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上海

　　下海，上海

　　我对上海怀着感激之情，然而，我对上海却实在没有什么眷恋。

　　10年还是11年的时候，父亲孤身一人，前往上海。父亲之前在县城的金矿里工作，矿上效益不好，地里产不出金子。父亲想到过两年我上大学的费用，一咬牙，一跺脚，辞了工，下了海。

　　父亲第一份在上海的工作，是红葡萄酒经销商的仓管，还兼带着物流的活计。工资嘛，给的是比县城里多不少，然而因为货款不是按月结，所以父亲才去的那几个月，工资也没有按月发。后来我听父亲讲，没有发工资的日子，又不好向家里要钱，去超市买方便面，都一克一克地比较面饼的重量。从那以后逛超市，每逢逛到方便食品区，我仿佛都能看到父亲佝偻在货架前，摩挲着方便面的包装，吃力地寻找着面饼重量的标识的背影。

　　父亲原本是不吃方便面的。小时候，我随着父亲去矿区，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在苏家店那边，父亲蹲在地下，我坐在床边，幽暗的宿舍里只有电热锅的底盘亮起像烧透的蚊香一般的通红。父亲先是扔下锅几块冻豆腐，再择出一把茼蒿，一截两段拦腰扭断，最后下一把挂面，一顿晚餐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煮成了。父亲本来不善于厨房事务，山东男人嘛，开玩笑的讲句，君子远庖厨，只是没想到去上海几年，一个人漂泊在外，父亲的厨艺意外见长，更没有想到，父亲的下一份工作，竟然就干脆到了食品厂里。

　　上大学那年，母亲与我从烟台出发，父亲从上海出发，三人在武汉会合，然后父母就计划一道去上海打工了。22小时的硬座，一下火车，武汉的热和雨就给了我一记闷棍。在火车上，我能倚靠着母亲睡一会儿，记得路过郑州时，站台外昏黄的灯光夹杂着滂沱的秋雨。母亲本身就晕车，加上22小时没有合过眼，武汉的交通又实在不敢恭维，到了梅园小操场，下车时母亲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手上的鲜血混着雨水，狼狈不堪。

　　父母安顿好我，就连夜赶往上海了，让他们在武汉住一宿，好好逛一逛我的校园，但是他们说住宿的费用太高，晚上去上海刚好在火车上凑合一晚，住宿费都省下了。有些事，回头想想才知道自己做得不对。父母临去上海前，我还在冲他们发脾气，因为图个便宜，给身高体重180的我，购置了粉色的暖壶和脸盆。“我对这个(指面盆和暖壶)十分地不满意”，我记得很清楚这是父母与我分别前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我记不得当时我说过这话之后父母脸上的表情。大学四年，父母再也不曾到过武汉。

　　之后我与父母再团聚，要么就在上海，要么就是烟台。第一次去上海，是入学军训过后的十一假期。火急火燎地去上海，倒也不是思念父母所致，毕竟从高中以来，一个月回一趟家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急着求父母买个笔记本电脑倒是真的。父母见我第一次来上海，非要带着我去外滩转转，从嘉定与苏州的交界，一路赶到外滩，记不清赶了几趟公交与地铁。父亲背着一个旧书包，鼓鼓囊囊的，里面背着雨伞，矿泉水，还有一家人的午餐。“上海真大啊”父母本以为我会这样感慨，其实我想的是“上海真累啊”。逛完外滩，父母带我去“上海广埠屯”买电脑。当时电商还没有今天发达，又遇到奸商，不出意料地被狠狠地宰了一波，父亲准备的3000块预算，愣是被加到了4200，现在可以高呼的“AMD，YES!”如果在当时喊出来会被人像看待傻瓜一样招呼着。我对上海的印象更差了。

　　其实即便有电商的话，在当时父母也不见得就放心地让我在电商上购物。我记得上大学买火车票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12306了，县城里也有代买点，但是我妈怕买到假票，让我一大早坐一个小时的班车去火车站买了票，再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也是老人家观念的问题，在上海几年，父母已经学会了自己在12306上买火车票，虽然是隔一年买一次，但是这毕竟也算得上一个技能。隔一年买一次票，是因为过年隔一年才回一次家。我一开始对这个隔年回家过年是很不理解的。传统的山东人，比较安土重迁，过年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是一整个家族的事。父母总是推说，在这边打工的人都是这样，安徽是这样，江苏是这样，浙江也是这样。但是实际的原因，还是因为过年回家算上路费，食宿，礼物，开销太大。在外打工本就不易，过个年本是一家团聚，其乐融融，过年的费用无异于剥一层皮，削一层骨。

