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一美元等于多少人民币 解放21世纪的美元和人民币
信息平台对于信息经济的意义，不亚于货币资本对于工业经济的意义。正如工业革命需要资本论一样，信息革命需要信息平台论。 信息平台是信息经济的核心现象。靠什么来解放美元和人民币，这是当前世界性的疑惑。如果不是靠回到工业化的话，那么历史前进方向何在?
谷虹新著《信息平台论：三网融合背景下信息平台的构建、运营、竞争与规制研究》(以下简称《信息平台论》)启示人们，要像重视资本一样，重视信息平台；以信息平台化推动新的产业革命。
读了《信息平台论》，我感到这是对当前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再制造化”之论一个很好的深层回应。由此生发出一些感想，与大家交流。以信息平台占据新产业革命的制高点
信息平台对于信息经济的意义，不亚于货币资本对于工业经济的意义。正如工业革命需要资本论一样，信息革命需要信息平台论。《信息平台论》作为这样的信息平台论的1.0版，开了一个好头。
如果以工业革命发展阶段的眼光来看信息革命的进展，当前信息经济相当于正从商品交换阶段，发展到资本深化阶段；从简单再生产阶段，发展到扩大再生产阶段；从小生产阶段，发展到大生产阶段。充当这两个阶段转换器的机制，就是信息平台。信息平台充当着信息上的生产资料和资本的作用，起到信息交换所起不到的信息增值的作用。信息平台的发展，代表了与“再制造化”形成对照的向前的发展趋势。
从产业实践来看，中国信息经济当前有一突出特点，正从服务业中派生出生产性服务业。例如，电子商务正从单纯的应用产业，发展为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业。从QQ、搜索引擎等应用中派生出足以达到一个小国家GDP量级的系统平台，这就像当年从轻工业中派生出重工业一样。
信息平台体系，是下一代的生产资料体系。研究它的规律，可以发现国运兴衰的门道。英国的大国崛起，我们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看到了，就是在草地变烟囱中，抓住上一代工业平台机遇的结果。从工业平台到信息平台，欧洲正在衰落。我个人认为第一位原因，就在于欧洲没有强大的信息平台(表现在互联网前25强中被清零，成了信息时代的小作坊、跟班的)；开个玩笑，也在于缺乏《信息平台论》这样的前卫研究指点它的迷津。现在赢家只剩下美国和中国两家(目前在互联网前25强中力量对比为14：6，正好是两国GDP之比)，在争夺信息革命这场21世纪“奥运会”的金牌第一。信息平台研究相当于工业时代的工厂体系研究，我们要像大不列颠帝国重视蒸汽机一样，高度重视它。
谷虹这项研究，是对黄升民教授十多年来指导的一系列平台研究的核心理论的整理。这项研究来得非常及时。中国未来经济到底建立在20世纪的“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平台上，还是21世纪的信息平台上，决定中国将来达到像清王朝时的GDP世界第一时，到底是二流国家，还是一流国家。这时候，一流的见识缔造一流的国家。我们要从国运兴衰高度，把对于信息经济的认识，从初级形态(应用形态、小作坊形态)提升到高级形态(平台形态、大生产形态)，以抓住这次工业革命级的历史机遇。《信息平台论》是对信息平台认识的一个新综合、新突破，是现阶段信息平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当前，以信息平台的产业化为标志，信息经济正来到小生产向大生产飞跃的质变点。《信息平台论》出版非常及时，对于推动官产学各界认识产业发展规律，推动中国从信息大国走向信息强国，占据信息革命的制高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真正的挑战在于转变经济思想
《信息平台论》先不说内容，光从形式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夫。它就像波澜壮阔的一幅清明上河全景图，对信息平台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系统梳理和条理归纳。读着这本书，我眼前不由浮现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就像看到中国信息革命大草原上如何从牛羊成群的小生产，像冒出无数烟囱一样，一夜间冒出多个世界级信息平台。我对信息平台问题算涉猎比较广的，读了《信息平台论》，仍为作者对资料、数据、观点的全面把握而感到折服。里边全是实打实的产业资料，具有信息年鉴般的信息量；而且作者朱虹兼修并蓄，博采众长，几乎吸纳了国内外关于信息平台的全部观点，择善而从，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框架。
当然，这不是《信息平台论》的实质性贡献。实质性的贡献在于，从技术和产业角度，全面归纳了信息平台的规律，回答了信息平台是什么，信息平台如何运行这样的问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将技术(主要三网一融合)创新内生于产业规律；将产业创新内生于经济规律。我记得在国务院信息办的时候，吕新奎副部长整天讲三网融合规律是“技术融合导致业务融合，业务融合导致产业融合”。作为经济学者，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抵近生产力前沿进行观察和思考，真能理解这句话的内涵是非常困难的。《信息平台论》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作者朱虹做学问，显然不是从数学和公式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对待理论创新，因此对新经济理论采取的是吸纳而不是排斥的态度。
作者将信息平台，界定为“建立在海量端点和通用介质基础上的信息交互空间”。表面看起来这种界定没有什么疑义。因为单纯从技术角度看，这种界定无非客观描述。难点的是把技术内生为经济角度，变为技术经济界定。由此得出平台具有公共性、交叉网络外部性等基本属性，这就必然同传统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的基本范式发生冲突。因此作者强调“基本范式的转变”。作者明确指出，转变基本范式的基础在于前提假定的改变，包括“资源禀赋从匮乏到丰裕，需求状态从大众化到碎片化，边界关系从相对稳定到急速变动”。
这就是不光技术发生变化了，而要求经济的根基跟着生产力发生变化。真正的挑战在于转变经济思想。像朱虹阐明的，在资源观上，从“封闭”到“开放”；在利益观上，从“独占”到“共享”；在组织观上，从“层级控制”到“对等协作”；在价值观上，从“产业链”到“企业网络”；最后，在产业观上，孕育出平台化这种产业运作的新模式。
作者的这些真知酌见在我们技术界和产业界人士看来，可能不觉得什么，甚至觉得这不过是老生常谈；但须知，这些结论在经济学界看来，至今仍是离经叛道的。这里存在着实践与理论之间深深的“认识鸿沟”。比如，如果把“共享”作为基本范式，传统产权理论岂不土崩瓦解，经济学岂不从根上崩溃。经济学家典型的态度是，宁可钱不挣了，我也不认你这个理。再比如，建个把500亿美元的平台“容易”，但要把平台化作为产业发展基本规律，涉及产业经济学认识上的突破。因为平台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它如果“普遍”了，新古典主义强调的完全竞争，岂不成了市场结构“特例”，不再“正宗”?这不仅是理论挑战，也会带来政策规制上的挑战，甚至法律挑战(我在广东高法3Q之争中法庭上的行业专家陈述中，就切身遇到这个问题)。
作者敢于跨越这道“认识鸿沟”，显示了新一代学者遵从实践的巨大勇气。这是我极为欣赏和支持的。其实，不是作者胆大，而是传统经济学家胆子够大：他们敢于无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现实，敢于忽略像苹果这样近万亿美元的信息平台所代表的世界潮流提出的理论变革要求，他们实在对不起美元，也对不起人民币。
谷虹的研究，开了一个让实践检验真理的好头，为信息平台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今后我们还需要信息平台论的2.0版，正面回答经济学资本理论的基本范式问题，以网络实践突破资本专用性范式的束缚，以平台化实践突破同质化完全竞争市场结构范式的束缚，为解放信息生产力开道，沿前进而非倒退方向解放21世纪的美元和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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