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民族寓言与国民性批判]骆驼祥子的国民性批判

　　1920年代，一大批作家将目光转向了民众，主要是农民身上，由此开辟了一个更为新鲜和广阔的视域。乡土小说作为一股持久的创作潮流，不仅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泥土气息，也拓展了新文学的题材，泥土气息一直蔓延着整个现代文坛。长期以来，受启蒙主义的影响，一般认为1920年代乡土小说的价值在于批判乡村社会的落后愚昧以及反人性的原始习俗，和鲁迅一样改造国民性是这些小说的重要主题。但是也有论者对乡土小说的国民性批判在美学上的“分离”现象提出质疑，即这些作家在讲述“别人”的时候，是否掩盖了另一种形式的傲慢。另外，后殖民批评的介入，使得近现代国民性话语实践的意义变得扑朔迷离，有论者认为鲁迅等人的国民性写作是“非人化”的写作。本文结合历史语境，并通过和西方国民性话语的比较，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乡土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
　　严家炎认为：“近代中国原是农业国，五四以后文艺青年大多来自农村，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为人生派的问题小说开头而走上乡土文学的道路，几乎是必然的发展。”和传统文学相比，关键是现代乡土作家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有了完全不同于古典诗人的想象方式。乡土小说主要渊源于鲁迅。鲁迅曾经强调自己小说创作的出发点是启蒙主义，要达到改良人生的目的。但对人生的思考与改良却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思考，对中国人的特性及其精神状况的探讨构成了他整个文学活动的核心。因此，1920年代乡土小说写作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往往把文学看做是改造国民性的一种方式。这一点在周作人那里则是非常自觉地倡导，周作人认为通过文学研究国民性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方面。1921年，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作家劳斯为《希腊岛小说集》写的序文后说：“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朵，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的，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
　　19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首先对乡村社会的风俗和生活情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鲁迅的《风波》、《故乡》、《祝福》等均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起伏而引人入胜，鲁迅的特征在于深刻，他对乡村社会做了高度准确和深刻的揭示。当然全面、具体、生动展现乡土中国生活情境的，是师承鲁迅的青年作家。王鲁彦《菊英的出嫁》展现了浙东的冥婚风俗。菊英在八岁的时候，因为疾病被夺去了生命，十年之后，她的父母却为菊英举办了一场婚礼。小说描写了她的母亲为这桩婚事做出的种种努力。在作者看来，这种冥婚风俗毫无意义。台静农的《烛焰》写的是冲喜的风俗。吴家少爷一直有病，按照风俗，如果娶亲冲喜，病人便会好起来，所以翠儿在媒人的撮合下嫁到吴家。可是，几天之后，吴家少爷便死了，翠儿也成了寡妇，她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冲喜式的婚姻往往给女性造成很大的伤害。对野蛮风俗的表现还有“械斗”。许杰的《惨雾》写了两个村庄由于械斗造成的悲剧。环溪村和玉湖村是两个邻村，一水之隔，也有嫁娶之类的亲事往来。可是两个村庄因为争着开辟一片沙滩地，在一些争强好胜的青年人的带领下演出了械斗的惨剧，死伤了很多人，亲家变成了仇家。嫁到环溪村的香桂姑娘正好回娘家，一边是她的娘家，一边是她的丈夫家，结果是她的丈夫与族弟同时死去。王鲁彦的《岔路》也写了乡村的械斗，袁家村和吴家村遭遇了可怕的瘟疫，他们共同商量通过请关帝神像出巡，以免除灾疫，可是政府明令禁止，认为这是迷信，最后他们终于获得准许。在抬着神像回村的路上，却因为先去哪个村而发生械斗。蹇先艾带给读者的是遥远贵州野蛮的惩罚方式——水葬，据作者交代，虽然是民国了，但““文明”的村子里向来没有村长，抓住了小偷便处以“冰莽”的死刑。骆毛因为偷东西被投“冰葬”。蹇先艾对围观过程刻画仔细，暗示“冰葬”习惯来自人们对“生命”本身的冷漠。乡土小说家认为对犯人的围观包含着一种残忍的心理，并且这种社会心理并不是任何社会都会发生的现象，并认为以上风俗习惯伤害个人自由与生命，都是中国国民性的表现。
　　1917年陈独秀在一次演讲中讲到，虽然是挂了共和的招牌，但腐旧的思想仍然布满了中国人的头脑。他注意到一个现象，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还是君主时代的恶习。“城里人家大门对联，用那“恩承北阙”、“皇恩浩荡”字样的，不在少处，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陈独秀批判这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结果。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的限制首先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能自由，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就民国初年的情况而言，虽然共和国家成立了，但是广大的人民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限制，达到自由的状态。所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乡土世界的不自由状态表现出深深的焦虑。鲁迅的《风波》用很短的篇幅叙述了一个叛逆共和的风波在乡村社会引起的震荡，暴露了国民的劣根性。九斤的保守与愚昧，七斤的浑浑噩噩，七斤嫂的巧滑，赵七爷对传统政治的固守，说明国民心理中沉重的历史沉淀。总之，这些人物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青雨的《三个真命天子》主要叙写了冯家坪人们黄昏团坐闲谈的场景，整个场景都围绕着顺八胡子讲述真命天子的故事展开。在顺八胡子看来，清朝的气数已尽，但新的真命天子还没有出现，关于民国，也不是真命天子。小说通过一个场景展示了中国农村社会人们的政治经验，盘踞在人们心目中的“真命天子”，说明国民性的顽固性。
　　对农民的认识包含了对国民性的判断，对其特性的认识则成了改造他们的一个前提。除了风俗和政治意识层面，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乡土小说关于“国民性”的叙述，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生存方式与生活经验，包括人们普遍具有的性格、心理意识、生活方式，都构成了所谓的“国民性”，在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乡村世界经验”。王鲁彦《一个危险的人物》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背景，通过子平的一系列遭遇透视了“乡村世界经验，”的诸多特征。子平是一个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青年教师，但他的一举一动在林家塘人眼里却显得不同寻常，甚至怪异。子平的外衣没有扣上，在他们看来，只有做流氓的人才不扣衣襟。偶然的机会，有人看到了他和同事及同学的合影，照片上有十几个女同学，便说子平有许多相好的女人。子平同村子里的人同桌吃饭，他们觉得子平作为读书人不讲礼节，更让他们愤怒的是子平浪费粮食。林家塘人不能理解子平的行为，不禁发出疑问：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人呢?林家塘传来追捕共产党的消息，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共产党就是破产党，共人家钱，共人家的妻子”，这种政治上的无知和阿Q对革命的认识如出一辙。与其说是对政治的误解，还不如说是对政治的冷漠。他们“经商的经商，做工的做工，种田的种田，各有自己的职业，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大理会那些闲事，谁做皇帝谁做总统，在他们都没有关系”。子平因为许多“怪异”的举动，被误认为是共产党，被他的叔父和村子里的人告密，在抓捕过程中被打伤致死。小说通过“子平”这个媒介，投射出了林家塘人的“性格”——封闭、保守、自以为是、迷信、政治冷漠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乡村世界”特有的生存经验。其他如王鲁彦的《黄金》描绘了陈四桥人势利乡风和崇拜金钱的畸形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