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文学路上

　　散文：文学路上

　　我们知道文学创作只能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文学是人学，离不开人的喜怒哀乐与生活情景。只有反映了人们熟悉的，至少是能够理解的情感与生活现象的文学作品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对此，我的老师们曾多次教诲我说在整个文学创作的追求中，要不断地挖掘自己的东西，努力经受创造的阵痛，在掌握整个文学发展总体框架的基础上，要追求“地域取胜”，要从心灵深处认识到我们真正的根在什么地方，根之所在即是我们赖以生存，从而向外辐射的后盾，即是我们创作的源泉。故而这几年我本着这个原则，积极投身铁路沿线工作，将自己在工作生活中的感受、经历等悉于心间，写下了《会飞的沙粒》《梅树下，一份遗落的文稿》等几篇小说。其中在2003年月12月写的一篇题为《落脚处，静静流淌的岁月》小说中，通过梁子这个主人公为主线，将我们铁路沿线职工的一日生活、工作环境、家庭与工作、朋友与爱情、婚姻等一系列画面展现了出来。例如对所处环境描写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几场夹着响雷的大雨，将腾格里南缘的沙粒浸润得鲜活了起来，那些浮荡的轻尘，早被雨水射进了大地。先前枯灰的芨芨草、果刺、白蒺藜之下，绿色早悄悄地爬了出来，他们象是贪睡的少妇，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羞涩地希望别人不要理她。梁子远远地向沙丘望去，裸露着的褐黄色沙丘较下了雪更富于美感，那几乎就是少女充满魅力、激情四射的胴体。但那些草隔远了望绿意极浓，使人心中仿佛有阳光透射过来，走近了却并不见想当然的嫩绿……”。

　　还有几处这样的场景描写，这些描写使梁子置身于那种典型的工作环境下，从而为他后来的种种想法、举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另外我还在别一处描写了一段职工干完活上集体大灶的场景，场景是这样写的：“……梁子吃了一份米饭，又见田瘸子们正下扯面，口里便又垂涎三尺了。北方人爱吃面，这扯面也挺有意思，有人喜欢吃陕西皮带面，显示一种粗狂和豪爽;有人则偏爱‘毛毛细雨’的毛细面，说这样才带劲有口感;而有人更喜欢不宽不细的‘韭叶子’，体现一种随和、大度和宽容……”等等，通过这些场景细节的刻画和工友们互相歉让的描写，体现了我们铁路沿线职工的甘于平淡、团结友爱、苦中取乐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篇小说给了作协的老师们评点后，对其中的场景细节描写和生活脉络把握上给予了肯定，武威市作协还将这篇小说推荐给了《西凉文学》编辑部进行了刊登。由此，我总结了一下，之所以我的小说能有一点点进步，正是得益于老师们给指的光明大道——即我一方面植根于我们铁路职工的真实生活，找准了恰当的表达题材和形式;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定位于凉州这片热土之上，站在一定的高度俯瞰她，感悟到了一点点生活的实质。

　　在近几年的写作探索中，我认识到文学创作的客体虽然是社会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生活现象都可以进入文学殿堂，即存在一个主客体双向构建的过程。主体成为主体，这意味着他已经在客体中现身，客体成为主体，这表明它已经向主体显现了自己的某种意义或价值，成了“人化的自然”。古代评论家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就是讲自然景物对人的情感的触发以及创作中的情与景的交融，这其实就是把创作过程中创作个体的内在情感与那些能够显示这种情感的外在景物相契合的过程，或者说是主体情感寻找“客体对应物”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富于特征性的生活现象才能成为文学的对象。

　　基于以上的认识，近几年我特别注重对理论的积累和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人、事、物的观察思考，并选准“客体对应物”，较好地写出了一些散文作品，例如在我整理的文稿中，有一篇名叫《一颗种子是怎样长成大树的》，这篇文章在《武威日报》读者周刊发表后，我接到好几个文友的电话，说挺好!我心里知道这是因为我选准了“客观对应物”，大家都知道不是所有的奋斗都有成效，不是所有的追求都能成功。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成长、成功，往往浸透着大量的劳动和汗水。成果的取得，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通过扎扎实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采取怎样一种题材和对应物来抒发自己的感触呢!我选择了“种子”，一颗种子是怎样长成大树的，他们顽强地冲破阻碍桎梏，乐观地钻出充满青春的躯体，之后，又经风雨的吹打，霜雪的砺炼，挺直腰杆，向着梦想的高度跃进;他们任凭顽童的刀刻脚踹，任凭世人怎样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只是静静地生长，终于在一片喧哗声中长成了一颗大树，年轮的光环像是佛祖超然的智慧，就这样根深蒂固地在宇宙间激荡，久久奔涌不肯停息。

　　一颗种子就是这样长成大树的!

