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漫谈过年
冰心:漫谈过年
我这一辈子,经过几个朝代,也已经过了八十几个“年”了!时代在前进,这过年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和进步。
从我四五岁记事起到十一岁(那是在前清时代)过的是小家庭生活。那时,我父亲是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的校长,每逢年假,都有好几个堂哥哥,表哥哥回家来住。父亲就给他们买些乐器:锣、鼓、二胡、洞箫之类,让他们演奏,也买些鞭炮烟火。我不会演奏,也怕放炮,只捡几根“滴滴金”来放。那是一个小纸捻,里面卷一点火药,拿在手里抡起来,就放出一点点四散的金星。既没有大声音,又很好看。
那时代的风俗,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禁止屠宰的。因此,母亲在过年前,就买些肘子、猪蹄、鸡、鸭之类煮好,用酱油、红糟和许多佐料,腌起来塞在大坛子里,还磨好多糯米水粉,做红白年糕。这些十分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一直吃到元宵节!
除夕夜,我们点起蜡烛烧起香,办一桌很丰盛的酒菜来供祖宗,我们依次磕了头,这两次的供菜撤下来,就是我们的年夜饭了。
初一,我们一早就穿起新衣,对父母亲和长辈磕头拜年,也拿到了包着红纸的压岁钱,里面是锃亮的一块墨西哥“站人”银元!
既不会演奏,又不敢放炮的我,这一天最关心的就是附近几个村落“耍花会”的到来了。这些“花会”都是村里人办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锔大缸”的,扮女人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擦粉描,很标致的!锣鼓前导,后面跟着许多小孩子,闹闹嚷嚷的。到了我家门口,自然会围上一大圈人,他们就停下来演唱,唱词很滑稽,四围笑声不断。这时,我们赶紧拿出烟酒点心,来慰劳他们,这一个花会走了,那一个花会又来了。最先来的总是金钩寨的花会。
到了1911年,我们回到福建福州去(那时已是中华民国时代了)和祖父、伯叔父母同住在一起。大家庭里的过年是十分热闹的。从祭灶那天起,大家就都忙乎起来。最先是叠“元宝”,那是用金银纸箔,叠成元宝的样子,然后用绳子穿成一串一串的,准备在供神供祖的时候烧;然后就忙扫房,用很长的掸子将屋角的蛛网和尘土,都扫除干净,又擦亮一切铜器,如蜡台、香炉,以及柜子箱子上的铜锁等。
大门上贴上新的鲜红的春联。祖父还用红纸在书桌旁边贴上“元旦开笔,新春大吉”等等的吉利话。这些当然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只准备穿新衣服,放花炮,拜年,拿压岁钱。因为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多,祖父的红纸包里,只是一两角的新银币,但因为长辈也多,加上各人外婆家给的压岁钱,我们每人几乎都得到好几块!
新年过后,元宵节又是一个高潮。我们老家在福州市南后街,那条街从来就是灯市。灯节之前,就已是“花市灯如昼”了,灯月交辉,街上的人流彻夜不绝。福州的风俗,元宵节小孩子玩的灯,都是外婆家送的。福州方言,“灯”与“丁”同音。“添丁”是句吉利话,因此,外婆家送给我们姐弟四人的是五盏灯!我的弟弟们比我小的多,他们还不大会玩,我这时就占了便宜,我墙上挂的是“三英战吕布”的走马灯,一手提着一盏眼睛能动的金鱼灯,一手拉着会在地上走的兔儿灯,觉得自己神气得很。但最好玩的还是跟着哥哥姐姐们到大门口去看灯。有许多亲友到我家街上来看灯的,我们都高兴地点起用篾片编成的火把,把他们送走。
1913年,我们到了北京,又过起小家庭生活,过年供祖宗也不烧元宝了。给父母和长辈拜年也只鞠躬,不好意思拿压岁钱了。家里没有了大孩子,没有人敲锣打鼓。弟弟们只会放些小炮仗,过年就显得冷清多了。
家庭里过年不热闹,而集体的节日庆祝,却一年一年地扩大了,机关和学校里都有新年团拜,大门口还张灯结彩,也有种种文娱节目。如今呢,过年庆祝活动,更是以集体为中心,真是普天同庆!以近两年来的“地坛文化迎春庙会”为例,会上什么都有,参加的人既饱了眼福、耳福,又饱了口福。去年到过迎春庙会的朋友,回来都十分兴奋,我虽然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但从报纸上的消息里,我已经想象到了那欢腾热闹的盛况,精神上已经参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