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 | 我的母亲
名家散文 | 我的母亲
文/杜埃
1956年,我离家多年后回到了粤闽边上山城——大埔县莒村故乡。当我回到县城后,那时还没小汽车,县的领导要我走新开的公路和坐上刚通车不久的长途客车(客车要经过我村向湖寮区驶去)。这时我犹豫了:坐车还是走路?结果选择了走路。让嫂子和大侄女先坐车把行李运回去,我则和随行伙伴易準同志步行。从县城到我村足有40华里,中间还有几段陡斜的山路,必须喘着气上岗下山。
“何必呢?”县里的领导説,嫂子也劝。我还是一意孤行。爲什麽?因这条40华里的路,上县里的初中唸书时,跟同学们来回步行过多次,哪个山、哪个坳、哪个凉亭……都记忆犹新,重走一趟饶有意思。
果然如此。走了35里老路,勾起了许多少年期的往事和再见了一个个山村的面貌。再走几里,就行近故乡时,我的心情慢慢紧了。经过大嵊坑那个山边田垠,我想起孩提时看见母亲在小禾场上用绞架夹着稻把打谷子,嫂子则把谷子挑回村的情景;经过粮腹垌、虎豹案时,脑里浮泛起小学放暑假时我挑上竹笼里的小鸭子跟上放牛的外祖父,把小鸭放进刚收割过的田里去找谷子吃的情景;大嵊坑的黄屋村有些屋子塌了,有些是新建的,但过去那间私塾小院一棵古老的桂花树却仍然挺立,尽管苍老多了。
走过风雨亭,便可看到我村子的一角。它在我脑中出现,使我的心立刻紧缩,怦怦跳起来。啊,阔别多年的故乡家在前面,它的容貌怎样了?我们家族的人和邻里又怎样了?还没走进村子,却泛起许许多多昔日的情景,心情起伏不停,脚步也放缓了。真是“近乡情更怯”。
啊!一群人拥上来。真的,我真的回到了故乡!心里想:要不是全国解放,远去的游子真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回来呢。
故乡经过八年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和紧接着叁年的解放战争,似乎江山依旧,人事却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北山我家左边的山岗上立起了一座不大的纪念碑,那是爲解放战争时期几个牺牲者树立的。隔着莒溪水西南面高大的马山增添了不少坟墓。客家人很敬重祖先,坟墓修得特别讲究,全用石灰、火砖砌成,白坟一小座一小座点布在山坡上。村中60岁以上的老男人没剩几个,老太婆多些,许多人已离世而去,大半是抗战时期饿死的。小学老同学留村的也没几人。他们都爲了生活,远走他乡,或者漂洋过海到了南洋。我接触到的都是不认得的年青人。“少小离家老大回”,却被青年们邀去开座谈会,会上我讲瞭解放前村中情况,这里面充满激动的往事,暂且不去説它了。
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微微伛偻的背影。这背影无时无刻不紧紧萦绕在脑际,特别是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过我家的自留地时,这个身影在菜园子里锄地,或播种,或除草,或摘菜;她穿的是旧式蓝布女服,默默地在那儿劳动。她,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陈名汀,是同村隔一条小山坑的贫农陈国材的二女儿,我父亲是个华侨店员。据韭婆説年青时她长得苗条、漂亮,人勤劳,又合得左邻右舍,是被我外祖父母称爲贤惠的一位村姑娘,外祖父母把她当成掌上明珠,很疼她,但她并不因获得宠爱而娇纵惯性。她生性寡言,性格恬静温和,从不招惹是非,肯关心人、帮助人,博得娘家许多人的赞赏。嫁过来后,她的美好的品格也受到左邻右舍的讚扬。我父亲大约20岁左右从南洋回来娶了她。这里有个小故事,也是韭婆告诉我的,当她嫁给我父亲时,父亲因她长得漂亮、贤惠,新娘轿子到家,向族里的人各各奉上茶、鞠躬之后,父亲揭开她的凤冠和面纱,携着她在我们这个只有叁个小姓聚居的田背角小自然村转了一圈,向邻里们行见面礼。这在当时的习俗看来,是颇爲新奇的。我父亲因在南洋生活,思想比较开化,也想借此炫耀一下自己娶了个大姓人家美丽的姑娘。这一来,却给邻近开个小小裁缝作坊的人看了个清清楚楚,患上了相思病。后来爲了生活,父亲又只身远出南洋,抛下妻子和生下的儿子在乡中耕田过日子。那个小作坊的老闆认爲有机可乘。读者可能知道,客家人聚居之地都因山多田少,结婚后老婆有了身孕,便又再去南洋谋生。一去十年八载未回。那个小老闆便借故常来纠缠,都给我母亲推得一干二净,被邻里们传爲佳话,而那个男人却留下不少笑柄。
几年后,父亲在南洋山边里开了个“鸦搭店”(用杉枝搭盖的小屋店),母亲和外祖母便由村中的水客带去南洋,跟我父亲聚居多年。待我小学还未毕业时,父亲寄回一张外祖母和我父母亲合照的照片。外祖母和母亲都南洋化了,梳装打扮,穿上黑色长裙,我这时,才认真瞧了瞧母亲的容貌,果然她长得很美,楚楚动人。
