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沧桑记忆

　　散文|沧桑记忆

　　据说，沧海变桑田要经过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而只有短短几十年寿命的人类，要明显感受到这种变化，恐怕是千难万难的。然而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恐怕没有哪一代人经历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如此明显的沧桑巨变吧?

　　小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偏僻落后的小乡村，那里的人们基本上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全村分为十二个生产队，每天早上钟声当当一响，开始下地干活。那钟也不是正儿八经的钟，好像就是一根生锈的铁轨挂在树杈上。农活儿就是起圈、拉粪、犁地、锄草、收割、扬场等等，都是最原始的劳作方式，这种方式从汉代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多少明显的改变。可以肯定地说，我的祖父、曾祖父以及更遥远的那一辈辈祖先，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村西二里多地，有我们家的老祖坟地，俗名叫作爬杈虎，那里高高低低埋着我们有祖先，我小时候曾跟着爷爷去烧过纸，后来又跟着父亲去烧纸，年年岁岁一晃就过去了，现在他们都没了，我就带着妻儿去烧纸。那坟里除了除了我爷爷、奶奶，别的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也没听说过他们的什么故事。

　　我小时候最先认识的一个外村人是刘少奇。那是因为村口的一座高台上塑立着一个泥塑像，鼻子老长，弯腰驼背的样子，供全村人批判的。后来天上下雨，不知谁给那泥塑头上戴了顶破草帽，因此我们村就有了一个戴草帽的刘少奇，天天在那里站着，盯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有一首童谣曾在小伙伴中特别流行，人人都会唱，看见泥塑，我们就扯天喊地唱起来：刘少奇他妈，好吃豆腐渣。不用筷子，使手抓。刘少奇他妈为什么好吃豆腐渣呢?这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事情。

　　这童谣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农村生活的八年里，感觉跟古代没多少区别，刀耕火种，清贫如水，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那种原始的劳作方式一直有沿续着，没有什么变化。偶尔听说邓李公社进了几台拖拉机，叶县县城建起了化肥厂，但也只是听说，据说我的一位表叔当兵回来后还当上了公社的拖拉机手，只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他开着拖拉机来我们村犁地，平常依然是牛拉犁、人锄草，摇耧下种。拖拉机那更像是一个传说。村子里拾粪的老头随处可见，幽灵一般，都是扒明起早就开始了，等我们出来玩时，街道上干干净净的，跟打扫过一般。

　　八岁那年我来到了现在生活的城市平顶山，当时的这座城市相当的粗疏和零乱，东一片、西一片的房子，大多都是平房，偶尔有几栋楼，都集中在矿工路两边，有市委楼、矿务局楼、老百货大楼。矿工路东西走向横穿全城，跟一条大扁担似的，挑着那些高高低低的楼。记得当时流行一句话：一条马路仨岗楼，公园里还有几只猴。这似乎就是这座城市的全部特点。

　　毕竟是从农村来到了城市，那感觉还是有些不同。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汽车多了，也不知道打哪儿来的，呼隆呼隆，天天在马路上跑，尘土飞扬。马路上总是弥漫着一股子浓烈的汽油味儿，还有散落的煤灰味儿，哪味道很刺激，猛一闻特别不适应，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有时候还会觉得汽油味儿怪好闻的。城市里的人都穿得都像模像样，连小孩子都是花花绿绿的。我在农村的时候，一到夏天几乎没穿过什么衣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天天光屁股在外面疯跑，人们视若不见。可是到城市里就不同了，有一回我一不小心又光着屁股跑到院子里来，惹得院子里几位花枝招展的中青年妇女鸡飞狗跳的——谁家的孩子?这么大了还光屁股跑!跟光着脚踩在玻璃碴子上了一样。那时候我已经七八岁了，现在想想还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城市里已经用上了电灯，每间房子里都有一个长长的灯绳，风一吹晃来晃去的，咔啪一拉，满屋子顿时亮堂堂的，角角落落都看得见，这可比农村的煤油灯亮堂多了。这也是我开始喜欢上城市的原因。因此我至今还记得一条关于电灯的谜语：一把谷子，撒一屋子。真是太形象了，谷子是农村，电灯是城市的，把这两种东西巧妙地组合在一起，立刻就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再也抹不去了。