　　既然父母不能回老家过年，那就只能我去上海陪他们过年了。可他们在上海的居住环境，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本来就是上海郊区的郊区，不做什么指望，然而到了地方一看，长满青苔的石板路，路边穿着脏兮兮衣服嬉闹的孩童，幽暗低矮的平房，青黑色的瓦与凄冷的冬雨“相得益彰”。没有多余的电器，没有厨房与卫生间，甚至多余的桌椅板凳都没有。开门两张床，枕头被子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张方台，摆放着碗筷杂物，地下摆着电饭锅，电磁炉，一口锅，这就是父母在上海所有的家当。“天青色等烟雨”，真到了雨季，路上一段泥泞不堪，一段青石板路滑不溜秋。家家户户舍不得开灯，传出的点点灯光，好像是幽火。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厕所，露天公厕实在是太脏了，实在没办法，都是第二天到工厂里解决。这里是上海，这里怎么会是上海?

　　工厂里的生活设施虽然简陋，但是好歹已经是现代社会的模样。身为一个北方人，我还是不大适应洗澡时隔壁洗手间里煤气罐呼呼的点燃声，心惊胆战的。从窗户眺望出去，是一片荒芜的建筑工地与茂盛的农田。在厂里过年，好处是有热水澡和干净的厕所，但是有得亦有失，只能睡在楼梯间里，就像哈利·波特一样，几次没留意，进门就碰头了。就这样，我在上海过了两个春节。

　　虽然我说居住的环境恶劣，但是父母却说，他们从苦日子过来的，上海的工资高，一比对，这样的条件又算得上什么呢。也多亏了是在上海，父母从我大学开始就在上海打工，到我毕业，待业，到珠海工作，支撑着整个家庭的开销与运转。日子苦了点，穷了些，但是日子总是要往下过的。我来珠海的时候，对我们一家而言是一个未知的挑战。父亲一直信奉着好男儿志在四海，但是俗话又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上海隔着武汉，可不就将近一千公里么，所以上学的时候，父母坚持陪我一起去武汉，现在来珠海，那距离上海可就三千里地了，父母不放心，又陪着我来了一遭。在家姐的关照下，父母在珠海住了几日，逛了逛我将要工作的地方。珠海天热，虽然过来的时候是正月，父母也都备了秋衣秋裤，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春意盎然，高大的椰树，晴朗的天空，温煦的阳光，就差一片明晃晃的沙滩与泛白浪花的波浪，一声声“好啊好啊”，父母终于放下心来。

　　当初上学的时候，母亲找人给我算签，说我不利南方，所以当时不让我去南方上学，现在可倒好，我就干脆直接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母亲已经退休了，但是还在打着工，干着活儿，父亲之前在金矿下矿井，不知道距离退休还得多少年。去年年初，在隔壁城市付了一套房款，父母在上海又为了我的房贷奔波了起来。今年疫情，父母所在的食品厂，受疫情影响严重，父亲短暂离开上海前往苏州，结果不如人意。电话里和父亲互相安慰，我还和同事开玩笑地说，六个月以内要找个姑娘一起还房贷了，因为我的存款只够还六个月房贷了。从第一次踏足上海，到今年，父亲大约在上海拼搏了十年，我也被上海间接地养育了十年，高中，大学，毕业，还贷。在上海的日子很难，或者说日子本来就很难，但是生活嘛，无非就是翻过一个坎儿，再翻过下一个坎儿。

　　前不久听说，父亲工作所在的老工厂迁到了更加现代化的新工厂，旧厂房被推平改造成了湿地公园。关于那段日子的记忆，也随着我在珠海的生活慢慢消散了，站在窗边，可以想象公园里参天的树，滚滚的草浪，鸣叫的鸟儿，娇艳的花。上海，毕竟是上海。上海，终究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