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后现代隐喻 在后现代课程中,教师被隐喻为什么

　　“底层文学”这个关乎民生与人文关怀的语词，在21世纪的出现不得不令人扼腕感喟。上世纪初至1 950年代，后工业时代挟裹着对现代性的质疑无然横陈，宣告了后现代时代的来临。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出现，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上产生了裂变。1990年代初，中国小说界面对社会政治经济集体大逃亡。一些新生代作家在反对政治附庸的策略上选择成为小市民的代言人，主题上不再张扬“大我”，手法也不再用宏烛幽，现实世界在文本中以遵循存在主义哲学姿态被接纳。“精神”在路上的过程中，当下理性和当下价值受到了质疑，人处在了一种因价值缺席而虚无痛苦的“边缘处境”。与此同时，文学对农村当代生活的反映几乎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中止了，此后的乡村只是奔向“纯文学”的作家们的叙述容器。质言之，自从1980年代中期文学开始“向内转”以来，后现代中国的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实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乡土与底层，被后现代语境屏蔽。
　　作为成名已久的老作家，贾平凹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和对乡土中国的观照始终是值得敬佩的，从《废都》《怀念狼》至《高老庄》《秦腔》，所有城市主题与返乡主题，在贾平凹那里，都弥漫着一种对都市的疏离、对乡土的热爱与挥之不去的怅惘。六十二章的《高兴》，不够铺张扬厉，也不够宏大壮阔，小事件，小人物，却在质朴原生中促人泪下。
　　在《高兴》的后记中，贾平凹直接表达了他在思想认识和价值立场上的困惑：“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这么一个阶层呢，他们能为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正因如此，独彷徨的贾平凹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象征与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困惑、忧患与苦涩。
　　一、肾的意象：城乡对立的明证
　　“高跟鞋”引出孟夷纯，另一颗“肾”带出韦达，这是刘高兴入城心理的投射。最后孟夷纯入狱不得相见，韦达换的是肝而非肾的事实，使刘高兴怅然若失，一无所有。乡土中国对现代的想象，就是“到城里去”。农民进入城市，源自于乡土对城市现代文明外在形态的浪漫主义解读，如同中国传统城市知识分子对乡村田园生活的诗化诠释，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实际无法实现历史经验的最终改变。肾的另一半，是生命的分裂，也是城乡的分裂与对立。刘高兴卖肾，是乡的无奈选择，由此带来的刘高兴对城的渴求也便先天注定是一出悲剧。刘高兴所期待的肾的移植者最终未能出现，意味着城乡的最终对立；小说以刘高兴为守护死了的兄弟五富的灵魂而留城煞尾，正是悲壮的城乡对立的宣告；而韦达的不明不白和模糊化处理是城乡之间本质上对立的鲜明体现。
　　文本更进一步表现为乡的自我否定与城的自我膨胀：对高兴们构成威胁与伤害的不是城里人而是进城的乡党，因为城对乡根本不屑一顾——这是小说反复申明的城对乡的态度。乡带着本能的改善自我的要求拔根而起，英勇无畏地毅然投向城的怀抱，而城却以淡漠和之，有什么比这样的接纳更刺激人心?这既是乡本身对城市文明的不明就里和缺乏必要技术而只能屈居低层工作的结果，也是城对乡天然抵制的反应。城里人喜欢听五富的乡里故事，韦达请高兴和五富吃饭又在点菜上显着城对乡的优越感等。愚昧、落后，从物质而至精神，重现世纪文本的启蒙精神，却又较之上世纪的阿Q更彻底地溃败于城市文明之下。小说有一个细节，麦收时节到了，在城里拾垃圾的刘高兴和五富止不住对家的牵挂，去城郊看麦，他们为自己不能回家而躺在麦地里哇哇大哭。这个细节在乡土文学中并不偶见，《人生》中的高加林回乡后在土地上的匍匐痛哭，《柳乡长》中柳乡长在回到乡里面对土地时的自谴，这些呈现足以使我们汗颜：我们真正平等地思考过这一群拾荒者吗?这一簇飘零的野草，他们的内心体验和精神感触——到底是什么样呢?
　　乡土文明在进入城市文明过程中的姿态始终是仰望与追寻，是对城市文明的献媚与取宠。这先天的不平等是乡土败于城市文明的宿命所在。刘高兴说：“不能有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这里面包含了乡土的卑微、无奈、屈就和不对等的包容，是城乡对立始终不能消除的注脚。
　　二、底层身份：乡土诗性审美的颠覆
　　刘高兴将孟夷纯与锁骨菩萨塔相联系，虽然牵强但充满了悲壮的祭奠色彩。菩萨的宗教意义是引渡与救赎，而妓女身份是城的底层，非是对城的救赎，孟夷纯不能解救自己的兄弟，也不能自我救赎而须通过城的代表韦达来解救困境，恰恰说明以韦达为代表的城的强大，所以孟夷纯不是锁骨菩萨。刘高兴将至微至陋的一个社会角色——妓女，一厢情愿地想象成菩萨的化身，以想象的神性来消解妓女身份的卑浊，并进一步想象为城的表征，将自己与她的恋爱想象为是入城的象征，不得不说是乡土的悲哀。乡的文化传统中的诗意与美感被现代文明消释殆尽。
　　中国传统文学，乡土的美感与伤感来源于两种诠释的维度。一是乡村原生态的叙述与裸露，如来自民间的文本《诗经·国风》。二是精英知识分子文本：从古代的隐逸诗到山水田园诗；从现代中国以阿Q、闰土等为典型的病态愚昧的前现代农民群像，到高晓声的新中国建设初期农民代表陈奂生；从沈从文对湘西乡村的近乎世外桃源式的诗性抒写到赵树理的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健康农民形象，精英文本是文化乡土得以寄托并承续的根本所在。乡土文化在国人的文化想象中总以两种品格呈现：反思或诗性。这两种几成对峙的品格，在后现代语境中，却呈现了重新诠释的复杂与可能。
　　在刘高兴们的渴求中，对爱情的想象首先是建立在对城的渴慕与追寻之中的。高跟鞋，是刘高兴对另一半的想象，刘高兴带着“高跟鞋”的印记走在寻求爱情的途中，他只能找到“妓女”，这是唯一可能符合他高跟鞋想象的“城市”女子，所以孟夷纯与其说是刘高兴心仪的爱情对象，毋宁说是他人城梦想的必要构成元素，是刘高兴与“现代”关系的焦虑、困苦和绝望中的坚忍与挣扎时的慰藉与动力。
　　然，更大的反讽在这里，韦达对弱势的孟夷纯的最终袖手旁观，是乡对城渴求的终极意义上的终结；而勤劳木讷的五富突如其来的死亡，也隐喻了农民进城的某种宿命。
　　乡土诗性审美的颠覆，是乡土作品的一个时代抒写标志。刘庆邦《幸福票》中乡村男子对童身的放弃与坚守紧紧围绕着积聚金钱的愿望或浮或沉。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中乡村懒汉吉宽爱上了乡村姑娘许妹娜，可许妹娜并没有因为爱他而留下，依然兴致勃勃地准备嫁给城里的小老板，最终将吉宽扔在了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