　　诚然一颗健康的种子，注定他会在春天发芽，但能真正长成一棵大树，没有阳光、雨露、土壤等外界良好的氛围，能否长成大树这只是个假设。

　　说到语言文字，我们不得不提及诗歌。因为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髓所在，她从来就代表着文字的最高成就，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尤其如此。诗歌缺席的文学会是怎样的一种文字?那差不多像是一座没有花朵的花园，即使不能说是荒芜，至少也称不上“美丽”。甚至一些理论家认为，对待诗歌的态度和诗歌在国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繁荣程度的标志。一个远离诗歌的民族，算不上是文明的民族。

　　这几年，我在诗歌上下了一定功夫，也在不断地完善理论和突破思维，收获颇丰。我愈日认识到诗歌这一题材是相当诱人的一个题材，这几年每当我沉浸在诗的意境里，便沉醉之极。平常我喜欢这样的时候，关上屋子，在日光灯下翻开喜欢的《诗刊》杂志，思绪便随着意象或精言禅语跌宕起伏，整个心灵却仿佛是磐石一样沉稳。忘记了荣辱、酸甜、苦辣，只有绿色、隽永、恬静慢慢地升腾开来。对于写诗，我总结为心灵受上天指派，不断骚扰一个命里注定要写诗的人，让他拿起笔就像农夫拿起锄头一样，否则就让他寝食难安。

　　有时候那种内心深处的原始冲动，总是无大小、无形状、无秩序之分，一股脑扑来，混沌一片，让我心神不宁，直到把那稍纵即逝的东西写准确到位才罢。反之，就似抓住了一条毒蛇没抓紧被它一口咬来，疼痛难熬。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我完成了《风，呼啸而来》《怀念梵高》《冬季，是个汉子》《记忆，是世纪的种子》《我，是一只牛虻》《翘首春天》《悄悄地拾起，儿时残缺的纸片》《祖国啊!母亲》等等诗歌，被分别发表在我们的《驼铃》《戈壁潮》《兰州铁道报》《兰铁青年》《甘肃工人报》，乃至《星星》《北方作家》《西北军事文学》《中国铁路文艺》《中国文艺》和香港《橄榄叶》等报刊杂志上。

　　对于诗歌我还是新手，我愈日深刻地知道，文学创作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既不是写作者的任意而为，又不是客观事物的简单再现，而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改造的过程。文学创作个体要在充分掌握认识文学创作是个体性精神需求、社会需求的产物，与无意识心理因素有着紧密联系的基础上，重点在文化修养、独特素质、艺术直觉、艺术灵感、艺术情感、艺术想象、艺术理解等方面下功夫，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要广泛涉猎，各种题材都有勇气尝试，这一点我也有一些感触。至今，我还记得公元2002年我们的兰州铁路局原武威分局主办的《戈壁潮》刊物，要征集几篇党支部先进材料，我写的《堡垒是这样筑起的》有幸入选并获奖励;2003年11月下旬，我将自己拍摄的反映“武威铁路分局党委开展党员身边无事故的创岗建区、安全立功竞赛活动”的照片，邮递到了《人民铁道报》，没想到12月6日被刊登了，文友们开玩笑说：“看来《人铁报》上不了的神话，被你打破了!”这在圈内引起了一定的关注。通过写发这些报告文学、照片，我更深一层地理解了党组织是怎样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引导职工改善环境，积极向上;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只要我们有勇气去实践，许多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就有可能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不难起来。从而又一次教育我一定要立足本职岗位，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干好工作。

　　由此看来，文学创作和文学创作个体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改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