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贸易逆差_美中贸易逆差及贸易摩擦的心理因素

　　一、贸易逆差是美中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 　　 　　1979年中美建交之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当年两国双边贸易的统计基本接近，中方统计为25亿美元，美方统计为24亿美元。到1996年，中方统计为428亿美元，比建交时增加了16.5倍，中方顺差105亿美元；美方统计为635亿美元，比建交时增加了25.8倍，美方逆差395亿美元。美方统计比中方统计多出48.2%。再经过十年的发展，中美贸易又跨上一个新台阶，2006年，中方统计为2627亿美元，比十年前增加了5倍多，中方顺差1443亿美元，占全部外贸顺差的80%。同年美方统计双边贸易总额为3430亿美元，比十年前增加4倍多，其中美方逆差2326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8173亿美元的29%。2007年1-6月，中方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为739亿美元，占同期全部贸易顺差1127亿美元的66%；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为1175亿美元，占同期全部贸易逆差3745亿美元的31%。随着中美贸易规模扩大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成为困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一大难题。统计中所呈现的美中贸易逆差造成了美国人心理的极度不平衡，也成为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真实情况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生产和流通的格局，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生产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常也是最后一道环节，使得国际贸易中的许多商品都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烙印。中国的进口中大部分为原材料和半成品，而出口中大部分为制成品。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0.7%，为3214.9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2.7%，为5103.7亿美元；出口比进口多出1888.8亿美元。多出来的部分大体反映出“中国制造”的含量，与中国的贸易顺差总值也比较接近，其中包括企业的利润和中国劳动力提供的服务。加工贸易中的半成品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完成加工组装后，将部分制成品出口到美国。这样，就使得原本属于美国和半成品进口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转变成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其中形成的利润，大部分被在中国的外国企业获得，其中也包括美国企业。由此可见，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中国得到的利润很少，绝大部分贸易顺差含有水分，部分利润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所瓜分。无论是美方统计还是中方统计，都不能反映贸易转移价值的真实性情况。 　　中美贸易的增长是由两国的经济特点和市场需求决定的，同时也反映出两国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双方在统计上存在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转口贸易造成的，只能反映商品的流动，很难反映出利益的转移。除了商品贸易外，2006年中国从美国引进的技术合同总额为42.3亿美元，占技术引进总额220多亿美元的19.2%，而中国对美技术出口基本上是空白。同年美国为中国提供的服务出口为3870亿美元，从中国获得的服务进口为3070亿美元，美国顺差为800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美国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万多个，实际投资超过540亿美元；而中国企业在美设立企业仅1100多家，通过各种方式投资约3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不多，利润有限。技术出口加上服务贸易顺差，再加上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所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1996年9月2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与世界经济》中所举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篇文章说，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9.99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价仅为2美元。在这2美元中，中国只获得35美分的劳务费，其余65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 　　 　　三、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解决贸易摩擦的矛盾心理 　　 　　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已经很高的今天，资本、货物和服务流动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生产的国际化分工使得产品的属性很难按国家来划分。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产业结构有着很强的互补性，相互之间的依赖越来越强。从美国方面来看，保持高额贸易逆差是美国对外经贸合作的一大特点，也是其所谓贸易赤字战略的具体体现。美国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伙伴的贸易均为逆差，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发行国库券来维持收支平衡。美联储测算，2005年美国为国库券支付4.24%的利息，而美国海外投资收益高达8.5%。两相抵消，维持了美国账户的基本平衡。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仅次于加拿大；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债券的第二大持有者，仅次于日本。美国从贸易逆差中得到的更大好处在于，通过源源不断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极大地改善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根据美中贸委会的研究，到2010年，中美经贸合作可使美国GDP增长提高0.7%、物价水平下降0.8%、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1000美元、制造业生产率提高0.3%。对中国来说，作为第一大出口市场的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丝毫不能低估。这就决定了中美在解决贸易摩擦中必然存在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 　　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方面，中方的表现更为忍让。无论是美国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开放，还是对人民币升值施压和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指控，挑起摩擦的总是美国，但道理却总在中国一方。中国主张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也愿意照顾美方利益，但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能让步。然而对于美国来说，回归理性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向来以世界的样板和世界的领导者自居，从各方面还很难适应中国的崛起。相对于美国咄咄逼人的冲动，作为防守的一方，中国方面要比美国方面理性得多。中美两国政府打了多年的交道，对话是解决分歧的最好方法，但相互还需要进一步适应。 　　 　　