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的歧境_麦丽丝重游辣境伦理云播
在现代知识分子所追怀的古代文人中，屈原和陶渊明是特别被青睐的两位。如果说遭遇放逐的屈原在流浪与行吟中绽放的沉思和内省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精神的象征，现代作家对楚辞世界的向往无疑蕴涵了今人与诗人千古遥契的缘分，那么，现代读书人对陶渊明的热情则是从另一种“放逐”中发现了逃离的魅力。但人在江湖，30年竟如一只“缀网劳蛛”，“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终究是“万里乾坤，不如归去”！这种“归去来兮”的生命选择也正是一种文化选择，使得“采菊东篱下”的陶潜被尊为“平淡之宗”，甚至在历代文人心中成为卓然自洁、道德正义的符号。而上世纪末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的骤然逼仄，又赋予陶氏田园诗文以新的阐释空间，宁静自然、恬淡悠远的“桃花源”成为人与自然相融相洽的精神家园的象征，也成为新世纪文学“城市化批判”中的一个“关键词”。但是，现代文人面临的文化抉择更为艰难，决不是简单的或此或彼、或是或非的问题，在通往理想之境的道路上其心灵正陷入了深刻的伦理歧境。
一
无疑，文学对城市化的批判和对中国古典传统自然主义文学精神的重新开掘，乃是建立在对现代化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的恐惧之上的，并与世界性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生态主义思潮相连接。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要被“格式化”掉的区域，面对着不可逆转的乡下人进城的洪流，人们意识到在潮来潮往中丢失的不仅是个体的故土家园和传统文化之根，甚至整个人类都面临着“失根”的威胁。因此，对现代化、城市化的批判成为欧美学者的“精神传统”，如英国著名生态文学家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大地之歌》中所指出，环境已经完全变了，现在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诗人何为？诗人应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1］。无独有偶，中国文化中也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贵乡村、抑城市”的传统：这或出于“三纲五常”的诸般规约，例如居官者丧亲要回乡守孝三年，一个读书人就不可能剪断连接乡村的脐带；或出于传统农耕文化的贱商重农、安土重迁的心理遗存；或出于作为乡村“叛逃者”的一种复杂心理。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农耕文明被打破，这种意识在知识分子心目中虽然发生了巨变，但“贵乡村、抑城市”的思想传统依然存在，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桃花源”的建构可谓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一个母题，从沈从文、废名到汪曾祺，再到张承志、迟子建……，一脉相承，川流不息，同时这也是20世纪文学一条可贵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传统。
在中国文学的城市化批判中，浪漫主义文学可谓不遗余力，浪漫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背弃庸常、拒绝同流合污的精神气质。1991年，贝特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首次从文学与文化的意义上把浪漫主义与生态学联系起来。那些带有原生态的文化复魅倾向的浪漫主义作家志存高远，梦扬云天，其回归“天人合一”的浪漫梦想本身就体现了对波澜不惊的庸常世俗和确定规范或各种意识形态钳制的反叛，闪耀着对失却家园的孤独、悲凉之精神生态的人文关怀。更为可贵的是，这些浪漫主义的激情描写勾画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图景，在为大地复魅的过程中恢复了乡土小说的诗性和神性的美学特征。
可以说，新世纪文学对城市的批判是通过对乡村的“怀旧”而实现。新世纪文学的城市化批判主题可以分为四个维度：一是以工业污染为着眼点，批判城市化对田园的戕害、对心灵的荼毒，例如张炜的《刺猬歌》；二是极尽书写资本强权下城市“吃人”的罪恶，如陈应松的《太平狗》；三是如贾平凹的《怀念狼》，从现代化造成的“人种退化”的忧虑出发来声讨城市；四是从城市吞噬乡村、使人们失去土地、失去“根”的角度（即从精神性出发）批判城市化践踏人性的暴虐本质。［2］这四个维度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指向，那就是将自然、人性放在神圣的祭坛上，在对城市化的忧虑和声讨中重新探查“重返乡野、皈依大地”的心灵之旅，甚至有一些文本一定程度上将城市“污名化”、“妖魔化”了。
城市化批判面对现实的千疮百孔、污浊横流，将乡土中国的愚昧、阴暗、狭隘、冷酷等质素置换为审美意象。我们看到，在刘庆邦、王祥夫、地丁、衣向东等作家笔下，乡村是充满了民间人伦淳朴温情的所在；在陈启文、晓苏等笔下，乡村被转誉为至纯至美的“净土”；而在张炜、红柯等作家笔下，乡野则是充满生命活力和激情的存在。这些创作以审美理想抚慰城市化的沧海横流下人心的苍凉和焦虑，应该说，其中蕴涵着文学应有的人文情怀。这些乡土作家背对城市的声色犬马，以审美姿态重奏乡土世界的牧歌，在对平淡简约、安详温馨抑或激情真挚、活力四射的乡村生活不断地回眸中表达着对大地的礼赞、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呼唤、对底层生存的关怀、对卑微人生的观照、对生命自然性的敬畏、对常与变的感悟，对抗着城市化过程中的信息爆炸、节奏迅疾、交往杂乱、知识密集、物质泛滥等对人性的挤压，自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所在。
二
值得警惕的是，在城市化批判中，批评家和小说家一道误入“桃花”深处，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自然”因素，夸张了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等观念对当下精神重建的功用。20世纪末以来社会急遽转型，人们再次遭遇了从历史惯性中甩出的剧痛，现实的诗意与荒唐结伴而至，因缘际会的狂热和英雄失路的悲凉相映而生，“天人合一”的古代生命理想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获得了复活的机遇。然而，对于生活在无序嘈杂的城市中人来说，虽然陶渊明田园诗文本然于心、行云流水的精神具有原始生态的魅力，其审美意境满足了人们对于本色自然和任运自由的呼唤，迎合了日新月异、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内心对于“慢下来”、“等等灵魂”的渴望，但是，陶渊明面对的“尘网”毕竟不是物质主义、科技至上，而是传统封建秩序等级中的“官网”，是官场的纷纭斗争。今天的情况要比陶渊明时代复杂得多，正如张炜所说：“我深知，当我书中的主人公在为一个梦想而痛苦万分的时候，我却一直想使自己生活在梦想里。于是，我明白，全部的‘你在高原’最终也许只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有一个梦想……”［3］，无疑，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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