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回归的启示【“新新闻”之回归与启示】

　　一、重新审视“新新闻”　　“新新闻”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指“新的新闻写作或报道方式”，也被译为“新新闻学”或“新新闻主义”，简称“新新闻”。它在报道方式上“强调文学风格及现场描述气氛，运用情节、对话与独白等小说笔法，融合作家的创造力和主观的想象力来报道和铺排新闻故事”。“新新闻”把新闻与文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打破了传统新闻的写作范式。
　　“新新闻”到底“新”在哪儿呢?用其捍卫者汤姆·伍尔夫的话说，“在60年代中期人们能够感知突然有某种“艺术的兴奋”在新闻里弥漫“＝。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新”，除此之外，人们觉得“新新闻”实际上并不新。原因在于，它是把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方法运用到新闻写作之中，而这些方法在18世纪、19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家像菲尔丁、笛福、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及果戈里的创作中都能寻到踪迹。甚至还可以继续向前溯源，这一点，就连汤姆·伍尔夫本人也并不否认。我认为，“新新闻”的“新”在于它反映了—个时代，而这个时代既是文学的，同时也是新闻的。尽管在此之前，一些作家或记者有过类似的尝试，但从来没有达到如此的规模与声势，也从来没有把新闻报道与文学融合得这样彻底和完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新闻”的“新”也是当之无愧的。
　　具体而言，“新新闻”的“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独特的新闻写作方法，在新闻报道中植入文学方法。汤姆·伍尔夫根据亲身实践总结了“新新闻”的“四大技法”：一幕幕场景结构、对话全部实录、第三者观点、众多象征性细节的勾勒。其二，是报道原则，“新新闻”打破了客观性报道的“一极模式”，在此之后，又多了“另一极模式”——主观性报道。“新新闻”重视对话、场景铺陈、细节刻画，并对报道对象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尽量详尽描写，甚至容许作者的观点渗入报道中，这也正是“新新闻”从其产生之初就遭到批驳的原因。视“客观”为圭臬的反对者拿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作为攻击“新新闻”的借口，抨击“新新闻”的偏激、极端和矫枉过正的行为。平心而论，客观性报道的捍卫者在竭力主张新闻“客观性”的同时，其“主观性”在新闻实践中已经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比如倒金字塔结构就是奉行新闻“客观主义”的主观选择的体现。毋庸置疑，新闻传播是具有选择性的，而选择本身就带有主观倾向性。早年美国《时代》记者赫斯(John Hersey)曾批评道：“事实上，哪有客观报道这回事，人类生活的变调是如此之快，又何能将之全部报道出来。”实际上，只要有人的参与就无法避免主观性，新闻实践中没有纯而又纯的客观性。普利策奖得主麦克吉尔(RalphMcGill)也强调：“我想要真相而非客观性，理由很简单，找不到客观性这回事，而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回事；不仅如此，也不应该有这一回事，客观性只是空中楼阁”。退一步来讲，新闻的客观性本身是无法衡量的，新闻传播绝非镜像的呈现。因此，“客观主义”奉行者也就没有必要对“新新闻”的“主观行为”过多诟病。
　　当然，“新新闻”倡导者在承认“新新闻”是主观性报道的同时并不反对追求新闻的客观性，也并非挞伐或者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而是通过“饱和采访”的方式来维护新闻的客观与真实：卡波堤(Truman Capote)花费了六年时间采访完成《冷血》，在6000多页笔记中筛选所需要的材料；《1 968年总统的推销》的作者麦基尼斯(Joe McGinniss)为了收集详实的材料，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逗留在尼克松总统竞选的大本营里。由此看来，“新新闻”是通过“主观”的方法来捍卫新闻的“客观”。它不是破坏新闻的“客观”，而是对新闻客观性诉求的延展与超越。1966年，威克菲尔德(Dan Wakefield)在《大西洋》杂志撰文评论道，“我认为新新闻最重要、最有趣味和最有前途的一点，是它的“个人特性”——不是攻击，而是记者亲自“出场”，以及他牵扯上这件事的意义。这有时会令人感到自我本位，而作者坦坦荡荡的见证，尤其是以“我”来代替那双一般人“眼睛”，经常令人不满，而视之为“主观性”，这刚好与一般新闻作风相反”。试想，倘若以这种方式能够将真相呈现，岂不比“伪装的客观”更具有“客观”意义!应该看到，主观性报道和客观性报道是新闻传播的两种不同手段，不能因为主观性报道就贴上“主观”标签，也不能因为客观性报道就一定“客观”了。不管哪种方式，只要能把事实真相告诉受众，就是秉承了新闻的“真实”与“客观”。
　　二、“后伍尔夫时代”文艺化新闻的兴起
　　正当“渐新闻”如火如荼发展时，另一种文体以暗流的形式在涌动，这就是“文艺化新闻”。它植根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新闻主义”思潮，在“新新闻”沉寂后，文艺化新闻便显现出来。所以，文艺化新闻的发展阶段也被视为“后伍尔夫时代”。那么，何谓文艺化新闻呢?它曾被不同的术语所描述，如从文学角度称其为“创造性非虚构小说”和“文学非虚构小说”，从新闻的角度被表述为“新新闻”与“亲近性新闻”等等。
　　“文艺化新闻”这个概念尽管第一次出现，但它的文体风格却并不是新生事物。若从欧洲文学发展史来考证它，起码要有四个世纪，比“新新闻”的源头更要久远。戴维斯(Leonard J.Davis)指出：“十六世纪新闻的主要形式是印刷出来的叙事诗……它根本就是新闻——也就是说，在内容性质上，它属于立刻被传阅的报道事件。”倘若从中国来追溯，又何止四个世纪呢?为“新新闻”把脉的墨斐(James E.Mur—phy)断言，“新闻记者使用文艺技法，已经超过三个世纪”。文艺技法在19世纪欧美报刊一度用得比较频繁，后来只限于报刊特写版的报道使用。不难看出，文艺化新闻的萌芽和发展早在“新新闻”之前就已经出现，历经“新新闻主义”浪潮的涤荡，它得到锤炼和升华。于是，“1970年代新新闻热潮逐渐退却后，部分美国记者，开始使用文学笔调去报道某些硬性新闻。经过几番浮沉后，文艺化报道，又再打入美国大报纸头版“黄金时段”。确切地说，是文艺化新闻的复兴，但此时的文艺化新闻，又不同于19世纪以及之前的任何时候，因为它得到了“新新闻”这个巨大推手的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