　　城市的北面是平顶山，黑乎乎的，跟平地砌起了一堵城墙似的。城市里有一条通往山上的路，曲曲弯弯的，中间还要路过一条铁路，那条铁路上每天都有拉煤的火车哐当哐当经过，黑不溜秋的一长串儿，走着走着，忽然哞地一声长鸣，吐出一团团白雾，直冲着你扑过来，好像一场大水淹过来了似的，把人吓个半死儿。其实平顶山上什么也没有，光秃秃的，除了石头蛋子和茅草，就是一些矮矮的酸枣树棵子，偶尔还能摘几颗酸枣吃，外表红鲜鲜的，味道酸酸的，只是薄薄的一层皮儿，核儿却特别大，实在也没什么嚼头儿。

　　城市里的电线杆子还特别多，不远就是一个，街头巷尾，机关商店，到处都是高高的电线杆子，有好多上面还挂着大喇叭，灰白的颜色，中间还有个花芯样的东西，特别难看，喇叭里一天到晚哇哩哇拉地喊叫个不停，一公儿是打倒这个，一会儿是批臭那个，声音有男有女，都是高亢激昂的，声色俱厉的，间或还要扯起嗓子喊几句口号，此起彼伏，吵得人实在心烦。想想乡下村庄里那种安谥平静的生活，倒有些不真实了。

　　那时候这个城市最高大雄伟的建筑应该算是四棚楼了。四棚楼坐落在矿工路西段与光明路北头形成的一个丁字路口的北面，楼顶上还有个红瓦顶子。当时非常有名，只要一提起四棚楼，就没有人不知道的。四棚楼后面是个大杂院，高高低低住着些乱七八糟的人，错错落落排开去。院子前面还有个电影院，是叫胜利电影院还是光明电影院我记不清了。小时候我曾经在那里看过《地下游击队》、《铁道卫士》、《奇袭》、《决裂》、《火红的年代》之类的影片。每当散场出来，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意犹未尽，常常会冲着夜空一阵大叫，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探照灯——探照灯——。马尾巴的功能，我们自己干!现在那电影院早就没了，谁还去看电影呀?文革后期，大概是1975年左右吧，曾经有个叫富卫邦的人带着一伙人占领四棚楼造反，据说他们还有枪呢，动静闹得还挺大，坚守了很长时间，警察来了都不行，把正规军都召来了。后来终于攻进去平定了这场叛乱，却不知带头大哥富卫邦什么时候悄悄溜走了，于是满世界地寻找，全国通缉，结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被抓住了。抓住以后怎么办了?我就不清楚了。

　　前些年我去文化宫的时候，讲座厅、灯光球场、露天电影院……都已成为一片废墟，现在有些废墟还在。偶尔却发现那座展览馆还在，只是风雨飘摇，寂寂无人，显然是荒芜很久了。这座展览馆是典型的文革时期的建筑，大门两边是红旗和书本的造型，大门正上方还刻着毛体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字样，两边的立柱上分别雕刻着太阳升起、葵花朵朵、红旗飘飘等图案。小时候展览馆里经常有展览，我记得有收租院的泥塑展，有李二银的英雄事迹展，还有全市各行业的先进模范事迹展等等。毛主席死那年，这里还曾临时做过毛主席的纪念灵堂，全市各地的中小学生都要来这里吊唁，呜呜咽咽，哭得眼皮肿肿的。最使我难忘的是有一年过六一儿童节，这里举行过一次全市青少年儿童美术展，我那时大概是上小学四年级或是五年级，因为刚刚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对里边的潘冬子特别祟拜，没事儿就临摹了一张潘冬子的剧照。就是潘冬子猫着腰抓胡汉三的那个镜头。结果稀里糊涂地被学校选中参加了这次美术展览，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的作品被镶在一个玻璃镜框里，高高地悬挂在西大厅第三厅入口处上方，人们出出进进，非常醒目。有一天我跟着院里的几个小伙伴来看展览，走到第三厅门口时，抬头一看，那张画赫然在目。我不禁自豪地指给他们看，那是我画的。他们顿时都傻眼了，呆呆地看看那幅画，又呆呆地看看我的脸，嘴里嘀咕说，真的假的?我怎么不知道。当时真把我高兴坏了。

