、李大脚……这些大脚们也许生活的时代、地域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透过傅大脚，我们得以看到这个女性群体在历史中留下的属于她们的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记。
　　一、中国的地母形象
　　傅大脚是联系着傅、王两家的关键人物，对于小说中两位男主人公傅立松、王幼勇而言，她是他们精神、血缘层面上的共同的“母亲”。幼时的傅立松只有在姐姐傅大脚的怀里才肯安静下来，“因为老姐身上留着母亲的奶味”(第17页)，他们的母亲是地位低下的妾，除了照顾他们的父亲还要照顾父亲的正房，没有时间给予自己的孩子关爱和照顾，亲生母亲在傅立松的世界中一直处于缺失状态，填补这一缺失的正是傅大脚，而傅立松对她的情感远远胜过了亲娘。嫁到王家之后的傅大脚一共生育了七个子女，她隔年一个地生儿育女，“一次次体验人浮在空中的幸福感”(第73页)。在丈夫早逝的情况下，辛苦地将孩子抚养长大，她既给予了王家兄妹生命，又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代替父亲担负管教之责，女性在人类史上辛苦孕育生命、繁衍生息这一特质在她身上尽显无遗。
　　傅大脚具有中国母亲所共有的特征，宽厚，慈爱，坚韧，勤劳，将自己全部精力和情感都奉献给了子女，但她与以往的革命题材文学创作中的母亲形象不同。在近年的革命题材写作中，母亲形象通常处在缺失或是失语状态，她们大多作为通情达理、支持革命这样的伟大的英雄母亲的符号存在，文本并没有对她们的情感世界进行深入的发掘。她们隐蔽在英雄的光环之下，充当着为英雄的光辉形象锦上添花的背景。在《太阳最红》中，作者独特的视角使得书中最为重要的女性傅大脚不再只是一个代指英雄母亲的意象符号，而是有血有肉饱满的鲜活形象，她不仅有着极为鲜明的个人特征，还有着因处在亲情漩涡中而衍生的爱恨纠葛的情感世界，成为了艺术上独特的“这一个”。
　　傅大脚出生于地主之家，婚后丈夫去世，她养活儿女的经济来源就是用娘家陪嫁时所赠的土地，每年对佃户收的一些租子，要一个这样的农村母亲对革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显然不符合客观现实。傅大脚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革命，她和全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愿望很朴实，希望自己孩子现世安稳，娶妻生子，衣食无忧，不用再为之操心，仅此而已。所以，她竭力阻止大儿子王幼勇参加革命，用吸**的行为强迫他留在家里；她跟踪去参加观音洞会议的儿子，隐约发现了三个儿子都在做着危险的事情，一向看不惯山里女人嚎哭的傅大脚来到丈夫坟前，在白雪茫茫中嚎啕大哭。母亲不希望儿子涉入是非，但儿子的决定显然已不是她所能改变，她唯有以哭宣泄心中深深的乏力感和对未来已能预知的恐惧；随后傅大脚又在王氏祠堂中看到了子女入党宣誓的一幕，这让她“心猛地一紧”、“踉跄着，跌了一跤”，她感觉“王家大祸临头了”(第62页)，并连夜找兄弟傅立松商量对策，希望能制止子女的行为，将他们拉回平静的生活的轨道。
　　傅大脚对革命从始至终都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支持，最初她甚至极力反对儿子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与我们所一直歌颂的“精忠报国”文化传统相悖，但这个相悖丝毫没有损毁傅大脚的人物形象，小说显然是从真实生活的角度去塑造傅大脚这一母亲形象，在这种角度下，一个普通母亲的心理被真实还原，从历史中打捞出的是一份没有被打上任何意识形态价值观烙印的纯净的母爱，这个母亲形象从而更加有血有肉，生动可信。
　　女性，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女性在人类生存中肩负着极其重要的重任，她们不仅繁衍生命，还要努力寻找提供生命能量的食物，让生命得以生存。生存是人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粮食又是生存最基本的物质前提，著名作家刘恒在小说《狗日的粮食》中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傅大脚给了七个子女生命，将他们养育成人之后，依然在为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的生存苦苦努力。小说在满篇血与火的斗争之外独辟一处，以深情优美的笔触描绘了傅大脚做豆豉的过程，这一段落在充满枪声硝烟的文字中犹如一所世外仙源，美好而又温情，闪动着家的温暖和母爱的光辉。傅大脚“提着篮子走在春天里”(第64页)，“像大别山所有的娘一样，虽然有满肚子的心思，但必须做每天打开大门后必做的事”。“在大别山里做娘的一日三餐的心思，从古到今虽然千变万化，却永远温暖地重复着，一是新鲜的，二是发酵的”。“大别山里一代代的娘，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像蜜蜂一样，忙忙碌碌重复地做着这两件事，温暖着儿女也温暖着自己”。(以上皆第65页)哪怕是在儿女开会要分地，傅大脚也害怕子女饿肚子，准时送到“新鲜的青菜，酱红的豆腐，雪白的米饭”；革命如火如荼之际，红白割据，断了盐路，傅大脚又用土法熬盐，送给王幼勇以维持他的体力；她熬米汤养活孙子，立下承诺，“有奶奶活的就有你们活的”；黄麻起义胜利的第一天，她也在送饭的队伍中，面对儿子的询问，她说“我怎么不来，我的儿要吃饭啊”。(第152页)
　　二、中国的苦难之神
　　苦难叙事一直是文学绵延不绝的基本主题之一。存在主义认为苦难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人类只要存在就无法摆脱苦难，人不与苦难抗争就会被其吞噬。生活里的苦难的形态可分为物质性苦难和生存性苦难，前者指由物质匮乏所引发，如饥荒；后者为不幸的命运引发。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华儿女对苦难从不陌生，他们在苦难中默默承受，用心生活，化解苦难带来的痛苦，努力寻求通往生命的本真状态之路，而负责繁衍生息的女性由于历史、风俗等各方面原因，从来都和苦难紧密相连，成为文学书写中的苦难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