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实证检验|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动及优化

　　摘 要：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上升。那么，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尤其是升值预期的增强是否会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动？本文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建立了出口商品结构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考察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否有助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出口商品结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Abstract：Since 2005，the exchange rate of RMB has been continuously appreciating against the U.S. dollar. Will the fluctuation of RMB or even the increase of expected appreciation affect China’s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This paper， with co-integration VAR model，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and the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woul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export commodity. We find that in the long run，the appreciation of RMB will improve the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obviously.
　　Key Words：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RMB，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7-0009-05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开始连续升值。汇率升值对出口商品价格从而出口规模的显著影响已为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所证明。人民币升值之后会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理论界众说纷纭。本文通过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相关关系，分析人民币升值究竟会给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带来何种影响，并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走向提供可能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大多从技术含量角度来研究衡量出口商品结构的方法，并普遍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即附加值有了大的提高。如斯科特 （Peter K. Schott，2006）通过对比中国与墨西哥、越南等具有同等资源禀赋国家的贸易情况，认为中国的出口商品束已更多地与发达国家的商品束重叠，相比同等资源禀赋国家的出口商品呈现了更高的层次。阿齐兹和李（Jahangir Aziz 和Xiangming Li，2007）分析指出，中国顺差大幅增长，但是中间品的进口却没有相应增长，从而认为中国的加工贸易正逐渐依赖本地成分，不仅只是组装贸易，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有了提高。当然也有研究持保守态度，如拉利（Lall，2000、2005）指出，中国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依然有差距，即便在发展中国家里，其排名也并不靠前。总之，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衡量出口商品结构的方法，鲜有关注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因素，但其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可以为本文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相比国外，国内关于汇率与出口商品结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但结论并不一致。部分研究认为汇率可以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如曾铮和张亚赋（2007）、王宇雯（2009）分别运用协整模型、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得出，人民币汇率升值在长期水平上将有利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苏振东和逮宇铎（2010）运用面板季节误差修正模型，认为汇率在零频率和P频率上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并没有具体分析汇率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有研究认为汇率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如马丹和许少强（2005）分析认为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会影响汇率变化，但汇率变动并不会影响到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有研究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恶化出口商品结构。张文磊（2010）选取了代表性样本，如资本密集的计算机产品、劳动密集的服装产品和资源密集的化肥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后发现，人民币升值对计算机产品的负面影响最大，对化肥产品的负面影响最小，服装产品居中；其文章在曾铮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分析，却得出了与曾铮的研究恰好相反的实证检验结果。
　　由此可见，上述关于出口商品结构与汇率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究其差别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出口商品结构的定义多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一位数分类（如马丹和许少强，2005；苏振东，2010）、二位数分类（如曾铮和张亚斌，2007；王宇雯，2009）及《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HS）分类（如陈云和何秀红，2008），这样定义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区分同一类别商品之间的附加值含量的高低，如8类杂项制品中既包括摄影器材、光学物品等附加值高的出口商品，又包括如旅行用品、手提包、服装及衣着附件等附加值较低的商品（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笼统地将SITC标准下5类与7类产品定义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而6类与8类定义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数据可靠性值得商榷。二是大多研究采用2003年或2005年之后的数据样本，忽视了有限的数据跨度可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这个长期的变化过程。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以下改进：一是借鉴拉利（2000、2005）对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成果，在SITC三位数分类标准下重新界定了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分别研究其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二是考虑到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可能是长期的过程，本文采用1984—2010年的数据样本，数据跨度更长，以充分捕捉长期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