　　随着人的成长，城市也在成长。而城市在成长中发生的变化，往往也是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电脑还是天方夜谭中的物件，传说中只有高科研单位才会有一台两台，一般人家想都别想，给人的感觉是高不可攀。我刚到报社工作时，报纸的画版、拣字、排版、印刷全都是靠手工操作。稿件齐备后，先在一张印满空格的报样上设计版面，然后才是交到印刷厂照版样排版，印刷厂里有一排排的铅字架，上面根据偏傍部首排列着一盒盒沉重的铅字，由一批年轻的拣字女工拿着一篇篇文章在这些架子中间寻找相对应的铅字。这些个拣字女工往往都是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姑娘，心明眼亮，花季正盛，争奇斗艳的，两只纤纤小手每天在长长的排字架前上下游动盘旋飞舞，尖尖十指都变成了黑的，把一个个铅字排成一行行文字后，然后再由排版工一个个装进固定的模具里进行排版。等版面全部凑齐后，铅条一封，绳子一捆，一个报纸版面这就算完成了。然后再覆上一张白纸，刷一层油墨，报纸大样就出来了。接着开始进入校对和修改环节。就这样，一张报纸从画版到排版再到印出来，要整整折腾一天，常常忙得人喘不过气来。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为了画好一张版样儿，废寝忘食，经常忘记吃中午饭，肚子里叽哩咕噜的，能急出一头汗来。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不过短短十年间，这种人们沿用了近千年的活字排版印刷工艺就彻底被电脑排版所取代了，随着电脑的迅速普及和北大方正报纸排版软件的引入，报纸告别的铅与火的时代，迎来了光与电时代。现在我们排版，只需在一台电脑上敲敲键盘，动动鼠标，哗哗啦啦，不过十几分钟二三十分钟，一个版面就排完了。闲暇之余，呆坐在电脑前，偶尔想想年轻时候莺歌燕舞的拣字姑娘在眼前飘来飘去的倩影，真有前尘往事之感。“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当我们开始沉浸于回忆时，其实也就说明我们已经老了。无论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且当这种怀旧的情绪日渐浓郁深厚、欲罢不能时，就会成为一种病。有时候到大街上走走，你就会发现人无端地多起来，美女如云，靓仔成群，行色匆匆，纷至沓来，如过江之鲫。而你已经很难再从中再找出一张熟悉的面孔了，你甚至已经找不到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了。人生就是如此，长江后浪推前浪，芳林新叶摧陈叶，原是容不得你犹豫观望的。稍不留神，你就会像一本书中的几行枯躁的文字，根本来不及细看，哗哗啦啦就翻过去了，而且翻过去就永远翻过去了，谁也不会再翻回来看看。

　　这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可以说变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而一成不变、墨守陈规、抱残守缺，终究会被淘汰。这大街上汹涌而来的滚滚人流，那些风华正茂青春洋溢的新鲜面孔，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也许要不了几年，那个嘴里嚼着糖葫芦、身上穿着古怪精灵的时髦装束依偎在男友身边撒娇的女孩儿，就会为人妻为人母，开始愁眉苦脸地抱怨起生活的艰辛来。也许要不了几年，那个目空一切踌躇满志的翩翩少年，就会在生活的重负之下低下高傲的头颅，把说不出的苦痛连同酒水一起咽进肚子里去。而这些年轻人谁也许不会知道，那个蹲在街头摆地摊的头发斑白、身材雍肿的胖妇人，往前推二三十年，却原来就是这个城市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一代名伶。而那个蜷缩在街角无精打采地晒太阳的龙钟老者，原来也曾经是轰动全城、披红挂花、风光一时的劳动模范。

　　今年元旦我又上了一趟华山。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就曾经爬过华山，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只有二十岁，何等的年轻啊!对华山的记忆也是轻描淡写的，蹦蹦跳跳间，甚至都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累就已经踏遍了华山五峰。然而二十五年后当我再次来爬华山时，在山脚下望着那高高的直插云霄的山峰，顿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甚至怀疑自己曾经来过?我真的来过吗?四顾茫然，群峰耸翠，却找不到一点点我曾经来过的痕迹。那天走在背阴的山道上，长长的无尽的台阶在一层层地消磨着我残存的激情，嗖嗖刮来的寒风在不断鞭挞着我的疲惫。我确实感到体力不支了，这是二十五年前登山时我从未有过的，当我试图停下来歇一歇时，满山的刺骨寒气扑面而来，从里到外都是冰凉。经历了无数次的痛苦徘徊和绝望挣扎之后，我终于来到最近的华山北峰。依稀如昨，北峰的阳光还是那么明媚，天空还是那么蔚蓝，放眼望去，山风猎猎，群山如拱。有一刻我真的怀疑我曾经来过这里，左顾右盼，找不到一点点过去的记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其实正如我们的人生，来过没来过，有什么区别呢?山高水长，亘古如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切都将过去，一切又都会重新开始。

　　毕竟已经二十五年过去了，日月催人老，我再也无力攀登另外那四座山峰了。下山时我颓然坐在索道上，不经意间想起了崔健的一首老歌：我只想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哦，姑娘——。不过，崔健的歌也已经很久没有人唱了。谁还会记得他呢?那首当年满大街传唱的《一无所有》，真的是一无所有了。至于歌里的姑娘，大概也已经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