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评论孔子的基本立足点】孔子名言100句与解释
【摘要】庄子和孔子作为中国早期文化的建树者，各自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庄子生活的时代比孔子晚约二百年，所以他可以回顾历史，更加客观地对孔子进行认真评论。在评论孔子这位历史文化人物方面，庄子的巨著里，可以找到第一个文本。
【关键词】庄子；孔子；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1-0005-5
粗略估算，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比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晚约二百年。又真实看到，庄子是认真评论孔子的第一人，在大量、全面完整评价孔子方面，此前无人与之匹比。或者说，人们在认识孔子这位重要历史文化人物方面，庄子的论著里，可以找到第一个文本。当时，中国已由相对平和的春秋时代进入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学术上依然保持百家争鸣的风气。从个人经历来看，孔子一生从政从教，周游列国，相传弟子三千，七十二贤。庄子蛰居河南商丘西北(宋国蒙人)，耽于想象，楚威王曾派大夫二人请他出来从政，他表示拒绝。
由于时代背景和个性气质不同，庄子和孔子作为中国早期文化的建树者，各自作出了不同的奠基性的贡献。此后，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逐渐汇纳百川，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支流。
庄子不像老子与孔子处于同一时期，也正因此，他有可能较为全面地回顾历史，评论人物。
一、天地是非中“吾丧我”与局部执着中本“成心”
庄子著作一开篇就是一个鲲鹏展翅的巨大形象，鲲鹏自身几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本文所引《庄子》原文，见中华书局出版的郭庆藩《庄子集释》，分《内篇》七，《外篇》十五和《杂篇》十一，共三十三篇)。这同孔子《论语》开头辗转于“学而时习之”的世俗景象不同。孔子着眼于现实社会的“学”与“习”、“学”与“思”，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的言论思维应与天地万物相适应。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有彼与此、是与非的相对性。从彼与此的各自角度来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内篇·齐物论》)。各个国家、各个文化学派，都有不同的是非标准，而且发展下去，永无穷尽。既然是这样，庄子就主张采取一种“莫若以明”的明智态度，即采取“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的不走彼此对立、是非对立的观照事物本然、因任自然本性的路子，也就是他在《杂篇·天下》所推崇的“天人”、“神人”、“至人”和“圣人”所遵循的路子。他理想的境界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内篇·逍遥游》)，而现实生活中，这又只是他一心向往，是一种空想，这种至人、圣人、神人和天人实际是不存在的。
那末，庄子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认知呢?尽管他提出了天地万物的是非相对性，他的具体认知都正确吗?他在《内篇·齐物论》里提出了“吾丧我”的思想，即要求作为“真我”的“吾”达到丧失偏执的“自我”。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要求保持清醒，作出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忘小我，丧小我，而成就大我。
庄子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他能高屋建瓴，不同那种拘限于局部的你是我非的争论。他批评了儒家墨家彼此的是非之争。他在《内篇·齐物论》里说，如果依据主观的成见、成心作标准，那末，谁没有标准呢?“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他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大道被局部“小成”隐蔽了，“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之争是在局部有限的是非圈里互不相让。他举例，说到孔子认定的“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等等言论是“孟浪之言”，庄子表示反对，认为孔子是在作梦。
在《杂篇·天下》里，庄子虽然也赞成墨子提倡非攻、兼爱、非乐、节用的一片善心，但是也批评墨子的“生不歌，死不服(饰)”的主张，认为“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它“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对于儒墨之争，庄子认为从根本上是因为他们各自“随成心而师”。“成心”就是成见之心，以自我为中心，主观武断排他。如此立身行事，最多只能达到“小成”，即局部的、片面的成就。
二、推崇“道”，批评孔子的“仁义”观
庄子介绍，孔子询问老子什么是道，老子回答，道深奥难言。从天地日月、山川万物、帝王兴起到为人处世，凡能依归顺达的，都是道。“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外篇·知北游》)老子的弟子庚桑子解释：“夫春气发而百草生，秋正得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杂篇·庚桑楚》)或者，像孔子后来领会的：“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杂篇·渔父》)因此，老子说，“道不可闻，闻不若塞。”可意会，不可言传。
庄子对于“道”在哪里的回答是“无所不在”。在《外篇·天道》里，他说：“夫道，于大不终，刊、不遗，故万里备，广广乎其无不穷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他以化名为无始的人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结论是“道不当名”。
如果从《庄子》全书来看，所谓道，就是横贯宇宙、通达古今的规律，是自然和社会的总体法则，涉及天时、地利、人和。在《杂篇·则阳》里，庄子更为具体的讲到：“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文武殊能，大人不赐，故德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这些自然和社会普遍适用的通理法则，就是道在起作用，“道者为之公”。
庄子在《杂篇·让王》里，介绍了伯夷、叔齐两位名人。当武王以提官升级请他们出山时，他们相视一笑，认为这不是他们称之的“道”。他们历数过往君主从政治国的兴衰利弊，慷慨陈词：“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暗，周德衰，其蓝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絮吾行。”于是，他们饿死首阳山。
与“道”相对比，庄子认为，“仁义”是“神之末也”。在《外篇·天道》里，庄子介绍，孔子在老子面前大讲六经“要在仁义”，“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等等。老子认为“仁义”搞乱了人的本性，他批驳：“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老子认为，天地、日月、星辰、禽兽、树木各有自己的运行法则，人只要“循道而趋”就行了，何必像敲锣打鼓寻找迷失孩子似的着意标举仁义呢?庄子认为“仁义”像“膠漆纆(绳)索”似的侵害了天下人物事情的常态和本性。在《外篇·天运》里，庄子又比喻像簸糠眯眼、蚊虻叮肤似的，“夫仁义僭然乃愦吾心，乱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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