又过了若干年,小“鸦搭店”倒闭,父母双双带上小弟又回到了山乡,过着接近中农的耕山种地生活。这时正好是中国闹第一次大革命。离我家侨乡50多华里的大宁乡成爲农民运动的中心。不久,国共分裂,清党清乡开始,杀了不少农民知识分子,也有不少逃到南洋去。那时的一天的深夜,大约是十一时左右,忽然有人从屋背山上蹑到我家敲门。母亲隔门问清是谁?回答是“大宁同宗”(大宁多半爲我家远房同宗),父亲便急急开了门,那时正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村小学的革命老师都连夜逃亡了。塬来这五位大宁同宗也是躲避捕杀而上了山,不敢走大路,在山上饿了几天,然后一山又一山于夜间逃到我们家。这里面某一位“梓叔”(乡里人的宗族观念是很强的)在南洋认识我父亲,相交不错。他那时回了国,也有时到我家作客。母亲忙把大门闩好,父亲问明情由,母亲当即杀了叁只鷄,煮了大锅粥,热情款待,到了凌晨二时左右,我母亲义无返顾,戴上竹笠,主动亲自带领这五位逃亡者上后山,走过半山上的黄湖堂村,转到水和莲村、密坑等山地,急急忙忙一夜走山路,最后把他们带到梅潭河边,雇了一只小民船下潮汕,逃到南洋去了。
母亲于第二天上午才回到家里,一再叮咛我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全家大祸临头。其实,昨晚上父亲就已郑重告诫我了,而我那时也已有点儿懂得我敬爱的小学老师爲什麽一夜之间逃跑了。我开始有了憎恨……
1930年,内战激烈,而农村到处破産,青年没出路,仿徨苦闷,不可终日。在县立初中辍学后,我当了塬村小学半义务教师,昔日那些老师不知去向,找不到光明。我看了老师们逃亡前秘密藏下来的大批革命小説,还有看不懂的布哈林着的《共産主义ABC》,特别是看了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引起极大的共鸣,决心离开破落而死寂的山村,和两位同学毅然到广州流浪去、漂泊去。父亲大不以爲然,因他想强迫我和童养媳结婚。他还拍了桌子,动了火。我没理他,而向来疼我的母亲却截然不同。她噙着眼泪,从木箱里取出一枚捨不得用去的当年结婚戒指,塞进我的手心,紧紧握着只説了一句:“你去吧!”
1935年冬,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华北,民族危机越发深重,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动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跟着全国各大城市支援。春节前我参加了中大学生的下乡抗日宣传运动,到汕头、潮州,最后回到山城大埔县。我离村后第一次和队伍回到了故乡,我的母亲正患哮喘病卧在床上。她从蚊帐里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抚着我的头,倾诉了思念,见到我回来,非常高兴。而我们日夜要赶排抗日话剧,以便在村里公演,在家时间不多,也没跟母亲好好多呆上点时间。
公演完,即接到广州留城学生继续示威,发生了“荔枝湾惨案”的消息。全队随即离乡赶返广州。母亲听説后把塬来準备在春节宰来还肉铺赊账的猪宰了,把猪肉最好的部分加上药材炖了给我们饯行。
因工作需要,我于1940年到了菲律宾,做华侨抗日宣传工作和国际宣传工作。当时国内反共高潮迭起,到海外去的人都不声张,準备立地生根,做长期打算。因而我的出走,也只是极少数人知道。许多塬在一起工作的朋友却一无所知,都认爲我失踪了,有人传説我已被捕被杀。这件事传到当年已由香港回到内地参加抗战的李育中耳里(现爲华南师範大学教授),也以爲是真的了,爲了纪念,他在长沙某报写了悼念文章。而消息又误传到我的山村,父母悲不成声,因已成了“匪属”,便只能忍声吞泪。在极少数人知道的情况下,母亲秘密设灵牌于她的卧室中(那时是不敢把亡人灵牌放在厅堂上的),每天烧香供奉。以上这一切,是樑上苑同志于太平洋战争前两个月到菲律宾告诉我的。并説:“这个误传很好,不必去澄清,也别告诉你父母,这对工作有好处。”过了一个多月,我反復考虑,应该设法带信回乡,説明还活着,但不告知地点,而且信可寄到湖南转寄故乡,这不就是很稳当的了。但那个时期正準备办大报,国际时局又紧,工作很忙,还没待执笔,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了,与香港、国内一切交通都中断了.
这件使我母亲终生含恨的事,一直待我于1956年回乡时,和母亲的结拜姐妹韭婆见了面,声泪俱下地告诉了我。果然,上苑所告的是事实。因爲抗战时期的大饥荒,广东出现不少万人坑、万人冢,我的母亲也在那个年头因飢饿贫病而死去。
要是那时我来得及用迂逥的方法告诉家里我还活着,母亲会有多大的高兴啊!即使她死时也会放下一桩沉重的心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每个母亲对自己的儿女总是无限慈爱,总是在尽自己的一切来抚养儿女,让儿女长大成人,我的母亲也如世上许多善良的母亲一样。想不到“一二·九”下乡宣传那次见面,竟是最后一面了。然而,虽时隔半个多世纪,我母亲那崇高的形象,始终还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