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人的根，在土地]阮义忠 人与土地

　　“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门吧？”画家陈丹青极其推崇摄影家阮义忠1986年拍摄的一幅照片：在台湾屏东县牡丹乡的旭海村，几户人家被圈在岛内最神秘的军事基地里并等待搬迁，一排村民正在进行翻筋斗比赛。他们姿态各异，让阮义忠想起“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老病死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疑的业力，却一同注目着颠倒的人生而毫无所觉”。
　　这幅照片被收入阮义忠最新出版的摄影图文集《人与土地》中，并被作为封面。
　　阮义忠，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是少数被选入美国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洞察力，专注地用镜头记录台湾的社会现象。
　　26年前，陈丹青就毫不吝啬地赞美：“中国大陆关注‘世界摄影’或我称之为‘严肃摄影’的人士，若其年龄正在40岁上下，那么，阮义忠的名字想必在他们心中无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我甚至听说，好几位大陆摄影家把‘摄影教父’这样的尊称给予阮义忠。”
　　成熟温良的台湾根源
　　《人与土地》是阮义忠先生最有影响的作品系列之一。这部作品既是奠定阮氏影像风格之作，也是阮义忠一部带有自传性的作品。从《人与土地》之后，在朴素、踏实的温情中隐含着的那种弥散不去的乡愁就一直贯穿始终，形成了个人风格的台湾影像。这些影像在经历岁月考验之后，成为台湾社会风貌的经典缩影，也以其独特的岛屿文化品性成为当代摄影史重要的一页。
　　“人与土地”系列拍摄于1974年至1987年间，那是台湾**的最后岁月，台湾的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并与香港、新加坡、韩国一同跻身“亚洲经济四小龙”。
　　台湾的工业突飞猛进，乡村急速变迁，村庄在发展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农产品价值低落、人口外流、农药对土地和蔬菜的污染、运销中间商的剥夺……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阮义忠一头扎进了台湾乡村，一拍就是13年，累积了上万张照片。他从中精选出84张，于1987年在台北雄狮画廊举办了“人与土地”摄影展，轰动一时。他的新书《人与土地》讲述的正是这84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这些黑白照片被人们视作台湾乡村社会风貌的经典缩影，也有人说，阮义忠将一个充满问题的乡村彻底浪漫化了。
　　在一篇工作手记中，阮义忠这样回应：“我知道那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行为，我的相机，还没有拍出这些可敬的人们面临的一些困境……我太急切地想要把我的重生经验倾吐出来；太急切地想在我的整个自我救赎过程中，抓住任何可以让我看到希望的光芒。也许，人与土地要回到以前那种亲密的关系，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们，才会有希望。”
　　“我的摄影是对故乡的忏悔”
　　《人与土地》的最后一幅照片，是太太替阮义忠拍下的：1987年，他在“人与土地”摄影展开幕前夕，回到童年时艰苦劳作过的菜园，但“最熟悉的空间竟然陌生到难以置信，这种感觉令我对家园有着永难祛除的内疚”。“我的摄影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对故乡的忏悔。”
　　“近三十年来，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恐怕超过以往三百年甚至三千年。这不只是生产消费的失控、科技的滥用，也和人类的自大、贪婪及价值观颠倒有极大关系。”阮义忠在《人与土地》序言中说，“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动，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这些价值在今天的台湾、大陆还留下多少？”
　　在拍摄手记中，阮义忠这样写道：“我只知道，我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拍下来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通过我的相机，令我温暖和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噩梦醒过来，我已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经验是可耻的包袱。”
　　即便有人批评他的照片不够观念，传统而保守，阮义忠仍然相信，摄影有时就像双面镜，既映出对象的影子，也照出摄影师的感受，表面上好像是拿相机的人捕捉了什么，其实，被摄的却是他自己的心。
　　“摄影对我而言正是一种信仰，我相信透过照片的力量，世间的真善美可以广泛而久远地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