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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年春末的一个晚上，夜雨敲窗，分宜县学的教员宿舍里，宋应星就着一盏油灯奋笔疾书——与此前出版的《画音归正》、《原耗》、《野议》、《思怜诗》等书不同的是，眼下这部汇聚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与经验的《天工开物》因其贯穿始终的“实用主义”精神而成为他思想精华之所在，成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向僵化当局发出的一声呐喊。此时的大明王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陕西与政府军交锋；清太宗皇太极亲征朝鲜，明朝的援兵也挡不住他们的铁蹄，朝鲜被迫投降，唇亡齿寒，身居关内的明朝百姓已经看见了一抹女真人的刀光剑影。尽管身处远离战场的袁州府分宜县学，宋应星还是从紧张的空气中嗅到了一丝山河破碎之前的血腥味，隐约听到了帝国坍塌时的缕缕哀鸣。
　　停笔间隙，回首往事，六次会试无果仍然是心中巨创，钤山春雨浇淋着宋应星内心的隐痛。22年前的八月，自己跟随大哥应昇赶往省城南昌参加乡试，二人从一万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同榜中举且名列前茅，可谓意气风发。恰逢母亲60寿辰，双喜临门之际，兄弟俩相视一笑，默契中仿佛看见曾祖宋景称许的眼神。宋应星深信，重续祖上辉煌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嘉靖年间曾经官居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曾祖宋景，其发奋读书，功成名就的事迹早就通过村中长辈自豪的叙述而植入他的脑海了。只可惜，祖父宋承庆虽“文学优长，且志竞进取”，却“志未酬而身先卒”——26岁那年继曾祖之后离开了人世；父亲不满两岁便成孤儿，只做了40年的县学生员。而今兄弟二人同榜中举，邻里乡亲闻讯无不夸赞称奇，盼望他们光宗耀祖，重振门庭。然而，接下来的六次进京会试却成了宋应星人生的噩梦。
　　万历四十四年首次会试，不学无术的顺天府考生沈同和靠贿赂考官成为贡士之首，宋氏兄弟榜上无名。万历四十七年再度会试，仍未中，同赴会试的朋友姜曰广、涂绍煃则中，前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后者授都察院观政，都成了“京官”。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政，操纵科考，营私舞弊，宋应星他们自然更无机会得中。所以天启二年第三次会试，不中。天启五年第四次会试，仍不中。崇祯元年，朝廷开始清理魏党逆案，屡试不中，原本对科考已无奢望的宋应星以为新政伊始，或许机运来临，便又跟随大哥长途跋涉来到京师，第五次进入考场。可是，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榜上无名”。回到故乡后不久，84岁的老父病逝，二哥应鼎亦撒手人寰。一年之内，连失两位亲人，祖茔平添两座新坟。那段日子，村前雅溪的流水也失却了往日的欢畅，呜呜咽咽，向低沉的天空诉说绵延的哀伤。傍晚，从《四书》《五经》中暂时解脱的宋应星信步踱至“三代尚书第”牌坊前，仿佛看见昔日宋府门前的车水马龙，归家省亲的曾祖坐在中堂的太师椅上颔首微笑，接待一批批来访的地方官员。这位二品大员不但是北乡的骄傲，更是奉新的荣光，从父辈们的叙述中，宋应星仿佛感受到了宾朋络绎不绝所带来的喧闹和繁华。然而，大哥应昇出生前，一场无情的大火使祖上遗留下来的房屋与财产化为灰烬。以至于应昇尚在襁褓中时，父亲夜间口渴欲喝水，都靠母亲左手抱着婴儿，右手摸黑探到灶前取瓢舀水。如今，为了科考，全家节衣缩食，几陷贫困。何时才能获取功名，告慰九泉之下的先人，施展自己匡时救世的政治抱负呢？崇祯四年，兄弟俩决心作最后一搏。但命运并未垂青于这对兄弟——他们又落第了。
　　京师的春天是如此寒冷，宋应星一下子掉进冰窟里。放榜那天，应昇摇晃着身子长叹一声，吟哦着晚唐诗人杜荀鹤的诗句：“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这座繁华的京城，15年里竟没有给这对江南学子一个“学而优则仕”的机会。这一年，应昇54岁，应星45岁，一个进入老年，另一个也已越过不惑。
　　想起当年入县学时，博览群书之余与同学师友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想起昔日与涂绍煃同入庐山白鹿洞书院，聆听名师舒曰敬授课，而今二人天各一方；想起新建友人陈弘绪家中的万卷藏书；想起与吉水友人刘同升的30年再会之约……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5年中，六次往返于京师与奉新，满腹才情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落第。正所谓有失必有得，宋应星沿途深入田间村头调查、访问，因此积累的一大撂鲜活的农业手工业技术资料，却为今天撰写这部书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每一次科场的失利，眼看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仕子们还在捧着《四书》《五经》摇头晃脑，宋应星越来越怀疑：那些散发酸腐味的所谓儒家经典，对增强国力、改善民生有何意义。或许他已预感大明的摇摇欲坠，因此，教学之余，凭借往日积累的资料，一边回忆一边编写这部书稿，期望早日刊刻于市。虽然以一介县学教谕，人微言轻，所著未必引起社会多大注意，但宋应星觉得，没有实学的支撑，一切只不过是镜花水月，尤其是当前内忧外患之时。事实上，《天工开物》刊行后第二年，宋应星的友人陈弘绪（时任京师真定府晋州知州）率领晋州军民击退清兵围攻，靠的就是书中介绍的火器“万人敌”。纸上知识如此快地转化为战斗决胜的关键力量，远在分宜的宋教谕听到这个好消息后是否收获了一丝欣慰呢？
　　作为一名不入流的年薪36石米的县学教谕，宋应星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而正是这四年，却成就了其人生一段辉煌。数次科考失利，使他认识到此前通过做官来实现政治抱负的理想已经破灭。教学之余，他一边关注局势的变化，一边开始著述。值得欣慰的是，四年间知县曹国祺与他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这使身居异乡的宋应星青灯孤影之时，尚能感觉到一丝温暖。
　　宋应星清楚地记得：去年春天，与曹知县同游钤山，饮酒赋诗。站在山间小道上极目远望，绿意盎然，四野岑寂，花香沁肺。小酌两杯米酒，正欲纵论天下时弊，却有吏卒送来邸报，上面有一则消息说有人未经考选，只是凭借向当局呈送一份奏折便当上了京官。宋应星觉得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怪事，便取了那份奏折细读了一遍，令人失望的是，其中并无什么救世良方，唯有一连串貌似洋洋洒洒实则空洞无边的官话套话而已。宋应星看了苦笑着摇摇头说：“圣上竟然用这种人，悲哀啊……”曹知县知道他话中有话，便要他针对当前政治形势谈谈自己的看法。于是，宋应星回到宿舍，趁着酒兴，拨亮灯火，干了一个通宵，写下近万字的《野议》。知县读了，颇为赞赏，认为里面十二条建议句句实在，确是当前革弊之良策。宋应星只能苦涩地笑笑，他深知这个国家已经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自己一个穷教书的，纵然有千般本事，也没有谁会理睬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