四、在市场开放方面的矛盾心理：中国比美国更自信 　　 　　美国是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长期致力于打开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但同时却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于是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目前，美国的高额农产品补贴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猛烈抨击。对此，美国表面上强硬，实际上心虚。相对于美国的底气不足和观望态度，中国在开放方面的态度更加自信也更加积极。中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坚定地支持贸易自由化，并愿意有计划、分步骤地进一步开放市场。这一点全世界有目共睹。 　　美国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这可以理解，为了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带领强大的采购团到美国进行大规模的采购，对此美国朝野和社会各界都予以十分积极的评价。美国企业因劳动力成本过高导致某些行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美国限制先进技术出口对自己造成被动，都是美国需要扪心自问的问题。 　　2006年12月，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取得了积极成果，确切地说是美国收获颇丰，主要包括中国同意放宽美国农产品、牛肉、木材进口，中国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14项措施。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7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这次对话使美国得到了更多好处，美中在民航领域达成的“突破性”协议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商机，中方同意美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的民航航班数目在2012年前翻一番，在2011年前让美国货运航班不受限制地服务中国市场，把能在中国运营的美国民航公司增加到9家。美国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7项对话成果中，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占4项。 　　 　　五、人币汇率升值：争吵背后的隐忧 　　 　　中国人民币汇率到底是偏高还是偏低，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正如世界银行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人民币升值是中国问题，而非中美问题。但美国却把人民币汇率形成作为重点攻击对象，不断向中国施压。2007年8月1日美国参议院一个特别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案――《2007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让美国财政部向中国施压，继续要求人民币升值。布什对此明确反对，并警告说有关法案将引发全球新一波保护主义。多次警告中国说“美国人民正对人民币升值过慢失去耐心”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也明确表示，解决汇率问题不能通过立法。从美国政府和立法者随后的不同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心虚。

　　一些学者提议中国以减持美元来对付美国的威胁。2007年4-5月，中国两次分别减持了48亿美元和66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此后，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杰克逊访华时表示，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更多美国政府债券和住房按揭担保证券。美国《每日电讯报》登载了中国学者夏斌关于抛售美元的主张后，布什总统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表示，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只占美国债券总额的4%左右，比美元一天的交易量还少得多。如果中国抛售国债，可能引起短时间内美国国债市场波动，但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根本性的损害。民主党方面则立刻抓住机会对布什政府进行攻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拜登表示，“要不是布什进行了这么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我们怎么会落得欠中国1万亿美元的窘境。我们应当立即停止战争，削减我们的赤字，确保不再欠中国这么多钱。”该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立刻呼应说，“我要向拜登说阿门，因为我百分之百同意他的建议。”尽管一些非官方话语不一定代表政府的立场，但美国人也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思。当然，如果中美真的开始斗法，中国也同样会受到伤害。 　　 　　六、知识产权保护：打官司比对抗好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基本没有停顿过。其实知识产权保护是世界性课题，保护到什么程度，如何保护，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国际上自有公论，连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但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在打击盗版软件、电影和其他美国产品方面力度不够。2007年4月9日，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提出两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指责中国打击盗版不力和限制美国电影、音乐和图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反应过度，毕竟寻求世贸组织解决问题，也是理性的做法，比美国采取激进的单边行动要好。尽管美国的做法不符合两国政府达成的共识，但吴仪副总理的回应掷地有声，我们将“奉陪到底”。 　　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吴仪副总理在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时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反对经贸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在商言商，不关心政治，而是体现出高超的智慧。对话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政治化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就可以避免误入中国威胁论的陷阱，避免招来更多针对中国政治问题的争吵，并且有效挡住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和借口。相反，如果中美两国把经贸谈判与政治交易混为一谈，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给世界树立一个很不好的样板。美国担心中国对自己形成挑战，担心中国的崛起导致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因而对中国的发展很不适应，甚至不时地想遏制中国。对此，我们只能做解释说服工作。对于每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世界各国自有其看法。 　　以上美中双方在贸易摩擦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国关系的复杂程度。中美关系不是非敌既友的关系，就是这样磕磕绊绊在向前发展，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在中国对外贸易强劲增长的形势下，按现行统计方式，中美贸易很难平衡。因此，中国也必须正视美中贸易逆差，对美国的挑衅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